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类节目发展历程_说新闻类节目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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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己走路”到“走自己的路”——谈电视评论类节目的演变、发展与未来走向
涂光晋
在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即将走过50年的历程，中国电视已经走过4O年历程的今天，“电视评论性节目”（或“电视评论类节目”）已成为一个新的专用名词。它的存在，它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巨大的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作用，都表明了一个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从新闻学术界到新闻实务界都普遍认可的事实—中国电视已经有了自己的评论性节目；长于表现的电视在纪录与展现事实性信息的过程中，同样可以收集与传播意见性的信息；电视评论类节目在遵循新闻评论基本规律、体现新闻评论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已逐渐成长为一个包括多种节目形态、表现手法与风格样式在内的“大家族”，这一“家族”的出现不仅丰富和扩展了评论的体裁与形式，而且滋养和生长出新的评论理念与评论手法，实现了从“自己走路”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性跨越。
从“蹒跚学步”到走向成熟
——电视评论类节目的发展轨迹
1958年诞生的中国电视在第一个20年里，新闻评论还没有学会“自己走路”，除在新闻节目中口播《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发表的重要评论外，尚未出现过电视台自己的新闻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新闻事业进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尚未真正起步的电视评论与已有百余年历史的报刊评论、有30余年历史的广播评论同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从1980年至今，又一个20年过去了，这20年里，电视评论大致经历了尝试期、探索期与发展期三个阶段。
（一）尝试期（1980年至1958年）
1980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开播（在此前仅7个月，《人民日报》最有代表性的群言式的小言论栏目《今日谈》开办），它不仅标志着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固定的评论性栏目的问世，也标志着一种不同于报刊与广播评论的、新型的、独特的电视评论样式—电视述评的出现。它融音响、画面、文字于一体，融现场采访与即时分析于一体，融各方人士参与议论与记者点评于一体，融纪实性与思辨性于一体。虽然当时的节目形态、手法与质量还很不稳定和完善，但它的出现说明，中国电视评论类节目虽然起步很晚，但一旦自己抬脚走路，就开始尝试着走一条自己的路。
尝试期的中国电视评论并不拒绝对由报刊、广播沿袭而来的评论样式的移植与借用，如在新闻节目口播的本台评论、本台评论员文章、本台短评、编前话和编后话等。在这一阶段，一种类似于报纸上专栏小言论的群言式口播评论形式也相继出现在一些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如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的开办了一年左右时间的《观众论坛》。虽然后来因这种节目形式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电视特征而停办，但仍然不失为电视新闻工作者的一种积极的尝试。
（二）探索期（1988年至1994年）
1988年11包括确定固定的节目周期与播出时间，设立固定的节目主持人，栏目的风格与包装也相对固定，以培养较为固定的收视群体。此外，这一阶段的电视评论性节目还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评论类栏目的相继出现和评论性节目表现手法的不断丰富。这一时期先后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栏目有福建电视台的《记者观察》、安徽电视台的《社会之窗》、上海电视台的《新闻透视》、广东电视台的《社会聚焦》、北京电视台的《18分钟经济?社会》、《BTV夜话》等等。各栏目在表现手法上也不断创新，其中，《18分钟经济?社会》较为注重纪实风格与思辨色彩的融合以及隐性采访手法的运用，《BTV夜话》比较注意演播室访谈或座谈方式的引人，《观察思考》栏目中开始采用调查性深度报道的形式，并开始运用系列评论与连续评论方式对新闻事件进行持续追踪与深度评析„„对电视评论性节目如何更好地体现其媒介特征，发挥其传播优势，各栏目都在进行大胆的探索。
二是评论类节目的选题范围得到较大幅度的扩展。事件性选题、社会性选题和常规性选题在这一阶段都相继进人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视野。新闻策划的意识开始介人评论的选题。选题所涉及的范围也日益扩大，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一些禁区被逐步突破。
三是评论类节目个性化特征的日益显露。随着不同电视媒体评论类栏目的增多和同一媒体不同评论类栏目的竞争，电视评论性节目的个性化特征日益受到重视。中央电视台经济部1993年5月开始的《一丹话题》，不仅是我国大陆各电视台中第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评论专栏，而且其主持人敬一丹以及此前已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安徽电视台记者汪清等人也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采编播合一、具有一定个性特征的、固定的电视评论类节目主持人。
（三）发展期（1994年至今）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开播，被很多人视为为中国电视评论类节目的大发展的开端。它以比以往此类节目更强烈的时效性、更生动的纪实手法、更多样的评析方式、更自觉的喉舌（包括政府和群众的喉舌）意识、更大的舆论监督力度，同时，又以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特殊位置，以每天一期的高频率，以关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视野，使电视评论类节目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效应。此后，各省、市电视台纷纷成立自己的新闻评论部，改版或开设《焦点访谈》式的电视评论栏目。这一阶段电视评论性节目的主要特点包括：
一是评论性节目功能的广度与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朱熔基总理在视察《焦点访谈》时的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中的前三条，即是新闻评论的主要功能中的一部分，此外，新闻评论所具有的解释、表态、深化、引导与协调等功能，在电视评论性节目中也正在得到较大程度的体现。特别是这类节目中前馈与反馈方式的引人，如《焦点访谈》中的《焦点回声》，北京电视台《点点工作室》中的《声音》等，也使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功能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与良性循环。
二是评论类节目的形态与样式更为丰富，配置更为合理。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为例，除电视述评性栏目《焦点访谈》外，还先后开设了主持人评论栏目《面对面》、深度报道栏目《新闻调查》和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这几个栏目代表了电视所特有的四种评论类节目形态。对同一选题，也运用不同的评论样式进行系统配置。如同是围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焦点访谈》推出了系列述评，《新闻调查》进行了解释性报道，《面对面》自北约轰炸南联盟开始，连续播出了50多期题为《关注科索沃》的主持人评论，各种评论样式在评析范围、切人角度与表现方式等方面互为补充，更好地形成评论合力，以增强传播效果。
三是评论类节目竞争的日趋激烈。评论是媒介的旗帜和灵魂。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生存环境的复杂、人际交往的减少、民主意识的提高、媒介竞争的激烈等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不同大众传播媒介间的竞争以及同类媒体间的竞争，必然直接体现在最能代表媒介水平的新闻节目尤其是新闻评论性节目上。随着电视媒介内部竞争的加剧，除新闻评论部开设评论类节目以外，新闻部、专题部、社教部、经济部、国际部、体育部等也纷纷开设自己的评论类节目。来自内外各方面的竞争使此阶段的电视评论类节目感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压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惑与挑战。
从“先天不足”到扬长避短
——电视评论类节目对新闻评论传播方式的冲击与探索
新闻评论是一种针对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或公众关心的社会话题发表议论，作出分析，提供解释，表明看法，直接反映媒介或作者的立场及态度，以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的体裁或节目形态的总称。
电视评论类节目具有报纸评论与广播评论的共同特征，同样具有新闻性、政治性（或思想性）、群众性与论理性，同样以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要的目的或手段。但由于电视具有传播迅速、声形兼备、形象直观、转瞬即逝等特性，对于以抽象的逻辑思维与逻辑推理为主要手段的新闻评论而言，电视评论类节目具有先天的劣势。但是经过近20年来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艰苦探索，电视评论类节目开始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使其在节目形态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节目体系上具有相对的完整性。更重要的是，电视评论类节目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扩展了新闻评论的外延，对新闻评论的内在特质与表现手法等方面也带来了新的冲击与影响。具体表现在：
（一）由媒介“代民立言”到公众开口说话—新闻评论群众性特征外延与内涵的扩展
素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其精英人士一直以“为民请命”、“代民立言”为追求。中国古代的议论文、论说文之所以源远流长，代有名篇，应该说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文化传承直接有关。近现代新闻史上著名的政论家，如王韬、梁启超、严复、章太炎，以及后来的陈独秀、李大钊、张季莺、鲁迅、邹韬奋、毛泽东等等，其评论作品虽特色与风格各异，但在代表舆论、反映舆论与引导舆论上是有其一致之处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评论（特别是报纸评论）的群众性主要体现在“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代为发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徐宝瑛：《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而这类新闻评论，往往是具有相当文字水平与文化素养人士的“专用”文体，阅读它的人，同样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字识读与理解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以《人民日报?今日谈》为代表的群言性专栏小言论蓬勃兴起，使新闻评论群众性的特征得到第一次拓展，即从写作（或制作）方面所体现的群众性（包括选题上关注群众所关注的事件或问题，论述上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语言上通俗浅显，文风上平易朴实等等），拓展为作者范围与读者范围上广泛的群众性（包括刊登尽可能多的群众来论，拥有广泛的读者群等等）。广播电视评论、特别是电视评论的兴起，为评论群众性特征注人了新的内涵。首先，它最大限度地拓展了评论类节目意见性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的范围，即使不具备文字识读能力的人，也可以面对摄像机和话筒直接开口谈话，或收看、收听节目。广大受众通过热线电话、有奖征集等方式直接参与评论选题过程，也可以报名参与演播室谈话或接受电视记者的采访。媒介在满足公众知晓权的同时满足了公众的话语权，使评论性节目真正成为“群众喉舌”。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话语权最终实现的前提之一，是公众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的觉醒与提高。事实上，电视评论性节目将群众手中间接的话语权转化为直接的话语权，对政府和社会实行有效的舆论监督，这又会反过来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促进公众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的增强。其次，电视评论类节目丰富了评论群众性的表现方式，变零散的“群言”，为集纳式群言；变被动地等待群众来论，为主动地采集来自群众的意见性信息；变媒介“代民立言”为媒介“借口说话”„„通过对直接出自群众之口的意见性信息的选择、加工与传播，辅之以主持人或记者的评点，体现媒介的立场和态度。
（二）由转述描述到展现再论—新闻评论各类信息采集与表达方式的变化
新闻评论所包含的信息主要有三类：一是事实性信息，常作为引发或佐证论点的证据；二为意见性信息，常作为论点的组成部分或中心论点分论点；三为情感信息，常作为事实性信息与意见性信息的粘合剂或发酵素。在以文字符号传播的报纸评论中，对事实性信息往往用叙述的方式表达，对意见性信息往往用转述的方式表达，对于情感信息往往用描述的方式表达。读者通过对抽象的文字符号的解读与思维转换来感知事实、观点与情感。但电视评论性节目将这一切变得真实直观了，它必须经历一个展现或再现事实发展、意见传达、感情经历的过程，即必须有事实过程的展现或再现（可通过当事者或旁观者的转述），意见性信息发出者的议论，以及采访对象情感变化的展示等等。而这一过程的展现与再现，是电视评论类节目难点所在，也是其魅力所在。电视述评、深度报道与电视谈话（包括Talk Show）虽节目形态上有所不同，但对于这一过程的处理原则是相通的。为了使这一过程得以还原，电视工作者必须经历两个过程：在选题确定之后，第一个过程主要用于收集事实性信息，采集意见性信息，捕捉情感信息。通过这个过程，理清思路，确定论据，形成论点。在第二个过程中，将经过选择的三类信息按第一个过程的前后顺序进行还原，让观众在收看电视评论时经历由事人理、情理交融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必须遵循三个基本的逻辑顺序：一是遵循事物发展内在的逻辑顺序（原因→过程→结果；背景→经过→前景）；二是遵循人们认识事物的思维上的逻辑顺序（现象→本质；个别→一般；肤浅→深入）；三是遵循人的感情变化的逻辑顺序（酝酿→积蓄→生成→爆发；起伏波澜间的自然过渡与转换）。电视评论类节目形成过程在逻辑顺序上与报纸评论是相同的，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一逻辑过程的实现方式有所不同。电视新闻工作者必须付出比报纸同行们更多的气力和心智才能使这一过程得以实现，这份辛劳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电视评论类节目往往比同一选题的报纸评论更具可信性、感染力和说服力。
（三）由个性化评论到人格化评论—传播者自身角色的转换
个性化评论是报纸、广播、电视评论发展的共同趋势。随着报纸上署名评论员文章的兴起，个人耕耘或个人署名评论专栏的开辟，如《经济日报》的《尚德专栏》、《冯并专栏》，《中国青年报》的《小川快语》、《方向专评》、《熙东评论》等，自90年代以来这类专栏层出不穷，作者以其某一方面的专长（或专门知识）、独特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文风张扬自己的个性和评论专栏的个性。这种个性化评论体现在电视评论中，除以上特点外，还多了一些人格化色彩。随着电视评论类节目主持人地位与作用的日益显著，往日只是以抽象的媒介形式或“只见其文不见其人”抽象的个体形式存在的评论，借助于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性格、有语言有表情的实实在在的“人”发出，使电视评论类节目在个性化之余又增添了一种人格化魅力。在主持人（评论员）评论及谈话类节目中，主持人常常把个人的经历与感受带进节目之中，他（她）也随之成为具有某种人文色彩、体现出某种人文情怀的具象的个体与实体。媒介的意向借他们之口得以表达，在传播过程中又融人了他们个人的理解与发挥。这种媒介人、社会人与自然人之间的角色转换与重合，加之个性化与人格化相结合的传播方式，拉近了媒介与受众心理上和感情上的距离，使电视评论类节目更具亲和力和易受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特殊的角色定位，为媒介留下了一定的回旋余地，也为主持人留下更多的张扬个性的空间。
（四）由单向传播到双向交流—新闻评论传播方式的延伸
传统媒介的传播方式主要是以单向传播为主，但电视评论中一些节目样式，把人际传播引人其中，将人际传播的双向交流特征引人大众传播过程，使现场观众直接参与这种双向互动式传播，使电视机前的受众置于一种拟态的双向交流氛围之中。在电视评论的各种节目样式中，Talk Sha协是最能体现这种现场交流感的节目形态。《实话实说》栏目近几年来之所以成为中央电视台最受观众欢迎的栏目之一，除话题的贴近性，角度的平视，主持人机智幽默与平民化个人风格之外，把人类传播初始状态与日常状态下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搬上电视屏幕，让电视“与人类发达的语言系统接近或接轨”（《实话实说》制片人时间语），应是其成功的要诀之一。这种变单向传播为双向沟通的传播方式，使新闻评论这一素以单向传播为惟一手段的体裁或节目样式得以翻新，使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克服。当然，目前我国的Talk Shaw节目尚处于初始阶段。考察国外较为优秀的同类节目，它们往往借助于新的媒体和新的传播技术，通过电话或E～1等方式与演播室中的主持人及嘉宾进行交流，如CNN《拉里?金现场访谈》，BBC《世界论坛》等节目。在主持人与新闻人物或嘉宾的现场对话中，时常插播世界各地打来的热线电话和发来的电子信函，身处外地以至异国他乡的观众可以直接向主持人及嘉宾提问或发表自己的有关看法。类似做法在目前我国的电视谈话类节目中已开始进行尝试，这在传统的报纸评论中是无法实现的。这种方式，使受众由被动地接收信息变为主动地获取和传播信息，有力地促进了传者与受者间的良性互动，也使电视谈话类节目的传播空间得以无限延展。
电视评论类节目目前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走向
虽然近年来我国电视评论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但我认为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电视评论功能的单一。《焦点访谈》的出现，使电视评论类节目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重现，但它毕竟只是新闻评论功能的一种，假如《焦点访谈》的绝大部分节目，或全国电视评论的绝大部分栏目都以“揭丑”、“曝光”为自己主要的选题范围，势必带来选题的单一化与节目的单调感，使受众将这种类型节目单纯视为宣泄与出气的窗口，以致影响了电视评论其他功能的正常发挥。同时，应明确媒介就是媒介，评论就是评论，记者就是记者，不能角色错位，也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或法律。
二是电视评论风格手法的雷同。在我国，“一窝蜂”的现象由来已久，在电视新闻传播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例如看《焦点访谈》火爆，就一拥而上；看《实话实说》走红，就一哄而起„„只是《焦点访谈》占中央电视台的“天时地利人和”，各地方台很难“照方抓药”；崔永元只有一位，一些主持人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刻意模仿只能“东施效颦”。只有依照特定地区、特定媒介、特定受众、特定栏目、特定报道与评析范围，确定特定的节目表现方式和风格，才能保持自己栏目的个性与生命力，才能迎来电视评论“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春天。
三是高水平电视新闻评论人才的匮乏。由于电视的年轻，电视的高速发展与电视自身的传播优势与垄断地位，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矛盾：一方面是电视机构与电视从业者队伍的急剧扩张，另一方面是高水平电视人才的严重匮乏。电视大工业生产的流水线工作方式与节目源的稀缺，也使得不少与报纸、广播相比本来就年轻而略显浮躁的电视从业人员无暇静心思考与充电。这种矛盾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除少数精品栏目外，相当一部分电视评论类节目的质量和主持人的质量不尽如人意。
面对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严峻挑战，中国电视评论类节目将走向何方?我认为主要有四点趋势：
一是电视评论类节目的某些形态（如电视述评与深度报道）间的分野将日益模糊，新闻与评论因素将呈现继续融合的趋势。
二是电视评论类节目中的一部分将顺应分众化传播趋势，在选题范围、受众对象、节目形态与风格特色上有所区隔；谈话类节目中时事性、政治性“硬话题”将成为一类节目的追求，并与以“软话题”为主、带有一定娱乐性的谈话类节目分离。
三是电视评论性节目中主持人（评论员）的作用将进一步强化，个性化特征将通过人格化特征得以更为充分的展现。一批从事其他媒介或领域的工作、具有新闻传播及相关学科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资深人士将成为未来更具个人魅力和权威性的主持人，从而增加电视评论类节目的深度与厚度，并因此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公众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取向。
四是新的传播媒介和新的传播技术将直接影响和介人电视评论性节目的发展，使其双向性、交互性特征获得新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渠道，随之而来的是与此相配套的法制管理与行业规范的建立；传播者在意见性传播方面的主流地位将继续保持，其“把关人”角色将更多地展现在对信息（特别是意见性信息）的选择加工与传播上。
中国电视评论类节目刚刚走过不到20年的路程，实践的积累远远多于理论的梳理。在历时2000余年的论说文体、100余年的报刊评论、50年的新中国新闻评论的历史演进中，它是一支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方面军。继承与超越，探索与创新，既可以作为中国电视评论类节目过去20年的总结，又可以说是21世纪对中国电视新闻工作者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