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_第五章中国革命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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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927年七一五政变以后，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仍然互相对峙。经过几番周折，实现了宁、汉合流。在此基础上，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不复存在。其后，国民党政府的军队继续北伐，于6月进驻北京、天津一带。奉系首领张作霖在退回关外途中，被日本人预埋的炸药炸死。其子张学良于同年12月 29日从东北发出通告，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这样，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不过，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然被这个反动集团所控制、所领导，但有一部分领导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受到这个集团的打击、排挤和歧视；它的不少党员、干部并不满意甚至反对这个集团的领导；在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军政机关里，都有不少民主分子。就是这个反动集团本身，也不是严密的统一体，而是派系林立，不断进行着明争暗斗，直到兵戎相见。它的“统一”是表面的和不稳定的。即使在蒋介石集团确立了在国民党内的主导地位之后，这个集团内部以及这个集团与其他集团尤其是与地方实力派之间，也仍然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国民党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和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一度对它作出过一两项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一时使人认为它仍在维护民族权利；由于它在形式上暂时地统一了中国；因此，这个政权曾经在一个时期之内，使一些人尤其是民族工商业者产生过幻想，以为中国可能由此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 1928 年至 1929 年间，中华民族工业有过短暂的繁荣。1928 年注册厂家就有 250 户，资本额达 1.1784 亿元。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至文化教育事业等也在这段时间内有所发展。不过，在 1927 年反革命政变时附和过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民族工商业也并没有得到自由的发展。所以，不久以后，这个阶级中有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下的在野反对派，他们对这个政权表示不满，但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他们发动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想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和军事独裁统治。1928 年 10 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其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行之”。这样，北洋政府时期还在形式上存在的议会制度也被彻底废除了。

国民党政府是怎样实行***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呢 ?

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据 1929 年 3 月的官方材料，“全国军额达二百万”。实际兵员数远不止此。全国 22 个省中，最多时 20 个省的主席是军人，另外两个虽不是军人也是受军人支配的。国民党还大力加强地方反动武装。各县民团统称保安队。广大人民被置于国民党武装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

其次，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如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中统”)和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军统”)，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或暗杀革命者和异己分子。1935年11月，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受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以毒刑。地狱现象，人间何世 ? ”

再次，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保甲内各户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共具联保联坐切结”，并从事“碉楼堡塞或其他工事之筹设”和交通干线之“保护”等；国民党政府的征税、摊派等，许多也通过保甲来进行。自 1934 年 11 月起，保甲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广大人民被禁锢在保甲制度之内。

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拘捕乃至枪杀。国民党政府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要争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就必须同这个反动统治作坚决的斗争。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在当时说过：“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国民党统治集团将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严厉镇压。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共产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重要活动家先后牺牲。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了，他们纷纷声明脱离共产党、共青团；有的甚至公开“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据1927年11月统计，全党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中共五大时的 57 900多人锐减到10 000多人。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落。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敢不敢坚持革命 ? 怎样坚持革命 ?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投入战斗了。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年逾半百的教育家徐特立、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以及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尽压迫的工农群众，重新在它的周围逐步聚集起来。在黑暗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但是，怎样坚持革命，即坚持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 ? 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探索。

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与土地革命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同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书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 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还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1927 年 8 月 1 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 2 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遭遇严重挫折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并于 10 月 7 日 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到 1928 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总之，“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

蒋介石是靠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上台的。但是，他上了台，反而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正是他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让他们拿起武器去进行战斗。毛泽东就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 ? 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事业而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

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 ? 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加以回答。

从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来看，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但是，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除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外，南昌起义余部—部分由董朗率领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农村，在那里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途径，后来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从广州西北郊转入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 年 6 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 9 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1930 年 5 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周子敬的信，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这些事实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 1927 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早在 1928 年 10 月和 11 月，毛泽东就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 》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1929 年 4 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1930 年 1 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30 年 5 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 1930 年初，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了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 10 万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1930 年 1 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在刊登介绍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在瑞金独立政权中，可以见到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大家应向这些经验学习。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 1930 年 10 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 1930 年 10 月到 1931 年 7 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1932 年底，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1928 年 12 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1929 年 4 月，毛泽东在赣南发布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1931 年 2 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农民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的指引下，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

在根据地军民进行军事上反“围剿”作战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界人士还在文化战线上开展了反“围剿”斗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左翼文化工作者的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音乐等)和社会科学论著及译作，对于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的杂文，瞿秋白的评论，茅盾的小说《子夜》，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等，都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鲁迅，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斗争中“成了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红—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得到了发展。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首先由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召开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在此基础上，逐级召开区、县、省和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县、省和全国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 1931 年 11 月至 1934 年 1 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的 80 ％以上，有的达到 90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代表中一般占 20 ％以上。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注重廉政建设，严惩腐败分子。这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

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许多青壮年参军参战的情况下，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群众自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成立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合理调节人力、物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努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增加农作物产量。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增长，公营的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没置了对外贸易机关，奖励私人商业输出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

苏维埃政府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文盲众多，是旧中国广大农村的共同特点。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各种夜校、半日制学校、补习学校或识字班。中央根据地还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工农群众开始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呈现出来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它使陷身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 1927 年 7 月大革命失败到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 1927 年 11 月至 1928 年 4 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第二次是 1930 年 6 月至 9 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 1931 年 1 月至 1935 年 1 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以外，主要的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不懂得中国的实际。他们颠倒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以为只要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就可以指挥中国革命。王明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这样的口号。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就不能不在实践中碰壁。对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等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中共中央主持工人运动工作的刘少奇也多次提出过反对冒险主义的主张。但是，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的或不对他们随声附和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在 1931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沦”、“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这就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红军的领导权。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

1933年初，由于白区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到中央根据地。为了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他们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矛头实际上都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陈毅等率领中央根据地留下的部分红军在南方坚持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遵义会议 历史的经验表明：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

1934 年 10 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 3 万多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他们开始产生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样，当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5 年 1 月 15 日 至 17 日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又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犯错误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

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同5月初离开川陕根据地实行转移到达那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又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贯彻北上方针，红军经过茫茫草地，历经艰险。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同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尽管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人数已大大减少。但是，这些保存下来的、经历了千锤百炼的骨干，是党和红军极为宝贵的精华。毛泽东说过：“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 ? 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支队伍作基于，使革命力量逐步恢复、发展、壮大，直到取得全国的胜利。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它永远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奋勇向前。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三、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中奋斗的人们，都是要革命的，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在一定时期内，一部分领导人之所以犯了全局性的、严重的错误，这主要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毛泽东早就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1936年12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1937年夏，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所进行的理沦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