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的卓越领导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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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的卓越领导者

莫文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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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老首长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作为一名曾随他参加过百色起义的老战士，我无时无刻不深切地怀念他。

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摇撼了广西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成立了红军第七军，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胜利的武装起义。作为这次武装起义的卓越领导者之一，邓小平同志为起义的成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广西，地处南疆，与越南毗邻，是我国与东南亚各国进行交往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是一块光荣的土地，广西人民素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斗争传统，震惊中外的中法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爆发在这里。这里又是一块沉重的土地，外侮内乱，兵连祸结。当时的越南是法国殖民地，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渗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新旧军阀以广西为基地，将魔爪伸向全国，把广西人民拖进了连年的军阀混战，更加重丁人民的苦难。这又是一块充满希望的热土，马列主义在这里秘密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在这里动员群众，发展组织，特别是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更是热火朝天，如火如荼。

在内忧外患中，在新旧势力的激烈碰撞中，广西大地云谲波诡，变幻莫测。1929年春，爆发了蒋桂之间的军阀战争。当粤军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部队在广东三水激战时，蒋介石利用桂系内部矛盾，策动桂军指挥官师长李明瑞于武汉前线倒戈，迂回进入广西。这场战争遂以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同年6月；蒋介石委任广西籍军人俞作柏、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这一政局的变化，给广西革命带来了有利的转机。

俞作柏是新桂系元老之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担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省政府农工厅长兼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第一分校(又称黄埔南宁军校)校长。深受中共和工农运动的影响，倾向革命。他一直受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排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被桂系军阀政府通缉并查封家产，被迫退居香港。李明瑞是俞作柏的亲表弟，他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师长，参加北伐战争，屡立战功，有“虎将”之称。他也遭受桂系军阀李宗仁等人的排斥，积愤不平，早就想摆脱桂系的羁绊，故在蒋桂战争中，他与俞作柏一起，借助蒋介石力量，击败了李宗仁、黄绍汰、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集团，于同年7月率部进占南宁，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

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后，他们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以便建立一个独立于蒋介石和桂系军阀集团之外的、类似北伐战争前广东革命政府那样的新政权。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便决定利用这有利时机，先后派遣了邓小平(化名邓斌)、龚楚(化名龚鹤村，后叛变)、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又名陈导民)、叶季壮、龚饮冰(又名龚仁)、徐冠英(又名徐开先)、石迟锋、史书元(又名史遽然)、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许进、许卓、李谦、胡斌、冯达飞、李朴、袁振武(又名袁也烈)、佘惠、沈静斋、李干辉、阎伯英、章健、李显、王展、张翼(后叛变)、杨茂、云广英、王逸(后被开除党籍)、林礼等40多名有丰富政治、军事工作经验的干部，通过各种渠道，陆续进入广西。他们与原先在广西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韦拔群、陈洪涛等同志一起，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同志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邓小平同志就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传达党中央的意图，推动广西的工农革命运动。他通过中共党员俞作豫与俞、李的关系(俞作豫是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做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共筹反蒋、反桂系军阀的大计，又趁机开展兵运工作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经过邓小平等同志的细致工作和内部活动，使俞、李与中共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同意接纳、安排中共派来的一批干部到其军政部门任职，如陈豪人到省府任机要秘书，龚鹤村先任省府船务处长，后调任南宁市公安局长；同意开放工农运动，释放政治犯，起用罗少彦、岑伯英、陈可福、陈可夫、张震球、陈漫远等当地的中共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到省和县有关部门工作。从此，广西局势为之一振，各地的工农革命运动又蓬勃开展起来。

俞作柏、李明瑞非常重视扩建军队，邓小平等同志便趁机向俞、李建议，开办以培养部队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教导总队，并活动由徐开先和张云逸分别担任总队长和副总队长。该总队设3个营9个连，共有学员约1000人。党组织选送100多名优秀青年，安插到教导总队当干部或学员。9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挑选学员中思想进步的人来担任，各连队都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仅两个月时间，就发展了300多名党员。该教导总队，名义上是训练军官，实际上是中共为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武装而培养干部。由于加强对学员的政治宣传教育，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使学员的思想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结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去，成为改造旧军队的骨干力量。

接着，邓小平同志通过内部活动，推荐张云逸、俞作豫分别担任驻南宁的广西省政府警备第四、第五大队长。这两个大队是李明瑞回广西后收编一些土匪、民团和散兵游勇组成的，成分复杂，纪律性差，缺乏战斗力。张云逸、俞作豫等便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党组织的部署，对这两支部队进行改造。首先在士兵中进行革命民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发动士兵起来揭发反动军官克扣军饷和打骂、虐待士兵的罪行，果断撤换一批反动军官，另派中共党员干部去替代。同时，吸收一批工人、农民、进步学生参加部队，增加部队中的工农成分比重，使这两支部队面貌一新，其领导权基本掌握在中共手里。

邓小平同志在开展兵运，训练掌握革命武装的同时，积极推动广西的农民革命运动。8月中旬，随着各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广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广西农民协会筹备处，选举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11人为执行委员。大会还决定出版《广西农民》三日刊，这个刊物实际上是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会议期间，经党组织安排，俞作柏会见了右江地区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并同意成立“右江护商大队”，拨给东兰、风山地区农军一个营的武器装备，训练农军。

会后，中共推荐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由俞作柏委任为右江和左江地区各县县长或农运特派员，进一步推动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9月10日至14日，邓小平同志和贺昌同志指导广西特委，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提出了“深入土地革命宣传和行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正确主张，对后来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代会结束后不久，汪精卫派陈公博、薛岳到南宁游说俞、李与广东军阀张发奎联合反蒋。俞、李迫于形势，决定参加反蒋战争。俞任讨蒋南路总司令，李任副总司令。邓小平同志得到这一消息时，立即与其他负责同志进行了研究，认为俞、李掌握广西政权只有3个多月，立足未稳，加上其部队内部复杂，仓促出兵，必然失败。因此决定：一方面劝说俞、李不要出兵参加军阀混战；另方面，做好应变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以便使我党掌握的武装部队，随时撤离南宁，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根据这个决定，中共广西特委对左右江地区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并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建立和加强地方党的领导，为战略转移作准备。

俞、李不听中共的善意劝告，于10月1日在南宁举行反蒋誓师大会，会后即出兵广东，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邓小平等同志以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未训练好，后方需要保卫为理由，向俞、李建议让这些部队和军校学员留守南宁，俞、李同意这一建议，并同意由张云逸担任南宁警备司令。

不出所料，俞、李的讨蒋部队尚未走出广西，他的十六师师长吕焕炎、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和十五师四十四旅旅长黄权都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后倒戈投蒋，俞、李只好带几个随从逃回南宁。

这时，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派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3个师逼近南宁。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在此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决定把中共在南宁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这三支队伍撤离南宁，挺进右江和左江地区。

张云逸同志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向百色方向挺进，邓小平等同志带领警卫部队和地方机关干部，指挥装满武器弹药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经平马到达百色。

在第四大队撤离南宁的前一天，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挺进左江地区的龙州。俞作柏经越南到了香港，李明瑞则留在龙州，后参加了革命队伍。

1929年10月22日，我们大队人马沿着右江岸边，浩浩荡荡地挺进桂西重镇百色县城。

百色，是个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的山城。人口1万左右，杂居着壮、汉等各族人民。它是右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连接着云南、贵州交通要道。控制百色，可以北依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东兰、凤山两县，作为后方基地；南连左江地区龙州一带，与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相呼应；它地处桂西山区，却相当繁华，经济上可以取得一批税收。我们警备第四大队的队部就驻在城里的粤东会馆，邓小平、张云逸等首长住在里边长廊楼上。

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率部进驻右江地区后，当务之急，就是与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相结合，缜密地筹划武装起义，做好创建红军，成立红色政权的准备工作。为此，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在百色召开了部队党委(后来改称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和右江地区的形势，制定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决定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部队，壮大武装力量；第三组织和发动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会后，立即进行部队的整顿、改造工作，着重对士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士兵觉悟，发动士兵揭发旧军官的犯罪行为和军阀作风，反对贪污克扣军饷，反对虐待士兵，严办了深为士兵痛恨的一个营长。对屡教不改的旧军官和兵痞流氓，则采取撤换、“调训”或“礼送出境”的办法，加以处理。同时，从教导队里抽调一部分党员加强基层党组织，并吸收了1000多名工农优秀青年入伍，壮大纯洁了队伍。

按照党委会精神，部队公开在群众中宣传中共主张，宣传发动和武装工农群众，支持工农运动。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充分发挥右江地区农民运动领袖共产党员韦拔群、黄治峰等同志的作用，通过他们团结教育各族贫苦农民。同时，每个连队组织七八个人的宣传队，深入山村、街道，开展宣传发动工作，还派军事教官帮助各县训练农军。为加强对百色工人运动的领导，部队党委先后派出黄一平等7位政工干部，指导各工会组织工作。先后成立了12个行业工会，会员1000多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百色县工人联合会和工人赤卫队。在部队的帮助下，各地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为武装起义进一步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随着右江群众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平时作威作福、鱼肉人民的豪绅地主和资本家，开始坐卧不安了。他们把第四大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面明来暗往地纠集反动民团，占驻据点，妄图负隅顽抗；另方面，与尾随第四大队进驻右江地区的反动第三大队互相勾结，妄想搞掉第四大队，镇压右江革命。

原来，警备第三大队是由广西、云南边界的土匪收编而成，表面上与第四大队称兄道弟，而实际上貌合神离。该大队长熊镐极其反动，性好投机。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他立即听命于卷土重来的桂系军阀，他受其主子的密令，紧紧地跟踪第四大队。

来者不善。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看穿了熊镐的险恶意图，决定斩除这只“狗熊”。

恰这时，奉议农军截获到一份黄绍竑拍给熊镐的密电，指令熊镐要“先发制人”，对第四大队进行突然袭击。在这紧急时刻，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制定将计就计地歼灭第三大队的计划。动手前，仍按“友军”惯例，照常与第三大队来往，麻痹敌人，及时了解对方动向。

10月28日，张云逸设下“鸿门宴”，以商谈防务之名，擒捕了熊镐，后把他枪毙。

同一天，按照原定计划，第四大队一营和恩隆、思林、奉议等县农民自卫军共千余人，分别解除驻平马、那坡的第三大队武装，俘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为百色起义扫除了障碍。

在此前后，东兰、风山、奉议、思林、向都、镇结等县农民武装，在第四大队支持下，也加强了扫荡地方反动势力的军事活动。如韦拔群和第四大队军事教官钟鼎率领东兰县千余农军，攻占了东兰县城，县长弃城逃窜。其他县的反动武装，有的被击溃，有的被缴械，有的逃到外地躲避。整个右江地区，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这时，原从南宁派往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带来中央关于批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的指示，要求进驻右江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即速转变。这样，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更加紧进行。

起义前的一天，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警备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和百色农民代表大会。在这3个代表会上，代表们一致热烈拥护和通过前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建立革命政权的决议。当天晚上，前委还在百色商会俱乐部设宴，邀请百色、奉议两县县长和百色商会要员赴宴，向他们说明将成立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意义、政策，为避免泄密，暂把他们控制起来。同时，当夜派部队收缴百色公署公安局、禁烟局及百色、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商会团体的枪支共300多支。这一夜，大队部灯火辉煌，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以紧张的战斗，迎接广西革命历史上光辉、难忘的一天!

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火样的朝阳刚从东山露出脸，整个百色山城便沸腾起来，一队队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城市居民，打起锣鼓，挥动着红旗，向东门坡广场走去。大街小巷贴满革命标语和红七军的安民布告，家家户户悬挂着五彩缤纷的纸旗。我们大队部驻百色的官兵也穿着灰色新军装，颈上系着耀眼的红领带，兴高采烈地列队到东门坡广场参加军民庆祝百色起义和成立红七军大会。会场上，红旗漫卷，号鼓喧天，鞭炮齐鸣，盛况空前。当宣布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时，全场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会后，举行庆祝游行，整个百色山城沉浸在热烈、欢乐的气氛之中。

同一天，在粤东会馆——红七军军部的大厅里，召开了部队排级以上干部和军部直属队共500多人的大会。红军指战员在火红的军旗下，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

会上宣布了红七军的领导机构和编制：

军长：张云逸

党代表(后改为政治委员)：邓斌(邓小平)

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参谋长：龚鹤村(龚楚)

全军共3个纵队加上军部直属教导大队、特务营、炮兵营共4000多人。这时，我任红七军司令部参谋。

同一天，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胜利召开。各县的工农代表及红七军代表共80多人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第二天，在平马镇举行有1万多群众参加的庆祝红七军成立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张云逸代表中共红七军前委出席了庆祝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百色起义的前夕，邓小平同志紧急赶往龙州，筹划龙州起义，并想动员李明瑞同志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途中二人不期而遇。邓小平同志与李明瑞同志促膝交谈，掏尽肺腑之言。在他的帮助下，李明瑞同志豁然开朗，彻底转变了立场，与旧营垒彻底决裂，毅然投身革命，参加龙州起义的领导工作。在百色起义的鼓舞下，从南宁转移到左江地区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按照中共广西前委的部署，于1930年2月1日，胜利地举行了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邓小平同志兼任红八军政委，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军参谋长。李明瑞同志被中共广西前委任命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龙州起义与百色起义相呼应，革命风暴在左右江隆隆滚动，进一步震撼了西南军阀的反动统治。

为了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七军在重创敌人后，一、二纵队即转向桂黔边界活动。邓小平同志与率领第三纵队的韦拔群同志一起，大力开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邓小平同志向干部们介绍了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阐述了土地革命对于扩大红军、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政权的重要意义。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接着，红七军第一、二纵队从贵州边境回师右江，进行整训，同时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工作。经过土地革命，有20多万群众参加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地方赤卫队发展到数万人。各级党政机关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少数民族班、乡村宣传队以及劳动小学、农村夜校等，遍布山寨村镇。右江一带，红旗飘扬，红缨枪林立，打土豪，分浮财，烧契约，分田地。同时实行正确的城市工商业政策，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使城市保持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红色风暴席卷了右江地区的山山水水，“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浪潮汹涌澎湃。在红七军帮助下，有15个县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汇成了拥有lOO万人口的右江革命根据地。

红七军在邓小平等同志领导下，在斗争中锻炼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1930年秋，奉当时党中央的命令，红七军调离广西。指战员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惊人的毅力，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从险境中杀开一条血路。历时10个月，纵横7千里，终于完成了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纪念百色起义胜利69周年的日子里，深切地缅怀百色起义的卓越领导者邓小平同志，真是百感丛生，思念切切。谨以此文表达对老首长的深切怀念。

（作者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委等职务）

《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