若干国际热点问题和中国周边安全形势_国际形势周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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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2“形势与政策”第4讲
2012年若干国际热点问题和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重庆工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部
古世平
教学目的要求
1．认识西方发展模式弊端不断显现的事实并理解其原因。
2．了解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并认识其主要表现。
3．理解并掌握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的内容、主要表现和可能趋势。
教学重点
1．西方发展模式弊端不断显现的事实和原因。
2．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意图
3．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新变化的内容、主要表现和基本趋势
复习思考
1．怎样理解西方发展模式与社会制度积弊深重？
2．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思想依据是什么？ 3．美国全方位布局亚太主要表现有哪些？ 4．为什么美国“重返”亚太并非易事？ 5．怎样认识和理解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6．怎样认识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可能趋势？
教学内容
一、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不断显现
尽管，我们在介绍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时，涉及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经济低迷和失业率高企等情况。但是，当我们关注2012年的国际热点时，不能不再次提到欧美债务危机，经济复苏乏力，甚至可能陷入二次衰退，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催化下，西方政治极端民主化、经济极端市场化、社会极端自由化积弊尽显，陷入深刻危机。华尔街神话破灭，西方制度光环褪色。伦敦骚乱、默多克新闻集团丑闻等使西方所谓自由、人权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暴露无遗。
（一）债务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难见尽头
1．债务危机越演越烈
从2007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重创美国金融业的同时，也严重冲击了欧美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健康运行。在采取一系列应对方案和改革措施后，人们本已开始期待西方经济可以摆脱危机阴影，重新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但是，严峻的现实，很 快使世人的希望破灭。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之后，欧洲主权债务问题愈演愈烈，引发系列政治动荡和社会**，成为国际热点。2009年欧盟27个成员国，除波兰外，都是负增长；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负债率和政府财政赤字，都超过欧盟规定的60％和3％，就是说所有国家都欠债，只是多少而已；政府都是寅吃卯粮，债务问题增大时，一旦周济不开，就会发生违约，甚至国家都会破产。
2011年以来，欧债危机持续蔓延深化。6月，希腊债务总额高达2550亿欧元，占GDP的比重，两年内升至200％。主权违约风险激增，国家陷入信用危机之中。欧盟在欧元建立之初就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提出了加入欧元区的标准：各国公共债务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预算赤字不得超过3％等。但目前大部分国家都突破了这一红线。截止2010年底．法国国债规模高达1.59万亿欧元．占GDP的比重高达81.7％；截至2011年8月，西班牙负债6800亿欧元，占GDP比重为64％，虽低于欧元区债务国83％的平均债务水平，但其失业率成为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国家；意大利负债1.13万亿欧元，占GDP的120％。欧债危机不断发展深化，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塞浦路斯等陷入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主权评级均被下调；欧洲大部分商业银行受债务问题严重拖累而陷入困局。
美国债务问题十分严重。近两年，美国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财政赤字攀上历史高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数据，美国联邦公债占GDP的比例2011年达到99％，2012年预计会进一步升至103％。2011年5月16日，美财政部称美国债总额达到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为不使美国债务违约，奥巴马政府同国会密集协商，美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提高国债上限、减少财政赤字等问题激烈争斗，几乎在最后时刻达成妥协．通过提高国债上限和削减政府开支的暂时框架协议。美国债务违约风险导致其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欧美经济再次深度受挫并一蹶不振，并由此引发多国社会剧烈动荡，从雅典的街头抗议示威，到伦敦大规模骚乱，再到“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国家从经济到社会似乎都出了大问题。但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里？应该如何从更大的时代背景去理解西方经济和社会困境的深层动因？
2．政治动荡和社会风潮不断加剧
在长期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解决高额主权债务危机的出路，是实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这就导致在是否接受欧盟救援和如何实行财政紧缩政策的问题上，一些国家执政党和反对党产生了分歧，造成了政治动荡，“欧猪5国”政府纷纷倒台。2011年2月，上任仅两年的爱尔兰总理赖恩·考恩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总理任期；3月份，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因议会拒绝批准其财政紧缩计划而宣布辞职；11月9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辞职，随后成立了联合政府；三天之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则在强烈政治压力下于11月12日宣布辞职，结束了他长达17年的总理任职；11月20日，西班牙提前举行大选，反对党人民党获胜，在任总理薛帕特罗辞职。
欧洲各国频频发生政治动荡的同时，社会风潮不断加剧。长期形成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紧缩财政造成的威胁，使得广大“愤怒者”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社会不公。西班牙“5·15”示威游行打出反对现行体制的口号，希腊抗议活动不断升级。有关国家民粹主义和极端势力有所抬头，挪威出现暴力极端事件，英国多个城市爆发骚乱。
（二）美国经济难有较大起色
1．美国各种经济问题难以缓解
2012年的美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与2011年相比，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美国官方在处理 经济问题上的分歧将更加明显；是否利用金融杠杆刺激经济则颇费思量。有分析认为，美联储在2012年可能推出某种形式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3)。
美国经济前景虽然短期内大体平稳，但增长明显面临停滞，同时也意味着各种经济问题难以缓解。《经济学家》杂志预测，2012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仅为1.3%。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克拉里达(Richard Clarida)认为，2012年美国经济预料能够实现平稳增长，通胀率维持在低水平，官方动用金融杠杆实施刺激政策的意愿依然不大。
他对记者表示，美国市场上目前充斥着流动资金，刺激政策可能会加速巨额资金的高速流动，对经济健康增长并不是很有利。他指出，美国现在仍需要稳健的货币和金融政策。
失业率问题依然严重。2011年11月美国失业率虽降到9%以下，但这主要是由于很多人到了年底放弃找工作，而并非就业岗位增加。《经济学家》指，美国当前的实际失业率是9.6%，尚若将正在寻找全职工作的临时工也计入失业群体，那么失业率就高达15%。美联储在其最新报告中指出，“高失业率仍是美国经济主要问题，企业固定投资的增长速度似乎有所放缓，住房部门仍旧处于受抑制的状态”。美国证券和商品交易市场的波动性因此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选举政治”和两党政治恶斗，干扰经济决策。2012年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选民格外看重经济和就业议题，这也对美国总统奥巴马争取连任至关重要。但“选举政治”很可能会干扰经济决策。奥巴马虽然野心勃勃地抛出4470亿美元就业促进法案，但在国会表决中举步维艰，只得拆分成几个较小议案继续审议。即便如此，议案通过的希望也很低。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关键议题上争吵不休，差点令美国债务违约、政府关门，令外界强烈质疑美国政界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2011年8月历史性地调降美国信用评级，其中原因就有对美国政治决策过程的不信任。
“政治瘫痪”阻遏经济复苏。华盛顿的“政治瘫痪”，是阻遏美国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2012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举行之前，美国国会难以就重大刺激经济决策达成任何一致意见。
2．欧洲经济问题拖累严重
2012年美国经济的外部挑战主要来自欧洲。虽然，欧元区各国达成了加强财政监管的协议，但国际评级机构却加紧对欧元区国家施压，区内多国的信用评级下调可能已迫在眉睫。欧元区的危机继续发展，该地区2012年将很可能陷入经济衰退。美国的金融业和银行业因欧洲问题面临巨大压力。
美国本应在欧债危机问题上做出更大努力——毕竟此问题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但美国出于各种考虑，并没有全力干预。外界普遍认为，如果放任欧元区危机继续恶化，美国经济势必要付出沉重代价，特别是金融和银行系统会遭遇重创。
如果内外环境不像当下这般糟糕，美国经济或许能够恢复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但可惜现实严酷，2012年的美国经济大概还得在低迷的泥潭中继续沉沦。
（三）欧元区陷入二次衰退的危险增加
1．二次衰退威胁增大
欧盟为全球贡献大约五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欧元区上次陷入衰退是在2009年，经济下滑4.3％，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衰退。2012年2月23日，欧洲联盟委员会发布的预测认为，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2012年将下滑0.3％，而非先前预测的增长0.5％。提醒欧元区尚未走出债务危机的恶性循环，甚至正奔向三年内的第二次经济衰退。欧盟委员会认为，“主权债务人虚弱、金融市场脆弱和实体经济放缓之间的负面循环似乎仍未打破”，整个欧盟经济2012年将停止增长，希腊经济将连续第五年衰退；西班牙和意大利经济将收缩大约1％。
当然乐观的预测也仍然存在，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告诉德国媒体，欧元区经济正在反弹，积极信号有所增加。
2．失业高企甚为严重
南欧国家推行极为苛刻的财政紧缩措施，致使一些地方政府无力支付职工工资、社会服务停顿、失业率高企。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中认为：“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失业增长，占欧盟2010年末以来失业增长的95％。更甚的是，西班牙和希腊的青年失业率（从危机前的高水平）飙升至接近50％”。
3．通胀逼近风险剧增
更为糟糕的是，通货膨胀风险，可能伴随欧元区经济下滑。美国彭博新闻社分析，通胀率抬头，可能妨碍欧洲央行进一步下调利率。
欧盟委员会预测，2012年欧元区通胀率将上升至2.1％，触及欧洲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鉴于地中海周边国家债务深重、竞争力太低，欧元区成员之间的差距将更加“突出”。德国和法国经济，今年可能分别增长0.6％和0.4％，与南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将拉得更大。
（四）西方发展模式与社会制度积弊深重
欧美债务危机的深化蔓延，实际上标志着国际金融危机进入一个新阶段。债务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各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大规模非常规刺激政策，导致债务规模急剧膨胀。深层次原因，则是冷战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金融资本扩张，导致其整体经济结构失衡，政治、经济和社会多种矛盾并发所致。西方经济社会面临的严峻形势，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所带来的冲击，也已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范畴，成为关乎西方经济社会制度和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是虚拟经济膨胀削弱和腐蚀了西方的生产力。西方特别是美英推崇金融至上，大搞“以钱生钱”的“金融创新”，不仅导致“金融泡沫”破灭后迟迟形不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体经济和产业日益萎缩，而且也造成拉动社会就业能力严重缺失。
二是借债消费的模式累积和推高了西方高福利、高赤字、高债务“三座大山”。西方在“寅吃卯粮”的惯性轨道上越滑越远，去“三高”将是漫长艰难的过程，而且伴随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三是金融阶层暴富加剧了西方社会贫富分化。作为社会稳定支柱的中产阶级日益缩水，社会结构由传统的“橄榄型”变成了“金字塔型”。
四是大资本集团绑架西方政治，党派极化现象突出。当前掌握巨大政治能量的是金融巨子，而不再是石油和铁路大亨。选票和党派利益至上严重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和决策效率。
五是西方制度赖以运行的外部有利条件日益丧失。全球化打破了西方在资金、资源、人才、技术等领域的垄断，加剧了西方产业和就业岗位的流失。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同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使西方操控世界的杠杆越来越少。
同时要看到，西方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仍占绝对优势，并拥有雄厚的科技、教育基础和强大创新能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更不甘坐视新兴国家快速发展，将想方设法对外转嫁危机，加大对新兴国家的管控和打压，极力维护其既得国际权力。
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来势汹汹。2011年，美国领导人密集出访亚太，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增兵澳大利亚„„奥巴马自称美首位“太平洋总统”，反复强调美国是“亚太国家”，誓言继续充当“亚太领导”角色。
（一）重心东移由来已久
1．美国地缘战略的演变
从地缘来讲，美国的全球战略可以比喻为一个人，本土是主干，加拿大和拉美就像他的头和脚，欧洲和亚太变成了两个胳膊、手，一边搂着大西洋，一边搂着太平洋，这样构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布局。美国一直强调要以美洲大陆为核心，抓住两对关系，一是跨大西洋关系，另一个是跨太平洋关系，对欧亚大陆进行合围。美国崛起的时期，门罗主义强调，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重心主要在美利坚大陆本身的扩张上。在崛起之后，它的战略重心放在了欧洲，尤其在冷战时期，战略针对的对象是苏联，依赖的主体是北约，寻求的目标是欧盟与北约的“双推进”。冷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它的重心仍在欧洲，消化前苏联解体后的政治遗产。
2．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开始
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运筹战略重心东移。克林顿政府于1995年出台了冷战后的第一个《美国东亚战略报告》，明确地规划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的，抛出“亚太共同体”倡议，做足战略重心东移的理论和思想准备。1998年又出台了第二个《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以这两份报告为标志，克林顿政府启动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亦准备加速战略重心东移，打出“谦逊的国际主义”旗号，主张收缩战线，削减在中东的前沿部署和军事基地，加大亚太投入，被广泛认为其关注重点将明显向东倾斜。但“9·11”事件打乱了小布什政府战略部署，美战略重心东移进程止步于中东和南亚。21世纪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主要精力被消耗在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战略重心东移心有余而力不足。
3．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的思想依据
奥巴马上台前后，美战略界就美国战略目标与重点等根本性问题展开大辩论，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反恐与应对大国崛起的两项战略任务不可偏废。小布什政府受到反恐议程拖累，顾此失彼，犯了战略错误。如今，恐怖主义遭到重创，伊拉克、阿富汗渐被改造，两地撤军行动已经启动，长达十年的反恐时代告一段落，应对大国崛起应成为美国政府的紧迫课题。
其二，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必须顺应世界权力和经济发展重心已经转移到亚太的大趋势。正如俄罗斯南下、印度东进、澳大利亚北上一样，从经济上看，处于困境中的美国要实现出口倍增、拉动就业、刺激经济的目标，必须寻找巨大的海外市场，而环顾天下，欧盟自身难保，中东一片乱局，非洲不是理想投资场所，亚洲便成为它出口倍增的主要依赖。
其三，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面临严峻挑战。这一地区的盟国出现松散化和离心倾向，尤其是小布什执政期间，日本要脱美入亚，韩国要当东北亚的“平衡者”，澳大利亚拼命拉近与中国的关系，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的关系一度好于与美国的关系。这样一来，美国要想保住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必须笼络和强化盟国关系。而且，亚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浪潮如火如荼，而一体化进程或是排挤美国或是没有美国参与的，比如东盟10+1，东盟10+
3、中日韩一体化，尤其是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建成，让美国人产生极大的危机感，如果再不参与各种一体化进程的话，美国的经济利益将会无法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中、俄、印同步崛 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在东亚影响力急剧上升和扩展，使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性地位受到历史性挑战。
战略界的这些共识，成为奥巴马政府国安团队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依据。4．美国加速战略重心东移
奥巴马政府上任之初，全面运用“巧实力”，努力修复美国同伊斯兰世界关系，重启美俄关系，巩固美欧关系，对“问题国家”实施“伸手外交”，适时调整反恐战略，将恐怖主义视作“21世纪的诸多挑战之一”而非“唯一”，不再片面地从狭窄的反恐棱镜中看待世界，为战略重心全方位移师亚太创造条件。
国务卿希拉里就任不足一月即首访东亚，成为五十年来将首访放在亚太地区的首位国务卿。后又十访亚太，五次发表有关亚太战略的重要讲话。2011年10月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新太平洋世纪》，全面系统地阐述奥巴马政府的亚洲观，明确指出美国未来十年的战略重点就在亚太，声称“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要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美国要领导亚太各国“建立一个更富有活力和更持久的跨太平洋体系、一个更成熟的安全和经济构架”，并发挥地区“领导作用”。该文堪称美国新亚太战略的蓝本，给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做了明确的结论。
紧接着，10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抵达印度尼西亚，开始转任五角大楼“掌门”以来对亚洲的首次访问，向“盟友”承诺，美国虽然面临军费削减，仍会维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在亚太地区的预算绝不会减。随后，奥巴马展开其亚太9天行程，主持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高调访问澳大利亚，并首次以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出席东亚峰会。
至此，无论从言论上，还是实际动作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已成为现实。
（二）美国“重返亚洲”全方位布局
1．雁型安全模式全面升级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强力推进既定部署，见缝插针，巩固亚太地区同盟国家向心力，巧妙利用各种手段拉近与非同盟国家关系，力争全面主导亚太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调整主动权。从2010年开始，美国逐步在中国周边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不仅使中国直接面对美国日益增强的战略挤压，也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国家间关系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模式中，美国是雁首，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尤其是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石”，美日韩三边存在形成军事同盟的迹象。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印尼，越南和印度的关系，显著特点是以地区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这也是美国塑造亚太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
“雁型安全模式”是冷战以来美国亚洲战略的第三个阶段。从冷战开始到21世纪初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前苏联为对手的轴毂模式，第二个阶段以日本为对手的扇形模式。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不同模式并非是替代性关系，而是逐步累积，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形成。战略与政策的继承性大于变革性，是一个突出特点。第三个阶段的“雁型安全模式”，正是综合美国对苏、对日战略的历史经验，站在亚太战略之上，挟亚太以制衡中国，以军事、经济两手都要硬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
2．巩固、强化和整合传统盟友关系 美日关系方面，2010年5月，美日就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达成共识，消除了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障碍。日本2011年度防卫白皮书称，日美同盟在实现日本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不可缺少。今后将进一步推进在更广泛领域的安保合作。在“天安号”事件和中日“渔船事件”后，美日举行了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美韩关系方面，两国正式签署《国防合作指针》、《战略同盟2015》和《战略计划方针》等文件，构筑两国“21世纪全面战略同盟”，还设立“延伸威慑政策委员会”，全方位深化两国安全合作。所谓“延伸威慑”，指的是美国利用其核保护伞，向韩国提供安全保证。“天安号”事件后，美韩连续9次举办大规模联合军演。
美澳关系方面，2011年11月16日，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份永久性的驻军协议。从2012年开始美国25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可以在澳驻扎，6年内驻澳美军人数将增加到2500人。这是美军历史上首次长驻南太平洋地区。
同盟三边化与多边化，美在整合双边同盟体系的同时，积极推动同盟三边化甚至多边化。2010年7月，美韩举行联合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演习，引起外界对美日韩三国军队可能进一步“整合”、“联动”的高度关注。同年10月，美日韩澳四国的海陆空军首次进行将官级别的战略协商，并谋划进一步整合各国间安全合作机制。
3．“多面下注”加强“战略支点”扶持力度
美国在重返亚洲的过程中，注重加强对印度、越南、印尼等新“战略支点”扶持力度，尝试缓和同缅甸、朝鲜等敌对国家关系，为巩固美在亚太地位“多面下注”
美印（度）关系不断升级。由冷战期间的“1.0版”、克林顿和布什时期的“2.0版”升级为全新的“3.0版”，在全球安全、人类发展、经济和科技等四个领域重点深化合作，并建立双方“战略对话”机制。2010年11月，奥巴马访问印度，双方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印联合声明”。
美越关系发展较快。最近两年，美国军舰访问越南的频率越来越高，访问的舰只也从一艘增加到数艘。2011年7月，美国“钟云”号驱逐舰、“普雷贝尔”号驱逐舰和“哨兵”号护卫舰，与越南在南海进行了为期7天的联合军事演习。此举就是为了让越南感受到美国愿意与其成为伙伴。
美印（尼）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10年11月，奥巴马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双边会晤后，共同签署了一份全面伙伴关系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美国和印尼将在贸易、投资、教育、能源、环境、国家安全等领域展开全方位的合作，以巩固和加强两国在未来的合作。
4．推动TPP谈判扩大经济影响力
增长乏力的美国经济，欲在亚洲的增长繁荣盛宴中分得一杯羹。为防止在新一轮经济整合中被边缘化，确立和强化美在亚太经济格局主导权，奥巴马政府着力在双边渠道和地区层次拓宽与域内各国经济联系，打造以美为主的亚太经济圈。在进一步夯实同日韩等国经济合作基础上，尤其强化同新兴经济体的合作。
2011年11月12日，在夏威夷举办的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美国宣布与8个国家（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达成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协定，日本也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如果TPP建成，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对跨太平洋的贸易整合产生重大影响。美国的目的除了要分享亚洲高速经济增长外，更看重的是掌握亚太区域统合的主导权。TPP一旦运转，将对 中国产生复杂影响。首先，亚太地区其他经贸体制，将面临被架空和掏空的危险，亚太地区也将会更加分化。其次，美国主导下的TPP使美国成为亚太经贸机制的中心，这将改写亚太经贸版图。想让东亚的经济增长不那么依靠中国市场，打断中国越来越引领东亚发展的势头。最后，除经贸之外，TPP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军事和政治领域。
5．强化在核心地带的军事安全布局
目前，美海军陆战队的一半兵力已部署在亚太，美海军11艘航母中有6艘部署在太平洋。2011年6月，美国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钟云”号已部署在南海和菲律宾苏禄海海域，目的是为“确保航海自由”。美国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驶离美国海军在日本的横须贺基地，前往西太平洋海域与各国合作执行警戒任务。舰长劳斯曼表示，“我们的使命是与太平洋地区的各同盟国共同作战以稳定地区局势。”美国还推出“海空一体战”等长远作战设想，将其防范对象指向中国。
6．加入东亚峰会，争夺东亚主导权
2005年，第一届东亚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时，有媒体将之称为“东亚地区第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地区合作机制”。美国尽管在地理上并非东亚国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2011年11月19日，美国和俄罗斯正式参与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6届东亚峰会。
美国加入东亚峰会，将产生复杂的地区效应。首先，影响东亚合作进程。有可能给东盟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冲击东盟的话语权，如果想继续领导东亚合作，东盟将不得不更加谨慎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平衡。其次，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美国加入东亚峰会，有助于东盟从一个“清谈馆”转变为务实的组织，并且很可能会抵消近年来中国在东亚峰会内部扩大的影响力。第三，用议题逐步改变峰会的定位。美国希望东亚峰会成为讨论地区战略和安全问题的场所，甚至希望对中国推动建设的上海合作组织产生消极影响。
目前，新的美国大战略已经隐现。即：在继续巩固和强化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的同时，充分利用亚太地区既有或正处于塑形阶段的APEC，TPP和东亚峰会等机制，在经济上重返亚太，实现新一轮的战略扩张，绘制新的亚太贸易版图和权力版图。
（三）“重返”亚太并非易事
美国新亚太布局，看似一路高歌猛进，咄咄逼人，但正如小布什时期当年迅速进军中东、中亚一样，最终成效如何，还有待现实检验。综合分析，既要看到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严峻性和危险性，也要看到其背后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
1．美国存在三大软肋
一是国内局势的限制。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政治斗争社会矛盾，使未来几年美国无论谁掌权都必须把战略重心转向国内。此次亚太布局进攻性明显，但它是美国全球战略整体收缩中的一部分。只看到其亚太进攻的一面而忽视其总体收缩，难免夸大其影响力。以目前美国的经济形势，未来几年亚太军事部署能否有足够的财力支撑，确实是个问号。
二是国际形势的限制。西亚北非变局才刚刚拉开序幕，其走势如何谁也说不清。从美国全球战略看，中东至少是和亚太同等重要的地缘重点地区，如果奥巴马全力重心东移而置中东于次要地位，恐怕要犯小布什过于重中东轻亚太的同样错误。美国国内尤其是共和党已对奥巴马应对埃及，利比亚等做法提出批评。一旦变局进一步冲击美国利益，批评声浪必然再起。而巴以矛盾的激化，叙利亚乱局、伊朗核问题的失控以及恐怖势力乱中做大的隐忧，将不得不耗费美国的战略资源。再看阿富汗、巴基斯坦局势，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美国撤军后两国的局势会好转，其对美国的战略牵制短期内不会改变，怎一个走字了得！此外，俄罗斯目 前借助油气资源，一面继续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深化俄中关系，一面抛出“欧亚联盟”构想拉近俄欧关系，而且在独联体夯实基础，假以时日，俄罗斯复兴的速度将超出美国战略预期，由不得美国不提前加以防范。
三是亚太自身的限制。美国错把亚太一些国家对美国的欢迎，理解成各国喜欢美国，殊不知是借力用力、以美压中的短期战略需求使然。长远看，亚太国家在美中间平衡，在经济上继续倚重中国的现实不会改变。
2．东亚各国欢迎中带有忧虑
日韩等盟国，对美国“重返”亚太心态复杂，一方面欢迎，当前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比较凸显，相关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自信心在减弱，迫切需要美国来抗衡中国。另一方面忧虑，请神容易送神难，过去十几年亚洲主宰性力量来自地区内部，中日韩齐头并进发展，东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美国成为“东亚国家”后，不管这个地区是美国主导下的，还是美中对抗下的，或是美中和解下的，对这些国家自身都不利，所以并不是心悦诚服地接纳。
比如越南，现在看起来和美贴得很近，希望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替它撑腰。但越南有着双重担心，一是怕美国把越南当成遏制中国的桥头堡，最后反受其累，小国总是大国的牺牲品，二是怕美国借机改造越南，把它的社会制度、政权更迭了。
日本也有代价．一是在普天间机场问题上忍辱负重妥协，二是美国要拉它加入TPP，国内农业集团反对的声音特别强，政治压力增大。
因此，美国进入亚太，能不能给这个地区带来公共产品，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实惠，是一大考验，或者说是对美国亚太战略的一大限制。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东盟国家吃过美国的亏，历史记忆是很深刻的。
三、正确认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正当中国崛起之际，周边国家利益分化重组加快，地区国家间关系调整，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加速转向亚太，力争打造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世纪”。亚太安全格局演变，军备呈现竞赛趋势，中国安全环境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
（一）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1．海上问题矛盾激化
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压力将常态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和周边国家海上争端不断上升。2009年后更加明显和突出。中国深海战略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尤其在南海，我国和菲律宾、越南摩擦不断。一些国际舆论大肆炒作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很多大国企图插手介入南海问题，以所谓“国际航行自由”抢占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美国自1995年首度表示关切南海问题，目光就没有离开过这一地区，其持续介入，使南海地区的安全局势趋于紧张和复杂化。美国还把南海问题与台海两岸关系联系到一起。中国台湾地区也对南海声称拥有主权，如果其实际控制的岛屿与周边地区发生武力冲突，各方如何有效控制局势将是一个重大考验。东海也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冲突升级。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国海上邻国出现“合纵连横”，共同制衡中国的趋势。美国以海上安全作为其构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积极配合，南海争端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宣布在新加坡部署艘近海战舰，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标志着越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其矛头直指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强硬立场和行为不仅受美国对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支持的鼓舞，同时也有深刻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压力。在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除柬埔寨、缅甸外，其余16个国家都谈到了海上安全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国家表示对南海的关切。
应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地区力量失衡，已经成为美国与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课题和挑战之一。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随着航母的试航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周边国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力图分享中国经济成果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夸大南海争端既是美国加大亚太战略投入的抓手，也是周边国家平衡中国影响力、塑造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手段。南海争议已经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焦点，也将成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主导权转移的 一个信号。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强势和扩张的重要论据。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2．朝鲜半岛僵局难破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即便是美国学者也承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包括维护中朝边界的稳定，阻止对华包围圈的形成，以及显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与可能性。
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朝鲜半岛朝韩双方的紧张对立和美日韩的武力威慑政策，不仅给政治和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进程带来沉重的打击，更把朝鲜半岛推到了战争的边缘。
朝鲜半岛出现新的形势和局面，究其原因是韩国李明博政府对朝新政策和美国东亚战略调整互动的产物。李明博政府以朝鲜政权“即将崩溃”为依据，采取“战略攻势”，主要表现为：高调宣布在今后的冲突中用武力惩罚朝鲜，基本抛弃了影响朝鲜政策的经济手段，说服美国不要与朝鲜单独接触，坚持朝韩关系改善是恢复六方会谈的前提，增加朝韩会谈的无核化内容，竭力促成韩国主导朝鲜及朝核问题解决进程的政策结果。韩国政府的强硬政策，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支持。美国为实现“重返亚太”，以此为契机，强化美韩同盟，坚定地站在韩国一边，支持韩国主导对朝和谈进程，并强化其亚洲的同盟体系并拓展其功能。2011年伊始，朝鲜采取了一些缓和姿态，企图缓解美日韩的高压和孤立政策，但收效甚微，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持续存在。美日韩同盟体制的建立，使“六方会谈”在管理朝鲜半岛冲突、促进东亚区域安全合作方面的功能严重削弱，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波澜起伏。从2011年9月起，美、韩调整了对朝鲜的政策，提供了紧急救灾援助。2011年12月17日，朝鲜领导人金正目去世，给朝鲜半岛局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意味着历史性机遇的来临。但是，2012年3月16日，朝鲜宣称将在金日成诞辰100周年之际，发射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制造的实用卫星。美日韩等国表示强烈发对，加紧部署应对措施，日本完成演练“全国瞬时警报系统”“严阵以待”，美国还鼓动日、韩等盟国部署反导系统，进一步引发东亚紧张局势，给中国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如果朝鲜半岛紧张状态长期化，将严重损害有关各方的利益。
3．日本“远交近攻”加强日美同盟
日本在“3·11”特大地震后接受国际救援的情况，清晰地反映出对外关系排列顺序的亲疏远近。即日美同盟为中核；第二层次为间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国同盟旗下的英、法、韩、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次为与日本历史渊源甚深且有共同价值观的东南亚国家，第四层次为能够对中国实力起制衡或牵制作用的俄罗斯、印度、蒙古等国。具体来说．处于中核的日美同盟关系在快速协调应战能力方面彰显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第二层次的间接盟友也发挥了快速集结的配合救助优势。第三层次的关系主要体现了“情感投资反哺回馈”的良友关系。第四层次则主要起平衡手的作用。上述四个层次，均具有明显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中国在大地震后对灾情深切关注，物资方面予以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选择接受中国的援助时甚为谨慎。从日本领纳其他国际赈灾救援的态度上，充分显示了其现代版的“远交近攻”策略。
日本特大震灾也加速了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此次地震对日本经济地区安全形势造成重大影响，进一步拉大了与亚洲经济第一大国中国的实力差距。整体经济数据表明，日本进一步依赖中国，但是在高端技术产业领域中国仍然依赖日本。正是整体依赖但部分占据优势地位的这种局面，影响了救灾外交在消弭中日两国的不信任中的作用。灾后日韩两国的互动表明，双边关系已经摆脱了那种因历史问题纠缠不清，双方均试图改变对方的混乱期，正朝着承认不同、开始倾听和询问的整合期阶段发展。
灾难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2010年，来自冲绳的强烈反对，阻碍了日本政府执行关于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的协议。日本大地震发生后，驻日美军迅速、大规模的救灾行动，使日本民众看到美日同盟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本民众对美军基地的情绪，弱化了冲绳对基地搬迁的反对声浪，有利于同盟关系的稳定。地震证实了日美同盟体系具有相当强的协调能力、相当快速的反应能力。从军事运作的角度看，在很短的时间内，日美两国政府可以调动极大力量的军事效能，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灾后上台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视美日同盟为日本外交基轴的立场。借助于美国的扶持，日本在新防卫大纲中提出了“机动防卫能力”概念，扩充了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防卫态势，重点部署海上力量，加强情报收集及警戒监视活动。目前的美日同盟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是一个包括政治，军事、信息共享等内容的新框架。按照美日安保条约的规定，美国的目的不仅仅是日本，也包括周边国家。虽然日本和美国在扩展国家利益时，双方存在定的冲突，但是日美之间由于价值观一致，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能够在互相协调的基础上解 决矛盾、提高共同利益。
4．战略忧虑刺激军备竞赛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整体上都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目前，美国是全球绝对的军事霸主，带给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正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军事强国地位，印度推动全方位进攻性军事战略，成为中国周边的“上升性威胁”因素，东南亚各国纷纷加强军备建设，尤其是海上力量。从长期来看，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的态势，不利于亚太安全互信的建设，可能使亚太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圈”，使业已存在的安全困境更加恶化。
在周边国家眼里，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幅度过快，意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带来焦虑感的上升，中国“军事威胁论”被放大。虽然美国军费开支和军事实力远远高于中国，但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更强。这主要表现为：澳大利亚已将军事防御重心放在中国，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普遍较强，尤其是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菲律宾和越南，日本将中国列为主要防卫对象，日方认为中国军费增长超过实际经济增长很难让人接受，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削减军费，周边对中国的信任就增强了。更应引起重视的是，周边国家之间正加强军事合作，联合制衡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美国是亚太地区绝对的军事霸权国家，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和政治格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加速东移，未来一段时间，东亚是美国军事战略关注的首要地区，中国是其防范重点对象，美国将进步扩展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为维持反恐成果和地缘战略利益，美国将在阿富汗长期存在，并重视与印巴的军事合作，提升其在军事坐标中的位置。在美国的战略部署棋盘上，东南亚是其战略依托，战略部署已经成熟稳定，而中亚和南亚是其势力重点拓展之区。从地缘的角度看，美国正在加强从东亚、东南亚到南亚和中亚的战略链条连接力度，一旦顺利完成且加固，那么就意味着环形包围圈构建完毕，在欧亚大陆就很难出现对其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
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和外交战略取向看，美国将日益重视能源通道的控制力。美国正利用在亚太的军事存在、联盟体系，以及通过在中亚和南亚的军事存在，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形成强有力的制约。目前，美国国内正在论辩中国发展航母的动机与意图，甚至出现了中国是否将发展“以航母为中心的海军”这样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目标是发展有限的海军能力，以提升中国在不涉及美国时捍卫地区利益的能力，保护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执行非传统安全使命，实现军事外交，展示负责任国际形象，以及提升中国的声誉。而有的人则认为，边界争端不会导致安全冲突，相反，是安全冲突带来边界争端。边界争端升级是安全冲突发展的象征，而不是原因。例如，南海周边国家之所以能挑战中国，是因为他们享受着美国的保护，而这主要是基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的海上优势。
5．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
非传统安全问题出现社会化、地区化的趋势，直接影响民生。日本特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难，东南亚洪灾，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和南亚地区复杂的安全形势，中国海外投资在缅甸遭受损失等，都表明本地区深受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
2011年自然灾害频频袭击周边地区。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灾害以及核泄漏事故，因其危害强度大波及范围广，对全球核安全和能源的安全利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新审视核电站的安全措施，成为各国确保核能安全的首要任务，也为国际和平利用核能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东京电力公司将大剂量高浓度辐射水排入大海，可能对海洋环境和生态带来复杂和 长期的影响，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抗议。7月以后，泰国东北部、北部和中部泛滥的特大洪灾持续了近4个月。首都曼谷10月份的灾情，一度达到“危急的临界点”。此外，受洪灾影响的还有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大国在中亚竞争的阴影仍无法消散。本·拉登被击毙后，2011年6月，奥巴马总统宣布正式启动从阿富汗撤军进程，对中国的安全将产生复杂的影响。首先，美国不会完全撤离阿富汗。其撤军的战略意图，是要在中亚站稳脚跟，欲走还留，在中亚地区形成多个战略支点，以便以点带面地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网络。其次，美军撤离阿富汗会增加中国反恐和打击分裂主义的压力。“9·11”后，中美在反恐方面保持合作，有利于中国打击“东突”和“三股势力”。随着美军的撤离，中亚的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可能重新抬头并伺机而动，影响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美国倡议“新丝绸之路”计划，开始实施其“非军事战略”。十年反恐战争，极大的代价，并不能解决阿富汗及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美国开始从单纯注重军事战略、依靠自身和少数北约成员，转变为军事战略与经济战略并重。2011年7月，在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首次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9月22日联合国大会期间，希拉里与德国外长和阿富汗外长，共同主持了一个由30多个国家外长参加的“新丝绸之路部长会议”，专门讨论“新丝绸之路”计划。“新丝绸之路”计划，目的就是借助国际社会的努力，打造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经济与运输网络，通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将经济迅速发展的印度甚至整个东南亚，与油气资源丰富的西亚国家连接起来，利用国家间、地区间的优势互补，强化阿富汗的枢纽作用，促进包括阿富汗等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航道影响本地区的和平稳定。2011年“湄公河事件”，凸显航道安全的重要性。湄公河流域的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山高林密通信不畅导致跨国犯罪猖獗，已严重威胁沿岸国家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本地区的和平稳定。11月26目．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部长级会议宣布，四国将在湄公河开展联合巡逻执法工作，共同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促进湄公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员友好往来。中方将在联合巡逻执法装备和人员培训方面向老缅方提供帮助。此举意味着，中国为维护区域安全提供公共产品，朝着建立切实的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框架迈进了一大步。当中国的地区利益能够得到制度化的保障时，中国的地区战略才能顺利推进。
应对非传统安全更需构建软实力。2011年9月30日，缅甸政府叫停密松水电站建设，凸显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的紧密联系。缅甸总统吴登盛对搁置电站项目的解释是，该电站可能会“破坏密松的自然景观，破坏当地人民的生计，破坏民间资本栽培的橡胶种植园和庄稼，气候变化造成的大坝坍塌也会损害电站附近和下游居民的生计”。其实，密松水电站开发，不完全是经济和环境问题，之所以变成了政治问题和“民意”问题，在缅甸和国际社会被热炒，事实上既是西方非政府组织长期不遗余力煽动的结果，也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积极干预、影响和拉拢缅甸，疏远缅中关系不无关系。
如果从软实力的角度看非传统安全问题，那么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度，构建软实力显得十分重要。在全世界形成自己的软实力优势，这种优势未必需要美国来加以保障，也并不与中国和平崛起相冲突，它们是人类为追求和平与繁荣而获得的经验积累。特别是在突发性的自然灾害面前，单独某一国的技术积累和智慧还不够，需要国际协作。全球性问题的增生，迫使国家利益的内涵已不能局限在领土范围之内，而是呈现出全球性地区性关联。
（二）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展望
随着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引发的连锁性反应，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进入了一个战略摩擦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将减弱，周边国家对我海洋经济资源的争夺将加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角逐将越来越决定亚太地区的秩序，为此中国应该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1．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2011年，南海问题出现危机，表面上看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主权争端，但其实质是中美海权的较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维护海洋权益和稳定周边海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这与视太平洋为其内湖的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撞。南海问题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抓手”，未来美国与周边国家深化海事安全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趋势将增加。为制约中国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的增长，美国未来还将通过其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加大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对中国而言，海洋是国家利益拓展中必须坚持的内容，其挑战是如何让周边国家接受一个新的海洋秩序。
受限于技术，中国发展航母，短期内根本不会对美国海上安全直接构成挑战。但是，在外交层面上，会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加政治化。中国发展航母的目的十分明确：中国不当海上霸主，不争夺海上霸权和地区霸权，不以任何国家为作战目标，不对他国构成安全威胁。中国将来拥有航母，只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近海防卫战略不会改变。但是，对美国的部分人而言，中国海上力量增强，却是挑战海上安全的信号。一部分专家认为，面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美国无需立即改变其军力发展计划，只要持续增加在太平洋西海岸的海军部署，并加强与该地区盟友的防务合作以及提升美国航母在该区域内港口的存在，就可以维持美国在西海岸的海上优势。
在美国新一轮战略扩展的背景下，中美关系也步入了战略焦虑期。美国的战略焦虑在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可能改变地区力量平衡，产生包括领土在内的更多利益诉求，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构成挑战。中国的焦虑则在于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因美国重返亚太而引发的安全上和经济上的联动效应。战略焦虑的现实存在，中美实力对比的不对称性和对彼此战略意图的错误认知，可能放大中美之间的分歧，使得中美之间**不断。如果美国的权力是建立在抵消和解构中国对区域影响力的基础上，中美关系就难以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中美竞争加剧，促使中国周边的利益分化重组加快。通过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回顾与展望，我们发现，“周边”的范围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深化而延展，目前已经发展为一个具有多个层次的地区体系。在这样一个周边世界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衔接、霸权国家与地区强国共存。尽管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实力增长必然导致军事扩张，但中国试图摆脱历史的宿命，避免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激烈的冲突。总体而言，中国的目标是塑造一个更加均衡的地区秩序，这个秩序既能容纳美国的利益，也能扩展中国的利益，同时确保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崛起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
2．大选年可能引发地区外交格局新变化
每次大选不仅意味着国内政局的更替，也意味着地区局势的调整。新领导人上台，变革财经政策将对市场走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波动有时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更为直接的是，新领导人为满足国内民族主义压力，以对外政策的强硬缓和国内矛盾，这可能让周边国家在观察政策走向时产生误判。
2012年美国、韩国、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在进行大选，中国也面临着领导人换届。处于大选年的各国政府可能更加关注国内问题，但是选举中议题的炒作，也可能给地区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新的压力和动力。
第一，中国成为美国2012年选举的重要议题，给中国外交带来压力和挑战。尽管美国选举拿中国说事早就不稀罕，但在美国战略决策界心理失衡的情形下，美国有可能把对华的情绪性、策略性看法，上升为国家的法律。一旦如此，中国将面临持续的压力。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现在就想知道美国总统大选的赢家是谁还不可能，但很明显输家已经有了一个，那就是中国。共和党候选人在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使奥巴马政府面临着压力。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面临着内外困境。在国内，两党政治极化严重，关系紧张，围绕着债务上限问题的两党恶斗，让人们对美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强烈怀疑，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外交方面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被迫实行战略收缩。美国诸多国内问题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战略等方面长期积累的结果。“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生动体现。在2012年大选中，美国选民将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其内政外交的调整和变革方向。在未来几年，随着美国内外战略的调整加速，且更多被国内问题、国内利益所左右，中美关系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和风险。
第二，政府换届导致国家内外政策的调整，可能给地区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以菲律宾为例，2010年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为了巩固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通过拉拢美国、日本抗衡中国，并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在缅甸，2011年3月，吴登盛被缅甸议会选举为总统，组成了新的文官政府，掌握缅甸政权20多年的军方强人丹瑞宣布退休。缅甸新政府上台后一系列的新举措，使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尤其是9月30日，吴登盛突然宣布搁置中缅合作兴建的密松水电站，这决定让中国感到措手不及，再次凸显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中国周边外交的困境与尴尬。
韩国大选可能给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带来新的契机。“天安舰”事件以来朝鲜半岛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与李明博政府对朝鲜的认知和强硬政策直接相关。如果新政权改变对朝鲜“崩溃论”的认知和僵硬的对朝政策，则可能迎来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进步促进六方会谈恢复。2011年10月下旬，民间团体和各在野党统统推选出身于民间团体的候选人当选首尔市市长，反映出韩国政治下行的压力。2011年自“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一系列“革命”表明，目前新一轮的社会意志渗透进政治体系，很可能引发诸多冲突。
选举对地区影响的复杂性，还在于政策调整的频率、幅度在短期内都会加剧。有可能将使那些建立在经验上的外交手段失效。由于调整的叠加效应．即便是选举国自身也很难测度政策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从而使亚太地区存在着若干无法掌控的选举引爆点。这对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掌控能力、外交决策部门的反应能力以及战略界的情报分析能力，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
3．以政经合一的方式管控周边局势
客观地说，中国周边局势的复杂化，并不都是因为美国的介入。美国“雁型安全模式”的出现，其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认识到在亚太地区存在着多种威胁，包括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大国崛起，以及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的跨国性问题等。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动态演进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有的周边国家欢迎美国加入，有的国家拒绝美国加入，甚至有的国家既欢迎又警惕，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周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拥有不同的安全需求。中国在周边地区安全的需求上，既有美国的特征（威胁来源于国土之外），也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影响安全的因素来自内部）。更加突出的是，中国将从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迈进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行列，安全需求的升级非常明显。目前来看，中国有着多种安全需求：东北部，传统安全威胁、非法移民与跨境民族；东部沿海，领海争端、资源能源通道、进出口通道；西南部，领海领土争端、水资源、非法移民、毒品与跨境民族；西部，跨境民族、能源通道与“三股势力”。
以多个次区域为依托点的周边外交，将是未来的一项战略性选择。近代史上，中国存在着以陆上为重心还是以海上为重心的战略论辩（塞防与海防）。随着资源多元化以及安全威胁的泛化，这种划分的讨论将逐渐失去意义。判断究竟是海上重要还是陆上重要，要看战略性资源的通道安全威胁的等级以及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性。中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基本决定了中国需要采取种合作性参与战略。因此，从次区域层次和问题领域来审视各个地区的安全等级秩序会更加有效。总体而言，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塑造一个更加均衡的地区秩序，这个秩序既能容纳美国的利益，也能扩展中国的利益，同时确保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
冷静地分析中国周边国家的力量对比，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去没有，现在依然没有，短期内也不会出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均势。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获得了持续的经济收益，但未来20年内权力的分配优势（尤其是军事能力），还是在美国这边，特别是美国的同盟体系。按照客观的实力分布，那么只能说周边国家是追随美国，而不是制衡中国。弱小的一方依赖强者并不与历史经验相违背。如果历史经验还具有某种长期合理性的话，那么周边邻国不制衡中国的行为是符合东亚的历史情境的。中国外交依然要着眼于为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
看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需要足够长远的眼光。尽管目前中国已经是周边数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似乎出现了某种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局势，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如果把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算作一个整体，基本上所有的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对象集团，还是西方世界开创的贸易体系，甚至于中国本身也得益于这个开放的经济增长体系，至少加入WTO的10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回顾自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哪一个国家能够不断推动经济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高质量的生活．那么这个国家就拥有权力。
因此，对中国而言，要创造性地塑造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一方面，要增强与美国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管控双方的分歧，既要对美重视，但也不必处处围绕美国转。另一方面，要调整中国的亚洲战略，让周边国家更多地分享中国崛起的好处，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