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诉信访问题管见_涉法涉诉信访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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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之管见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渐显露，并以案件形式进入诉讼渠道，导致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大量增加，今年以来，济南市是全省进京访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关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长治久安。信访问题作为“天下第一难，天下第一烦”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各级党政机关到各级司法部门，不能不说是“煞费苦心”，不能不说是“工作艰辛”，出台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规章、办法应该说比较全面和新颖，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仍然未能阻挡信访上行的势头，且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多发性、关联性、复杂性进一步增强。情况说明：研究探索新形势下解决涉法涉诉信访的方法，建立相应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推动此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是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当前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特点
信访是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加强与群众沟通联系的重要窗口，是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重要渠道。2004年以来，全国政法机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组织开展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集中排查化解工作，解决了一大批历史积案，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当前，1
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矛盾凸显期，涉法涉诉信访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1、诉讼与信访交织，涉法涉诉信访上行趋势明显，少数群众“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弃法转访”等问题突出。
2、有的基层政法单位工作不细致，不能及时发现并纠正原案错误和重大瑕疵，不能统筹解决信访群众的法律问题、思想问题、民生问题、案结事不了。
3、有的地方突破政策法律底线，简单地“花钱买平安”，引发新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4、有的涉法涉诉信访群众采取越级访、非正常访、缠访闹访等方式表达诉求，致使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而不结”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损害司法权威，影响社会秩序，不利于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涉法涉诉信访形成的原因
除历史和政治体制因素外，引发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因素：
信访人方面：
1、公民法律意识增强，但法律知识不足，一些群众自认为法律程序对解决他的问题不利时，就会信“访”而不信“法”；
2、信访人对法律的理解及对事实的认识有偏差，主要是案件的客观事实与法律能认定的事实存在差异不能理解；
3、受新闻媒体和舆论传媒的误导；
4、部分当事人心理扭曲，一但自认为自己“委屈”了，就要求上级保护，进而上访申冤；
5、信访人信访目的不纯，有些信访人并非对司法机关处理不服，而是提出无理要求，试图通过信访得到补偿，以解决自己或家庭的经济问题。
在众多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中，绝大多数当事人宁愿“信访”，也不“信法”。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类是受传统法制思想影响，遇事便效仿古人告“御状”，试图迫使党委、人大、政府介入，干预执法部门依法办事。另一类是认为诉讼程序复杂、成本高，而信访途径比诉讼程序简单、快捷、成本低。还有一类纯属无理缠访闹访，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认识，认为只要取闹就会给领导施压，解决个人的不正当利益。总之，就信访人方面的因素而言，法制意识淡薄是产生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根本原因。
执法方面：
1、从当前的司法体制看，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还没有完全确立，有些行政领导对审理案件打招呼，干扰法官独立、秉公办案；
2、案件该立未立，立案后久审不决，判决后久执不结，公平正义未能及时兑现；
3、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评判标准不一，审判的某些环节上存在的内部规定，民众不了解，使得当事人对法院公正的裁决有误解；
4、受政绩考核测评影响，有些司法机关不能正视和纠正自身和下级机关办案的错误，一味姑息迁就，案件将错就错；
5、司法人员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不高，案件审理质量有瑕疵；
6、司法人员失于判断、惑于财色、迫于权利办金钱、关系、人情案，导致当事人告状申诉无门、诉讼成本加大、权利长期未能实现；
7、现行法律程序限制了部分权益人的权利（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取消了死亡赔偿金）；
8、没有真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推脱敷衍，导致上访升级，直至聚集到中央。
近年来，为确保严肃公正司法，各有关部门自上而下都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监督机制，但部分机制监督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加
上个别执法人员服务意识、公仆意识不强，在执法过程中，办“人情案”、“关系案”。同时因个别案件久拖不决、久侦未破以及执行难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使得少数当事人一些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造成当事人心理失衡，自然引发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监督乏力，执法不公是产生涉法涉诉问题的重要因素。
三、涉法涉诉信访的制度困局
信访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保持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现实中主要是为自认为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提供寻求救济的一种渠道。提供救济固然是好的，但信访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信访人员所控告的对象多为直接管理他们的政府机关，他们已经不信任这些机关了，为寻求救济，倾向于越级上访。接访的上级机关通常又没有向这些民众直接提供救济的渠道，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又把民众的信访转回民众控告的那级政府，导致问题很难解决，于是就此产生了“老上访户”，产生了频繁的越级上访，甚至还引发了高层政府要求基层政府大接访，基层政府想方设法“大截访”的现象。
尽管1996年施行的《信访条例》及其2005年的修订版均未在宪法的意义上提及信访权，使其权利位阶和效力问题被边缘化，甚至隐身于非法律的层面，但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与检举权等一系列权利在内的信访权毫无疑问来源于宪法。信访作为我国特有的制度和社会现象，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窗口，清晰和直观地反映着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在其产生之初，因其他救济制度较为缺乏，这样一项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应当说确实发挥了重要的解纷作
用。在当下这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贫富悬殊加大、社会不公导致矛盾冲突频发，涉法涉诉信访数量一直居高不下。此类信访不仅打破了司法救济的最终性，使处于法治进程中的我国始终被蒙上一层人治的色彩，而且因处访机构众多、效率低下、处访程序失范、救济成本高昂等屡遭诟病。信访制度似乎陷入了一个难解的困局。
（一）启动法外公权，人治色彩浓厚
《信访条例》中所规范的信访是一种兼具行政监督和行政救济功能的补充性制度，该制度被认为“是一项脱胎于东方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行政监督和权利救济制度”，其所倚重的是行政而非司法权力。目前对宪法权利的实效性救济，在较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于行政救济的手段，包括行政复议、行政仲裁以及信访等途径。作为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信访类型，大量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内容是针对终审生效的法院判决，甚至案件自诉至法院伊始，诉讼当事人即上访要求党政机关监督法院作出公正的司法判决。换言之，只要对法院的判决不满，当事人就可以通过信访启动某种更高的权力来否定对自己不利的判决，司法不再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本应是一种柔性辅助制度的信访，事实上却与其他主要救济制度分庭抗礼，成为“最后一种救济方式，而且被视为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
（二）信访机构众多，处访效率低下
依据《信访条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均设有自己的信访机构，信访机构过多过杂，信访事项也几乎
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由于权限小，几乎没有被赋予什么实际的处理权限，在现行体制下，信访机构处境尴尬，看起来什么事情都要管，实际上很多事情都管不了，诸机构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也不存在对其进行统一管理与协调的机构。因受访事项常常互有交叉，相互推诿、敷衍或拖延的情况在接访过程中并不鲜见，导致信访人徒劳地奔波于各种不同的信访机构之间，严重影响了信访事项的解决效率和解决质量，损害了行政权威。信访机构所起的作用更像是一个信息中转站，问题的最终处理仍取决于批转对象（相关部门的领导或下级政府的党政领导）和上呈对象（上级党政领导），而不少地方的党政领导对于信访部门的工作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这显然会降低信访事项的解决效率与解决质量，容易使矛盾久拖不决以致激化。
（三）处访程序失范，访民心愿难遂
信访制度本身在程序上存在诸多问题，如欠缺关于听证的统一具体的程序规定，欠缺明确的、稳定的处访规则，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衔接力度不足，立案与答复均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或非程序性等等，致其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不能有效保障访民的权益，且因实践中争议反复被同一个机关或者几个机关审查处理，降低了解纷效率，又极大地浪费了行政资源。依据《信访条例》之规定，信访机关仅享有督促行政机关办理信访事项的权力而无权直接办案或干涉办案，在接受行政投诉后，只能将有关争议转交其他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进行处理，而这一机关有可能正是作出行政决定的原处理机关。于是，大多
数信访问题最终还是返回当地政府部门处理，访民无法通过信访得到接访部门的实际救助。而在目前我国行政权力强大、内部监督乏力、外部制约缺乏的环境下，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访民试图借助信访制度使案件得到行政领导的特别批示以获取救济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个单方的美好愿望而已。
（四）政绩考核加大救济成本
实际上，即便是这样一种不完全的、并不具有太大实效性的救济途径，对访民而言也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靠近。各级政府现在一般规定有上访指标，信访量被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作为地方政府一个重要的政绩考评指标，突破该指标就要在基层政绩考评中扣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为了降低上访率以提升政绩，地方政府对民众的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如临大敌，不仅不把这种上访视为民众的一项权利，对上访者反映的问题予以重视，反而还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阻挠和压制，甚至不惜动用公权力、动用暴力对上访者进行围追堵截，使“截访”、“拦访”成为普遍现象，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行政成本，而且造成公民与政府的对立，对政府的威信也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严重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四、解决当前涉法涉诉问题的几点建议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完善信访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这为做好新时期的涉法涉诉
信访工作指明了方向，是民众对各级党委、政府的愿望和期待，是时代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和保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强化了审判监督、检察监督职能，完善了申请再审程序，规范了申诉信访行为，为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提供了法律保障，把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
1、构建“大信访”工作格局。各级政法部门要紧紧依靠党委和政府，加强与党委、人大、政府等部门的协调配合，要把涉法涉信访工作纳入各级各部门的重要议事议程，建立和健全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处置机制。由政法委牵头，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政法部门组成和律师参与的“一站式”联合接待涉法涉诉来访群众的专门场所，主要任务是接待来访，听取诉求，解答和解决涉法涉诉相关问题，提供相关法律咨询。
2、畅通两大渠道。一是畅通信访信息渠道。要按照“宜疏不宜堵、宜顺不宜激”的原则，广开言路，畅通信访信息渠道。坚持政法机关领导接访制度，采取热线电话、网上信访、开通“绿色通道”等措施，健全“信、访、网、电”一体化的接访网络，搭建干群互动交流新平台。二是畅通排忧解难渠道。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要因情施策，着力解决。对部门职责范围内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按照“归口办理”的原则，落实责任，明确解决问题时限，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的正当需求；对“无口可归”或“多口难归”的信访案件，实行分
管领导包案，全程督办，以确保一名领导管到底，一个问题解决到底。
3、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在严格执行上级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健全内部监督制度，全面建立执法人员执法档案，健全执法办案质量考评机制，完善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个别不作为、乱作为及执法显失公正、群众意见较大的执法人员要严肃处理、决不护短。同时不断加强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要他们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文明执法，依法办事。
4、创新工作机制，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按照“解决矛盾纠纷，确保一方平安”的工作目标，有效整合公检法司、信访、工青妇等部门资源，建立相互协调、多方配合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及时化解矛盾冲突及其他暴力纷争。把涉及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部门依法处理。针对当事人普遍存在“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司法程序机制，引导当事人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信访问题。
5、依法严肃处理违法上访行为。依法规范上访行为，引导上访人员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对违法上访的，对无理取闹，无理缠访和煽动闹事的上访人员，经教育劝导无效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坚决予以严厉打击，有效遏制各种违法上访和无理缠访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