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威海战役中烟台的英国医生_英国全科医生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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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威海战役中烟台的英国医生
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全面失败结局，这使清政府蒙受巨大耻辱，因此，尽管战争中中国军民涌现出许许多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事迹，但获得政府表彰者却十分罕见。然而，就在这罕见的受奖者中，竟有一位英国医生—阿瑟·道奥斯卫特，光绪皇帝授予他以及他的英国同事与助手“帝国双龙勋章”，以表彰其在甲午战争中对中国伤员无私而有效的救助。据说这一荣誉堪与赫赫有名的英格兰“巴斯勋章”媲美。阿瑟的伤员救助活动，是在芝罘（烟台市芝罘区）进行的。
筹建医院
阿瑟·道奥斯特（1848-1899），英国医学传教士，于1875年来到中国，在华生活长达二十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大爆发期间，阿瑟正在芝罘区一带开设诊所，一边行医，一边进行传教活动。
阿瑟似乎对时政很敏锐，对这场战争早有预见。基于对中日两国现实状况及面临形势的综合分析，他判断，这将是一场惨烈的战争，也将是一场中国人注定失败的战争。同时，阿瑟通过了解得知，面对一场一触即发的恶战，中国有关方面竟然未做任何关于伤员救护方面的准备。对此，阿瑟很着急，便专程拜访了芝罘驻军一位姓孙的将军。凭着平日向当地驻军积极提供医疗帮助，阿瑟与孙将军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经过几个小时的谨慎磋商，两人最终达成共识，并进而争取到了当地行政长官的许可，决定设立一所战时红十字医院。
红十字医院就设在孙将军的私人会馆。在筹建医院的过程中，阿瑟得到了包括孙将军在内的地方军政人员的大力帮助，他慷慨出资，为医院购进设备以及食物、衣服等必要的物资。孙将军还专门抽调了十名士兵，由阿瑟负责将他们训练成为颇具专业素养的担架救护队。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地准备，芝罘战时红十字医院就当时条件而言，可算是差不多万事俱备了，战端一开，即可提供救助。
救治伤员
战争中，由于威海卫海上方向中国守军防守较严，日寇猛攻不下，便决计绕道突袭。1895年1月20日，日寇在荣城境内登陆，继而长驱直入，从侧后进攻威海卫。仅仅数天时间，腹背受敌的威海卫便告沦陷。随后，大批伤员和败兵涌进芝罘。
据阿瑟的妻子康妮给母亲的信中所说，中国伤兵是于1895年2月2日开始陆续到来的，截止第二天晚上十点钟，阿瑟诊所一共接收了五十六名伤员。后来更多的伤员涌进芝罘，有时一天就来二三十位，红十字医院和阿瑟诊所的床位都被占满了，最后教堂也被用作病房，伤员们成排的横躺在地板上。随着战争的持续，伤兵源源不断，状况越来越糟糕，有的伤员是被人用箩筐抬过来的，有的则是自己爬着来的，路上没有食物，在凛冽的寒风里，跋涉近十天才能到达芝罘。伤口未经任何处理，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
伤员到达医院后第一步措施就是用消毒液清洗伤口，然后用浸有碘酒的垫子包扎伤口，再用绷带和夹板，以确保痊愈。由于有一群芝罘传教士志愿人员的热心帮忙，所有伤员的绷带每天都会更换一次，新的包扎物由芝罘欧洲社区妇女提供。
这些伤员的伤情各种各样，有不少人需要做比较复杂的手术。据阿瑟的助手伍德沃德医生的家信记载，当时的手术条件相当的简陋。没有聚光灯，没有输血器械，也没有专业的助理。正因为条件的局限，阿瑟摸索出一些独特的技巧：病人一被放在手术台上，阿瑟就把必须的器材尽量放在手边，省略助手的传递环节，然后他走到手术台的前面，用塞满布条的倒有氯仿的漏斗倒置在病人脸上，给病人实施麻醉。一旦病人失去知觉，阿瑟就开始进行手术。这期间，他的学生会按照要求不停地倒氯仿，让病人一直处在麻醉状态。但这种方法的最大问题是，随着手术紧张地进展，这位临时兼职的“麻醉师”会愈加关注手术细节，而忘记单调地倒氯仿工作，从而导致病人在疼痛中醒来！
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进行手术，还有一个问题让阿瑟更是纠结，他要费尽心机地去说服那些重伤员进行截肢手术。由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重伤员中许多人宁死也不愿保留一个残缺不全的身体。最为常见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了腿，我还有什么面子活在世上，我死后怎么见祖宗呢？我娘要问，你的另一条腿哪里去了？娘明明给你两条腿么！” 这样的逻辑让人难以反驳。对这样情况，阿瑟总是得非常严肃地警告伤员，只有截肢才有可能保住性命，软硬兼施地说服伤员同意手术。
在整个伤员救助期间，阿瑟可谓是竭心尽力，夜以继日。康妮在家信中说：“阿瑟一直忙得要命，他几乎是筋疲力尽了，常常在手术室一直忙到深夜11点，当他上床睡觉的时候，累得几乎不能入睡了。”
大致到三月底，芝罘周边的战斗渐渐减弱了，医院里的伤员也越来越少了。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阿瑟的芝罘战时红十字医院共收治一百六十位伤员，其中有二十一人进行了截肢手术，只有四人死亡。在那样简陋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环境中，竟然能有如此之高的存活率，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战乱见闻
芝罘地区虽远非甲午威海战役的主战场，但也深罹兵燹，祸连殃结。在阿瑟这些英国人眼中，战况惨烈，人民涂炭，局面一片混乱。
战争的残酷让阿瑟他们触目惊心。在收治第一批伤员之后，康妮在家信中写道：
昨天二十七个伤员艰难地来到我们医院，寻求住所和救护。他们的状况极为可怜，身上到处是枪伤，他们一直步行三天才来到这里。这期间没有食物，没有住处，在这样零下几度的天气里，他们的伤口竟然没有任何包扎… …很难想象，重伤员是怎么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一些人肯定活活冻死在路上。
伤员们几乎全是弹伤，千奇百怪的弹伤。阿瑟的助手伍德沃德医生在家信中描述：
有一个人是后背中弹，子弹是从他的耳朵里穿出来的；另一位则是让子弹
贯穿了两只耳朵，他的下颚和牙齿都被打碎了；很多人是腿部中枪，还包括 一个踝骨中弹的人。其中一个伤势最为严重者，在路上走了四天，他的手臂 被子弹射穿了，骨头被打碎，骨碎片刺穿了皮肤，手术前已经晕倒过两次。
战争给人们带来极度恐慌。谣言四起，当地人四处逃窜，把值钱的东西都转移到了乡下；租界里的人如惊弓之鸟，担心日本人随时就会从天而降。
日本人确实在一个晚上来到了。1895年2月17日，康妮在家信中写道：
一天晚上，七点半的时候，孩子们都上床了，阿瑟躺在炉火前的沙发上，我一边织衣服，一边给他读圣经。这时候，我们突然听到半英里远处的碉堡内响起大炮的吼声，接着是一排排的枪响，成千上万人的喊叫，一切就在我们房后的山那边。有人从男校里冲了出来，朝着我们的房子喊道：“日本人来了，医院肯定会发生恐慌。阿瑟医生，请过来安顿一下吧。”阿瑟赶紧去医院，安慰那些瑟瑟发抖的病人，因为大炮的吼声，勾起了他们那些恐怖的记忆。
……
这是一个黑暗的夜晚，我什麽都看不到，但是每一个声音都显得那么
清晰，路上到处都是从乡村里跑出来的人们，他们恐慌地奔跑着，相互叫
喊着。男人，女人还有孩子，甚至在母亲怀里哭泣的婴儿，他们匆忙地在这样寒冷黑暗中奔跑，但是不知道究竟要到哪里去。后来我们听说，许多
绝望的妇女不愿意面对这种未知的恐惧，竟然掐死自己的孩子，然后上吊。战争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食物供给很快变得紧张起来，一切都在涨价，一个鸡蛋二十元钱，肉类成为稀有物品。可怜的居民们受到周围成千上万士兵的骚扰。日本人抢劫他们的衣服和实物，拆他们的门窗做燃料。中国的乱兵也存在着种种极其恶劣的行为。祸不单行的是，战争中的那年冬天，芝罘地区还寒冷得出奇。1895年2月17日，康妮在家信中写道：
亲爱的妈妈，我们很长时间没有通信了，阿瑟告诉我上次写给家里的信还 在芝罘邮局。我真希望你现在能够看一看芝罘，它现在看起来就像是北极一 样，海上结了冰，远到你看不见的地方，沙滩上到处都是巨大的冰块，并且 被巨大的冰冻泡沫所包围。在群山后面，灰色的峭壁严肃地凝视着这些冻结 的冰雪。
这样严酷的天气增加了战争的苦难，也令阿瑟他们很是无奈。超负荷的工作和寒冷的天气让阿瑟疲惫不堪，他的身体状况甚至让妻子康妮感到十分忧虑。但阿瑟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并未因身体原因停下脚步，而是更加努力的工作，直到伤员救助活动全部结束。
余绪遗响
阿瑟.道奥斯卫特及其团队在芝罘战时红十字医院卓有成效的救护工作，在当时即引起社会上的极大反响，在他们的努力争取和感动下，各地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仅上海各界为战争救护捐助的白银即达1100两。这些资助不仅在物质上及时解决了医院的燃眉之急，也在信赖中给阿瑟他们以巨大的精神鼓励，激励他们干劲倍增。
红十字医院的工作也大大扩展了地方官员和士绅的眼界，欧洲外科手术的奇效令他们震惊和敬佩。阿瑟在给姐姐的信中说：“芝罘的官员急切地希望我能够建立一所医校，为他们的军队提供医疗人才”。
中国人对阿瑟的感激之情很快落实到了他们的实际行动中，在人道主义和科学精神的感召下，战争结束仅几个月后，芝罘新男子学校的筹建工作即开始了。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阿瑟找到了孙将军，希望他的私人石材厂能提供一些石材。孙将军应诺的十分干脆：“我会派士兵去搬运石头，你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会很乐意为你效力的。”孙将军言出行果，运送石料总量超过800吨。不仅如此，新男子学校需要从上海运来五架特制的横梁，英国货运公司要价昂贵，为节省开支，芝罘当地航运公司承担了横梁运输任务，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些许费用。
战争结束后不久，驻军孙将军和他的随从骑马来到阿瑟所在的教会院落。在他们的身后跟着一个乐队，一群士兵抬着一块硕大的横匾，并将这匾悬挂在大门之上。匾额上是四个魏体大字：“西国扁卢”。“扁卢”指的是中国战国时期神医扁鹊，“卢医”是扁鹊的别称，此语即现今常用之“华佗在世”，可见赞誉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