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和体育竞技_孙子兵法的兵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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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与体育竞技

体育竞技是运用人的体能、技术、智慧、心理、意志品质等因素，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竞技以决胜负高低的对抗性活动。它与军事对抗活动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孙子兵法》谋略思想可直接运用于体育竞技活动。当然，体育竞赛是遵循同一规则，在同一赛场，参与对抗，由于对抗的多轮次性，即同一赛事所遭遇到的对手一般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对手，打法各有不同，且高水平的对手之间实力多在伯仲之间，对抗异常精彩激烈，这些特点决定体育竞技更需要谋略的指导。

一 兵者，国之大事也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

孙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用兵作战，这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这句话表明孙子对于战争具有清醒的认识，主张慎重对待战争，体现了孙子严肃的战争观。

历代兵家对战争的重要性和应采取的慎重态度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六韬》中说：“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杜牧曰：“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张预曰：“国之安危在兵，故讲武练兵，实先务也。”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系与此矣。”这些论述，无不体现了孙子的“重战”、“慎战”的思想。

体育竞技，似乎只涉及到比赛的胜负问题，但从深层次文化角度看，体育竞赛可以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晴雨表，“国运兴，球运兴”即为此理；可以是国家间沟通联系的纽带，如中美“乒乓外交”；可以是激发民族精神的催化剂，如“女排精神”；可以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如武术文化的传播；也可以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如“奥运经济”等等。由于体育负载的功能全面多样，我们国家始终把体育事业放在事关国家民族尊严、荣誉和发展前途的重要地位上，所以一贯给予重视和支持。

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历来被认为是国际上最高水平的体育赛事。争取举办奥运会，为举办国和举办城市提供一个展示和发展的机会是许多争办国家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申办奥运会是极为复杂而激烈的申办国之间的竞争。其复杂性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关系以及申办国的开放程度，国际社会对申办城市的了解程度等影响着投票结果。早在1990年北京举行第十一届亚运会前夕邓小平同志就建议中国申办奥运会。1993年，中国第一次提出申办2000年奥运会，结果以两票之差失利。1999年，中国再次提出申办2008年奥运会。北京奥申委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组建队伍，征集会徽和口号，对奥运村和比赛场地等进行初步的规划，提出了“新北京，新奥运”的理念和“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三个主题，对奥林匹克公园及主要场馆进行了总体规划和设计，完成了内容包括经济、法律、文化、环保、财政、交通、通讯、医疗、安保、保证书等18个方面近700多张表格、总字数20余万字的《申办报告》，全面展示了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和能力，清晰地描绘了未来8年新北京的轮廓。在7月13日莫斯科会议上，我国代表团通过9名同志的陈述、多媒体演示和三个影视片，集中展示了北京最突出的优势，向国际奥委会，也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和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和信心，巩固了多数委员对我国的支持，结果在第二轮投票中我国以绝对优势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这次申奥的成功一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指导和全力支持，这是申奥成功的根本保证；二是我国迅速增强了的综合国力和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赢得了世界普遍的认可和信心；三是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以各种方式表达的对申奥活动的全力支持，这是申奥成功的基本保证；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迅速发展的体育事业，这是申奥成功的重要条件；五是大力开展的对外宣传和广交朋友，使我们争取到了奥委会多数委员的支持。所以这次申奥也是“国之大事”，整个申奥过程充满变数，竞争异常激烈。

二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

孙子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计篇》)孙子这段话的意思是，政治就是要让民众与君主的意愿一致，这样，在战争中就可以让他们为国君死，为国君生，而不怕危险。孙子在其他地方讲的“上下同欲”、“修道保法”也都体现了他“重道明理”是胜利之本的思想。古人常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来说明“得道”在治国治军中的决定作用。历代兵家对此都十分重视。贾林曰：“将能以道为心，与人同利共患，则士卒服，自然心与上者同也。”王皙曰：“道，谓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济患难也。”张预注“上下同欲者胜”说：“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人人欲战，则所向无前矣。”

孙子“重道明理”思想在体育竞赛中则体现为一种高尚的道德追求，也就是运动员参赛的动机和目的。如果运动员能有“为国争光”、“弘扬国威”的参赛动机，就能产生为国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动力。我们国家许多优秀运动员的成功经验都验证了这个思想的重要性。我国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在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体操单项决赛前的一天，不慎在练习中拉伤胸大肌，疼得连手都抬不起来，深夜两三点钟还合不上眼，可到了决赛场上，李宁决心拼死一搏，为国争光，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奥运会赛场上。比赛中，他全然忘记了伤痛，显露出一副生龙活虎的气势，跳越腾空、连翻带旋、动作惊美异常，夺得三枚金牌，让五星红旗多次飘扬在奥运会赛场上。领奖后，李宁在回答记者时说：“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报答全国人民，十亿人民会和我们一样欢笑的。”

我国著名中长跑运动员王军霞在第25届奥运会5000米比赛中，遭遇到爱尔兰、肯尼亚等多国选手的围追堵截，不断受到他们的挤、撞、推等干扰。但她稳住情绪，灵活应对，到最后800米时杀出重围，旋风般第一个冲向终点，赢得一枚分量极重的奥运会金牌。赛后在回答一个记者关于奖金问题的提问时，王军霞回答说：“我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祖国的荣誉在跑。”

上述两则，都体现出我国优秀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是以国家、民族荣誉为第一位，进而产生了能克服艰难险阻各种困扰的精神动力，奋勇拼争，为国争光。因此，重视对运动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国家利益第一的参赛动机，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我国体育界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这些同时也充分证明，孙子“重道明理”思想在体育竞技方面有着广泛的运用价值。

三 择人而任势

孙子曰：“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势篇》)

孙子这句话说的是，善于作战的人，要依靠有利的态势取胜，而不苟求于部属，因而他就能选到适当的人才，利用和创造有利的态势。

在战争中，指挥员处于全局性、关键性位置，指挥者的决策决定了军队的各项行动。因此，指挥员的地位和作用对战争胜负具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刘邦曾说：“置将不善，一败涂地。”诸葛亮也说：“夫将者，人命之所悬也，成功之所系也，祸福之所依也。”所以“择人”就是选择适当的指挥员，这是用兵作战的主要条件和重要保证。“任势”则体现了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同样的兵力，在高明的指挥员的指挥下，就可以化平庸为神奇、变不利为有利。用孙子的话说：“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势篇》)曹操曾说：“求之于势者，专任权也。不责于人者，权变明也。” 《武经总要》也说：“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精粗，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政也。”

体育竞赛也是斗智斗勇的活动，高明的教练员可以通过自己的调教，改变一支队伍的精神面貌和技战术水平，可以使一支平庸的队伍获得惊人的战绩。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中国足球队教练米卢蒂诺维奇即为一例。中国足球队在征战世界杯外围赛的历程中已经历了40多年的磨难，在屡次失败的情况下，中国队于2000年初聘请了南斯拉夫人米卢蒂诺维奇担任中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先生带有南斯拉夫人的体育天赋和执著。他曾于1986年率领墨西哥队首次打入世界杯赛8强；1990年他任哥斯达黎加国家队主帅，奇迹般地把这支由业余球员组成的弱旅首次带进世界杯决赛圈，并一举打入16强；1994年他又率领美国队首次打入世界杯赛16强；1998年又将尼日利亚队带进世界杯16强。执教中国队后，他针对中国队背负40多年的心理重压，开始了与中国足球的碰撞，从球员、媒体、球迷到足协官员，在碰撞中充分展示了他非常倔强的一面。他以其新的快乐足球理念注入到中国足球队队员的心中，逐渐树立了中国足球的信心。他还具有独特的队伍整合能力，先后确定了中国队17次集训名单，全国14支甲A球队主力的半数入过米卢的“法眼”。米卢还用尽心机对每个位置都安排多名球员竞争，为赛事漫长的征战储备随时能征调并来之即能完全领会其战术意图的球员。他带领中国国家队球员演练多种战术打法，从进攻套路、防守阵形到定位球战术。2002年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中，中国队杨晨、黎兵等锋将意外受伤，李金羽、李毅等立即被火线征调入队投入比赛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十强赛中，杨晨、郝海东、吴承瑛、江津、李明等主力球员因伤或红牌等因素造成队伍减员，他将事先准备好的新人李霄鹏、安琦、杨璞、曲波等推出，他们在场上都作出了出色的表现，为中国队发现并培养了一批新人。米卢先生还善于转变球员的情绪，他的法则就是“态度决定一切”。郝海东和孙继海这两名实力出众的球员，一度对米卢意见很大，米卢先生并不计较，他采用恩威并重的手法，使他们既能服从米卢先生的指挥，又化解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没有出现“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正是在米卢先生精心调教与指挥下，这支曾不被人抱以信心的球队昂首迈进了世界杯决赛圈的大门。

中国足球队此次杀入世界杯决赛圈，除了其他因素外，正确聘用米卢先生可说是关键性的用人选择。否则，我们也许还会在决赛圈外徘徊游荡。再有就是放手米卢先生的指挥权，使米卢先生能按自己的意图组建队伍、布置战法，发挥其指挥的“神奇”特点。中国队的成功也充分证明孙子的“择人而任势”思想确是指挥作战应遵循的重要原则。

四 将者，国家安危之主也

孙子曰：“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

孙子此话的意思是说，懂得用兵奥妙的将领，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国家安危的主宰者。孙子特别强调带兵之将所负责任的重要性。他还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历代兵家也十分重视知兵之将的重要。曹公曰：“将贤则国安也。”杜牧曰：“民之性命，国之安危，皆由于将也。”王皙曰：“将贤，则民保其生，而国家安矣。否则民被毒杀，而国家危矣。”张预也说：“民之死生，国之安危，系乎将之贤否。”毛泽东同志也说过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孙子关于将帅在国家和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同样适用于体育竞赛运动。

当年，袁伟民同志接手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后，树立了女子排球打翻身仗的指导思想。他教育队员要树立为国拼搏、为国争光的思想。在训练中他严格要求，细抠技术环节，发挥每个队员的特点，形成以我为主、灵活多变、巧快结合、凶稳兼备的战术风格。为了培养能适应世界大赛各种困难条件的承受能力，他有意设置各种不同的环境和困难，包括从饮食、作息时间到赛场环境等困难因素，以培养运动员顽强的作风和承受能力。在他的培养训练下，中国女排打了漂亮的翻身仗，成为三大球中惟一夺得过世界三大赛事冠军的队伍，女排的精神也成为鼓舞各条战线上的人们奋勇拼搏的代表精神。

率领中国男子体操队勇夺悉尼奥运会男子团体金牌的教练员黄玉斌也是我国教练员队伍中的佼佼者。当年，他的队友纷纷出国发展，他毅然留在培养他成材的中国体操队，一干就是17个年头。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将中国体操男队带到悉尼奥运会的冠军领奖台上，不把遗憾带到下个世纪……”为此，他瞄准世界体操技术发展的前沿，大胆创新，形成“难、新、美、稳”的技术风格。他在训练中严格要求，几乎变得“不近人情”，队员动作稍有失误或不标准，就得立刻加练。主力队员邢傲伟一次做自由体操结束动作时转体和空翻时机没掌握好，一连被加练了多次，他和邢傲伟一起分析录像、查找原因，直到掌握好为止。即使队内测验，也按国际比赛阵势评分，气氛十分严肃。但当队员的表现实在令人满意时，他也难掩笑容，暗暗叮嘱食堂师傅做顿香香的山东肉馅包子。

这两则事例，一个是教练袁伟民带领中国女排实现“三连冠”；一个是黄玉斌带领中国男子体操队首次夺得奥运会金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爱岗敬业、严格管理、勇于创新、善于指挥调度。他们用辛勤的汗水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们的成功说明，孙子的“将者，国家安危之主也”的论述在体育竞技活动中也是十分适用的。

五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

孙子认为：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每战都不会有危险；不了解敌人但了解自己，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那么每次用兵都会有危险。

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指导战争普遍规律的话语已成为著名的军事格言，受到历代军事专家的重视。孟氏曰：“审知彼己强弱之势，虽百战，实无危殆。” 张预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谓也。知彼则可以攻，知己则可以守。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虽百战不危也。”(均见《十一家注孙子》)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又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论持久战》)

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所揭示的真理，对体育竞技同样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1982年在秘鲁举行的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上，美国女排在前几场连续以3比0战胜中国、日本、苏联三强。原来，美国女排为了战胜这几个强队早就派出科研人员对中国、日本、苏联等女排强队的训练、竞赛情况进行了收集。他们采用录像手段对这几支球队的训练、比赛情况进行录制，并进行电脑分析，详细分析了包括每个队员在内的站位、攻防路线、击球动作等技战术各个环节的情况，写出了长达600多页的调研报告，然后进行了针对性极强的模拟训练，做到了“知彼知己”，结果，在第一阶段中以绝对优势进入半决赛。但在半决赛的关键一仗中，却以0比3意外输给了秘鲁队，原因是事先对秘鲁队没有给予重视，情况不熟，再加上秘鲁队是主场，观众支持秘鲁队的喊声震天动地，使美国队队员心理发生了严重的变化，技战术水平难以发挥，结果失去了决赛的机会。

1995年，世界网球ATP大赛在印地安维尔斯举行。王位争夺战由同为世界网球名将的美国选手桑普拉斯和阿加西对阵。阿加西的打法是站位离底线较近，善于迎前抢点扣杀，尤其是反手击球凶狠有力，且步法灵活，接发球能力较强，连夺美国公开赛、澳大利亚公开赛冠军，排名直逼头号选手桑普拉斯。针对阿加西的特点和势头，桑普拉斯在对阵中充分发挥自己技术全面、发球凶狠和正手攻击快速有力、上网截击能力强的特点，以控制落点为主，拉开阿加西的防线，一有机会或从反手变直线攻击、或是从反手跑至正手抽杀得分；同时，他的发球命中率高，常常直接得分。慢慢地阿加西的失误率增加，攻击力下降，信心逐渐动摇，被桑普拉斯直落三局败北。

在上述两例中，美国队先胜后败，原因是运用“知彼”谋略不全面，结果对强队胜了，对弱队意外翻船。第二例桑普拉斯战胜阿加西就是对阿加西打法熟悉，打法对头，针对阿加西的打法抢攻在前，攻其弱点，压制了阿加西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六 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战

孙子曰：“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战。”(《虚实篇》)

孙子这句话说的是，能预先知道交战的地点、地形，能预先知道交战的日期，就可以奔袭千里去打仗。孙子对天时、地利条件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十分重视。他说：“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 “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地形篇》)

后世兵家对天时、地利对战争的影响作用也十分重视。梅尧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胜。”张预曰：“顺天时，得地利，取胜无极。”(《十一家注孙子》)刘伯承同志也说：“我们要认真研究河川、山地、道路、城砦以及地形平坦、起伏、开阔对敌我行动和火力发挥的影响，只有对敌情、地形判断正确，善于集中优势兵力，又善于利用地形，对准敌人之弱点，实施突然袭击，才能收到歼敌之效。”(《刘伯承指挥艺术》)这些论述，都表明历代兵家对天时、地利条件的重视。

在体育竞赛中，天时、地利同样是影响比赛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予重视，也会受其影响甚至会功败垂成。因此，在重大赛事比赛之前，必须要全面了解赛地的天气、地理环境，做好应对准备，才不致于影响水平的正常发挥。

1986年，第十届亚运会在韩国汉城举行。为了使我国运动员了解和适应比赛地点的天气、地理环境，我国气象部门对汉城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了解到汉城与我国东南地区城市时差近一小时，时差问题不大；海拔高度和九月份气温条件也和我国东南地区城市相似，但汉城九月份多阴雨天气，降水量明显多于我国这些地区，对室外竞赛项目影响较大。针对这些情况，我国运动员来到东南沿海城市进行适应性和抗干扰性训练。结果，在比赛中没有受到不利的影响，以94枚金牌总数名列参赛国榜首。

1995年，国际网球ATP赛事的主战场移到欧洲，开始了泥地场地的比赛。泥地赛场是由红泥土掺以一定比例的沙子铺设而成的。这种场地非常特殊，从外观看，场地呈红色；从性能上看，球在泥地上反弹得高而慢，选手要想得分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这种场地对擅长打室内场地球的一些选手影响很大，如美国著名选手桑普拉斯很少能在这种场地取得好成绩。在这个系列的比赛中，奥地利的“铁汉”托马斯·穆斯特却如鱼得水，连夺包括巴塞罗那、马德里、里斯本、蒙特卡洛、罗马等站泥土场地的冠军，保持23场全胜的纪录，击败了贝克尔、费雷拉、张德培、布鲁格拉和拉尔森等五位排名世界前十位的选手，令人刮目相看。究其原因是得益于他出色的泥地比赛技术。他充分掌握了泥土地的特性，以强有力的正、反手上旋抽杀将对手死死逼在底线，他扎实的基本功使他能与对手在底线周旋几十板并迫使对手回球失误，尤其是他果敢的上网截击使对手很难掌握比赛的节奏。他能在泥土场地比赛中连续取胜，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两则战例，第一例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对赛地条件了解全面，准备充分而没受比赛地点天气、地理等环境的影响，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一。后一例是穆斯特充分利用地利的有利因素，如虎添翼，击败各路高手，连夺各赛站冠军。

七 多算胜，少算不胜

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计篇》)

孙子说的是开战前就预计能够取胜，是因为筹划周密，胜利条件充分；开战之前就预计不能取胜，是因为筹划不周，胜利条件不足。筹划周密，条件充分就能取胜；筹划疏漏，条件不足就会失败，更何况不作筹划，毫无条件呢？我们根据这些观察，谁胜谁负就显而易见了。

孙子非常重视“先谋后战”的用兵之道，他在《计篇》中还提出以“五事”、“七计”的对比

来预测双方的胜负。他的这个指导思想深受后世兵家重视。《古今图书集成》说：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 《百战奇略》说：“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料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

同样，在体育竞赛中，“先谋后战”也是用兵取胜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2001年第4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夺冠的对手是击败了瑞典队的比利时队。比利时队的主力是大、小塞弗。大塞弗正手和接发球技术好，近年来，又加强了反手的攻击力；小塞弗同样是位善于抢攻，打法凶狠、相持力好的一位选手。决赛前的晚上，中国乒乓球队代表团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中国队决定由士气旺盛、发挥出色的新人刘国正、马琳打一、二号主力。刘国正打法凶猛、意志品质坚强，在半决赛与韩国金泽洙的比赛中打得天昏地暗，力克金泽洙。马琳力擒柳承敏扭转了胜负的局面。孔令辉虽在与韩国比赛中输掉两场，但他的球路适合打欧洲球员，为了减轻他的压力，把他排在三号位，让他与对方实力稍弱的布拉塔诺夫相碰。决赛开始，比利时队果然以大塞弗、小塞弗出任一、二号主力。而外国同行却捉摸不透中国队突然把刘国正、马琳放在第一、第二单打位置的用心所在。果然，开局后，马琳首先与大塞弗相对。马琳在先负一局情况下，第二局开始加强了台内球的处理，控制大塞弗的攻击，伺机正手或侧身猛攻对手两角，连板两局。这场胜利，震慑了比利时队的士气。第二场，刘国正上场，他狠狠抓住小塞弗近网小球弱的毛病，又连下两局取胜。孔令辉在第三局顺利拿下布拉塔诺夫，中国队重新夺回了斯韦思林杯。

这场比赛，中国队谋划准确，敢于起用小将担纲，完全出乎对手的预料，决赛场面完全按中国队事先谋划设想的情况进行，可以说，中国队早就胜算在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