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与论语之爱_论语原文之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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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守望者

—— 〈〈新约〉〉与〈〈论语〉〉中爱的解读

“爱”在字典中的解释是对人或事物有很深的感情。然而，爱的定义是广泛的，虽然我们无法对于爱给出一锤定音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出于爱的行为必然是善意而美好的，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传统的源头，会发现无论是《新约》或《论语》都将爱视作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饿必需品和维系社会和谐发展的纽带。

有人说，《新约》是一本充满爱、传播爱的书，圣子以他的牺牲之爱为世人带来了救赎的希望。

有人说，孔子的思想是时间上一切保守思想体系中最成功的一个。但是，当我们不是把孔子的思想当作一个完整的体系全盘接受，而是关注其中的思想精华的时候，就可以摆脱革命与保守的评断，转而发现这位2000多年前的智者只是在野蛮荒芜的世代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喊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

耶稣的基督之爱与孔子的“仁者爱人”是基于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与伦理体系下的人文精神瑰宝，正因为“爱”是全人类共通的至美情感，因此，笔者将这两种思想轨迹置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坐标系上，通过横向比较，经纬交错地来解读两位人类历史上的先知的圣人之爱。

何处是爱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4：17》 一直以来，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为人们世代传颂，《新约》里如是说明了在神的眼中爱的品质是何等重要。从耶稣口中，我们得知“爱”显示了上帝的品格，“”神就是爱”，意味着被造的世界所依赖的和用以审判这世界的终极实在（ultimate reality）是一切生命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和谐的源头。”对基督徒来说爱是上帝的假设一旦成立，那么爱就成了唯一的信仰，耶稣所讲的爱也就是圣子为受原罪折磨的人类带来的救赎之路，通过爱来寻找上帝，感觉上帝的存在，从而完成现世的救赎。因此，基督之爱首先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的，爱是上帝为人类所做的选择，上帝的选民惟有履行这一义务才有可能进入上帝的天国，没有上帝的介入就不会有新灵魂可以重建个人与世界。

宗教学家尼布尔指出“”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你的上帝”要求的是灵魂与上帝的完全契合，灵魂完全顺从上帝的意志，并因此使本身的一切冲动和功能彼此和谐。“爱人如己”要求的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完全和谐。”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和谐既是由爱上帝而来，也是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没有对上帝的爱，人人以自我为中心，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社会的*和矛盾。爱作为基督传播的精神的律法高于普通的理性范畴，个人的的独特个性和特殊需求只有通过爱才能发现。爱上帝是爱邻人的前提，因为对上帝共同的爱使人们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彼此沟通，因而才有了现世中的爱的可能。

“樊迟问仁。子曰：仁者爱人。”

“仁”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仁者爱人”是孔子为仁定义的道德与行为的准则。与西方基督教认定人间之爱源出于，并当隶属于上帝之爱的基本假设不同，孔子的“仁者爱人”却没有假定这一超越的、神圣的源头。孔子的思想所体现的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实实在在的人间之爱。孔子所提倡的爱是一种善意的美德，不是通过神灵主导你的灵魂，而是借助于俗世中的身体来实现的。因而孔子的关于“仁爱”的信条并非神圣的天条，而是源于人、成于人的人间之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所谓的“君子”就是具备这种品格的善的人间使者，他们将用对人和社会的爱来匡扶正义，治理乱世；而“仁”又是不拒斥凡人百姓的，凡是心中有爱，身体力行善行义举的人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仁”的境界。

在爱的来源的两者比较中我们发现：基督之爱的前提是对上帝的信仰，而孔子的仁爱则适用于所有的芸芸众生，这也许就是宗教家与思想家的本质区别，宗教无法抛弃对超越一切的神的崇拜与信奉，而入世的儒家哲学则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爱人与爱己

诞生先知的时代往往是礼崩乐坏、恶行肆虐的时代，耶稣生活在罗马人的残酷统治下，孔子游走于战火纷飞、列国征战的动荡年代。恶劣的外部环境是滋生罪恶的温床，在人无尊严可言、事无道理可讲的时候，耶稣和孔子却都挺身而出，用爱的呼唤人的良知，给那个混乱罪恶的时代注入人性的血液。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耶稣是上帝之子的使命，是与生俱来的责任；在孔子是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之源，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爱是双向的行为，她有付出和获得的双方，学会爱，是传播爱的开始。

《新约》是耶稣在人间身体力行的弘扬上帝之爱与圣父教诲的记录。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对神的崇拜构成了人生信仰的基石，因此，基督之爱的重要导向是将人类在世上的一切义举善行归功于上帝，为了不辜负上帝所赐予的一切优越条件而力修品行从而成为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爱人的缘故而去爱其他人，包括亲友或仇敌，因为这才是上帝在你心中的体现。也许由于宗教性的缘故，基督之爱在点亮人类灵魂的同时指明的是通向完美天国的灵魂救赎之路，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基督之爱在现实社会中的道德力量，在荒蛮无道的时代呼唤爱、传播爱是《新约》留给后人的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的讲道之能。。。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哥林多前书13：1-3》

在疾病、贫穷、饥饿、灾祸频频出现的时代，一双双惊恐的眼睛由于绝望的现实而放射出残忍、贪婪的邪光，当权者任意操控生存游戏的规则，被奴役者过着任人摆布水深火热的生活，没有公平和正义，只有谎言与欺骗，生命最初的爱与善被压抑甚至遗忘，人类向人性最肮脏堕落的方向沉沦，社会沦丧为一个人咬人的泥潭。然而耶稣来了，用最美丽的语言传播爱的声音。你想要尊严吗？那么先爱吧。现在我们常常把爱理解为一种单向付出的无私的利他行为，以为这就是人格高尚的体现，而在《新约》的经文中，爱不仅是一种付出更是一种收获，爱不仅是上帝对人的要求，同样也是人的自我完善的前提。爱是一种内心中对人对事的善意，这种感情使人在世界上不同于飞禽走兽，除了最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外同样有精神的追求，并且这种追求使人真正得到满足。“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6：1-4》爱在耶稣的解释中，不仅是对收获者的关怀，更是对付出者本身的关怀，因为当你付出爱的时候就表示你已经拥有一颗健全的心，并且得到上帝的赞许，人的一切追求与理想才有可能得以完成。因此，爱最初的服务对象是施爱者本人，懂得爱才会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才会爱自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约》对个人价值的肯定。

“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四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13：4-7》

就是联络全德的。”《歌罗西书3：12-14》

在《新约》中对爱的阐释比比皆是，这种爱是不分贵贱阶层的普适的准则，因而基督之爱处处闪耀着人性之光。

孔子推崇礼治，他说过：克己复礼为仁。这似乎有悖于“仁者爱人”的思想，因为礼的约束压抑了人性的自由发展。但是，我们需看到的是，孔子的仁学产生的背景既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又是一个动荡不安、充满血腥的可怖世界，所以他的社会理想和美学思想都更多地表现为对和谐与秩序的的追求。虽然，有人认为孔子所讲的爱是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基础上的有等差的爱，似乎不如博爱的精神那样可贵，但笔者认为我们不应人为地扩大他们的差别。“ 君君、臣臣”不过是要说领袖要有领袖的风范，臣子要尽臣子的职责。而在孔子那个时代，社会已经堕落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地步了，从《春秋》《左传》等典籍中我们不难看到那是怎样一个被暴力和强权所蹂躏践踏荒谬无道的世界，因此，孔子推崇礼是对个人归位的呼唤，是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只有当每个人都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个人尊严得到保证，才能发自内心地去爱别人。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是孔子最重要的思想核心。“仁”字就其字形上来看是“二”“人”，人与人之间就构成了社会，“仁”在孔子的阐释中是“忠恕之道”，“忠”是个体对社会群体的爱，“恕”是人与人相处时的宽容之爱。芬格莱特（HERBER FINGARETTE美国孔子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指出：“ 忠使得人类社群生活成为可能，而恕则使得这一社群更加人道化。” “忠”作为定位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德行只有在“恕”，即群体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爱关系的基础上方能成立和有效。基督之爱是由对神圣的上帝之爱表现在现实中的对他人的关爱，而孔子之爱则分为个人之间的“恕”和个人对群体的“忠”。

“你们愿意人们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34-35》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无论是在《新约》的基督之爱中还是在《论语》的传统道德中，将心比心，推人及己一直被视为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第一准则。将心比心的前提是拥有心——人的善良与高贵的心灵，而这正是当时社会大众所缺失的东西。《新约》对爱心的要求是信心（信仰上帝的虔诚之心）“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提摩太前书1：5》孔子则将爱心的来源落实到实在的个人品德中去。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 由此可见，《新约》与《论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净化人心的要求，把它视为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第一步，当心灵被种种伤害折磨得伤痕累累时，保持心灵深处推己及人的敏感和将心比心的善良，这样的心灵才有了承载爱的可能。

爱人及己，是在当今社会仍然没有被实现的道德理想，可以想象在社会纷乱不止、人民疾苦不堪的遥远古代，两位先知提出这中无私的爱的思想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先知内心深处的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由此可见一斑。自私是人的天性，独爱其身也是本性使然，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巧取豪夺、尔虞我诈已经将社会搅成了人咬人的泥淖，那么要走出这种窘境的办法一定不是以暴易暴，圣雄甘地说过“以眼还眼只会让全世界都变成瞎子”，与其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去夺去恨，不如为了大家的和平共存去让去爱，爱别人与爱自己，这对矛盾在爱人及己的过程中得到化解，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将他人看作另一个自己，帮助他人即是出于本性，那么与人相处也成为了一种享受，没有了斤斤计较的利益得失，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到的感召下社会和谐、个人圆满的理想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故而，追求一种和谐圆满、兼容并济的人际关系成为东西方共同的选择。

爱的背面

“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到了，他为这一只羊的欢喜比为那没有走失的99只还大呢！”《马太福音18：12-13》

“不可和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马太福音5：39》 “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3》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

现在我们往往把爱的反义词理解为恨，然而在先知的语言里却没有恨的立足之地。在《新约》里就有爱仇敌和以德报怨之说，在《论语》中，真正的君子也从未放弃过对不仁之人的帮助与教导。所谓的仇敌与不仁者，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不就是那些曾经伤害或试图伤害我们的人吗？他们的内心既已被邪恶所充满，我们若还以牙眼，以恶抗恶，岂不是也成了陷入邪恶的泥塘之中相互撕咬的罪人了吗？因而，先知的选择是宽恕与忍让，这样才有希望化干戈为玉帛。但在具体的阐述上，耶稣与孔子，宗教家与思想家的区别仍是明显的。

在《新约》中总是神道先于人道，人在上帝眼中都是罪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3：23》所以“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彼得前书4：8》 在赎罪的观念下，没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批评其他人，只有用神的爱去感召迷途的羔羊，人是上帝的精神在现实中的履行者，而上帝的眼中善人恶人都是一样的信徒，甚至把感化迷途知返的恶人看作是更大的荣耀，所以在《新约》里，爱的背面还是爱，普适众生的博爱是一切原则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论语》中，孔子却明白地指出“以直报怨”，“直”是公理，是正义，是天道。在善与恶的较量中，孔子提倡用公正的态度来明辨是非，对恶的屏弃就是对善的支持，爱的背面是人间正道的法则。

尾声

无论是《新约》中的基督的博爱精神还是《论语》中的“仁者爱人”都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莫尔在《乌托邦》中说过：“人类的幸福包括两种，即灵魂和肉体的，灵魂的幸福是真正的幸福。。。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快乐则是则人鄙视的虚假的幸福。”在《新约》和《论语》中我们看到先知用爱来实现物质世界里的精神满足。其实，真正的思想家大多是很乌托邦的。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一直有人在呼唤和平、自由、平等、博爱，并为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人类至今还困扰于恐怖主义、专制主义及种种贫困和暴力，可我们能因此放弃这种理想吗？如果没有乌托邦的支撑，人类将不知会堕落到一种怎样的境地！

在无爱的荒原中呼唤爱，在血雨腥风中呼唤良知和正义，在陷入疯狂的人群中呼唤理性，这就如同在茫茫的戈壁沙漠中独步跋涉去寻找甘泉，那是怎样一种艰难的历程啊！但这就是先知的智慧，因为剑的历史终将结束，而爱的证明却将万古常青！

参考书目:

《论语别载》

《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2003版

《先知的智慧》张立新 学林出版社 2004.11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美] 施密特（Alvin Schmidt）北大出版社 2004.9

《孔学研究》骆承烈 齐鲁书社 2002.3

《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开拓》李志刚主编 巴蜀书社2002.11

互爱是一种可以期待回报的爱，“互爱常使人从自我的角度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此为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