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三大社会力量_新中国的三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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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三大社会力量
(2011-02-18 10:51:22)
作者：熊飞骏
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三大社会力量将决定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他们是：特权集团，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毛左愤青。
一、中国社会的主宰者——特权集团
特权集团数量很少，但他们掌控着各地方各部门的政治经济大权和绝大部分国家资源。他们以1%的极少数掌控着80%以上的社会财富（一说0.4占有70%的社会财富）。其中的800名顶级富豪就占有20%的社会财富。
相比之下，占总人口99.9%的平民百姓只拥有20%的社会财富。
让人不能接受的是：特权集团拥有的巨额财富只有极少一部分是通过勤劳智慧所得；绝大部分财富则是通过“公权私用”的非法手段聚敛的。
特权集团掌握的巨额财富与他们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不成比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例最能说明问题，占有80%以上巨额财富的特权阶层邀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到5%；美国富豪的比例是1%，占有的社会财富比例不到30%，可他们承担了3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中国的工薪阶层缴纳的个税比例高达50%；美国的同一数据则不到5%。
改革开放的后十年，中国的贪污腐败成燎原之势，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绝大部分为特权阶层通过非法手段攫取。广大平民尤其是城市市民则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日益陷入实质上的贫困。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的矛盾日益加深，并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走向尖锐化的对立。
特权集团除了掌控着无可匹敌的公权和财富外，还掌控着无可匹敌的“话语权”。几乎所有的影视电台和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工具都为他们服务的。
特权集团的主体舆论导向是“稳定”和“发展” ；同时为了转移国内视线不时对某法治国家提出“严正抗议”。不过这些抗议多是口不应心的，都是说给国内没有独立思维能力的群体听的。中国是一个不爱思考的民族，没有独立思维能力的群体占国民的绝大多数，所以这些“严正抗议”有时能引发全国性的排外浪潮。当被煽动起来的“人民群众”闹得有点过火，威胁到特权集团的实际利益时，“点火”者又不得不站出来“灭火”，因为他们的自身利益与“严正抗议”的某法治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拥有更多“知情权”的缘故，特权集团对自己的“地位”并没有媒体宣传出来的那种“信心”。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拥有较强的“个人危机意识”，既担心“*”和“突发事件”；又担心贪腐罪行“东窗事发”被集团同类当作“替罪羊”。在这种“危机心态”主使下，很多人利用职权把财产和子女家属转移到他们曾“严正声讨”的那些法治国家。“坏人心中也有杆称”，尽管他们口头上“严正声讨抗议”某国，但内心知道这些法治国家比自己的国家理性健康得多。尽管他们在媒体上大力声援北朝鲜、缅甸、古巴等专制独裁国的“独立自主”和“内政不容干涉”，但内心知道它们都是些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无赖混混”、“白眼狼”和“王八蛋”，杀死也不会把财产亲属转移到这样的国家。不但不会移亲到缅甸、北朝鲜，甚至连谋求结为“国际统一战线”但民主法治成果还不稳固的俄罗斯也不会去。特权集团首选的移亲国家第一是美国，第二是加拿大，第三是澳大利亚，都是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
上述例子说明一个人的内心价值取向是由他的“行动”决定的，“对外言论”多数言不由衷。所以一个成熟的公民要少听上面“怎么说”多看上面“怎么做”。
所以别看今天中国的媒体舆论走向是“亲俄反美”，但中国绝不会回到毛中国时的外交政策对俄“一边倒”，因为中国外交政策是由特权集团决定的，而特权集团的财产和亲属多数在美国不在俄罗斯。单从个人利益来说，特权集团也不会冒着资产被冻结子女受歧视的风险和美国决裂。如果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走向美国”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亲俄则是“与狼共舞”。美国没有侵占中国一寸领土而俄罗斯则侵占了中国1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并直接策动了157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脱离中国。
特权集团虽然利用手中的职权干了很多伤害国家民族的事情，但他们并非象毛左愤青断言的那样都是天性邪恶之辈。任何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复合体，修其善则为善，修其恶则为恶。是“奖恶惩善、劣胜优汰”的专制体制限制了他们发挥灵魂深层的“天使”力量。我在《贪官也是旧体制的受害者》一文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贪官悲剧。
特权集团不但不是天性邪恶之辈，相反在集团内部还存在部分有远见卓识和较强民族责任心的开明人士。他们是未来中国的希望。中国的社会转型离不开这部分人士的配合与努力，或者离不开他们的“领导”。
二、中国社会的启蒙者——自由派知识分子
决定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第二大力量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是政府和特权集团的主要批评者，是民主法治精神的主要传播者，是开发民智的启蒙思想者，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灯塔。这部分人的数量和特权集团一样少。如果说特权集团拥有过人的权力财富；那么这部分人则拥有过人的才能见识，拥有不受官媒影响的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中的多数属中产阶级，拥有较为体面的工作和一份稳定的收入，生计和尊严不成问题。他们之所以担当很大的风险充当批评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灵魂深层的爱
国情怀和民族责任心使然，对推进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热情远远大于个人富贵享受的热情。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是最真挚的爱国者；也是最有责任心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们经常被毛左愤青污为汉奸卖国贼。
自由派人士的观点文章很难被电台报刊等大众传媒公开发表。他们只能借网络这块平台来表达自己的忧国忧民情怀。近五年时间，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网络的言论自由度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他们在论坛发文越来越困难，连天涯、凯迪等一度相对开明自由的论坛也对他们的文章设下了“五关六将”。一篇内容很普通的文章都可能因含有“敏感词汇”无法响应“发送”请求„„
自由派人士对“权力”没有多少欲望。他们批评政府和专制文化不过是充当“体制森林”的啄木鸟角色，实质上是执政府“勇于说真话”的参谋和智囊，丝毫也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自由派人士反对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张在中国推行民主法治式的政治变革，但他们的改革设计是循序渐进式的，不主张在中国一下子实行“全民直选”；而是从“基层政务官直选”、说真话政府、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逐一实践。他们深知在没有作好必要准备的情况下做过于猛烈的急刹车，没有经受任何民主历练的普通国民缺少必要的政治眼光，“报复嫉恨”的情绪主宰政治情感，很可能上演巴勒斯坦选出“哈马斯”的悲剧。本人在近年有幸被划为自由派写手，拙作《中国的民主之路》就表明了渐进式政治变革的主张。
自由派人士对特权集团并没有毛左愤青那种“深仇大恨”心理。他们撰文抨击特权不过是基于“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良苦用心，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驱动。他们的主张虽然不利于特权集团的“急功近利”，但有利于特权集团的长远利益。他们不但不主张对特权集团实行毛左式的“流血清算”，相反还希望特权集团中的精英人士能给中国的民主变革提供领导。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最大“软肋”是缺少群众基础。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以唤醒国民、启蒙民智为己任，对浸染“实用主义”、“功利文化”和“官本位病毒”的普通国民没有多少号召力。他们的文章以“说理”为主，而讲明一个道理往往需要很长的的篇幅。今天的中国人有“不爱阅读”的毛病，没耐心看完他们不具煽惑性的长篇大论文字。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文章读者并不多。如果今天的中国突然实行全民普选，自由派人士远远不是毛左愤青的对手。
自由派知识分子数量少且没有多少权欲，对“政权”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是最远离“功利”的一大社会力量。
自由派知识分子以黎明、杨恒均、韩寒为代表，体现了老中青式的“接力棒组合”。从唯心的角度来看，自由派知识分子后继有人，是一个有希望有生命力的团体。
三、中国社会的思想毒瘤——毛左愤青
改革开放的最后十年，中国步入了堕落的时代。燎原烈火样蔓延的权力腐败消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繁荣发展的背后潜藏的社会风险呈几何级数增长。
贪污腐败的加速蔓延催生了一个毛左集团——未来中国的最大风险种子。这个集团的主体是奴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失意青年和城市无产者，一个有很强失落感的群体。
毛左集团的社会情感特征是强烈憎恶贪污腐败，对特权和赤裸裸的社会不公正义愤填膺；同时仇视整个上流社会。毛左集团基于知识和阅历的缺陷，不可能了解社会不公正的真实根源是落后过时的专制体制；消除社会不公正的不可替代良方是民主和法治。因此毛左们一方面大骂特权和腐败；一方面又不自主地跟着特权集团的舆论导向把攻击矛头对准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西方法治国家等“假想敌”身上，不自觉地成为特权集团在舆论界的“冲锋队员”。
毛左分子既渴望乌托邦式的社会平等；又渴望自己能跻身为特权阶层的一员。基于这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矛盾心态，他们对特权集团既恨又怕。一方面极为仇恨贪官权贵，恨不能把特权阶层砍尽杀绝；另一方面又深怕得罪能主宰他们命运的体制内人物，力求在舆论导向上和官媒保持一致，希望自己的吹鼓手角色能引起上层的注意。
毛左分子虽然游离于体制大门之外，但身上却感染了专制体制的所有病菌，在制造谎言、耍阴谋搞小动作和不择手段方面一点也不亚于体制内的腐败分子。因此他们身上集专制体制劣根性之大成，并且因其行为极端不顾后果比腐败分子更具破坏性和危险性。
毛左分子热衷于制造谎言和造谣惑众，尤其是在美化他们的精神领袖毛太阳和丑化西方法治国家时谎话连篇，无视最基本的历史国际常识。在造遥惑众方而则远远不是“无中生有”一字能够概括的。近来毛左骨干在网络扯起了迷天大谎，说什么右派阴谋对左派实施大屠杀？纵观左右两派的网络言论，多数情况下都是毛左分子鼓吹暴力喊打喊杀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血腥暴力。从某些毛左分子的不择手段来看，我总算领略到了什么叫“贼喊捉贼”。
毛左分子的行为特征是盲目排外；打着“爱国”和“民族主义”旗帜，干着伤害国家民族的“红卫兵”式暴行。他们的骨子深层欺软怕硬，在“爱国”表演上总是选择最安全的方向，对没有反抗力的假想对手慷慨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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