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艺术考题参考答案(仅供参考)_传统音乐考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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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文人画：
“文人画”是中国绘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其概念内涵却比较模糊，人们对它的理解也有分歧。当前的绘画研究界对文人画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界定：
第一种观点：从中国绘画发展全局和中国绘画特有的品质来考察，认为文人画是中国绘画中独具特色的风格样式或风格体系，发轫于宋而大成于元，其艺术特质是注重笔墨趣味，不求形似，诗、书、画、印合璧。第二种观点：以画家身份为标准，认为文人画即文人之画或士人画或士大夫画。
第三种观点：以董其昌“南北分宗说”为基础，认为文人画就是南宗画。
将文人画界定为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风格体系，它体现了文人情趣，重视笔墨韵味，不求形似，诗书画印合璧的艺术特质。
2扬州八怪
“扬州八怪”是中国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的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的总称，他们也称扬州画派。“扬州八怪”有8人，他们是金农、罗聘、李方膺、李鱓、黄慎、郑燮、高翔和汪士慎。
扬州八怪多数出身于中下知识阶层，他们中有的是被罢官去职的州县官吏，有的是没有考取功名的文士，还有家境贫寒、以画谋生的画师。他们或生长于扬州，或为外省来此侨居，各有一段坎坷经历，先后集结于扬州，在扬州繁华的书画市场上出卖自己的书画作品。
“扬州八怪”在艺术观上最突出的是重视个性表现。他们提倡风格独创，主张“自立门户”,他们公然宣布，自己的作品是为了卖钱谋取生活，撕破了过去文人画家把绘画创作视为“雅事”的面纱。在作品的题材上，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把梅、兰、竹、菊、松、石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此来表现画家清高、孤傲、绝俗外，另一方面他们还运用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法，通过题写诗文，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表现形式。如：李方膺的《风竹图》用不畏狂风的劲竹象征倔强不屈的人品；黄慎的《群乞图》、罗聘的《卖牛歌图》表现了他们对的现实社会的细致观察，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社会的不平。扬州八怪在绘画的风格上，主要继承了前人绘画中的水墨写意画的技巧，并进一步发挥了水墨特长，以高度简括的手法塑造物象，不拘泥于枝枝叶叶的形似。在笔墨上，他们不受约束，纵横驰骋，直抒胸臆。由于他们的作品和当时流行的含蓄典雅的花鸟画风相违背，所以常受到评论家猛烈批评，被称之为“怪”。3艺术精神
是一种包藏在艺术形式下的心灵的特殊状态。艺术精神是指一种艺术独自具有的、内在的品质或气质。譬如，中国画不同于日本画，中国古诗不同于日本俳句，不是它们的物质媒介不同，而是内在的精神不同。西方艺术也是如此，近代的意大利、荷兰、俄罗斯的绘画，人们都可以看出具有不同的精神。当然，东西方艺术精神的不同，则更是十分明显的。由此可见，艺术精神中蕴涵一种文化的根本理念。
中国传统艺术最大的精神内核应该是“贵族精神”，强调心灵的高贵。所以当西方艺术追求客观真实的时候，中国艺术则更多地注重意境，借客观的物象来写胸中之块垒。
简答
1举例说明礼在艺术发展中的作用P26。
2秦汉时期中国艺术特色及其文化内涵？
艺术特色：“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朝是凭借武力征伐而建立起来的统一帝国，崇尚力量，崇尚阳刚之美的大气磅礴的时代精神。
汉代依然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时代主弦上奏出的依然是开拓进取、建功立业的基调。“汉代的艺术精神来源于以秦楚两种文化为主体的融合。”热烈、高亢、丰满、刚健、朴拙、率真，是其突出的特征。秦汉艺术的社会文化背景，秦汉艺术显出了伟大的气魄，是一种胸怀之大，力量之大，气魄之大，趣味之大。汉人贾谊形容秦的抱负：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秦汉艺术的这种大气魄，来源
于和勃发于一种文化的新现状和新结构之中。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一、新统一的现实力量
二、与前所未有的巨大现实力量共生的是一种容纳万有的想象心灵
三、汉代宇宙观的核心：阴阳五行思想.文化内涵：
3说明宋代苏轼的艺术特色及其历史地位
苏轼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以及他天赋的创造性，使他大大超越了同辈作家，高高处于北宋文艺的颠峰。其诗境界开阔，题材广泛，内容深刻，风格自然奔放，圆美流动。既有现实主义力作，如《五禽言》、《李氏园》、《荔枝叹》；又有浪漫主义佳篇，如《游径山》、《百步洪》，充溢着有磅礴的气概，又如《崇惠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写得清新明净，华美自然，尤其是后者更成了咏唱杭州西湖的千古绝唱，正如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所云：“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苏诗艺术风格的浪漫豪放评价道：“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之风，启豪放词派之先河，高远清新之意境，形成了豪迈奔放的风格。他拓宽了词的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世概》），表现了全新的风貌。苏轼的婉约词同样写得真挚细腻，深沉淳厚，回肠荡气，一往情深。苏轼的散文更是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使他成了继欧阳修之后北宋古文运动的当然领袖。苏轼的书法列“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在宋代书苑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苏轼是一位画家，是中国文人画运动的发端和中坚人物。其写意和传神、常形和常理、诗画本一律等理论，广泛地为文人画派所传诵，并奉为金科玉律，影响至今。苏轼的家庭是音乐世家，三苏都是弹古琴的高手。《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衮的《琴经?大雅嗣音》记载说：古琴世家中最著名的是眉山三苏。
4举例说明魏晋时期艺术特色及其成因
例子：1《皋陶治狱图》是一幅出土于江苏打鼓墩樊氏墓的画像石作品,也是一幅精美的历史故事画。它运用流畅绵劲的线条,生动刻画皋陶、獬豸等人物和动物的形体、动作、姿态与眼神,形神兼备。其构图饱满、均衡,讲究对比与对称,成功处理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的关系。《皋陶治狱图》表现了魏晋时期重“气韵”的新的艺术风尚。2阮籍所作《清思赋》，“余以为行之可见，非色之美；看之可闻，非声之善。”由此归结为，“是以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可以睹窈窕而淑清。”他认为美善不系于形声，而系于微妙无形，窈窕淑清在言象之外，重意会。3东晋陶渊明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境与意会，重在得意，以意升华境，透过田园景物发现别一种精神境界。陶篇篇有酒，其意却不在酒，此恰是陶诗之妙处。4文学：志人志怪小说，如《世说新语》《搜神记》 雕塑：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绘画：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画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汉画的技艺和风格，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音乐舞蹈：兰陵王破阵舞
艺术特色及成因：（“玄学”的兴起,以个体为主的审美意识的觉醒,艺术创作中主观情感的表达,佛教艺术的传入等都使这一时期的艺术呈现出特有的审美特征。）
魏晋时期，因为佛理玄风，大振于华夏，文学艺术也体现出比其它任何一时代都旷远清虚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美理念大体经历了三大层段的转换和变迁。从曹魏时代到西晋为发展的第一层段；东晋至南朝宋、齐之际为发展的第二层段；南朝梁、陈和北朝后期为发展的第三层段。
第一层段，是儒学的逐渐“隐退”和玄学的日趋隆盛。所谓儒学的“隐退”包含三重意思，一是在治学方法上，汉儒繁琐迂腐的章句之学逐步淡出，儒家经学走向了偏重义理的玄学一途。二是在学术地位上，儒学已不再是汉代那样为世人“独尊”的“显学”，而是走向了非主流化、非中心化和“边缘化”之途。三是在学术信念上，士人们渐渐疏离了以伦常名教、修齐治平为主旨的儒学，开始皈依以避世全身、精神超
越为要义的老庄。这是一种学术信念、人生信念由外而内、由物而心、由伦理而性情、由名教而自然的重大转折。与儒学的“隐退”相反，以老、庄思想为基本内涵的玄学则崛然兴盛起来。它是一种以士人为主体而生成的新的话语权力，新的人生信仰，新的文化思潮。它以不重章句、象数、语词而重义理、内蕴、本质的全新的思维，以不重外物、伦常、事功而重内心、性情、超越的全新的理念。简言之，它是一种崇无御有、贵我轻物、主情超理、以内乐外的人格（自我）本位论体系。
第二层段，是佛学逐渐取代玄学而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佛学（主要是般若学）最初一方面处于比附玄学或“佛以玄释”的状态，一方面又是对玄学的某种扬弃和跨越。佛学也围绕着无和有、动与静、形与神、我与物、内与外等等玄学化范畴来思考和表述。但实质上，它对这些范畴的解释模式已大不同于玄学。它用“非有非无”、“有无一观”的话语策略，消解了在玄学“以无为本”、“崇无御有”的命题中所包含的无和有、我和物的差异和对立，从而在哲学上建构起了物我两忘、主客如一的审美自由关系。换言之，佛学是一种讲究有无一观、物我两忘、内外相乐、主客俱一的精神（心灵）本体论体系。
第三层段，在该时期一直处于“隐退”状态的儒学此时开始复兴，儒、玄、佛三家思想开始从对立冲突走向协调整合。儒学的复兴与寒门庶族的崛起是相联系的，因为 “寒门”、“布衣”阶层所研习信守的主要是儒学。同时，佛学到梁代，也由前代的般若学发展到涅盘学；以竺道生所提出的“涅盘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为标志，佛学义理从谈实相之“空”转到谈佛性之“有”，从偏于般若智慧的领悟转到偏重佛性真身的修持，从较多的学理性、超越性特征转到更多的信仰性、世俗性色彩，从而更加接近了儒学。范镇著名的《神灭论》，从理论上彻底清算了自魏晋以来就一直务“虚”尚“神”的社会意识形态，重新召唤着重“实”尚“形”的哲学文化精神。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提倡的是一种以儒归释，以佛佐儒的哲学。这一切，均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文化需求正在形成，那就是协调矛盾，折衷诸说，以在一种更高的综合层面上实现历史的飞跃。
下面具体来具体分析艺术特色的影响
魏晋之际，艺术美理念展现的是一种以“自我超越”为主题词的发展范式。所谓“自我超越”的涵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可以叫作自我人格的本体化，即在魏晋士人心目中，自我、个体、人性、情感等等与群体、社会、伦理等等相对峙的存在，应从有限个别的有为之域、物用之场中解脱出来，安置于至高无上的本体世界中。于是，作为个体的人，如何保持、实现自我的超然、性情的自得、人性的满足和生命的快乐，便成了魏晋士人们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成了他们所凝视的人生焦点和核心。实际上，自我人格的本体化，也就是实现了人格意识向自我、真情、生命、个体的回归，亦即钱穆先生所说的“个人自我的觉醒”。东晋至南朝宋、齐之际，该时期艺术美理念又发生了重要的内涵转换，即生成了一种以“情灵摇荡”为主题词的发展范式。所谓“情灵摇荡”指文学应抒写情感心灵之意。“情”和“灵”在这里分别作为两个各有偏重的词。“情”指称性情、情感，“灵”则指称心灵、精神。个体人性、情感的充分张扬和内在心灵、精神的空前开掘，是“情灵摇荡”一词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也是这一阶段审美文化的鲜明特征。相对来说，主体内在心灵、精神世界的空前开发和自由扩展，更代表这一阶段审美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魏晋南北朝士人阶层在此前阶段实现了以自我为本位的“人格超越”之后，在这一阶段又进入有史以来以精神为本体的内心廓张时期，或者说步入一个空前地专注于“心灵自由”的时期。在现实背景上，魏晋之际那种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性情与伦理的尖锐冲突，到这一阶段已相对降温、淡化了，而同时，一种深入内心世界，廓展主体精神，追求情灵无限自由的文化欲求则日益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因此，主要不再是“情、理调和”，而是“心、物两忘”成为该阶段士人们所关注的审美核心问题。这一阶段，般若佛学逐步置换、取代魏晋玄学而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主流。一方面消解了玄学力图解决但仍未真正解决的主与客、物与我的差异和矛盾，建构了一种真正“物我两忘”、“情景交融”、“内外相乐”、“主客俱一”的审美关系，一方面则将魏晋玄学所标榜的“人格（自我）本体位”观念转换为佛学所崇尚的精神（心灵）
本体论意识，进而大大开发了主体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这样一种主客关系和本体移位，适应了该阶段士人阶层的精神需要，进而促进了“情灵摇荡”这一聚焦自由心灵的审美范式的产生。
南朝梁陈和北朝北魏之后，该时期艺术美理念又出现新的变折，那就是开始生成一种以“合其两长”为主题词的发展范式。所谓“合其两长”显然表达的是对南、北两朝的诗歌创作走向综合的一种审美期待。“合其两长”的“两”，自然指的是南北双边之“两”。因为，无论是地域特色，还是文化语境，抑或是审美趣尚，南、北两朝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南朝偏重文采阴柔、讲究任情越理、推崇审美意味，而北朝偏重质直阳刚、强调以情从理、推崇伦理功能等）。这个“两”又不仅指的是南、北两朝，也同时指的是古与今、新与旧意义上的两方面。因为南、北审美文化之间那些横向地、区域性地展现出来的差异，实际上也正是魏晋以来所纵向地、历史地展现出来的新与旧、今与古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就“合其两长”的完整涵义讲，应既是南北之间的调和，也是古今、新旧之间的综合。这种“南”与“北”、“古”与“今”审美文化的大综合，就具体内容说，也就是魏晋以来崛起的以玄、佛为本的审美文化新潮（这种新潮在南朝获得深入发展）与两汉之际以儒学为主的审美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基本为北朝所继承）开始从冲突趋于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