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真实信息_信息真实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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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乡村的真实信息
有些话，不到农村，你听不到；到了农村，不与农民接触，你也听不到；与农民接触了，如果农民认为你没交心，你还是听不到。
不管你官多大、权多重，不论你位多尊、名多显，你都不一定能听到。信不信由你。
农历正月十一，我到了湖北随州，踏在了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上。外出打工数十年，我一直情系这片土地。每次回家，我都会不止一次到田间看看，到地头走走，都会和不同年龄段的村民聊聊。
这次回家，往返共九天。期间与村民、村官、乡官进行了零距离接触。正是在这种接触中，我听到了一般人很难听到的真话。
他们说，这些真话，上面的人可能听不到。背后的真实，高层的领导可能不知道。不是上面的人、高层的领导不下来，是农民面对高官时，或不愿说，或不能说，或不敢说。
他们真诚地希望我能反映反映。
我很清楚，这些话，不该由我反映；我更清楚，这些话，即便我反映了，也不会有任何效果。但面对村民、村官、乡官一脸的真诚，我怎么忍心拒绝？ 我什么也没说。
没说，就算是默认。默认了，就得有所表示，否则会被认为言而无信。尽管我的“言”是无声的。于是，我采取了在网上说说的方式。仅仅是说说，算是尽了一点心。这是题外话。
正文分三部分：
一、农民的三点期盼；
二、基层难解的“怪圈”；
三、乡村干部的困惑。
一、农民的三点期盼
农业税免了，各种补贴也到位了，农民种地的自由度更大了，日子比以前好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到底还在盼啥？
将这次了解到的情况综合起来，大抵如下：
一盼惠农政策再实一点。惠农政策实或不实，媒体说了不算，制订政策者说了也不算，最有发言权的是农民。
这里仅举一例。
去年底前后，由好几个部委联合搞了个家喻户晓的“家电下乡”活动，舆论几乎一边倒，都说是惠农，而且有数字说话：每户农民买一台家电，政府给予补贴13%。这补贴，绝对不会是玩虚的。
不过，农民告诉我的现实是：同样规格、同样型号、同一生产厂家的液晶电视，在城里的大商场内，公开标价每台4000元；家电下乡，扣除政府13%的补贴后，优惠给农民的价格是每台4020元。
农民说，政府给了补贴肯定是实的，家电下乡活动组织者的愿望肯定是好的，但农民没享受到实惠肯定是真的。
春节期间，我曾在网上看到过网友对家电下乡一事的议论，有的甚至说，这是在变着法儿掏农民的腰包，听起来确实有些偏激，但面对上述结果，我们又该说什么、该怎么说？
农民说，想把这件事做到位，其实不难。比如，由需要购买家电的农民提出申请，当地政府审查批准后，按该家电的13%发放购物券，券与申请者的身份证结合。农民购家电时就会有补贴，不购者无，钱怎么可能半路跑了？这背后的猫腻上面真的不知道？
农民还说，台湾就这么做过，效果很好，我们为啥不能学学？
二盼帮农措施再多一点。近几年来，我家所在的乡政府包括所在的村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为农民办实事，颇受农民欢迎。比如，免费为愿意使用沼气的农民家庭安装了沼气设施，为每个村庄修了水泥路等等。沼气设施我在弟弟家见到了，弟弟演示给我看时，火势比烧天然气还要大，所有设施均免费，个人只掏工钱三四百元。弟弟觉得不错，我也很高兴。水泥路连着国道，一直修到我父母家的门前，这是以前从来不敢想象的，也是外出几十年来最让我受感动的一件事。随我一起回家的老伴，也连说我们乡镇变化很大很大。此时此刻，那么丰富的祖国语言，竟然无法表达一个外出数十年农民的心情，于是，我只能在心底向乡领导、村领导说一声谢谢，道一声辛苦！
听到的另一件事，让我揪心。
有一户农民，因主要劳力外出打工，不便将粮食送到粮站卖，除急用钱时卖了一些外，相当一部分存放在家里。一天，一辆大卡车开到村里收粮，粮价每斤九角多一点，价格不算低，这户农民赶紧拿出家里的存粮。共卖了1480元，买粮者拿出1500元，这户农民找零20元。
后来才知道，买粮者给的这1500元全是假钞。这意味着，这户农民将两亩地一年辛苦的收成拱手相送，还白给对方20元钱！
听完这个真实的故事，作为农民工的我，心里很难受，同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能否在收粮集中的季节，在大批收购结束后，由政府出面，在事先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安排少量车辆到住处偏僻、没有壮劳力的农民家里收购粮食？在价格上可以略低一点，比如每斤低两三厘钱。这样做，既方便了有难处的农民，也避免了受骗事件的发生，又不使政府在经费方面有过多难处。可否一试？
三盼社会治安再好一点。当我有了写农民的三点期盼的想法，与在城里工作的一位朋友沟通时，他表示，这些都该说，但社会治安应该放在第一。由此可见，搞好社会治安，对农村来说是多么重要、多么必要、多么迫切哟！
还是说几件具体事吧。
大约十年前，我的一个妹夫承包鱼塘，夜夜守在塘边。一天早上，有人在塘里发现了他的尸体，经检查，是被人摁在鱼塘里窒息而亡。这案至今未破。据说是现场已被破坏，没有任何线索。
两年前的一个深夜，我父母被狗叫声吵醒，赶紧开灯，贼跳出院墙；父母以为没事，再睡；贼再度进院，狗又狂叫，老人起床，贼又离开。如此这般，折腾了近三个小时，贼虽没得手，但老人也被折腾得一夜未眠。
去年的一天，一位女青年到镇上储蓄所取了14000元钱，刚出储蓄所大门，被骑在摩托车上守候的贼抢了包，这位女青年本能地抓住摩托车后座，一直被拖了20多米才放手，待她发出“抓小偷”的声音时，摩托车已不见了踪影。
在农村，被骑摩托车的人抢走值钱物品的事时有发生，包括在路边由主人牵着放的羊，甚至出现过大白天进家中抢了就跑的。贼胆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发生在农村、乡镇的事。城里如何？
今年正月十六上午，住随州市内的岳母家来了客人，夫妇二人骑摩托车来，车停在楼道的一层过道内。丈夫陪妻子步行到附近的医院看病，回来后，车没了。因没随身携带行驶证，到派出所报案无果。次日再到派出所时，恰有办证人提供附近有个地方花300元可买一辆较新的摩托车的信息。报案者想到那个地看看有无自己丢的车，于是乘公交车前往。上车后，他一手拿行驶证，一手抓在车上用作扶手的地方。仅两站地，几分钟的功夫，下车后，发现上衣被割，手机和存折被偷。
摩托车是花4000多元买的，用了一年打工的钱，很少用，舍不得；手机值700元。存折上1400元，据说必须凭身份证才能取，应该没丢。
农民抱怨说，村村通路方便了我们，本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但社会治安不搞好，这路又为贼提供了方便。如果经常被偷、被抢，还真不如不修路呢。
仅仅因为治安不好，天大的好事被大大地打了折扣，难怪我那位朋友说应该将社会治安放在第一呢。
农民说，八三年搞了一次严打，社会治安好了十几年。如今治安状况这么差，为何不再搞一次严打？难道中央领导真的不知道下面发生的这些真实情况？
二、基层难解的“怪圈”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印象中，这话似乎是二十年前人们在议论美帝和人民的关系时说的。
这次与乡镇干部接触时，他们提到了一个“怪圈”，涉及对象分别为政府、百姓、混混、公安。这个怪圈，实际是个循环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政府怕百姓。
乡镇干部代表政府与百姓打交道。人不分贫富，时不分早晚，事不分巨细，地不分远近，只要乡镇干部知道了，该办的都得办，该管的都得管。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就得为人民服务嘛。当然，作为政府部门，管理也是服务，而且是更重要的服务。
该办的，办了，当然很好，办不了的呢？该管的，管了，自然没错，被管者不听呢？ 办不了，就得听闲话，甚至挨骂，就得接受在管理过程中没人听的现实。
自从取消农业税后，村干部包括乡镇干部，几乎没有任何手段确保管理职能行使到位，不听怎么啦？说不得，骂不得，打不得，罚不了！
在与百姓打交道时，如果有哪位干部不慎说了一两句错话，带了一两个脏字，可能会被对方死揪住不放，骂得你狗血喷头，让你无地自容。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敬着、让着，还有别的辙吗？
百姓怕混混。
有件事最能说明问题：
前两年，镇里启动修路工作，召开了一个会议，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头头脑脑参加。时值卖棉花季节，有的挑担，有的推车，聚集在棉花收购站前。其中个别人因对政府有意见，就鼓动不明真相的花农将棉花放在马路上，堵得水泄不通。领导到现场，说破了嘴皮，没人听；公安、城管来了，任你怎么劝，无人理。棉花就那么堆放在马路上，主人全站在一边看热闹。
万般无奈之际，不知是谁找来了混混。两个混混站在一辆装满棉花的车前，大声问：“这是谁的棉花？”约半分钟，没人搭腔。混混说：“没人要是吧？那就扔了”。边说边将车掀翻在路边的沟里。
只此一下，令所有卖棉花的农民跑到自己的棉花前，推或挑起棉花迅速离开。前后不到5分钟，两个混混只说了两句话、做了一个动作，就轻易地破解了这一僵持不下的大难题。
混混怕公安。
能够称得上混混的，多半是二进宫、三进宫的主，当然也有多进宫者。这些人，无一不是在公安部门挂了号的。历史上的那些个污点，公安部门掌握得一清二楚。混混在社会上混，如果遵纪守法、接受改造，没事；一旦重操旧业、胡作非为，公安部门定不轻饶。所以，有哪一个混混敢跟公安部门叫板？
公安怕政府。
无论哪一级公安部门，都是在代表政府行使职权。换句话说，公安归当地政府管。公安人员职级的升降、岗位的变动、待遇的高低，等等等等，都避不开当地政府这一关。就凭这一点，公安人员敢不听政府的？
这个怪圈，似乎有一物降一物的味道，让你搞不清到底谁该怕谁。我听后，心里却一直觉得怪怪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三、乡村干部的困惑
这次所听到的乡村干部最大的困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困惑之一：头疼的上访问题。
近两年，乡政府启动了修路工程。与此相关联，涉及到线内居民的搬迁问题。这是公益事业，应该怎么补偿，乡里也有明确规定。
线内的百姓普遍响应政府号召，在要求时间内搬迁了。
有那么一户，我们姑且称主人为A吧，无论怎么做工作，就是不搬，而且A让其母住在拆迁的房屋内。有点类似于重庆的“钉子户”。
不能因一户不搬而影响整个修路工程！没办法，只能强制搬迁。A母不走，只好安排人抬。随后，A母称被人打，医院检查无伤；A认为其母受了欺负，在追打施工人员过程摔倒，磕伤，自称被施工人员打了，医院鉴定后认为没事。
就这么一档子事，A不依不饶，要求乡政府赔偿。
乡政府没那么多钱赔偿，且有医院的鉴定结论，于是只能说服教育，自然不会同意A的无理要求。从此，A走上了上访路。先是到市里，要求赔偿28万元。继而到省里，要求赔偿280万元。最后到中央，要求赔偿2800万元。
因要求始终得不到满足，A已7次进京，其中4次由乡主要领导领回。
有一次，乡领导来领人，票已买好，A不回去，怎么劝都不听，最后只好打110。警察来了，A不得不上车。临别前，警察同志边敬礼边说，“欢迎下次再来北京！”车开动后，A对乡领导说，“你说我到北京上访不对，人家警察欢迎我再来。我一定再来！”
有媒体要采访A，A没同意。他私下表示，要求赔偿2800万元只是口头说说，还不是为了多要俩钱准备娶媳妇？
A目前正在计划下一次北京之行。而这个“下一次”，大概在两会期间。A只是“计划”了一下，乡干部就安排专人与其保持联系，不断地做工作。紧张得不得了。这还只是一个人，如果多人呢？乡干部的日子该怎么过？
A的任何一次上访，都成了当地乡政府的一块心病：一是普遍认为乡里没做好工作，乡领导得承担责任，得受批评抑或作检讨，会不会因此影响上级对乡里政绩的认定甚至某个乡领导被撤职，没人敢打保票；二是每次去北京领人，都得花两三千元，这钱从哪儿出？
我在想：全国那么多人、那么多次上访，每次上访，都得所在地派人去接，这得浪费多少人力、财力哟！
有人私下对我说，随便找个碴儿，跑到北京上访，当地领导吓得像孙子似的，还派人去接，这等美事，干了又何妨？
乡领导问我：单就A上访这事来说，我们究竟错在哪儿？到底该怎么做？ 我无言以对。
困惑之二：缺钱的修路工程
要求村村通路，是中央提出的，国家还拨专款。这是对执政为民的最好诠释。对农民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
具体办这事的，是乡政府。
我所在的村，路已经通了。百姓普遍叫好，可乡干部、村干部没一个不发愁的！这“愁”，源于经费。这经费，缺口不小。乡村每修一公里水泥路，国家大约补贴六万元。
修路的实际费用，与当地的地质条件、建材价格、人力成本等方面有关，在我们那儿，修一公里水泥路，再节省也需要十五六万元，好一点的，在二十万元上下。就按最少的算吧，与国家拨款相差的每公里近十万元窟窿，从什么地方找钱来弥补？
没有工厂，没有企业，没有富豪，拉不来赞助，又不能向百姓摊派。
“做了好事还得背一屁股债，而且还得继续做好事，长期下去怎么办？”看得出，乡村干部很委屈。
交谈中，乡干部忐忑不安地提了一个与种粮补贴相关的建议。
乡干部认为，目前实施的发放种粮补贴做法，似乎可以改一改。比如，将种粮补贴全部集中到村里或乡里，专项用于农村基本设施建设。
乡干部说，将种粮补贴发放给所有种粮农民，看起来很公平，其实不。比如，以前农民交税，有的如数交，有的少交，也有的以各种理由没交，现在拿补贴时，都是一个标准。一直如数交税的农民心里不舒服，他们说，莫非我以前如数交税搞错了？
另一个情况是，这补贴，是按标准发给所有种粮农民的，轮到一家一户，也就百儿八十块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如果集中起来，说不定就能做大事。
乡干部说，这钱如果能集中使用，久而久之，农村的面貌定会改观。当然，这钱也必须管好、用好，如果发现用于吃喝，谁违规撤谁。这建议，有被采纳的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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