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社会时期的军队指挥_军队指挥专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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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社会时期的军队指挥

这一阶段，在中国是从夏朝建立至春秋末期，在外国是从公元前四千年到公元五世纪，以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年）为标志。这一时期，战场范围较小，战争和战斗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该阶段军队指挥的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一）指挥主体以个体为主，指挥机构萌芽；指挥对象由单一兵种逐步发展成多兵种；指挥手段简单，以手工指挥器材为主

1、指挥主体以个体为主，军师和谋士人员出现，指挥机构萌芽

（1）指挥员兼职，指挥以个体行为为主

人类的战争是从原始社会部落间战争开始的，当时战争规模小，参战人员通常在几十至几百人之间，部落的全体青壮年男子作战时都是战士，部落的酋长要亲自参与搏斗，既是整个部落作战力量的指挥官，也是战斗员。

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起了阶级武装，军队开始产生。夏王启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其下有统军执政的公卿，又称“六事之人”[1]。商代军队中出现了“师”、“旅”编制，各种相应官职也开始设立。军队最高统帅是国王，其下有“师长”、“百僚”等若干等级的指挥官，由奴隶主贵族担任。他们平时管理所属的“众人”（平民）和奴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就率领由“众人”组成的军队作战。西周灭商之后沿袭了商制，并加以充实。在军事上，周天子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直接控制最主要的武装力量——“六军”，旅以上指挥官都是由奴隶主贵族中卿大夫等级中选拔的。《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载：“军将皆命卿”、“师帅皆中大夫”、“旅帅皆下大夫”[2]。同时设立了司马制，设有大司马、军司马、都司马、家司马等，以保证周王对分属各诸侯国军队的统一指挥。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国君成为各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军权高度集中，国君独揽军队组建、调动、征伐的权限，经常亲率军队出征作战。军队各级指挥官，也都由卿、大夫等各级贵族担任。春秋中期的晋国，出现了统率军队的军将，即所谓“将上军”、“将中军”和“将下军”的高级武官，以后逐渐演变为“将军”这一固定称谓。如孙武在吴为将军。到春秋后期，随着指挥对象的增多，战争规模的扩大，军队指挥难度增大，对统率军队的指挥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要求专任的高级武官来指挥作战。这时，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开始萌芽。军队平时一般由司马管理，战时则“出军命将”，临时由国君任命统军将帅，战争结束后，即解除其指挥权。总体上看，春秋时期及以前，指挥员是兼职的，国王统率全国军队，官员不分文武，将相合一，各级贵族平时掌管政务，战时领兵作战。

（2）军师和谋士人员出现，指挥机构萌芽

奴隶社会初期的战争，军队兵种少，武器简陋，作战方式简单，交战双方主要是通过冲锋格斗决定胜负。国王或统帅亲临战场，用口令或借助一些简单的视觉工具和音响器材就能指挥军队。随着参战兵力逐渐增多，战争规模日益扩大，需要有更多的助手协助将帅实施指挥。据《说苑》记载，公元前16世纪夏末的伊尹辅佐商汤推翻了夏桀。“伊尹去汤适夏”，离间夏朝各国，侦察夏朝的情况，为汤出谋划策，取得鸣条之战的胜利，灭亡了夏朝，其角色就是古代的智囊和谋士。西周的吕尚，在辅佐武王伐纣的战争中，也起到了谋士的作用。《史记》记载，周文王发现吕尚以后，“载与俱归，立为师”[3]。周武王继位后，尊其为“师尚父”。在姜尚辅佐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武王只是名义上的盟主或盟军统帅，实际负责指挥的是姜尚，调兵遣将皆由姜尚策划。《史记》称：“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事之言兵……皆宗太公（即姜尚）为本谋。”[4]“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5]姜尚是我国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相当于现代的参谋长性质的军师。进入春秋以后，生产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战争也逐步扩大，群雄纷起，诸侯割据，激烈的军事斗争伴随着频繁的外交斗争。同时，战场上军队间的联络、侦察情报、天文气象、工程等内容进入了将帅指挥活动领域，随着指挥内容的增多，将帅个人或少数智囊已难以周全地实施指挥。于是，春秋末期便出现以出谋划策为职业的谋士群，辅佐将帅指挥。到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等，每人都养有“门客”（谋士）3000名，颇具规模。这一时期军师、谋士数量众多，群体幕僚相对固定，虽然组织形式大多是松散的，以分散的献计献策活动为主，或是统帅临时组织几个参谋人员的小群筹划活动为主，作用十分有限，但其职能范围已经扩大。

外国军队的“参谋”组织基本和我国相同。据记载，公元前六世纪的波斯军队编有情报、行政、后勤、工兵军官掌握业务。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军队有类似的参谋组织，设有秘书、副官、宪兵、补给和测量人员，还有许多专家协助指挥，如欧曼任秘书或副官长，吕德为工兵军官等。公元前1世纪恺撒时代的罗马军队中，设有观察员、侍从官、秘书和传令官等谋士协助主帅指挥。《剑桥上古史》中载，罗马帝国时代参谋人员已有屡见，如西皮阿是庞培的副帅，提庇流斯做过提多斯的参谋，里锡尼斯做过图拉真的参谋，等等。可见，外国军队中参谋人员也较早出现，但与我国最早出现的参谋人员相比，要晚一千多年。

在漫长的奴隶制时期，谋士（幕僚）都是以个体的形式为指挥员出谋划策，作用非常有限，起不到全面组织指挥部队作战的作用。然而，正是这些军师、谋士或幕僚及其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指挥机构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2、指挥对象以步兵、车兵为主，并逐步走向多元原始社会末期的武装，是用石兵器和少量青铜兵器徒步格斗的原始步兵，又称徒兵。在我国，夏王朝时建立了第一支奴隶主阶级的军队，由步兵、车兵组成，步兵是主要兵种。商代的兵种也主要是步兵和车兵两种。西周建立了职业化的国家常备军，主要兵种是车兵。春秋时期，车兵是各诸侯国军队的主要兵种，每个诸侯国都拥有大量战车。如春秋后期的晋国和楚国，拥有的战车各达5000-6000辆。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诸侯争霸战争的需要，长江中下游经济比较发达的吴、越等国，建立了舟师（又称水军或水师）。这样，春秋末期列国军队中，已开始形成车兵、步兵、舟兵三大兵种，在个别国家里，还出现了骑兵的雏形。

在国外，据史料记载，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公元前30世纪的古埃及王国。奴隶制时代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有陆海两个军种。陆军分为步兵、骑兵、战车兵、工兵、辎重兵和象兵。步兵又分为轻步兵和重步兵，甚至还有所谓中步兵。战车兵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6世纪的苏美尔城邦；埃及新王国时期战车兵成为与步兵并列的独立兵种；古罗马时期在作战行动中已使用战车兵。古希腊军队一般分为陆军和海军，陆军由步兵和骑兵组成。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中，希腊诸军在过去的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两个基本兵种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兵种，即“轻盾兵”，也称为中装步兵。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埃及，骑兵成为一个新兴的兵种。随着军事活动的频繁和日益复杂化，逐渐形成了从步兵中分离出一部分担负军事工程保障任务的工兵。世界上第一次将工兵组建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的统帅是亚述帝国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其工兵主要担负开路、搭桥、修筑营垒的任务。辎重兵大约与工兵同时产生，亚述、古希腊、马其顿和罗马的军队中都有辎重兵担负作战补给任务。象兵的存在则仅限于印度、非洲等产象地区。据记载，印度在公元前6世纪已有了象兵，北非强国迦太基的军队中也建立了象兵。除了陆军以外，许多国家拥有海军。例如，埃及在古王国时期，就有了以商船代充舰船的早期海军；地中海地区的腓尼基依靠海军力量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古希腊的雅典，其海军到5世纪已发展成为有100多艘大舰船的强大舰队；罗马共和国时期，其海军舰队已达到拥有300—400艘舰船的强大规模。

3、指挥手段简单，以手工指挥器材为主

原始社会末期的战争，其指挥尚处于最原始的形态，通常是以手势、口语、号角、鼙鼓等简易的指挥工具所发出的目视和音响信号来实现的。酋长可以直接观察战场，用口令或其它一些原始简陋的工具指挥作战。相传在四、五千年前，在黄帝与蚩尤进行的涿鹿之战中，就有吹号角、击鼙鼓之说。我国自夏朝之后，开始逐步使用以简易信号为标志的指挥手段。据《司马法》记载，夏代军队是用黑色旗子为指示标志，由专门人（旗手）执掌。用画有日、月形的“章”，作为识别符号[6]。除了用旗指挥联络外，也使用鼓等音响器材作为通信联络工具。《尚书·牧誓》一文中记载了周武王指挥牧野之战的情况：“武王左杖黄铖、右秉白旄，以麾（周武王左手拿着一种叫黄铖的兵器，右手拿着一种叫白旄的指挥旗，用于指挥军中作战）”[7]。春秋时期，金、鼓、旌旗成为普遍使用的指挥器材。《孙子·军争篇》引《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金、鼓、旌旗号称军队之“三官”，它们构成了军中的指挥号令系统，在行军、作战及部队训练等军事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用《管子·兵法》的话说，就是“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8]一般地说，鼓是指挥部队进攻出击的信号，金（锣）是指挥部队防御、退却或停止行动的信号，旌旗是标志各级将领身份或指挥部队进攻方向的信号。对指挥工具的运用也有细致具体的规定，当时各级指挥官持有与本人身份相符的各种信号器械：“十人之帅执钲，百人之帅执铎，千人之帅执鼓，万人之帅执大鼓。”[9]各种信号器械在使用的场合和时间上也有大致的分工：“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10]即便是同一种指挥信号器械，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实战要求，发出多种含义的信号。可见，春秋时期及以前，口令、手势、号角、旌旗、金鼓等是主要的指挥工具和手段。

西方同期指挥工具的发展情况与中国相仿。印度在吠陀时代（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6世纪）已有了军旗和军乐。公元前1000年左右，埃及人已用石灰鞣革制鼓来指挥军队。古代希腊人作战主要的传令工具是牛角和螺号。总体上看，奴隶社会时期指挥手段主要以简易工具实施近距离指挥为主。

（二）指挥中的情报、决策、计划、控制活动比较简单，开始出现兵种之间的协同

1、情报成为指挥者施计用谋的主要依据，情报活动受到重视

情报活动是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调查了解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国古代黄帝时期，人们就有了了解社会情况的情报意识。黄帝曾令大臣牧秘密出行，周游四方，了解先民们的心声，考察社会情况，以便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随着奴隶制度的逐步形成，原始社会部落首领酋长转化为奴隶社会的奴隶主、族、王、统帅，他们为在兼并战争中取胜，经常把原始社会使用过的调查了解手段运用于战争之中，以便掌握与战争有关的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信息，这样就产生了军事情报活动。我国古代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运用侦察手段获取情报的是著名的“少康中兴”事件。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一度为有穷氏推翻，《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夏朝的第六代国王少康在复国过程中，曾“使女艾谍浇”[11]（女艾是少康的官员，浇是有穷氏国王的儿子）。少康在恢复夏朝统治的斗争中，运用侦察手段，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开创了中国古代侦察活动的先河，故有中国“用间始于夏之康”之说。商汤灭夏战争中，商汤派遣伊尹打入夏桀内部，充当间谍。“伊尹去汤适夏”，探知了夏王朝的情况，破坏了夏王朝内部的团结，离间了夏王朝与各方国、部落的关系，孤立和削弱了夏王朝的力量，为覆灭夏王朝的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个以高级人物打入敌方进行间谍活动的例子。此时的情报活动，是以个人活动为主的。春秋时期，是古代战争和军事理论的大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侦察情报活动和情报理论发展非常活跃的时期。随着有组织的大批军队参加作战，战争规模扩大，战场范围日趋广阔。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为了克敌制胜，必须制定战略战法，而制定战略战法，又必须预先侦察了解敌人的情况。这对侦察情报的内容、时效及可靠性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极大地促进了情报活动的发展。

人力侦察是奴隶社会时期情报获取的主要手段。从古籍记载来看，奴隶社会情报获取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利用公开活动获取情报。春秋、战国时期，国君之间的盟和会（首脑会晤），各国之间派遣高级官员进行的聘问（访问），相当频繁。这种高级人物在公开活动中搜集情报是合法的，当时把这种公开的情报活动叫做“观政”。如管仲相齐时，向鲁、卫、宋等国派遣的常驻使节，就负有搜集情报任务。他还派出“游士”多人周游四方，“以观其上下之所贵好，择其沉乱者而先征之。”[12]二是用间。间即间谍，是以隐蔽身分在敌方内部获取军事情报的人员。中国开始使用间谍早于春秋战国。除少康以女艾谍浇外，据《吕氏春秋·慎大览》记载，商汤灭夏之前，曾两次派伊尹到夏了解夏王朝的政治、军事和人民情况[13]。三是设候。候即斥候，是军队中执行侦察任务的专职官兵，兼有警戒职能。四是在战场上直接观察。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曹刿在齐师败绩后，判断齐军没有伏兵，才出兵追击，大获全胜。五是询问或审讯对方的逃亡者和俘虏。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217年法老拉密斯二世抵抗希提王哈托希里三世的战争中，就是利用侦察手段获得军事情报取得胜利。他通过捕获俘虏和派人侦察获取情报，根据情报拟定新的作战方案，最后一举战胜了哈托希里。六是化装侦察。《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化装成使者进入秦国，观察沿途地形和秦王为人，至秦昭王发觉追查时他已经离开秦国了。七是战斗侦察。《孙子·虚实篇》说：“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14]，《吴子·论将第四》说：“令贱而勇者，将轻锐而尝之”[15]，“角”和“尝”都是指的战斗侦察。八是由民众提供情报。公元前627年秦师袭郑，郑国商人弦高一面派人飞速向郑君报告，一边设计巧退秦师。公元五世纪到整个六世纪，拜占廷帝国曾经利用商人并收买了一批间谍，在敌国和友邦宫廷要害部门建立了一个庞大而有效的情报网。利用获取的情报，透彻了解了敌人的长处和短处，因而能够运用优越和灵活的战术，战胜敌人，从而征服了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北非、中东地区。

情报传递手段逐步走向多样化。原始社会末期，士兵和下层指挥官在作战行动中尽管也离不开信息，但他们只需要简单的和低层次的信息，如来自上级的命令和视距内敌军的信息。随着战场范围的扩大，情报传递手段逐渐增多。先秦时期，即夏、商、周三代的军事通信，均以旗、鼓、角、金等传令工具传递听得见的声音和看得见的信号为基本手段。商代开始出现最早的通信兵，称为“僖”，所谓“来僖告之”，僖就是专门送情报的军士。商代建立了驿站这种交通体系，西周时继承了这种制度并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实施，更名“传遽”。西周时有两种传递军情警报的手段，烽燧是较近距离内传递军情的手段，而“传遽”则是远距离准确递送警报的方式。这两种方式一直延续了两千年。“传遽”在春秋时称为“驲传”，大体与后世的驿传相仿。春秋末期，利用信鸽、通信犬传递情报等运动通信手段也开始使用。有时用传车（通信车）派重要亲信乘“传车”前往，当面传达号令或取得联络。

情报处理和使用得到普遍重视。情报历来是指挥员决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古人讲：“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16]古代战争中军事家们重视对情报的处理和使用，以此来指挥作战。孙武把“知彼知己”看作是正确进行战略决策、指挥战争的先决条件，并把它贯穿于指导战争的全过程。战前，注重多了解情况，认为“多算胜，少算不胜”。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应当以侦察到的各国政治动向的情报为依据。知彼就是掌握敌情，为战略决策提供依据。在战斗中，注意观察敌人的各种动态，列举了32个判断敌情的例证。在进军、对峙、交战等过程中，都要运用各种侦察手段查明和判断敌情，以“出其不意”地战胜敌人。《孙子·用间篇》是孙武专门论述军事情报侦察的理论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孙武论述了侦察的重要性，科学地划分了“间谍”的种类，招募条件、使用原则，具体地指明了任务、活动方式等，对后来情报活动的开展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2、决策活动以带宗教迷信色彩的原始决策为主，经验决策开始萌芽

决策，一般是指人们为实现预期目标，对未来的行为进行设计，并做出选择和决断的过程。决策活动，自古有之，虽然当初并不称之为“决策”。原始社会末期，军事决策的民主性体现较为充分，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均由氏族人民大会和议事会（相当于现代决策机构）做出决定。奴隶社会时期，受当时的思想认识和技术水平所限，决策活动主要是在原始预测的基础上进行的，与宗教迷信活动紧密结合。例如，我国先秦时期的兵阴阳家用阴阳来解释宇宙间一切事物相互对立、消长、转化的规律。在兵学上主要通过观察星象、占卜时日来确定和判断战争的吉凶胜败。预测的主要方法是以宗教迷信规范制约下的卜筮预测法。所谓“卜筮”，就是当时统治者借助“上帝鬼神”的意志，揣度事物的发展趋势，并引作自己行动的依据。主要有龟卜、筮占、星占、杂占等方式。龟卜法在商代曾广泛使用，西周、春秋的战争中仍常用这种预测方法，秦汉以后，才逐渐走向衰微。筮占在西周、春秋时期广泛流行，到了西汉成帝时，仍被用来预测战争胜负。星占早在先秦时即已常见，秦汉以后，用星占方法预测战争胜负的现象依旧相当普遍。从现保留下来的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有前辞、问辞、占辞、验辞四部分。就军事预测而言，问辞就是提出所要预测的问题；占辞是神职人员对未来战争吉凶情况的猜测揣度；验辞是对军事预测结果的验证。在卜辞上曾记录商在部署对羌方的一场战争曾有多种设想，内容是：在哪种场合、举行何种祭典，可以保佑抵御羌方进犯时既重伤敌人又能保存自己；让军队暂避敌之锋芒却不必回师，仍然可以顺利地战胜敌人；如果将戍军调回，另换其他将领出征，是否会造成使王懊悔的后果。这种对战争前做多种作战方案的占卜，尽管它的表现形式带有迷信色彩，但它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战场的驾驭能力比夏朝和商代早期已有很大提高。换言之，也就是军事指导思想比较复杂且周密，把成败的各种因素都预测在内，从中选择最有利于取得胜利的方案。

进入春秋之后，以卜筮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原始军事预测活动依然相当普遍，而且往往是龟卜与筮占同时使用。如公元前635年，晋国考虑是否出兵支援周天子，晋文公就“使卜偃卜之”，结果得“大吉”的预兆。晋文公又吩咐卜偃“筮之”，得“大有”和“睽”两卦，仍是大吉，于是决定出兵。这里，卜偃的“卜”和“筮”都是军事预测性质的行动，而晋文公根据其结果决定军事行动，则表明预测活动对军事行动的指导性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军事预测发展到了“庙算”，即军事行动之前，指挥者先在庙堂进行运筹。这种“庙算”，本意指兴师作战前，先在庙堂谋划作战事宜。其实质是根据敌对双方力量对比和主观设想，经过权衡，对战争进行大概估计后，再决定军事行动。这种预测活动比占卜先进了一步，但它还是在若明若暗的情况下进行的军事预测，主观随意性很大，因而也往往造成指挥员的失算。春秋时期，以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为依据的经验决策法开始出现。这种方法既有唯心主义，同时也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成分。例如，在《尉缭子·天官第一》中，就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在于“人事而已矣”[17]，即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不是兵阴阳家所宣扬的那一套“阴阳向背”等迷信的东西，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此进行了剖析，得出了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科学正确的结论。孙子认为，进行决策，首先要对全局的战略形势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认真、周密的分析。《孙子·计篇》说：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18]。这里所说的“经”、“校”、“索”、“情”，就是进行战略分析，是在对敌我双方客观物质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探索战争的胜负之“情”，即探索指导战争的规律。其中包括探索“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七个方面。“庙算”的过程，就是对敌我双方的物质力量和作战心理进行分析的过程，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做计划，定计谋。综上所述，有效的“先计”取决于战前的战略“庙算”，即对敌我双方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庙算”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国家的战略决策。孙子提出的决策思想是“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以五计，即道、天、地、将、法为决大计、知胜负的依据。主要讲的是政治条件、自然条件、军队状况、物质条件、国际条件。可见，这时的决策已具有经验决策的特征。

3、计划活动引起重视，计划通常由国君或统帅个人亲自制订

奴隶社会初期，军队数量小，作战样式是步兵、车兵直接对阵，通过冲击和格斗决定战争的胜负。国君或统帅对军队的指挥主要是选择战场、排兵布阵、保持队形等，统帅亲临战场以口头命令和视听信号直接指挥。随着战争日趋复杂，逐渐重视施计用谋，选派将帅，编练军队和辎重粮草的保障，并有少数谋士来辅助将帅实施决策指挥，军事统帅为能按照战略全局或其上级总的企图对其部属实施指挥，开始重视制订计划。《六韬·犬韬·分合第五十一》[19]认为，一般用兵的方法，由于三军人数众多，必然有兵力分散和集中等作战部署上的变化。为了使作战具有计划性，主将要首先确定作战的地点和日期，然后将战斗文书下达给所属各部将官，明确规定要攻打和包围的城市、各军集结的地点，明确规定作战的日期及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的时间。然后，主将提前到达集结地点设置营垒，布列阵势，在营门竖立标杆以观测日影，计算时间。禁止行人通行，等待各部将官报到。各部将官到达时，要核实其到达的先后次序，先期到达的给予奖励，过期到达的杀头示众。这样，不论距离远近，都会按时赶到集结地域。三军全部到达后，就能集中力量与敌人决战了。商王武丁在征伐鬼方、土方等战争中，十分重视掌握敌人动态，对于具体作战方案更作了细致策划。周武王伐纣的战略计划是：联合亲周的诸侯，会师孟津，直取朝歌。进军路线是其“孟津观兵”时的路线，即沿渭河、黄河东进，孟津渡河会师，尔后东北向商都朝歌进攻。古代兵家十分重视“先计后战”。孙武把“计篇”列为他的十三篇兵法的首篇，并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20]意思是说，凡在开战之前就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胜利条件充分，凡在开战之前就预计到不胜取胜的，是因为筹划不周，胜利条件欠缺。筹划周密、条件充分的就能取胜；筹划不周、条件不足的就无法取胜，更何况不作筹划、毫无条件呢？我们根据这些因素来观察分析，那么谁胜谁负就显而易见了。《管子》也强调“计必先定于内”；《尉缭子·勒卒令第十八》主张计要“先定”，虑要“早决”[21]。对“先计”的要求主要有三：一是周全。做好胜败两手准备；拟定两套，乃至几套计划。二是严密。“欲谋行师，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等等，三是要深谋远虑。要有战略眼光，看到战争发展的可能趋向以及战争的全局变化。外国军队指挥官也很重视计划活动。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马其顿王）在进行战争之前，总是要在周密考虑的基础上制定出进行战争的详细计划。在战争实施过程中，还要有计划地协调陆军和海军的作战行动，以使战略指导更符合战争实际。亚历山大特别强调要在详细侦察敌情的基础上，对作战进行周密的部署。他手下有一个包括战史家、情报人员、测量人员、工程人员等组成的专门参谋班子帮助他制定计划。每次作战前，他还召集部将开会，对作战方案设想各种可能，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这些做法，对于他取得远征的胜利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富勒评论说，亚历山大“对于细节的精明程度，又可与他对于概括观念的渊博相比拟”[22]。古罗马几乎是不断地进行侵略战争，而且经常是同时与几个对手都处于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主要突击方向，区分兵力，建立军事联盟，确定开战时机等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当时，拟好的作战计划，通常要经元老院批准，而为执行这些计划，则要任命执政官（军队的统帅）。公元前59年恺撒就当了这样的执政官。

4、作战控制活动出现，并逐渐引起指挥员的重视

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战争中，酋长的指挥职责仅为率兵进入战场和进行简单的兵力区分，战斗进行过程中，主要靠士兵自寻战机，发挥个人的能力和智慧，酋长自身多半也要亲自参与搏斗。因此，他对部队的指挥控制作用是有限的，甚至连想将已经开始的交战停下来都办不到，只能听任其胜利或者失败。进入奴隶社会，随着军队的产生、武器装备的变化、兵力的增加、作战方式的改变以及作战范围的扩大，使得军队作战指挥活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对部队的控制是通过排兵布阵来实现的。交战中，各地段和各方向的军队以及各兵种，是由统帅所任命的下一级军事长官直接指挥的，战斗队形的每个组成部分都由统帅的一位助手率领。部队和分队在战斗中则由其直接指挥官率领，这些人就在战斗队形之中。据载，我国在公元前1766—1122年的殷商时代，阵就出现了。卜辞上说：“王作三师，右、中、左”，从古文献看，春秋以前我国军队在作战时通常列成左、中、右三个以战车为主的方阵。所谓“王在军所乘”，即指全军最高的指挥车。除此之外，各级将帅所乘之车，也就是该部队的指挥车。每辆战车左边乘员，即是本车车长。这样就建立起一系列从上到下的指挥组织。指挥信号是军队展开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指挥车除与一般战车相同的装备外，还有旗、鼓等指挥工具。公元前1479年，埃及军队中也出现了阵。阵的出现，加强了指挥员对部队的控制。到春秋中后期，由于作战规模扩大和作战次数频繁，仅靠统帅一人采用简单的方式指挥控制军队越来越困难，特别是难以在远距离上指挥控制军队，于是相继出现了辅佐统帅筹划作战的谋士、谋士群以及专职指挥作战的将帅、情报人员（如探子、探马）。在作战指挥方式上，采取给远征军的将帅以必要的权力，实施委任式指挥。此时对部队的控制活动，主要是通过制度来体现的。凡是统军作战，必须先建立各种制度。先制定制度，士卒就不会散乱；士卒不散乱，军律就会严明。这样，号令一经发出，百人都能勇猛战斗；冲锋陷阵，千人都能奋勇争先；歼灭敌军，万人都能齐心协力作战。孙子主张作战必须创造和利用有利态势，最有效地发挥军队的力量，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孙子·势篇》中说：“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23]意思是说，旌旗纷纷，人马纭纭，要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中作战，必须维持自己的阵形，保持组织指挥的畅通，使自己的军队处乱不乱；两军相接，车马交错，要在这种浑浑沌沌、迷迷蒙蒙的战阵中争胜，必须周密部署，阵势严整，变换灵活，应付自如，使敌人无隙可击。公元前684年强大的齐国入侵弱小的鲁国，曹列请求跟随鲁国国君臣公参战，为其出谋划策。当齐军擂响第一通鼓时，鲁庄公也要擂鼓指挥鲁军出战，被曹刿劝阻。当齐军三次进攻鲁军都未成功，士兵已经疲惫之时，曹刿才建议鲁庄公擂鼓反击。齐军大败，鲁庄公急令追击，又被曹刿阻止。曹刿亲自下战车观察，见齐军车辙混乱；又站在车上遥望，见齐军旗帜东倒西歪，确信齐军败退无疑，这才建议鲁庄公下令追击。这是对部队实行有效控制的一个典型战例。

5、兵种之间的协同实践活动增多，并日趋复杂

奴隶社会中后期，随着指挥对象的不断增多，如何将各兵种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使其发挥最大作战效能成为指挥中至关重要的问题。由此，协同活动开始出现。当然，那时还没有“协同”这一说法[24]。陆军内部的协同主要是通过排阵来实现的。由于各兵种、兵器各有长短，弩便于射远，不能近搏；刀戟只能近战，无法远斗；骑兵利于疾战，而步兵长于缓战。靠任何一个兵种、一种兵器是无法赢得战役的胜利的。必须把它们组织起来，取长补短，互为依托，协同作战才能发挥整体力量胜敌。这种组织的方法就是排阵。这种排阵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强调武器互补，以长制敌。根据不同武器的战斗功用，确立其在阵中的位置，使其得到最好的发挥。如，弩兵通常在阵的最外沿，在敌接近时，首先进入战斗；弓箭手则在弩兵后侧，在敌接近到一定距离时，掩护弩兵后撤，投入战斗；最后是长戟、刀剑进行格斗。二是强调兵种互补。因步兵持有各种障碍物，有时还有辎重车，必要时可以车为营，所以常用作正兵，利于守；骑兵长于机动，便于迂回、追击，常用作奇兵，进行翼侧攻击、追击，等等。三是强调应变。阵的排列，要能根据作战对象的不同、战场环境的变化及作战过程中敌情的变化进行灵活的调整和变化，始终能够以最合理的阵容、合理的兵力兵器对比迎战敌人。如奇正、攻守、进退的变化，兵种力量组合的变化，作战方向的变化，等等。世界上记载最早的陆上协同作战是车、步、骑三个兵种的协同作战，出现在印度。据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古印度的俱卢族和般度族发生争夺王国统治权的战争，般度族使用步兵10万、骑兵6.5万，战车2.18万辆协同作战，打败了俱卢族。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的希腊波斯战争中，有了步、枪、骑、车诸兵种的协同。在公元前362年的曼蒂尼亚会战中，埃帕米农达斯首次组织了骑兵与轻装步兵的密切协同。亚历山大创立了既善于在乘马队形中，又善于在徒步队形中进行战斗的新型通骑兵；制定了战斗队形各组成部分的机动和相互协同动作的原则。世界上有记载最早的协同作战是水陆协同，发生在古埃及托特莫斯第三时代，公元前1468年托特莫斯第三国王执政后即率领军队进攻亚洲。当时他实施了陆、海军协同作战，几乎占领了中东沿海所有城镇。中国有记载最早的水陆协同作战，是公元前482年的吴越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越王勾践亲自率领主力军沿长江而上，袭击吴国国都姑苏，并派范蠡、台庸率舟师（水军）自杭州湾北上，入淮水，切断在黄池与晋国进行争霸战争的吴军归路。在舟师的支援下，越王勾践率主力从陆路攻入吴都，打败了吴国。公元前485年，吴国会合鲁、邾、郯三国军队攻打齐国。吴王夫差亲率主力由邗沟入淮水北上，直抵齐国南部边界。另派大夫“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25]，在黄海与齐国舟师进行了一场海战，战败返航。这是我国史书记载的第一次海战，也是第一次海陆协同作战。

（三）指挥理论产生，虽比较零碎，但对军队指挥发展起了重要的牵引作用

我国春秋时期频繁的战争实践，极大地促进了指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其明显标志是在一些兵书战策中开始论及军队指挥问题。

1、提出了作战指挥的指导原则。公元前6世纪，兵圣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总结出了一些普遍性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指挥原则。一是知彼知己原则。“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知彼知己”这句至理名言，成为作战指挥几千年来一直遵循的首要原则。二是周密原则。“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要战胜敌人，首先要没有敌人的可乘之机，然后等待对方露出破绽，乘机攻击，也谓之“先胜而后求战”。因此，可以说露出破绽或被敌察觉，就等于失败，而要消除破绽或不被敌察觉，就必须周密。所以，孙武告诫人们，“多算胜，少算不胜”。三是出奇制胜原则。这条原则是任何弱军战胜强军所必须首先遵循的。“避实击虚”、“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备”、“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等名言，深刻地揭示了出奇制胜原则的实质：即攻敌无备，出其不意，在敌人没有防备的地点，难以料想的时间，以“脱兔”之势攻击敌人，以奇制胜。四是集中兵力原则。“兵权贵一”、“我专而敌分”、“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以石投卵”，皆是对其集中兵力思想的说明。孙子把这一原则作为先胜（“先胜而后求战”）的首要条件。五是快速准确原则。孙武指出：“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兵贵神速”，是古今中外军队指挥上的一条共同经验。这与恩格斯的“时间就是军队”的论断是相通的。在军队指挥上，指挥员只有及时掌握情况，抓住有利战机，指挥部队出敌不意地打击敌人，才能夺取战役、战斗的胜利。六是谋攻原则。孙武非常强调对谋略的运用，他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兵以诈而立”、“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孙武坚决反对死拼硬打的战法，他认为指挥官最忌讳的就是有勇无谋、死打硬拼，即所谓的“必死”[26]。在作战中广泛使用计谋，以谋制胜，成为我国古代军队指挥的显著特征。

2、将帅理论开始产生。首先，强调重视将帅的作用。孙武指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将帅各方面素质的优劣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队建设的成败，作战行动的胜负和国家命运的安危：“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27]。其次，对将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提出了要求。《孙子·计篇》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28]。这里“智”，就是要有计谋策略，要有知识、才能，会应变，善判断，足智多谋。“信”，一是对属下信任，以诚相待；二是言而有信，言必行，行必果，赢得部属信赖。“仁”，指对士兵的爱护；“勇”，就是有胆量、有魄力，徇义不惧，勇于决断，勇于负责。“严”，就是军纪严明，章法威严，赏功罚过，不徇私情。同时还指出，智、信、仁、勇、严，是将帅必备的素质，只有具备这些素质才是德才兼备的称职将帅。

3、协同理论开始萌芽。阵法的运用，体现了人们对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追求。世界上有记载最早的协同作战理论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末，即春秋末年的《孙子兵法》之中。它从理论上确定了战争全局观念和密切协同原则。它说：“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29]。这里，孙子用蛇来比喻战争整体或全局，用首、中、尾比喻战争各局部。当局部遭到敌人攻击时，与之有关的各部分就要主动去支援，这就是协同。为了协同得好，《孙子》又引用《军政》的话：“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30]，告诉人们使用通信手段协同军队。他认为使用这种通信手段协同部队，好处在于：“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31]，指出使用众多兵力的作战方法，就是要靠通讯工具金鼓、旗帜、火光来指挥，使兵众看得见、听得见，才能密切协同、步调一致。《孙子》还进一步指明协同的原因：“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32]。全军各部队作战时手拉着手，协同得像一个人一样，这是战争使它们不得不这样做。这种配合作战的思想为协同战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体上看，奴隶社会时期的军队指挥，指挥员兼职，指挥主体以个体为主；指挥对象以步、车兵为主，并逐步走向多元；指挥手段以简单的手工指挥器材为主；指挥活动比较简单，以个体行为为主；指挥理论产生，虽比较零碎，但对作战指挥发展起了重要的牵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