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民族问题12_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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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
1、苏联民族问题的起源
苏联的前身是沙俄帝国。早先的沙俄帝国是由最初的莫斯科公国向外不断扩张而逐渐形成的，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俄，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17年沙皇政府被推翻，在370年中，它先后兼并了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横跨欧亚两大洲，被征服的民族达120多个。在这个依靠武力征服迅速膨胀而成的庞大帝国内，各民族大小不一，起源不同，经济文化水平悬殊。
无论在官方政策还是在民族关系中，沙俄帝国都充斥着十足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为巩固其野蛮统治，历代沙皇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残酷压迫与奴役，唆使俄罗斯人鄙视、仇恨、欺压非俄罗斯民族。非俄罗斯地区的一切重要职务都由俄罗斯人担任，俄语为官方语言，禁止用非俄罗斯语出版书报，学校禁止用非俄罗斯语授课，非俄罗斯民族被迫俄罗斯化，并经常遭到蹂躏和屠杀。它们还经常挑拨各民族间的关系，以便从中渔利。这使得沙俄帝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反抗斗争异常激烈。
1922年12月30日，苏联宣告成立。联盟条约规定，保证每个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但是此项“退盟权”的规定，为以后苏联的解体提供了关键性的法理依据。十月革命虽然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所以苏联的民族问题盘根错节，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2、苏联针对民族问题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政策法规
苏共几代领导人都认定宗教是政治异己力量，而不承认宗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积极力量，不承认广大信教群众与党的血肉联系。整个宗教界长期处于被排挤、被打压的境地，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被人为地推到了社会的对立面。尽管苏联共产党在俄共八大决议中明确规定：苏维埃俄国的宪法承认一切公民都有信教的充分自由，代表大会提请注意，绝不容许对这种权利加以任何限制，甚至在宗教问题上有丝毫强制行为，侵犯信仰自由的行为，应当受到严厉处分。但此项政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而是长期以来对宗教实行了破坏的政策，只看到宗教的消极作用，认为宗教意识不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制定宗教政策的方针在根本上也是违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规律的。如苏联共产党在第八、十、十、十六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都曾对与组织无神论宣传相联系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如在1919年3月18日至23日俄共八大纲领中指出：“俄共遵循的信念是，只有在群众的所有社会经济活动实现了计划性和自觉性，宗教偏见才能随之完全消除。党力求完全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之间的联系，同时使劳动群众实际上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并为此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工作”。在1921年俄共十大《关于政治教育总局和党的宣传鼓动任务》决议中的第六条进一步指出：“政治教育总局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组织、领导和促进反宗教宣传”。
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以后，斯大林提出“越是接近新社会，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理论。这种“左”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整个苏联党和政府的工作，也影响了苏联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1929年4月8日俄罗斯联邦通过了《关于宗教组织的决定》，这个决定明显的受到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力图削弱宗教，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的限制较多。1936年通过的苏联宪法，也反映出这些指导思想，如第124条规定：为了保证公民信仰自由，在苏联实行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承认一切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和进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这一规定与1918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的“宗教宣传自由”和1925年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有很大的不同。1930年代起，苏联领导人无视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民族语言的现实，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广俄语，力图使俄语成为各共和国国语。1939年，苏联政府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地方，必须把俄语作为第一语言，少数民族语言作为第二语言。1958年，又规定在各民族学校里将少数民族语言课定为选修课，俄语为必修课。苏联后期，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就是从要求实行真正的“双语制”，恢复民族语言的传统开始的。1934年出版的《反对反宗教宣传中的机械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一书称：“宗教组织是进行破坏和有害活动的阶级敌人的组织，宗教意识形态是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放弃对宗教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斗争就意味着纵容、帮助阶级敌人。”
在卫国战争时期，大批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都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与祖国人民共同德国法西斯的入侵。此时，苏联党和政府对原有的宗教政策做了调整，停止了反宗教宣传，对宗教组织的打击也有所放松，使宗教组织和活动有所恢复。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执政以后继续实行“左”的宗教政策，继续大量地关闭教堂、祈祷所，取消宗教组织的注册。这种作法大大伤害了教徒的宗教感情，加剧了他们的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主义。实践证明，对宗教组织采取无情打击和坚决镇压、消灭的政策，是苏联执政党在宗教政策方面犯的又一个重大的错误。所以，进入80年代后，当苏联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危机发展起后，宗教组织也成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分裂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活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社会力量。
舒尔茨在1982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从宗教信仰到政治活动，只有一小步距离，他强调利用共产党国家幸存下来的教会组织，参加反对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由此看来，一旦执政的共产党解除了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的警惕，后果不堪设想。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执政党都能够高度警惕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渗透的活动。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执政后逐渐改变了过去对教会的行政命令，宗教政策有所松动。1987年末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理论形成并推出，在苏共提倡执政多元化、社会民主化和多党制的背景下，苏联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逐步解除了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的警觉。例如，在纪念基督教传俄100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苏联党和政府给与大力支持。而且，在1988年6月6日至9日苏联国内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戈尔巴乔夫对牧首的接见，苏联报刊、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介对庆祝活动的充分报道，形成了更为浓厚隆重的气氛和声势，大批外国教会人士也借机访苏。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9月召开苏共中央全会，提出了要革新党的民族政策，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利等一系列主张。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修改宪法，取消了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实行总统制。从此，苏共处于多党“自由竞争”的在野境地。1990年，苏联政府任命尤里卡尔洛夫为苏驻梵蒂冈特命全权大使。从此，苏联为外国敌对宗教势力渗透敞开了大门。1991年年底，原苏共党内第二号人物、主观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谈到苏联的历史悲剧时说：“我们没有及时看清联盟国家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我们总以为，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保守者和改革者之间的矛盾。但是，国家的主要危险却是民族分离主义，还有民族主义运动，它们最终瓦解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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