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宣传舆论工作的新形势_新形势下宣传工作

充分认识宣传舆论工作的新形势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新形势下宣传工作”。

一、充分认识宣传舆论工作的新形势

社会舆论关系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重大影响。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社会思想意识出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突发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新的技术手段的进一步出现、应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以其迅速、便捷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反映社情民意、投诉请求及参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平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层政府如何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充分发挥“主场优势”，正确看待和有效应对媒体，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急需解决的现实课题。

（一）正确认识现代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系

媒体就是传播信息的载体或平台，报刊、广播、电视、户外是传统意义上的“四大媒体”。它们通过文字、声音、图片、影像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生产。而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五大媒体”也迅速发展起来。加之“网络政治”的演进和阳光政府、电子政府的全面推进，现代媒体正以其自由、互动的独特性成为各阶层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舆论渠道，并深刻改变着现行舆论形成机制和传播格局。各级党和政府都应该充分认识现代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特点。

一是现代媒体突破了互动界限。不同于传统媒体一对多的传播方式，美国《连线》杂志曾对现代媒体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媒体在传播中可以轻易的表达人们个性化的诉求，并与其他人进行交流互动，实现多对多的信息传播。“网络时代，人人面前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人人都有话语权，人人都是新闻记者。” 二是现代媒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与传统媒体具有固定的发行、播放时间、传播范围不同，现代媒体借助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终端，只要有网络覆盖，公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诉求。具有强影响力的公共事件一旦发生，网友就会很快将自己所看到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手机短信、手机上网、微博、论坛发帖、网络聊天等形式传播出去，其传播速度惊人，覆盖面广。

三是现代媒体突破了身份的束缚。传统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是确定的，所以传播的话语权掌控在少数人手里，而现代媒体具有开放性使精英阶层、中等阶层、弱势群体、边缘群体都可以借助于论坛、博客、微博等平台传播信息，简单直接且身份隐蔽，网民能够快速、大胆地发表意见，呼唤声援,在短时间内形成一种巨大的舆论力量。

四是现代媒体突破了信息量与内容面的限制。传统媒体传播由于传播载体的限制且受政府影响较大，信息量较小，内容面相对狭窄。而在现代媒体大行其道的“全民麦克风时代”，每个公民都可能是信息的制造者、提供者、传播者，信息量与内容覆盖面都得到极大增加，呈现“信息爆炸”的态势。通过各种现代媒体平台，民意得到了表达，也让党和政府及时了解舆情、体察民意。但如果网民缺乏自律，现代媒体就会成为假消息、谣言的“传播器”，成为公民宣泄不满情绪的“排气阀”，成为点燃“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尤其是在官方消息不确切、语焉不详的情况下，更促使网民传播自己的揣测，问题若处理不好，小则影响党和政府形象，大则关系社会大局稳定。

（二）正确认识正面宣传与负面舆情的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宣传一词起源于17世纪的罗马天竺教皇的“信仰宣传”。现代的宣传指“传播符合领导者的意图和愿望的有计划的活动。”而舆情含义为“较多群众对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社会思潮、利益诉求、意识形态的碰撞也异常激烈，在这种思想环境下，基层政府怎样处理好正面宣传与负面舆情的关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要认识到正面宣传与负面舆情的对立性。正面宣传是传播党、政府和社会积极方面报道。而负面舆情则是民众对社会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不利的社会政治态度。应该说，正面报道是在“以优美的方式演奏主旋律”，总是能给人以积极的、向上的、催人奋进的正面影响。因此，在宣传工作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而负面舆情容易诱导产生对党、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情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从这方面看，正面宣传与负面舆情是对立的。第二，要认识到正面宣传与负面舆情的统一性。一是正面宣传里往往都蕴含着产生负面舆情的因素。一般来说，正面宣传展示的是被宣传对象好的一面，但报道中稍有不慎，把握不严，就可能产生负面效应，引来相反的效果。如某市报道党代会的准备工作，本意是突出党代会的浓厚气氛，结果由于其中对餐饮丰盛程度的过分强调，引发了市民对当地党委的不满情绪，从而形成了负面舆情。二是负面舆情在一定条件下能变为正面宣传。负面舆情对社会的不利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对于负面舆情加以正确的引导，尽力弱化其中不好的方面，把正面的东西表现出来，也可以把负面舆情转化为正面的宣传。如2012年巴州区的6.8事件，本来是“警察打学生”的不利舆情，经过及时的引导，弱化事件本身，而突出了警察对违规事件的处理以及“学生”的身份，从而转变为“警察尽职处理不良社会青年”的正面宣传。

（三）正确认识主体责任与指导管理的关系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快速核查、主动引导、系统响应、分类施策”的原则，部门负责协调、指导。

。切实强化企业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第一责任者的责任，健全企业安全管理机构，完善管理制度，把安全生产作为企业固本强基的重要举措，纳入企业发展战略，永续推进。持续加大企业安全投入，足额提取用好安全费用，落实技术改造和隐患治理资金，积极参加安全责任保险。严格落实企业领导干部现场带班制度，及时现场解决安全生产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四）正确认识舆论宣传能力与执政能力的关系。

传播是政府行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移动通信支撑的社会多元化表达平台上，党政机关发声和舆论引导需要比过去更高更强的能力，而传播效果和舆论引导能力是基层党和政府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第一，科学的舆论引导是党和政府决策力、执行力、凝聚力的重要体现。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舆论的新动向、新特点，要充分认识到，有效引导舆论是领导干部执政能力、领导水平、工作能力的具体体现。10年白庙全裸

第二，“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领导干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信息爆炸”时代，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学会在媒体关注、舆论监督下开展工作，是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在南京“7·28”爆炸事故中，南京市党政机关先后接待了60多家媒体(包括15家境外媒体)、140多位记者，召开了三场新闻发布会，及时地

为记者和公众提供信息，从而有效地减少了负面影响，维护了社会稳定。

第三，媒体的负面报道是进一步提升执政能力的“助推器”。美国报人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守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媒体负面报道的存在有利于政府更好地解决问题、改进工作，避免问题扩大后对公众利益和政府威信带来的损害，从而推动执政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二、巴州区应对媒体的现状

“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新时期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区委、区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与媒体打交道，与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四川新闻网、四川农村日报等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在经费、编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批准成立了区网管办。客观地讲，通过不断的总结反思，近年来，我们在应对媒体、引导舆论的认识越来越清醒，机制、制度越来越健全，手法、策略越来越成熟，取得了明显成效。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多次对我区在应对突发舆情的做法予以肯定，特别是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上，我区应对“白庙乡全裸”舆情名列第一。但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许多地方党政干部普遍对媒体传播规律认识不够，媒体素养不高。因而，基层领导在与媒体交往中，往往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封堵

我国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对媒体长久以来抱有封堵的思维惯性，面对记者或者舆情更多的是“用人墙挡记者”，特别是对于突发事件，由于政府担心信息公开会造成公众恐慌，影响稳定，因此要求控制媒体，不予报道。对于危机事件，有些地方政府也经常不向社会公开情况，不及时疏导民意，不正视群众的利益，甚至动用暴力机器进行打压，导致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如云南孟连事件，孟连县委、县政府一意孤行动用警力，表面是警民冲突，实质是胶农与橡胶公司长期的利益纠纷，当地党委、政府没有及时有效解决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导致胶农对橡胶公司积怨日深，最后转化为对基层干部、党委和政府的不满，出现傣族群众拿起长刀、棍棒冲向全副武装的警察的情况

但是在当今媒体时代特别是网络时代，所有网民都是“记者”，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把自己得到的信息放上网。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技术上，封堵媒体和网络都是错误的。面对舆论危机，党政干部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接待记者，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地为记者和公众提供信息，主动引导舆论。在南京“7·28”爆炸事故中，南京市政府先后接待了60多家媒体(包括15家境外媒体)、140多位记者，召开了三场新闻发布会，有效地减少了负面影响。，回避媒体、瞒报缓报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压制记者采访报道，哈尔滨停水事件以及非典事件是政府隐瞒公共危机信息的典型案例。，回避媒体、瞒报缓报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压制记者采访报道，哈尔滨停水事件以及非典事件是政府隐瞒公共危机信息的典型案例。对于危机事件，有些地方政府也经常不向社会公

开情况，不及时疏导民意，不正视群众的利益，甚至动用警察力量打压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导致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如云南孟连事件，孟连县委、县政府一意孤行动用警力，表面是警民冲突，实质是胶农与橡胶公司长期的利益纠纷，当地党委、政府没有及时有效解决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导致胶农对橡胶公司积怨日深，最后转化为对基层干部、党委和政府的不满，出现傣族群众拿起长刀、棍棒冲向全副武装的警察的情况。④

（二）躲避

一些地方政府不愿在媒体面前多说话，这是不自信的表现。就突发性事件而言，公众对媒体如何满足知情欲充满着渴求。如果媒体“失声”、“失语”，无疑扼杀了公众的民意，也有伤政府的公信力。需要指出的是，在突发性事件发生期间，虽然媒体的话语是构成事件的主体语境，但是政府的声音也决非无从表达。高明的政府要善于将政府意志有效渗透到媒体之中，看似没有政府的声音，而实则引向政府期待的舆论导向。这一过程是按照新闻规律、媒体立场去操作，最终在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形成话语的趋同性。

由于舆情的突发性，很多基层官员在应对“不请自来”的媒体时缺乏必要的信息准备，这样容易产生面对媒体的不自信，党政干部“失声”或者干脆“无可奉告”等躲避现象时有发生。广东佛山发现第一例SARS病例时，应该是政府危机公关大有可为的时候。但是由于其时面临喜迎春节、召开“两会”等与危机事件不协调的气氛，更由于经验不足，我们的政府危机公关基本上是不作为，既没有及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尽快搜集并公布事实真相，也没有对百姓抢购买板蓝根、食醋等流言进行辟谣，甚至在2月12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出现新闻发言人对记者提问给以指责的现象，可以说基本失去了对议题设置的主动权，从而丧失了在危机潜在期进行危机公关的最佳期。

（三）敷衍

（四）欺瞒

在部分基层官员心里存在这种想法：“出了事提拔无望是轻，官帽不保是重。”官员谁都不愿意在自己任期内有重大的安全事故或群体事件发生，如有发生理所当然的面对媒体就会采取欺瞒的方式。哈尔滨停水事件是政府隐瞒公共危机信息的典型案例。在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可能造成松花江水体污染情况下，位于下游的哈尔滨停水4天，并归因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需要进行检修，导致人们中流传污染论、地震论等言论，致使整个城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水恐慌。虽然后来哈尔滨方面说明真实原因，但是市民对党和政府的难以弥补隔阂已经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