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孙子兵法》中的军事伦理思想_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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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孙子兵法》中的军事伦理思想

摘要：孙子论兵，以“道”为先，本文从“安国”“保民”的道德价值观、“爱卒”“善卒”的人道情怀、“德”“法”并用的治军策略和“五德”为纲的将帅修养等方面探讨了《孙子兵法》中的伦理思想。从而说明，正是从战争或军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出发，孙子才能展开他那具有无穷魅力的军事理论体系，体现了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鲜明特色。

关键词：孙子兵法；伦理思想；军事伦理；

孙子不仅是中国古典军事学的奠基人，而且是古典军事伦理学的奠基人。在他的博大精深的军事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军事伦理思想。他从最基本的道德关系即军队与国家、人民的关系入手，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军人的价值理论，将帅道德规范及军人道德实践等一系列军事伦理问题，形成了完整的，独具特色的军事伦理思想体系。研究孙子的军事伦理思想，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军事伦理文化精华，加强当代军队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孙子兵法》，以其丰富的内容，精辟的论断、深邃的哲理，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作战经验和军事理论，揭示了一些有关战争的客观规律，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曾产生过巨大影响。2500多年来，历代兵家、学人对孙子思想进行了不曾间断的研究。人们已经认识到，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一些克敌制胜的基本军事原则，而且在于它所包含的谋略思想和领导统御艺术，广泛应用于政治斗争、经营管理、领导决策、体育竞争、外交谈判乃至于人生处世的诸多方面；亦包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伦理学思想。

在伦理思想方面，孙子与思想家孔子一样，也主张“厚爱其民”、“爱人”，讲求宗法道德规范。孙子高度重视“道”这一伦理学范畴的作用，把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同生共死，“上下同欲”即上下一心视为“道”，引为取胜之本；强调体恤士卒、仁以带兵，“文”（仁爱）、“武”（刑罚）并举；崇尚功利，把“利合于主”、“非利不动”视为军事抗争的一条重要原则；此外，在道德规范方面，他强调将帅应有“智”、“信”、“仁”、“勇”、“严”“五德”，“五德”皆备，方可为大将，这些“德目”，也正是中国古代传统伦理思想的一贯要求。总之，闪烁其间的古代伦理学思想，可谓较为系统，较为丰富、值得后人去体味，去研究，并加以借鉴。一《孙子兵法》与传统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根基是伦理道德。孙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孙子兵法》必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儒家文化根源于齐鲁文化，孙子作为齐国人，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仁”是中国传统伦理最高的道德原则，用“仁”去解读《孙子兵法》，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仁爱”，如“爱卒”、“善卒”、“养卒”，“安国”、“保民”、“利主”。二是“义恨”。“爱”和“恨”是构成“仁德”的两个基本要素，也是基本道德规范，对人民越是爱，对敌人就越要恨。三是“大仁”。作为军人，最大的仁就是实现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发动战争、进行杀戮，不是不仁，相反。这正是最大的“仁”。孙子在《用间篇》中指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出兵打仗，动用军力人数众多，国家财力物力耗费巨大，全国的老百姓也都不得安宁，有时战争还要持续数年，如果吝啬一点儿小钱而不肯重用间谍，导致战争失败，那就太“不仁”了。《用间篇》又说：“非仁义不能使间”，意思是不仁义的将帅不能使用间谍。“用间”带有耍阴谋诡计的意思，按常理属于不仁不义之举，但为了国家利益就成为“仁”，国君、将帅都要有这种“仁”。

《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讨论一个战争主题，但通览全书，则篇篇充满“慎战”、“抑战”，甚至“不战”的思想。作为一名军事家，在一部专门论述战争的著作中，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孙子博大的仁爱情怀。

中国传统伦理把“三纲五常”作为最高道德原则，五常的仁、义、礼、智、信，除了以上所讲的仁，其他的在《孙子兵法》中也多有反映。如“智”，《孙子兵法》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军事智慧的著作，论述如何运用高超的智慧夺取战争的胜利。又如“信”，《孙子兵法》在提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同时，也包含诚信的思想。首先，“上下同欲，民弗诡者”是一种体现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公信。

其次，“令素行者，与人相得”，是其“将道”中“信”的基本要求；信赏明罚是“信”的形式；将士用命、部属相得则是“信”的核心内容。最后，“不令而信”是一种高超的用兵境界，反映了道德的巨大力量。二 崇尚功利，强调“合于利而动”的军事价值观。

《孙子兵法》存世十三篇，不足六千字，可谓字字珠玑，据粗略统计，竟有四十八次提到“利”字。如《九地篇》中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中的“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早已脍炙人口；在《军事篇》中，孙子又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命题。可以说，“求利”、“趋利”是孙子确立的根本性的战略指导原则，也是其选择、运用战术的一条重要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孙子看来，“求利”是战争行为的主要目的，没有不求利益的战争，没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绝不轻易参战。在此，孙子一扫传统军事伦理的“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的说教，提出了“兵以利动”、“兵不顿而利可全”（《谋攻篇》）的军事伦理思想。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能够毫无顾忌地打出“利”字的大旗，一扫在他之前迂腐古板的传统军事伦理，把强烈的功利意识贯穿于他的著作之全部，读来使人耳目一新，又顺理成章，可谓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大贡献。此外，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既有重义轻利的主流伦理思想，如儒家；又有义利并举或崇尚功利的非主流的伦理思想，如墨家、法家等。孙子的军事伦理思想显然是对后一类的导引和昭示，其价值是异乎寻常的。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不可忽略这一点。三《孙子兵法》与军事伦理

《谋攻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的“全胜”战略思想，可以认为是《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孙子认为，兵凶战危，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争端，必然造成杀戮和破坏，因而，“非善之善者也”。通过政治的、外交的手段加以解决，才是“善之善者也”。通过施行仁政、争取人民支持，从而“夺气”、“夺心”，既可以避免或减少杀戮和破坏，又能达到战争的目的，这样的战略策略才是上善之策。

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从目的来看，是“必以全争于天下”。这里的“全”，不是攻城略地，打败敌方，使敌方“降”服，而是争得敌方人心，使之心悦诚服，如果仅仅使敌方降服，不能认为是“全胜”。从手段来看，一是“伐谋”，二是“伐交”。从对象来看，所谓“全”就是要保全，大至于全国、全军，小至于全卒、全伍；不仅保全已方，还要保全敌方；不仅保全军队，还要保全城池、村庄、人民以及财产。从适用范围来看，不仅适用于战略，还可适用于战役甚至一次具体的战斗。从作用或意义来看，一是己方代价最小，不费一兵一卒；二是敌方损失最小，保全了可为我所用的大量物资和人力；三是人民遭受灾难最小，因为任何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总是人民；四是世界获益最大，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不仅双方不受损失，更重要的是双方不结冤仇，人民得以稳定安宁，社会得以进步，世界得以和平。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孙子可贵的惜财爱物、珍视生命，主张和平共处的伦理思想。参考文献：

[1] 孙子兵法今译【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2] 孙子兵法辞典【M】.白山出版社,1993.[3]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4] 王联斌.论孙子的军事伦理思想【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