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部十七年文学作品_十七年文学作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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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谱》作者：梁斌。通过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斗争，以“反割头税”和“二师**”为中心事件，生动地展示了当时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壮丽图景，获得重大的成就。

朱老忠形象及其典型意义：朱老忠是一个跨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人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他从父辈那里继承好爽正直、刚毅不屈的斗争精神，传统的农民英雄的性格特点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他增长了斗争的才干，提高了革命觉悟，在原有的农民英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质”，使其最终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农民英雄典型。

1、不甘屈服的反抗意志和善用智谋的斗争精神是朱老忠性格的核心。敌手冯兰池

2、他敢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心肠。为了支持好友严志和的儿子江涛去保定二师读书，他不惜卖掉自己家的一头耕牛。

《红岩》罗广斌、杨益言是以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它的历史背景是1948年至1949年重庆解放。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胜利进军和反动派的垂死挣扎，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它的基本情节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包括渣滓洞和白公馆）内的敌我斗争为中心，交错地展开了我地下党领导的城市的地下斗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狱中斗争以及华蓥山区的武装斗争，集中描写了革命者为迎接解放、挫败敌人的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后决战。小说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革命者的狱中斗争，除了《狱中联欢》所写的新年联欢活动外，还写了狱中绝食斗争的胜利，为龙光华烈士举行追悼会，写了江雪琴的从容就义，许云峰在地牢里同徐鹏飞的最后一次交锋，以及最后的武装越狱斗争等。

吴强的《红日》在用艺术形式表现重大战役方面作了较好的探索。它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作为情节的发展主线，体现出作者对现实战争小说的“史诗性”的艺术追求，即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展示出战争的独特魅力。这三次战役中，解放军有败有胜，各具特点，作家的描写也有略有详，各有侧重，在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体现了其在小说结构上的匠心。作品采用先抑后扬的方法，先以涟水撤退来表现当时国共双方力量的悬殊和解放军面临的严峻形势。

柳青《创业史》小说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梁生宝是全书的中心人物，是社会主义农村中的英雄典型。在披荆斩棘带头创社会主义大业中，他有胆有识，既有宏伟的气魄，又有实干精神。他身上既有勤劳、朴实、善良的中国传统美德的闪光，又有公而忘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精神的张扬。这是一个讲原则、重情感，使读者倍感亲切可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三老汉是书中写得最凝重最精彩的人物，是极有感染力的艺术典型。作者不是单线条地勾勒这一人物，而是深挖精凿，浓墨重彩地描绘他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他鲜明感人的多重性格。这是一个最有深度、最能显示作者艺术潜能的不可多得的中国老农的形象。

《创业史》结构宏伟，气势磅礴，充分昭示了柳青雄浑而劲健的艺术风格。它的语言质朴而凝重；恰到好处的抒情段落，好似警句格言一般留在读者的记忆中，实为现代文学中的精品。

《山乡巨变》周立波作。1955年，团县委副书记、共产党员邓秀梅奉命来到偏僻山村清溪乡和农民一起建立合作社，但一些私心较重的老农却不肯入社。邓秀梅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并挫败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合作社赢得了秋季丰收。作品善于运用方言土语，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山乡巨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每一章集中刻画一个人物，描写一件事情。作者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富有个性的行动，突现人物性格。学习古典小说刻画人物的技法明显可见。《山乡巨变》具有浓郁的南国的地方特色，湖南山村清秀俊美的乡风水色和当地特有的风情民俗，赋予小说一种特殊的文化蕴涵，并创造出令读者心驰神往的优美意境。周立波是驾驭语

言的巨匠，《山乡巨变》中语言洗练流畅，清丽自然；人物对话幽默风趣，含蓄传神。特别是对湖南方言土语的运用，更见语言大家的功力。

《保卫延安》 杜鹏程作。写的就是解放战争中的延安保卫战。主人公周大勇是作者浓墨重彩塑造的英雄形象。作品通过一系列战斗和细节描写，突出地描绘了他英雄性格的特征：对党、对领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听到党中央撤离延安，看到陕北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惨烈的痛苦和愤怒煎熬着他的心”。强烈的爱憎、高度的阶级自觉性成为他为人民奋不顾身、创造惊天动地英雄业绩的强大动力。战斗中他总是主动请求承担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在长城线上的突围战中，他身负重伤，带着伤病员和疲惫不堪的战士，被围困在一个小山洞里。面临绝境，他想的是怎样“紧张地为自己阶级的事业战斗下去”，终于率领战士闯出险境。诚如团政委李诚所说，周大勇是一个“浑身汗毛孔里都渗透着忠诚”的人。对于周大勇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钢铁的意志，勇猛、机智、沉着、灵活的战斗作风，作品有着淋漓酣畅的描绘。青化砭战斗，他冲锋陷阵，个人生死全然置之度外；蟠龙镇攻坚，他智勇双全，出色地完成诱击敌人的任务；尤其是在长城线上，连队陷入敌军重围，与主力失去联系，他以无比的刚毅和勇猛，无比的机智和沉着，指挥战士在敌群中左冲右突，周大勇是在紧张的战斗和严酷的考验中，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民英雄，作品很注意表现周大勇英雄性格的形成过程，使得这个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也更加真实可信。

《保卫延安》在艺术风格上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澎湃的激情、浓郁的诗意和深刻的哲理的高度结合；在严酷的典型环境中刻画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气势恢宏，笔调豪放、粗犷；语言明白晓畅，朴实生动，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群众风格，又富于激情的力量。但就“史诗”作品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的要求而言，《保卫延安》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还不够广阔，对敌人的刻画显得单薄，英雄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也不够丰富多彩，节奏上略嫌单调。作品的这些不足，带有一定时代在认识和理论上的局限，然而，这只是白璧微瑕，《保卫延安》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达到了50年代初期的最高水平，不愧为我国当代文学宝库中的一件瑰宝。

《林海雪原》曲波

1946年冬天，东北民主联军一支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领下，深入林海雪原执行剿匪任务。这股匪徒是原国民党的败兵，流窜到我军后方。小分队在向威虎山匪窠开进途中，救了一个被杀伤的女人白鸽，并跟踪敌人发现了神河庙老道士实际上是威虎山匪帮的情报员。小分队设下埋伏，抓获了座山雕手下的情报副官一撮毛，缴获了敌匪的地下先遣军联络图。

白洋淀诗群出现于1970年代末，代表诗人有芒克、多多、根子等。

白洋淀是当年无数的知青下放点之一，地处河北，离北京较近。因此白洋淀知青点中有相当数量的家庭背景优越能够接触西方文学作品的高干子弟知青。他们自发地组织民间诗歌文学活动，逐渐形成了白洋淀诗群。白洋淀诗群的代表诗人芒克与北岛等创办了民刊《今天》，白洋淀诗在整体上群属于朦胧派诗群。

3、寻根文学的产生、代表作及不同形态。

答：文化“寻根”意识的萌动始于80年代初。人们以追溯自己所属的民族和所生活的土地的渊源的高度热情，开始以民族文化及覆盖在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积淀为纵向坐标，以整体性的人类文化为横向坐标，探寻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地域特点和现代重建的可能性。80年代以来，整个文化界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寻根”情绪，试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挖掘，重新认识自己，认识民族，重建新型的民族文化观。这种“寻根”意识强烈地冲击着文学艺术，使其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特质。

“寻根小说”的先声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出现的风俗画小说。汪曾棋的苏北小镇风情小说，刘绍棠、邓友梅的京味乡土、风俗画小说，古华的潇湘风情小说可视作“寻根小说”的前奏。李杭育于1980年下半年发表《葛川江文化观》等文，显示出对寻求地域文化的自悟。韩少功发表于《作家》1985年4月号上的《文学的“根”》拉开了“寻根小说”的最后一道帷幕，其“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的呼唤得到了一批青年作家和理论家的热烈响应，终于形成了一股有意识、有理论、有创作主张和创作实绩的文学“寻根”浪潮。

“寻根小说”的主将们或撰写理论文章，高扬“寻根”大旗，如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等；同时又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来实践自己的理论主张，从而形成了一股蔚为壮现的理论与创作并行的文学思潮。

“寻根小说”在民族性、地域性上具有多样复杂的形态。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世事》）等讲述着发生在商州土地上*世事中各类人物曲悲欢离合、坎坷命运，透射出秦汉文化所固有的粗犷质朴，郑义的《远村》、《老井》以与现代文明相隔绝的太行深处的人物命运振荡出晋文化的回声；邓友梅的《烟壶》、陈建功的《找乐》力求凸现北京宫廷与市井的生活场景；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等小说着意于天律民俗风情的体察与表现；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表现出对楚文化浪漫主义精神的追慕；陆文夫的《美食家》、《小巷人物志》》和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共同致力于吴越文化的开拓；王安亿从上海的小弄堂走出，以《小鲍庄》、《大刘庄》等小说楔入地域文化，郑万隆以《异乡异闻》开拓着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以往很少写自己民族的张承志，也以《九座宫殿》等作品展开了对回族文化的探寻。

在“寻很小说”中，有—类是以原始或半原始生活作为题材的作品，写边疆、少数民族、大山、草原、马帮、牧民……其典型代表是阿城的那组以《遍地风流》为题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与场景是意象，作者通过这些意象表达自己的人格美理想。这种对边远的、反文化（非文化）的野性人格的高度肯定，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制约下的懦弱人格的否定。正是民族在长期束缚中所形成的病态、卑微、苍白、软弱的性格，促使青年作家到原始生活中去寻找民族的“根”，寻找建立未来美好的人格理想的基础。因而，在小说中，原始的野性只是一个躯壳，作家所要表达的是躯壳背后的一种精神内涵：强健、舒展、自由、开放，而这恰与未来社会中“人”的内涵达成了某种契合。郑万隆的一组小说《异乡异闻》主要写黑龙江边“野蛮女真人使犬部”的充满欲望和人情、生机和憧憬的山林生活，正是在这样一种落后、愚昧、野蛮的生活之中，作者发现了独特的理想之美，发现了主人公们赴汤蹈火的勇敢精神和宏大刚强的人格。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写的虽然是现代都市人、但其中的几条北方大河却是原始的、带着野性和蛮力的。黄河、额尔齐斯河、永定河、黑龙江，都被作者人格化了，其中寄托着他深沉、有力、一往无前的审美理想。

这类小说除了塑造强悍刚健的人格外，又以自由人格的塑造表现对压抑与束缚人性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反抗。《遍地风流》中的《洗澡》以汉族青年“我”的自惭形秽反衬大草原上爱情的热烈、奔故、大胆、自然。《树桩》以一个对歌场面表现西南少数民族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和充分愉悦。《棋王》、《孩子王》表层看来属“知青题材”，其中也蕴含着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格的追求。一部《棋王》，实际上写了两个字，一个是“吃”，一个是“棋”。阿城津律乐道地写王一生们的“吃”，既有社会意义，更有生命意义，因为吃乃生存之必需。而下棋是精神之必需，是对自身的一种精神修炼。像王一生这样天生柔弱的人、要在政治风浪中站稳脚跟，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唯有保持自身精神的平衡，而下棋正是保持内心平衡、适应外界各种变异的一种方式。即使是他的徒步旅行，也不是为了征服或超越自

然，而仅仅是为了与自然交朋友。获得一种内心感受，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显示了内在的充分自由性，对自由境界的自觉追求，折射出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与自觉超脱的意向，有意味的是，王一生看似孱弱无能、不堪一击，却在无所作为中积蓄起内在的力量，阴极而阳复，获取九局连环的胜利。这种人生哲学，恰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寻根小说”中的另一类作品则主要以汉民族古典、规范、正统的生活为题材，写浸透着儒道文化的老中国的儿女们，带着明显的文化批判精神。这类小说往往集中解剖一些静态的封闭的地域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积淀过程，明显地表现了接受精华、否定糟粕的扬弃精神。代表作是《小鲍庄》、《爸爸爸》等。王安忆的《小鲍庄》描写了淮北平原上一个村庄近乎复制的原始生活形态，展示了当代农民在传统文化心理制约下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它刻意于呈现一种状态、一个世界、一种生态和心态。这个世界古老、凝滞而闭塞，众多人物繁衍、生息在这片祖先开辟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且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生活理想。其愚昧、封闭、惰性而又淳朴、厚道、善良的群体形象，正是小鲍庄“文化”的产物，一种潜积于人物深层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小说特别通过大禹治水的传说和神奇的孩子捞渣生死的故事，开掘出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制约和影响。

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说试图承继鲁迅开创的批判国民性的传统，以现代文明去映照民族的精神病根。《爸爸爸》以白痴丙崽为主体，放射性地勾勒出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群体性格。丙崽实际上是楚文化的一个象征物，是一个活生生的群体形象的抽象符号。他是一个非人化的可怜虫形象：思维混乱，语言不清，奇形怪状，猥琐卑贱，没有理性，一个只会喊“爸爸爸”和“×妈妈”的白痴。然而，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小老头，他的“爸爸爸”和“×妈妈”竟被乡亲们视为阴阳二封，不但免除了杀祭谷神之灾，而且被尊奉为“丙相公”、“丙大爷”、“丙仙”。于是，他周围的人自然也成了“非人”。令人深思的是，在一场血与火的争斗之后，大多数男人死去了，而丙崽却活了下来。他是一个小老头，却又永远是一个儿童。于是，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正好满足了作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象征要求。丙崽象征了人类顽而、丑恶，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生命本性，而他那两句口头掸，甚至包括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

“寻根小说”的产生基于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文化背景，它在展现民族文化心理、铸造社会群体性格方面为当代文学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境界，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