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不凡人格_曾国藩的五句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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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不凡人格
第二十六节—侓己以严
看了上面的六章，我们对于曾国藩一生的事业，虽没有详细的明了，但至少可以得到一个概念。
但前面已经说过，曾国藩一生最值得我们钦佩和效法的地方，与其说是在事业方面，毋宁说在人格方面。
我们说起曾国藩的为人，无非是推许他的讲礼义，知廉耻，但是他一生最过人的地方，实在是他的“躬自实行”的一点。礼义廉耻的大道理，是任何人都会讲的。会讲不算希奇，而能躬自实行，先从自己做起，这才难能可贵。对人家满口礼义廉耻，而自己所做的都不合乎礼义廉耻，这种人只能引起旁人的反感，决不会感动人家。
曾国藩在少年时代，便已做克己的功夫。他写信给他在家里的诸弟，劝他们及时努力，他自己以身作则。他说：
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自今
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予自立课程甚多，惟记茶余偶谈，读史十叶，写
日记楷本，此三事者，誓终身不间断也。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诸弟》）
记日记并不是难事，日记而用楷书，已是不易；而日记终身不间断，便非有极大毅力的人不容易做到了。水烟是一种很小的嗜好，但及时是一件很小的嗜好，要戒绝也不是容易的事。曾国藩自己也说：“自戒潮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壬寅正月日记）》戒水烟诚然是一件小事，能用破釜沉舟的决心来做，这样的人才能做大事。
曾国藩还有一件持之有恒终身不渝的事情，便是起早。他常说：“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其实起早不仅有易于身体，于做事方面也很有裨益，湘军的所以所向无敌，便是能吃苦，而湘军起身早吃饭早，也是比人家强的地方。
凡是侓己以严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曾国藩说：“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年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有恒。”（《家书》）曾国藩这样侓己严刻，并不是口里说说的。他是说得到做得到。我们看他立志写日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中间没有间断，可见他做事是如何有恒了！
等到他带兵以后，他对于自己绝不宽容。他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查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力，数十次得力，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带兵的人最要紧的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径，是侓己以严，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挥将士，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的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完全是待自己严厉的结果。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已衰老，位居总督，对于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说：
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作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乙巳五月）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前除改徙之时，忧愧
遏已。
（己巳八月）
到江宁任，又已两余月。应办之事，余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庚午十二月）
可见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天不在严厉的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方面和事业方面，一天天的进步。他看清楚他所负责任的重大。最初他在家庭方面，他负有教导四位兄弟的责任，他非自己做一个好榜样，不能教训兄弟。后来他成为社会的名人，他负有改变风气的责任。他非责己以严，不能严以驭下。所以曾国藩一生的成功，是由于他自己的以身作则，辛勤劳苦得来的。
第二十七节—治家勤俭
曾国藩的时代，还是中国宗法社会和家庭制度最稳固的时代，所以他对于治家一事，是很关心的，现在的时候当然不是曾国藩的时代可比，但曾国藩的治家方法，不妨拿来供我们参考。曾国藩的治家方法，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勤”，另一个是“俭”。
关于“勤”的方面，他尝说：
子性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淫佚矣。宜令勤慎，无作欠身懒慢样子，至要！至要！无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
他对于妇女的勤劳，也是很关心的。他说：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
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
（《咸丰六年十月至纪泽）》
但他对于一个人的勤，并不主张立时做到，主张慢慢造成习惯。所以他说：
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子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太骤，则难期有恒。
（《咸丰六年二月初八日致诸弟）》
对于勤劳，他又举出若干例子。他说：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惰。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
（《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澄季弟》）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之家风，二则望其外而有一种生气，登其庭而有一种旺气。
至于“俭字”更是曾国藩所持之有恒，终身不渝的。他常常不厌过烦的说：
闻家中修整“富厚堂”，用钱共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
买田为仕臣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
甚？李汉言：照李希帅之样，打银壶一把，为炖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愧悔。”
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
当于此等处，痛下针。
（《丁四月日记》）
照料家事，总以检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他教训他的儿子纪泽，也不外勤俭二字。他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
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
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我不敢。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一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谕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谕纪鸿）
他老人家又怕家里人对于他的勤俭二字记不清楚；所以他把这几件事编成一歌。他说：余与沅弟谓治家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块。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
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也。早者，起早也；扫者，批屋也；考者，祖先
祭祀，敬奉显考；宝者，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
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致四弟》）他自己是贫苦出身，他的诸弟也都是吃过劳苦的。只有他的子侄从小生在仕宦之家，不晓得物力艰难，这是他最担心的。他说：
余在京十四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虽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艰难，亦可概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盲而不觉，吾深以为虑。吾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犹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告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弟做过小，吃过苦也。
（《家书》）
曾国藩不喜欢耍场，他规定男女婚嫁，不过二百金，垂为家训。他这样的俭朴，甚至引起他阿弟的怀疑。《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文正公手谕嫁女抠祡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太夫人遣嫁四姊时，犹烙秉成法。忠囊公闻而异之，曰：“乌有是事？”发箱抠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从小劳苦，所以能够勤俭，这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但当他做了高官，仍不渝勤俭的初衷，这种毅力和识见，实在是值得人们钦仰的。
第二十八节—“拙诚”的实效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娇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有效与？
这是曾国藩做的《湘乡昭中祠记》的一段。曾国藩的一生事业，就靠着“拙诚”二字而成功。
在一个虚浮伪滑的世界，惟有守“拙”的人才获得成功，惟有至“诚”才能收实效。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终究必定是失败的。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亢直的民族性使得他去“伪”而崇“拙”。他也未尝不想到取巧，但他认为：
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需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机巧来，我仍以含浑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
所以他的“诚拙”的态度，非但帮助他事业的成功，而且能变化他人的气质。
李鸿章是他的学生，鸿章的才气，是国藩所赏识的，并且自以为不及的。但江南方面的虚伪空气，远非朴质的曾国藩所能看得过，他看出鸿章的才干可用，而浮巧为其弱点，所以当鸿章在国藩幕府时，国藩有一次借端对他说：“少全！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鸿章为之悚然。可是后来李鸿章的功业，未尝非他老师一番苦心所造成。
所谓“拙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埋头苦干”，就是多做实际工作，不作口头宣传。者虽不能完全包括“拙诚”二字的意义，但它的精髓就在于此。所以专说大话而不知埋头苦干的人，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所以他的湘军的首领，都是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他认为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在此。----其实这就是“拙诚”二字的实效。
“公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绝有光。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公常以长子纪泽行路太轻，说话太快为忧，见于其家训”。可见曾国藩是如何“崇拙仰巧”了。
为了贯彻他的“拙诚”的主义，他又创为“五到”之说。所谓“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至于这“五到”的解说，照曾国藩自己说：
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劈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
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
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口丁宁也。
（《曾国藩名言类钞》）
曾国藩这“五到”之说，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并且企图着去实践，细看他之所谓“五到”，无非是脚踏实地、不厌烦琐、不怕艰难的埋头苦干。看上去虽觉得不是一件难事，但非有自己认定“拙诚”二字而抱着这个决心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