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与大众传媒[优秀]_美国总统与大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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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与大众传媒

兰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刘彬焕

摘要：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大众传播媒介依靠《权利法案》第一条的保护，享受着充分的自由，逐步发展成为美国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势力”，大众传媒对美国政界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政治生活的主角，美国总统与大众传媒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相互依托，相互影响，推动着美国政治的前进。

关键词：美国政界 总统 大众传媒 竞选

在美国230多年的历史中，美国政治制度，民主程度日益完善和提高，美国一度成为民主和自由的象征，而大众传媒为美国人获得民主和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1690年《国内外公共事件》被当地政府禁止，这也拉开了美国政界与大众传媒的恩怨情仇史。总统，作为政界中最重要的角色，也与大众传媒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者保持着一种微妙和暧昧的关系。

17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第一条“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申愿之权”这是美国新闻自由的基石，虽然会上只是不经意地偶尔提到了新闻出版（1），但它的存在赋予了人民自由，为媒体发展成为第四势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些历史学家把美国政党报刊时期称为“新闻事业的黑暗时代”（2）。这一时期，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利用报刊相互攻击，辱骂，报刊上谩骂成风，美国的第三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也是这场混战的主角之一。

当时，托马斯·杰斐逊是华盛顿内阁的国务卿，杰文逊与他的同僚汉密尔顿在禀性和思想方面格格不入（3），不同的出身导致不同的政治主张，进而刮起来这场报刊谩骂风暴。杰斐逊战线上有菲利普·费雷诺，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等人，他们主要在《国民公报》《曙光女神报》中发表政治评论，回击并主动攻击联邦党派。

杰斐逊的死对头是联邦党派的领袖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的领袖地位则是靠他登在《纽约独立新闻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得来，这些文章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统称《联邦党人文集》（4）。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此时的报纸成了党派的“附庸”，丧失了社会功能，但戴维·斯隆认为，不能用今天的无党派偏见的新闻标准来评价当时的报纸，因为他们的最高目标是为党派事业服务（5）。

杰斐逊担任总统时说：“若由我来决定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正如《美国新闻史》中所说：“一旦某个集团掌权，表达自由的政策便会180度大转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广播的出现，极大的拓展了传播的报道范围，提高了报道速度，而这项技术的改进也使得大众传媒在战后出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中。罗斯福炉火纯青地运用广播宣传其新政而开办的“炉边谈话”节目，成为了总统运用大众传媒的典范。

没有一位总统同新闻届的关系能比富兰克林·D·罗斯福更有成效了。他经常在他的办公室不拘礼节地会见记者，在电台上，他谈锋甚健，用那传递真诚的嗓音，表达一种给人安慰，让人放心的感觉。

1933年3月12日，罗斯福就职总统后的第八天，他在总统府楼下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接受录音采访。罗斯福说：“希望这次讲话亲切些，免去官场那一套排场，像坐在自己家里，双方随意交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布彻说：“ 那就叫它炉边谈话吧!”

罗斯福在其12年总统任期内，共做了30次炉边谈话，他的谈话不仅鼓舞了美国人民，坚定了人民的信心，而且宣传了他的货币主张及社会改革的基本主张，通过广播，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20世纪50年代，新传播媒介—电视占据了中心舞台。美国大众媒介对总统的选举起着巨大的作用，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蒙戴维·巴伯所言：“总统政治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民主党和共和党已经不再控制其旗手的选举，代之而起的是一 批新的国王制造者——新闻人士。”（6）1953年屡遭挫折的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赢得大选，这一结果可以说是电视创造的奇迹。电视又一次影响美国大选是尼克松与肯尼迪的电视辩论。

据统计，8500万美国人至少看了一次肯尼迪与尼克松的辩论，首场辩论，三大电视网现场直播，这是竞选 关键时刻。

在两人谈论美国经济状况以及他们自己的资格时，肯尼迪看上去冷静沉着，而尼克松看上去配备而有些阴郁。有时镜头显示，不安的尼克松看上去疲惫而有些阴郁。有时镜头显示不安的尼克松在听肯尼迪讲话，几分钟后，镜头显示信心十足的肯尼迪在听尼克松的回敬。从这一刻，人们不再认为肯尼迪太嫩了（7）。11月，肯尼迪以领先118550张选票获胜，这归功于他良好的电视形象。

尼克松乃失败以他怒气冲冲地抨击新闻界而结束。8年后，当尼克松再次参加总统竞选时，他吸取上次的教训，雇佣专家来设计一个充满亲和力，吸引力的新形象，在电视上充分展现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风度和气质，终于圆了总统梦。

大众传媒对总统竞选起极为重要作用，原因有一下几点：

（一）人们关于竞选的消息大部分来自媒体，这就需要候选人通过媒体进行竞争。

（三）大众媒体在形成选民对候选人的印象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约翰·莱恩赞特指出：“因为电视每天把政治领导人的形象送往千千万万公民的家里，电视也就引发出对人的情感反应，这样有助于电视观众关注政治候选人的人格因素，而不是关注他们所代表的政党或他们对有关问题发表的意见。”(8)

（四）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有助于确定公众认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从而影响到公众对候选人的偏向。

（四）媒体在投票日开展的民意测验对选民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从杰斐逊陷入报刊混战，到罗斯福成功运用广播宣传新政，再到艾森豪威尔，尼克松运用电视获得总统宝座，美国政治生活已经和大众传媒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大众传媒作为“第四势力”影响着政治，总统充分的利用媒体，但却不能控制媒体。正是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庇荫，美国大众传媒才能得到较为广大的运动空间，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注释：

（1）埃默里父子：《美国新闻史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67页（2）埃默里父子：《美国新闻史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75页（3）埃默里父子：《美国新闻史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72页（4）埃默里父子：《美国新闻史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48页（5）埃默里父子：《美国新闻史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79页（6）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刷馆 第147页（7）埃默里父子：《美国新闻史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411页（8）汪天云等：《电视社会学研究》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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