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相关数据收集_职务犯罪案例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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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相关数据收集
数据一:
鞍山市家教研究会对12所中小学校学生发放了2400份调查问卷。通过试卷分析,结合到辽宁省未成年人犯罪管教所、省女子监狱及对不良少年群体的走访,鞍山市家教研究会研究人员认为,家庭教育不当与不良少年产生呈正相关。
首先是家长对未成年人放任自流,疏于管教。调查显示,个体工商业者、出租车司机、包工头家庭子女违法犯罪率较高,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很少在家,即使在家也由于奔波劳累,回家后倒头就睡,很少有时间和精力花在对子女的关心和教育上。由于缺乏管教,加上孩子自我约束力差,这些家庭的孩子违法犯罪率就相对较高。
其次是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束缚过紧。调查反映出,有65%的家长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期望值,15%的孩子感到无法达到家长的要求。这些孩子在家长的“残酷的爱”包裹下,失去自由,心理疲劳,对学习考试产生厌烦感,对家庭及学校产生对抗情绪,甚至为追求所谓的“自由”走上犯罪道路。
最后,成长中的“重要他人”的缺失,使得许多未成年人法制观念淡漠。调查显示,89.4%的孩子说父母从来没有对他们进行法制方面教育和培养,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违法犯罪,糊里糊涂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此外,一些社会不良因素也通过家庭这个渠道渗透到未成年人成长的环境中,为未成年人走向违法犯罪埋下了伏笔。这些社会不良因素主要表现为:
一、家庭稳定度下降,儿童心理创伤严重。父母离异常常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是双方
都不愿抚养孩子。第二是父母双方都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孩子对父母产生怨恨,对亲情产生怀疑,对前途失去信心。来自鞍山市立山区的统计数字表明,由上面原因导致犯罪的占青少年犯总数的1/3。
二、家庭成员价值观扭曲、行为不良。有些父母挥霍钱财、漠视法律,生活在这种家庭环境中的孩子,有可能逐渐形成挥霍浪费、目无法纪的不良习惯;有些父母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子女往往会因此产生一定的优越感,在学校目空一切,甚至仗势欺人;还有一些父母善恶、荣辱、是非观念颠倒,这些都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
与此同时,一些不健康的传媒宣扬享乐主义,渲染暴力凶杀色情等信息,严重误导了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不良的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原因之一。
数据二: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100个大学生犯罪案例的《大学生犯罪现象调查报告》显示,贫困大学生犯罪率较高,且大学生犯罪者多数是法盲。半数以上的大学生犯罪动机十分幼稚,他们成长中形成的性格缺陷和盲目意识导致他们实施犯罪。在调查的百例案件中,多数犯罪大学生都不懂得履行自己的义务,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而且甚至有些大学生还不知道一旦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利,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数据三:
两年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案件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15.44%
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在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的配合下,随机向在押的100名未成年犯发放了调查问卷(当时在押未成年犯370人)。在被调查的100名未成年犯家庭中,家庭成员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相应的是未成年犯本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其中小学6人,初中76人,高中5人,职高13人)。在这些家庭成员中曾被拘留、劳教、判刑的占23%。
在调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经常看色情内容书刊、音像制品并受影响的占61%;经常进入歌舞厅的占38%,偶尔进入的占32%;经常进入录像厅的占49%,偶尔进入的占41%。经常进入电子游艺厅的占66%,偶尔进入的占28%;经常进入电脑网吧的占39%,每天两小时以上的占28%,每天10小时以上的占7%。
在被调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父母离异的有29%,继亲家庭7%,合计36%,与此相关的是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受理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来自单亲家庭占少年犯总数的26.4%,来自继亲家庭占少年犯总数的6.3%,来自婚姻动荡家庭占少年犯总数的25.2%,三者相加为57.9%。
在调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家庭教育方式采取打骂体罚的占23%,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的占9%。在校学生占56%,学校或社区能够经常进行法制教育的仅占11%。
在被调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学习成绩优良的有5人,中等的有21人,成绩较差的是多数,有74人。问卷显示,当这些学生学习成绩不好或有违纪行为时,认为老师能够耐心教育的仅有48人,不管不问的13人,当众羞辱的13人,劝其退学的26人。
以上数据来源与分析: 全国政协委员 尚秀云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范君
数据五
长久以来,犯罪学认为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年轻人的行为。一些早期的犯罪学专家甚至断定犯罪年龄的分布符合一项“自然法则”。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初期,年轻人口下降,*期间的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人开始步入他们20岁的后期。而到2000年,这个年龄群降为二亿一千五百万后,伴随新的生育高峰到来,将再度上升,初看起来,“犯罪年龄不变效应”的理论似乎适用于中国。目前的“犯罪潮”与年轻人口激增是两个并行的特征。而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发展,就是青少年犯罪的急速上升。实际上,尽管逮捕的绝对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群的相对比例的模式却依然如故,其中15岁至17岁在整体人口中被捕率最高”。总之,中国青少年犯罪率高逐年增高完全可以以人口数据而非其它因素来作解释了。中国犯罪的总貌与“犯罪年龄不变效应”的学者们所描绘的情况是符合的。其犯罪曲线与犯罪学文献所描绘的“年龄淘汰”效应恰恰相符。可以预料,随着出生的婴儿成长为十几岁的少年,作为新的一波的“婴儿高峰”,会使犯罪率增长。正如犯罪学家所预言的,当总犯罪率上升时,犯罪活动的高峰将出现在年轻人当中。在更为仔细地审视中国青少年犯罪率之前,研究中国14岁至25岁的人口统计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