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敬畏历史,感悟智慧_关于中国历史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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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敬畏历史，感悟智慧

十二年前，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红遍华人圈，时近知天命之年的唐浩明因此声名鹊起。

之后，《杨度》、《张之洞》相继问世，与《曾国藩》一同形成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并成就了唐浩明写作事业的颠峰。

唐浩明是湖南人，湖湘文化的血脉成就了他的使命感。他曾说，“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利用话语权影响社会”，令他欣慰的是，他的书正刺激着一代人对历史习以为常的看法。“如今中国很多作家都在渴望着诺贝尔奖，沉不下心来写作，在我看来，对中国作家而言，比这个奖项更重要的是：创作的精神产品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长河中的一滴水，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唐浩明说话时不打手势，说话慢条斯理，普通话甚至不算标准，但却有一股沁入灵魂深处的力度。

“敬畏历史，感悟智慧”

当今文坛看似热闹，文学作品满天飞，文学刊物遍地见，长篇小说一年出版上百部，拥有“作家”头衔者数不胜数，可是表面的热闹却难掩背后的残酷：文学水准普遍降低，文学作品读者寥寥，绝大多数文学刊物连个编辑部都养不活，长篇小说通常只印三五千册，其中还有好几成注定压在仓库里等着去化浆。

目前作家的社会形象更是被公众所轻视，但唐浩明却打破了这种格局。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岳麓书社编审、湖南省作协主席，并获得过全国首届中青年编辑、中国书业界十大新闻人物等奖励和称号。

唐浩明出生在湖南衡阳，这是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的故乡。也许是受了大师遗风的润泽，唐浩明小时候就对文学和历史很感兴趣。

大学第一年，他扎扎实实地学了很多基础知识。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唐浩明也在一片动荡中度过了4年狂热而无聊的光阴。1970年大学毕业时，在“三学”（学工、学农、学军）的风潮中他被分配到江西省高安县一个劳改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接到分配通知书前，唐浩明从未听说过高安这个地方，他找来地图查明了它的地理位置，计划着自己的行程。他有个同届毕业的湖南老乡也一起分到高安，由于他要回老家结婚，便委托唐浩明把他的4大件行李带到农场去。唐浩明把两人一共6大件行李托运发往樟树后，自己先回衡阳老家住了几天，再启程赶赴江西。等他到达樟树时，已超过所托运行李物品的领取日期，为此，唐浩明交了在当时一笔不小的罚金四元八毛钱，交了罚款办完手续后，唐浩明身上只剩下1分钱了。而樟树离那个农场还有很远的路程，唐浩明这下真的急了。他找出自己在南京买的一双新袜子，想把它变卖了换点路费，但没有人来做这笔生意。无奈，他只好向当地政府求助。他们帮他打电话到农场，惊喜地发现农场有车开到南昌接毕业生，中途经过樟树。唐浩明喜出望外，赶紧带上行李，在马路边等了几个小时后，终于搭上车赶到了农场。这一段惊险的经历，唐浩明至今记忆犹新。

“生活的繁重和现实的残酷，让我从历史的角度思考这个时代发生的种种变化。”唐浩明在高安呆了近三年。1972年12月后，他就带着一股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回到老家，在衡阳市水利局工作。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唐浩明非常兴奋，他报考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并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了。重新回到校园的唐浩明如饥似渴地扎到了书堆里。他学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读研究生3年时间，他基本上弄清了中华文化的源流，训练出了较为全面的文化素养。带着这些积累，1982年他毕业分配到了长沙的岳麓书社。

“在我看来小说传达的是中华文化的智慧，我们不能刻意创造离奇的故事情节，书中主要是人生智慧的一种传达。我们只能敬畏历史，感悟智慧。”在岳麓书社工作时年轻的唐浩

明就有了这样的感悟。

当时岳麓书社计划出版“六大全集”，委派唐浩明负责《曾国藩全集》。社里准备先出《曾国藩家书》，并专门召开了会议。会上唐浩明疑虑重重地说：“曾国藩是反动人物，出他的书有人喜欢吗？”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当时对曾国藩的认识也仅限于此。

一部《曾国藩》走天下

十年冷板凳，唐浩明和“曾国藩”朝夕相处，他发现，这位传统史学所认定的“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决不是可以如此简单否定的人物。曾国藩的道德、学问、政治智慧、军事才能都堪称卓著，他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在近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唐浩明立志要为曾国藩立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创作的艰辛是难以言述的。《曾国藩》3卷120万字，光是抄稿子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那时全要用手写。更遑论史料考证、文学构思等殚精竭虑的事情了。经过8年焚膏继晷的奋战，1990年至1992年，《曾国藩》终于陆续面世。

唐浩明对他的处女作是充满信心的，但《曾国藩》上市后产生的巨大轰动却超出了他的预料。像一股旋风，《曾国藩》把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搅得狂澜激荡。看《曾国藩》，买《曾国藩》送礼，成了那两年中国的一大时尚。不仅如此，此书在海外也得到广泛的赞誉。1999年6月出版的《亚洲周刊》将《曾国藩》列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中的第36名。此书迄今已连续印刷25次，总数达76万多套，创造了极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十数年之久的“历史小说热”。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看完《曾国藩》后，啧啧称赞，并建议中央委员都来看这本书。

当时有媒体报道说，古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今天是一本《曾国藩》走天下。继《曾国藩》之后，唐浩明又在1995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历史小说《杨度》，此书连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等几个国家级大奖。

2002年7月，历时5年、数易其稿的鸿篇巨著《张之洞》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各地书店畅销书榜上的常客。至此，唐浩明苦心经营的“晚清三部曲”已全部面世。唐浩明也迎来了人生写作事业的颠峰时刻。

综观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他笔下的主人公具有许多共同点：都是清朝末年的政界名宿，都是学问渊博的大儒，自身行为和历史评价都充满了矛盾。所有这些特点不是偶然的，而是唐浩明文学创作的主题——站在文化的高度对晚清“士人”进行立体考察。那么，他为什么将目光投向了“晚清士人”这一特殊群体呢？唐浩明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应当高于政治和经济。政治和经济的失败最坏不过是“亡国”，而文化的沦丧则会导致“绝种”。而“士”（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在中国历来是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他们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人，又往往是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强大力量，理应给予最大的关注。而一部历史小说应该是能牵动历史的风雨的，只有那些曾经在历史的天空里呼风唤雨的人才能最真实地凸现时代风云，所以他选取了曾、张、杨3位在晚清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大人物”。

这三部历史小说寄托了唐浩明的理想和抱负，那就是秉承和光大中国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伟大传统；同时也告诉人们，对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以“好”与“坏”来界定，而要立体地进行考察。

一个作家要有社会责任心

在完成晚清三部曲后，唐浩明就做好了封笔的准备，“最多是写写杂文，校订和编撰。”其缘由也是“见好就收”。他坦言在历史小说上难以再有超越，不如就此收手；为了这三个长篇，他花费了十五六年的时间，倾注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他太累了，需要休养生息。而十多年的写作过程中他有了他自己的写作观：

“好的历史小说，可能更接近历史。譬如传记，因为传记写的只是形，因为要言必有据

嘛！人物内心的东西不能写，一写就不是学术著作嘛！它反映的还只是一个平面，要写一个活生生的人，还要注入艺术的东西。这是他经常讲的，写一个人要有精、气、神。这必须要靠作家去做！写作诚然是个人的事，但一旦作为作品公开发表出版，便不再属于个人，而成为社会的公物，作为公物，则必须遵守公共规则，承担公共责任，因此社会责任心应该是作家的天职。”

面对心态浮躁的一些作家，“玩文学”的当代文坛，唐浩明在中国海洋大学的“科学·人文·未来”论坛上大声疾呼：作家要有社会责任心！辞官写书的他是抱着一份要为社会做点实事的心思来从事他的写作的。他认为，写一部好书，比做官更有价值。

近几年相继出版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两本文化随笔，他在潜心创作《曾国藩》时，曾经积累了很多史料以及个人感悟，有些内容不适合写进小说里，因此他以文化随笔的形式写出来与读者分享。谈及今后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唐浩明表示，他还将继续以短篇随笔的形式来评点晚清时期的历史时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读史使人明志，学术界有这样的观点：没有晚清就没有五四，没有五四就没有新中国。因此，他一直把晚清历史作为研究重点，希望能够从中找出对解决当下一些社会问题有益的良方，这也是他看来作为一个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

“呼吁作家的社会责任心，不能不呼吁理想和信念。”“一个没有信念的人是很可怜的人，一个没有信念的社会也是很卑微的社会。作为对人类社会极具敏感力的作家，不仅应是一个有信念的人，而且他的信念要美好而崇高，还要带有几分理想主义色彩才是。有信念的人，内心才会充实，不会随风倒，有信念的人，才能有所作为。作家应该让自己的读者，得到的是疾恶好善、厌乱趋治的感悟，而不是相反。这种古今中外一切优秀作家所共同拥有的社会责任心，在今天，似乎有重提的必要。”唐浩明说。

走进历

史的心路历程

2005年11月底，有媒体报道说，最新出版的《唐浩明文集》，一时洛阳纸贵，销量竟达百万之多。有评论家说：唐浩明取得的成绩是他走进历史的心路历程。

对此，唐浩明是这样说的：出自对文化和民族的热爱，出自对历史载籍作者的尊重，我一向对历史有着一种敬畏感，面对那一页页记录着中华民族沉重脚印的史册，不敢有半点轻薄之态。为此，看到一些以玩弄历史取悦市场、以胡编乱造图名谋利的所谓文艺作品时，心中就有一种庄严被亵渎的感觉。作为编辑，唐浩明在十多年的潜心创作生涯中，翻阅了数以千万字的各种史料。历史上那些波谲云诡的大事件，那些赶风逐浪的头面人物，以及许许多多的掌故轶事，都会激起他的创作情绪，但让他从内心深处发出击节之叹的，还是前人所遗留下来的那些宝贵的人生智慧。正是在这些深藏在古旧发黄卷帙和枯燥无味文字中的智慧的吸引下，唐浩明走进了历史，走近了对他充满魅力的一个个历史人物。

从这种对历史的态度出发，唐浩明在每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之初，都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和足够的时间去搜集、阅读与之相关的大量第一手史料，力求做到对笔下的时代和主要人物的一切都了然于胸。比如，动笔写《曾国藩》时，他已做了三年的新编《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又从曾府百年老档中整理出约百万字的曾氏家书，并且撰写发表了七八篇研究曾氏的学术论文。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他白天清理僵冷枯燥的前代卷宗，晚上与脑海中那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作心灵上的沟通。这样的状态，一直伴随着120万字的《曾国藩》的完成。于是又有业内人士将唐浩明与同样擅长历史人物传记的二月河相比，表示如果二月河真实再现明君，那么唐浩明就是名臣的代言。对此，唐浩明不以为然。他视野中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是中国传统的“士人”，是知识分子，唐浩明要用文学的手段探索他们在大变革时代的精神世界。在唐浩明的笔下，曾国藩被更多地从政治学、传统文化的层面表现，杨度被更多地着墨于精神世界的复杂，而张之洞人物性格的展现，则两者兼而有之。唐浩明想做的，就是浓墨重彩出知识分子的本质色彩，为读者增加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

自称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唐浩明说，出生在湖湘大地成就了他的时代责任感。人微言轻，但他一直有一种情结，希望文学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传统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利用话语权去影响这个社会！他相信一部书能够改变一代人对事物的看法，所以每个作家创作时都应该端正态度。

采访进入了尾声，唐浩明忽然又拿出了一些文稿，递给记者表示是最新的评论作品，一副欣欣然希望得到大家认可的期待表情。虽然已经有了三部大作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和赞许，唐浩明先生对文字的执著依然如旧，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短小文章，认真坦诚的文人气质在他身上袒露无余。（来源：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