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孔子政治思想的两个极端的反思》_孔子的政治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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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政治思想的两个极端的反思
——复礼与仁义的矛盾
摘要：孔子的政治思想在涉及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时，存在着“等级特权”与“自由平等”两个截然相反的对立。一方面，他希望“复礼”，恢复西周宗法等级制度，建立贵族特权社会，而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仁”的构想，希望人人相爱相亲，相互平等，建立大同社会。然而后来的历史过程中，因利益因素的驱使，后人选择了等级特权，抛弃了自由平等。二千多年后，回头重新审视历史时，陈独秀等人无视人为性选择的过错，不责骂董仲舒等人，反而指责孔子是中华文化的罪人，岂不荒谬？时至今日，需对其人为性抉择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并从中吸取一定的教训。
关键词：孔子；等级制度；自由平等；大同社会；人为性抉择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个政治*、礼崩乐坏、君权跌落、国家分解的历史时期，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言人，孔子一方面希望通过“正名”，以恢复早已支离破碎的周朝典制，企图维护贵族特权，然而另一方面，鉴于自己现实的式微的身份地位，他又构建“仁”的理念，寄希望于“泛爱众，而亲仁”，“四海之内皆兄弟”，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大同社会。可以说两者的趋向、性质完全相悖。不过历史总是跟公平正义开玩笑，由于后来董仲舒等统治阶层人士的人为性抉择，中国并没有走向古希腊雅典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反而陷入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特权的泥潭之中，并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愚民政策下，愈陷愈深。对此，陈独秀等人也没有认识到，政治思想只是一种意识流派而已，而统治阶层的人为性的抉择，和依靠国家强力对之付诸实践的才是影响中国后来的走向的关键所在，以至于错责了孔子。自然，批判本身是对的，也是需要的，只是批判错了对象，理应受到到眼里批判的应是后世的决策人，证实他们的短视的错误的选择，才有了之后的耻辱结局。因此，对人为行为反思就显得必要，也正如此，对人为性抉择的分析、反思，尤其是涉及到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时，也才表现得更有深刻的意义。
一、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两个极端分析之一复礼
春秋时期的经济变化最先从农业开始，而农业的发展则是依赖于金属制农具的使用，用现代的术语叫做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相关资料表明，当时冶金技术已经有了起色，质地坚硬的铁器开始代替易钝的铜。“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管子·轻重乙》）即是铁器已成为生产用具的最佳证明。铁器的开始使用促使了封建私有制经济的萌芽，一些地理条件和资源条件较好诸侯国----如齐国----经济开始发展和壮大，国力大增。他国相对强大对于其他诸侯而言，意味着自身实力的相对弱小，而彼此间的相互吞并的可能性，也使得实力悬殊的各诸侯国倍感危机四伏，更何况当时兼并战争已不是什么怪事奇闻。别国的强大让他们预感自己有被兼并的可能，因而战争迫在眉睫，于是皆相续采取富国强兵政策，“变祖宗之法”、“破井田，开阡陌”（《周礼订义》），给自己增取有利因素，应对未来不虞之需，故而“王制遂灭”（《汉书•食货志》），当时西边弱小的秦国就是如此发展起来的。由于西周王朝礼乐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井田制很快就瓦解，加之各国政策以及地理条件等的诸多原因，各诸侯国自身经济力量很快就显现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弱肉强食是社会的天然法则，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么也可换个说法“战争则是经济的延续”，为了扩大疆土，充实兵员，攫取自然资源，各国连年征战，争夺领地，扩大统治范围，以图增强国力、富国强兵。各国的独立发展，战争的频繁，可西周王朝表现得相当无能为力，更是助长了各国的肆无忌惮之野心。随心所欲发动对他国的战争，乐时“八佾舞于庭”，无视周王朝权威的存在。在其社会方面的反映则是民不聊生，“礼崩乐坏”，等级秩序紊乱。一言以蔽之，即孔子认为的“天下无道”。从班固的《汉书。货殖列传》里我们可大概感知春秋的社会状况：
周室衰，立法坏。诸侯奢侈放恣，大夫行天子之礼，士庶之人不守本分。从事农商者减少，商贾增多，谷物减少，商品过剩。
齐桓公，晋文公后，礼义大坏，上下侵犯，政治日变，家家风俗相异，嗜欲无制，超越本分的东西无以禁止。
奸邪者图虚名而背弃真实，逐利而无忌于害人，篡弑夺国者王，夺权而成家者雄。礼谊无以约束君子，刑罚无以震慑小人，富者给土木披帛，犬马得以食鱼肉，贫者粗麻布不蔽体，豆叶当食不果腹。虽为平民，只要坐同列，以财力助君主，即使为奴仆亦无愠色。弄权谋轧术者日逍遥，守道遵理者无以免饥寒。由此可知，当时各诸侯无视西周礼法典制，弑君篡权，不守君臣之道，恣意妄为，唯利是图，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整个社会无秩序，社会意识急剧改变，而百姓则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可想社会*程度是很大的。作为旧贵族的代表，孔子“守道遵礼”，而身份地位日落千丈，他奔走呼吁诸侯王赶紧回到西周的“有道”时代，那么，他所谓的西周是怎样的，西周礼仪典章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主要特征呢？众所周知，西周实行土地国有，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当时的社会反映。
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政治*，各国之间的战争等，各新兴贵族和士族皆有意无意地破坏着维护西周稳定统治八百年的宗法等级制度，不再是士族大夫遵循的社会准则和等级制度，各级间已不再严格遵守周王朝的分封等级制，任意妄为，僭越乱礼，破坏原有的礼法秩序，无视周天子等级制度权威。而彼此间的相互争霸像是化学中的催化剂一般，火上浇油，更是加速了宗法等级制瓦解的进程。“礼崩乐坏”“王纲解纽”，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之事，以至于孔子气急败坏，怒斥鲁国新兴贵族季孙式“是可忍，孰不可忍也”。面对现实，孔子自己归因现实发生的是基于个人道德的败坏，从而引起的社会道德紊乱。针对政治失控和社会的无序状态，孔子认为要“正名”，正可谓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论语•子路》）。那么为何“正名”？正名即是纠正名分，名分就是当时各等级所属的政治地位和宗法等级制的身份等级，属于什么等级就该按何种等级的行为规范行事。季氏就是因为没有按传承已久的名分行事，僭越礼法，“八佾舞于庭”，才遭受孔子唾骂。孔子的正名，就是为了纠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以至于子弑父，臣弑君，砸碎君臣、父子等基本的道德伦理原则，“政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刘泽华）的混乱局面，亦即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自按自己所属的名分行事。为了正名，就必须有规范的“礼”，亦即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准则，在家庭内部，“亲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记•乐记》）；在君臣之际，“尊尊”，“君为臣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按照宗法等级礼法，以家庭为单位，以君臣为纽带的社会道德政治秩序行事，自然而然就是正名行礼了。
显而易见，孔子在此所要强调的“复礼”，无非就是对春秋现有的社会秩序空白的一个弥补方案，要通过正名，礼法的行为规范和一系列的道德准则，来恢复春秋时期被破坏掉了的西周等级制度，强调君王统治秩序，等级行为规范等整体的构建，回复西周旧贵族的黄金时期，以此保住自己旧贵族的等级特权，企图重树在社会动荡和战争频繁的春秋损失的身份地位。而正名复礼，恢复西周宗法等级制度的本质，正是重新树立西周政治权威，保障老贵族名下的社会身份地位封地等切身利益。
二、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两个极端之一仁义
然而，他的家族正在日益衰落，孔子祖先是宋国（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县）贵族，弗父何、正考父（甫）、孔父嘉和叔梁仡等都是比较著名的贵族，可是就连叔梁仡，虽“以勇力闻于诸侯”（胡仔《孔子编年》），但并没因此而加官进爵，得到晋升，终身不过是贵族中最低等级的一“武士”身份和一个陬邑大夫的低级官职而已，状况很糟。情况更恶劣的是，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了，于是家庭更加的落寞，“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可见，生活之清平潦倒。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面对活生生的现在社会，孔子一方面寄希望于光复家族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自身仕途的不近如人意，加之带领弟子奔走于列国诸侯的处处碰壁，政治上试图谋发展始终未能如愿，光复贵族身份地位已然无力，倍感无望，时人描述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此时他希望通过改革，从仁的人生哲学出发，以远古为蓝图的方式描绘未来的大同社会，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大同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映射出来的。他对远古社会加以美化，称尧舜时代为“大同”，并把“大同”作为最高理想。
孔子的大思想与仁的人生哲理紧紧相连，认为大同就是彻底实现仁的美好社会。至于大同社会是怎样的情形，则见于《礼记。礼运》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上述就是孔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以仁为核心，彼此相亲相爱，相互帮助，货尽其用，才尽其能。虽然《礼记•礼运》并非为孔子所述，以匡亚明先生论证，可以视为反映其政治思想（《孔子评传》）。加上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最好政治思想，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相互平等，没有贵贱之分，自由自在，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行动。于此相反的是，张其昀说到“自由、平等两种观念，经儒家哲学之不断提倡，久已成为历史事实”，“中国二千年前皂已为一自由的民族，历史上中国人民享受自由的程度，比较言之，为世界各国所不及。”（《孔学今义》）此言谬矣，中国正因为儒家的宗法等级制为后世人所采用和不断加强，等级鲜明，以至于清明朝时说错话脑袋都要搬家，何来自由？因此，大同社会里的自由平等，仍还是孔子的一个设想，为后世提出了一个构想。
经过以上的繁琐而冗长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建立西周的宗法贵族等级特权社会，后来成为专制体制的依存基础；一个是建立人人自由平等，互相相亲相爱与自由的大同社会——最后走向了天堂。简而言之，就是“等级特权”与“自由平等”两个极端，一个是具有特权等级性质的，一个是平等自由性质的。用刘军宁的话说，一类是“君臣格局“，一类是“伙伴格局”，“在伙伴关系的格局之下，每个人是自由的、平等的，不存在统治—服从关系，一个人无权强制另一个人，公共权力由社会成员的自愿同意产生。这种关系在性质上是自由的。”，“在君臣关系的格局之下，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统治与被统治、服从与被服从的权力关系；强制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手段。”（《东方早报•读书周报》）。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两个基调，是孔子身份地位特殊和时局变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知道，孔子强调更多的是等级特权，建立君臣关系，而其对自由平等的强调是不够的，往往都是一带而过，这正说明了其对现实的幻想性，不过这已超出了行文的讨论范围，故不加以叙述。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是说，他的自由平等思想是没存在的，只要后人不断发挥和加以选择，就像黑格尔对柏拉图的辩证法加以发挥一样，也会如同夜晚之星辰，熠熠生辉。选择的不同可以使得一个民族走向灭亡，也可以让一个民族走向自由，西欧的选择与孔子之后封建专制者的选择就是无可挑剔的佐证。可见后人对前人的选择、吸收以及发挥对一个民族的重要。
结束语:孔子的政治思想自是存在“专制性质”和“自由平等”自相矛盾的之处，并经由董仲舒、二程和朱熹等人对其特权等级加以发挥后，显示出了巨大的同自由平等相对立等级专制威力。但由此是无论怎样也不可能推演出孔子是中华文化之罪人之说的，如同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国》）和卢梭的主权在民（《社会契约论》）一样，都容易导致专制和极权，但不能就此把柏拉图和卢梭视自由平等的敌人，毕竟现实中真正选择和付诸实施他们思想的并非他们本人。作为哲人，他们做的不过是针对现实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至于后人是否选择这套方案，则是后人的理性抉择以及偏好选择。所以抛开人为性抉择而谈封建专制，无疑是对其进行无端的侮辱，是完全不公正的。正因为历史进程的走向是由经济的因素与人为性选择的合力来决定，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历史的进程就是由经济基础与主观选择的统一，而不单单是经济因素。因此，对后世人来说，确切地说，对统治者和哲人来说，择怎样的政治思想方案，人为性抉择就凸显得至关重要，正确的选择将促进人们的自由平等和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而选择失误毫无疑问将会泯灭人们的自由意志，以及把社会推向另外一个极端，阻碍社会前进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张燕婴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6.[2] 杨天宇译注.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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