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典型反腐案件_陕西典型反腐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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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2014年5月，王岐山在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表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王岐山所指的这四类干部包括，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再加上去年多个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报告反馈，成为了贯穿在2014年反腐败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更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严查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能提振反腐信心，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
No.1 围捕最大“老虎”
典型意义：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误区 代表案件：*案
众所周知，就反腐大势看周案，早已震慑天下官员，影响深远。12月5日，*被移送司法，流传多年“刑不上常委”的江湖传说就此作古。
围捕*，中央纪委给各地纪委上了一堂生动的“打虎课”。先是查处他在地方工作时的一大批贪腐“嫡系”，再是“石油帮”的轰然倒塌，紧接着政法系统的“小弟”们、贴身秘书们。在剪断外围羽翼后，*的多名亲属也先后落网，最终形成对他的合围。
再看*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让人触目惊心。
*以及腐败下属们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泛滥，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正是实施重点打击的对象。
No.2 晋官难当，山西塌方
典型意义：当前反腐的多个样本聚合代表案件：令计划领衔的团伙腐败案
冬至夜，令计划落马。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随即发文称，在这两年的“山西反腐记”中，隐隐看出，令计划便是那个“坐在腐败阵营中军帐中的执牛耳者”。
山西官场的顽疾，早已深入骨髓。盘根错节的各种圈子、家族腐败、畸形政商关系、红极一时的“政治明星”被查、纪检干部“灯下黑”、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山西反腐的身上似乎具备着今年反腐重点的多个剧本。年内已经落马的山西高官金道铭、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白云等人，相互之间的交集，更是给人莫大想象空间。令政策落马时，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写了一篇评论，标题叫《朝里有人也不灵》。
有人猜测，令计划的倒台，会不会是山西反腐的终结。这显然是片面之辞。廉政瞭望在2014年做过两期封面策划《晋官难当》和《重振山西》，提出从十八大后一系列反腐举措来看，反腐从未设立过底线和禁区，只要有情况，肯定是一查到底。就山西反腐进程而言，家族腐败、连环落马„„公众们看得“热闹”，背后则是中央整治山西官场顽疾和重建山西的苦心。
No.3 军中反腐，号角嘹亮
典型意义：去军队反腐神秘化，拿下“硬骨头”
代表案件：徐才厚案、*案
去年是甲午年，总书记多次提到，甲午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甲午战争也恰恰是败于军中腐败。反腐强军，军队改作风反腐败在去年呈现了以上率下、层层紧压态势。
有种传统观念认为军队以稳定为主，轻易不会由人事异动或者其它因素造成震荡。而今年以来的“军中打虎”，由*这个“中老虎”到徐才厚这个“大老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说明在“稳定大如天”的军队系统，从来就不会容忍腐败。
在总政出台的新古田会议精神解读文件中谈到，要以大案要案牵出的问题为线索一查到底，不仅要拔出“萝卜”，还要洗去“泥”。可以预见，包括军队系统在内，反腐败战场还将持续深入向前推进。有专家预测，也许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No.4 省级“山头”，轰然倒塌 典型意义：前省委书记落马对应一地官场的“差序格局”
代表案件：苏荣案、白恩培案以及牵出的两省多起大要案
苏荣和白恩培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都是曾出任过多个省份的“一把手”，执政经验可谓丰富，任期届满后都到全国人大或政协出任新职，他们的相关线索都来自于中央巡视组，案发前后均引发了当地多名副省级干部和厅级干部落马。
以苏荣为例，先是有江西三名省部级官员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接连“出事”，辅之坊间关于苏荣及其家人的种种负面传闻，中央在江西“打虎”进度走向纵深。苏荣6月14日被宣布受查，让江西官场那只“悬着的靴子”落地。在云南，也先后有沈培平、孔垂柱、张田欣3名副省级官员身败名裂。
这样的腐败，已经具有集团腐败的性质，且是基于利益而非志趣结成同盟的官场“山头”，大行投机主义。据媒体报道，云南官场如同一张网，各个“山头”之前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里面充满了买官卖官和明争暗斗。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之下，干部们怎么能放开手脚去干工作，更遑论造福人民了。专家指出，严查苏荣、白恩培等案件，也表明了中央对净化地方政治生态的决心和力度。
No.5 “政治明星”，能人腐败
典型意义：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代表案件：万庆良案、毛小兵案
去年落马的一干所谓“政治明星”中，大多都是“年纪轻轻”就执掌了重要岗位，自我感觉良好，平时在公众面前也是竭力展现出自己的“能干”和“亲民”。年轻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仕途太顺并非是绝对的好事。有的人本身意志不强，也缺少实践和思想的磨砺，走起路来难免漂浮。
2014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等省会城市的毛小兵、万庆良相继落马，这些干部均历经党政多岗锻炼，后者更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江苏的李连玉、蒋国星等曾担任过县委书记职务的落马官员，也被一度视为是“明星”、“能人”。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江苏的巡视报告中就指出，当地“能人腐败”问题突出，要求深刻总结教训，在选人用人上摆正“德”与“能”的关系。
廉政瞭望曾专门分析过，查处“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则可遏制其滥用权力，防止带病提拔，中央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可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No.6 “天下第一司”的“人去楼空”
典型意义：失控的绝对权力危害
代表案件：价格司窝案、魏鹏远案
发改委价格司因掌控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医药、银行收费等诸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定价权，被称为“天下第一司”。
据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日前介绍，2014年最高检共查办发改委受贿案11案11人，其中价格司有5人，偌大的价格司领导层仅剩下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两名司局级领导。上述5名官员出事前，几乎都以改革派形象示人，他们正是以改革的名义，走进了利益的棋局，并最终在其中迷失。
此外，同属于一个系统的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更是因为家中被搜出2亿元现金，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
这种“审批崩塌式腐败”的背后，正暴露了目前某些部门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审批公章俨然成为少数官员的摇钱树。在2014年反腐风暴背景下，国家发改委（包括国家能源局）是目前落马官员最多的部委。这让外界再次看到，绝对的权力被人滥用，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No.7 “下山老虎”末路
典型意义：打翻“退休保险箱”
代表案件：阳宝华案、赵少麟案
武侠小说中，武林中人退隐时常公开举行“金盆洗手”的仪式，想表明自己弃刀封剑，以此来求得远离是非全身而退。不少贪腐官员往往也抱着“只要退出就不会再生事端”的侥幸心理，以为退休就进了“保险箱”。很显然，这一如意算盘在去年彻底落空。
除了*、徐才厚这些“特大下山老虎”外，中央纪委对省部级的“下山老虎”的查处力度，在去年也得到空前加强。如果说前年退休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在去年案发，仍属于时间“较近”的话，那么曾服务过3任省委书记，退休已8年的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的落马，足见中央反腐的纵深。
按理说，一定级别的官员在官场上关系网本就庞大，十八大之后查处的“下山老虎”，不少就是在查新案时带出的“旧案”，新旧案一起查，也再次表明了反腐没有禁区和休止符。
No.8 严查“不收手不收敛”
典型意义：防止腐败增量，使之不敢腐
代表案件：谭力案、韩先聪案
年末，在中央纪委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万庆良顶风吃喝的天价会所，而在实际案件的查处中，还有出入高尔夫球场的海南省原常务副省长谭力、被查当天手机信息显示还有两场饭局的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因大吃大喝受到党政纪处分的一名交通部副部长。他们都属于中央纪委要严查的“不收敛、不收手”干部。
有的人心存侥幸心理，他们仍然有着“隔墙扔砖头”的心态，砸住谁谁倒霉。这种心理好似一堵“障眼墙”，能遮了他们的双眼；再就是有种“破罐子破摔”的惯性心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多年做下的“事”，一旦发于东窗，必定插翅难逃。他们已经在贪腐路上走得太远，不能回头也无法回头，于是硬着头皮走向深渊。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就曾感慨：“从最近查处的案件来看，有的人还不收敛、不收手，令人震惊。”严查此类干部，旨在遏制腐败“增量”，传递了抓典型、除首恶，抓铁有痕的信号。
No.9 小官巨腐之“虎蝇”
典型意义：“苍蝇”的负能量，有时不亚于“老虎”
代表案件：马超群案
恐怕谁都想不到，刷新全国“小官”贪腐记录的，是一个并没有掌握太多行政资源的科级干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
大家知道，供水属于垄断行业，马超群作为一个区域的供水公司总经理，相当于一人掌握了一个区域的供水资源权力，不过上亿的涉案金额仍然让人吃惊。
更触目惊心的还在后头。据《学习时报》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元，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案件有12起。
查处马超群这样的“腐败标本”的意义在于，让公众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贪官腐败涉案金额不在于级别有多高，而在于其权力有多大，其手里有没有掌握大量资源。严查小官巨腐，是因为他们目标小，隐蔽性强，又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恶劣。
No.10 消灭“灯下黑”，管好“自己人”
典型意义：自我净化，清理门户
代表案件：魏健案、曹立新案
荀悦在《申鉴·政体》中说：“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意思是说善于用禁令治理社会的人，必然自己先按禁令要求自己，然后才能要求别人。
历来，监督最怕“灯下黑”，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王岐山说过：“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2014年以来，已经有多名与中央纪委有关的官员被查，包括曾在中央纪委任职多年的金道铭，中央纪委委员申维辰和梁滨，中央纪委原四室主任魏健、监察专员曹立新。据《财经》报道，魏健曾利用职务之便，向*通风报信。种种迹象表明，中央纪委反腐没有“特区”，消灭“灯下黑”是反腐“大手笔”的应有之意。
此外，对纪委干部在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处罚上，也做到了一视同仁。12月，江苏泰州市姜堰区纪委公款消费的“内部账”被人“晒”在了网上，其中大部分消费都是原姜堰纪委书记栾立平个人接待或“送人”用的，引发网民“围观”。这本身就说明，纪检监察机关并非天然的“避风港”或“保险箱”，和其他官员一样，纪检监察干部也不具备天生的“免疫力”，需要更加从严要求。
2014年的反腐风云际会之间，留下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会场被带走的黯然、断崖式的跌落、忏悔的眼泪、烧坏的点钞机„„从这些细节中，可以一窥中央反腐的决心和贪官的下场。
年度反腐八大细节
2014年的反腐风云际会之间，留下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会场被带走的黯然、断崖式的跌落、忏悔的眼泪、烧坏的点钞机„„从这些细节中，可以一窥中央反腐的决心和贪官的下场。
反腐细节一：官员会场被带走现场
会场是官员日常工作里的必由之所，如今，去开会却不再那么例行公事、心安理得。对于“心中有鬼”的官员而言，会场无异于“雷区”，说不准哪天踏进去就出不来了。
去年6月27日下午召开的广东省省委会议，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个会上，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被纪检工作人员当众带走，令在场的同僚无比震惊，而一张疑似其被带走的“现场直播”照片则引发疯转。虽然后来照片被辟谣，但也可见公众对“打虎”的关注。
前一秒还高坐在主席台上意气风发的官员，突然就成了反腐典型。一出出剧情反转、狗血一地的官场现形剧相继上演。被同样的方式带走的还有河北省人大原常委梁树林和刘学库、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等等。
这样的节奏让还安坐于会议席的很多官员惶惶不可终日了。为了确保自己不是“一去不返”，一名官员开会前专门向“大师”请教，待“大师”称没事后才安心出门。谁曾想人算不如天算，刚一到场就被抓。
反腐细节二：通报上的“通奸”
野心勃勃、“多情”的官员往往要被欲望的火把自己给烧着。2014年的贪官辞典里，“通奸”这个自古就隐晦的词被一再提及，十分刺眼。
在刑法及相关法律中，一般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但党纪严于国法，不洁身自好的党员干部必然要受到党纪惩戒。
而经济上的腐败往往与生活中的腐化“孪生”。有媒体统计，自2014年6月5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违纪情况通报中出现“与他人通奸”以来，至少有30名以上落马官员因“通奸”被纪检监察机关通报，包括*、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等多名高官。落马官员生活作风腐化的比率奇高。
“通奸”并非是落马男性官员的专属，11月26日，官方对山西两名女官员的通报中，首次采用了“与他人通奸”字样。此举引发争议：是否涉嫌隐私？事实证明，对于堕落腐化，不注重自身品行修为的官员，法纪面前不分男女，坚决通报和处理，纵然颜面无存，亦是咎由自取。
反腐细节三：当庭忏悔
2014年，声泪俱下地当众忏悔成了“时髦”，能与一干吸毒、卖淫的劣迹艺人相“媲丑”的，要属贪官了。
9月24日，河北廊坊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刘铁男涉嫌受贿一案。站在被告席上的刘铁男容色憔悴，数度痛哭流涕。然而错已犯，刑已判，再声泪俱下的忏悔，也难逃法律的制裁。忏悔中，刘铁男痛心“因为自己的过错把孩子也毁了”。历来贪官都是害己害人，可惜不到最后的审判，少有人能有这样的觉悟。
同样在当庭忏悔中声泪俱下的，还有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内蒙古自治区原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等。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接受调查期间写出了万字悔过书，深刻剖析自己堕落的过程。
而当初在台上风光无限，今日阶下囚声泪俱下忏悔，身份和形象的落差的两重天，对于目睹其忏悔的官员们来说，亦是冲击。
然而，信任一旦被撕破，即便痛哭流涕，也有被当成作秀的嫌疑。与其落马后每天活在忏悔自责中，不如两袖清风，每天睡安稳觉来得实在。
反腐细节四：被烧坏的点钞机
点钞机，这个本身就带着悲情色彩的商品——被卖了还要帮人数钱，在2014年，又无辜躺枪，跟贪官扯上了关系。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时，在其家中发现上亿元现金，16台点钞机点算赃款，当场烧坏4台！有网友脑洞大开，算了一笔账，1亿现金假如都是百元大钞，连起来总长度约合155千米，是北京五环路全长的1.5倍。
超越群众想象力的贪腐案件还不是个例，不久，东莞市人大原副主任被带走时，家中赃款清点花了整整12小时，又有3台验钞机“光荣牺牲”。
这一台台烧坏的点钞机，在刷新贪腐金额上限的同时，也刷新着群众的心理底线，心惊的同时，也让人心寒。
钱可以烧掉点钞机，还可以烧掉官员的身家性命，一旦深陷贪婪泥潭，便难以自拔。家里放着上亿元现金的贪官们，难得睡一个安稳觉，如今在高墙之内，终于可以踏实地做梦了吧。反腐细节五：点名道姓曝光
2014年，中央纪委网站成为问题官员的“曝光台”，这一年里，以实名、实衔“荣登”中央纪委网站的官员名单有一长串。
在这之前，一些部门和单位在公开批评或公开通报案件时，常常充斥着“某某部门”、“某某领导”等语焉不详的字眼，通报批评失去了应有的威慑力。对此现象，王岐山强调：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他还指出，对存在的问题要敢于瞪眼、敢于红脸，从严执纪、不留情面。
这一年，“不点名”式通报批评成为过去式。
对违纪违法行为实行点名道姓曝光，将不法行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压力，让被曝光者受到震慑，也让其他人受到教育。
毫不留情的点名道姓，使违规违纪的处理更具体、更透明，无形中提高了官员的违纪成本，对当事者而言是深刻的惩戒，对其他官员则是生动的警示：违纪时不知收手，被曝光时遑论颜面！
反腐细节六：断崖式降级
2014年频频出现的“断崖式降级”，让违纪官员饱尝“坐过山车”的滋味，从出门前呼后拥、专车接送的省级、厅级“一降到底”成为“坐冷板凳”的科员，巨大的心理落差、从前的下属成为领导的尴尬，都令违纪官员们“吃不消”。
遭遇级别“跳水”的，有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从副省级连降七级到科员；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连降四级任“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委原委员、常务副专员蒙志鹏，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等等。
“断崖式降级”意味着什么？专家分析，之前通常的“免职”处理仅仅免掉了官员的职务，但级别没有变动，权力、待遇等都没有变化，这让其一旦有机会，又可以“死灰复燃”。但降级则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则只能从头开始。
有网友调侃，这一招，将在官场潜心耕作大半生的官员“打回原形”，辛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的风险，值得官员们三思而后行。
反腐细节七：中央纪委网站“几时见”
12月25日公布的年度网络舆情形势分析披露，2014年网络舆情热点“首曝媒体”TOP10名单上，中央纪委网站排名第9，这是近年来官方网站首次上榜。
这一年，中央纪委网站因频频曝光贪腐官员，而成为众多网络热点的“发源地”，登陆各大媒体头条，并被网友总结出了“周一见”、“周五见”、“下班后见”等“爆料”规律。
将自身定位为公共舆论传播平台的中央纪委网站，灵活运用传播规律，连续几周在周五公布最新案情后，就被敏感的媒体和网民发现了“规律”，并且开始定时守候，而这种“点击期待”也迅速地成为一个公共话题，进一步扩大了网站的影响力。
相继被发现的“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起床反腐”等，成为人们看待中央纪委反腐决心的一个全新视角。
统计发现，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大部分都是在晚上(下班后)公布，其中又有近一半是在周末。这是因为秉行“打虎不过夜”，当天处理当天公布，而周末休息日，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关注。
在中央纪委网站不停歇的更新状态中，人们看到了中央反腐和净化风气的决心，也在这些持续的行动中，增强着对于反腐和反“四风”的信心。
反腐细节八：官员自杀 自杀年年有，今年格外多。据统计，2014年官员自杀超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年，官方认定的就已超过40起。
是什么让官员们走上了不归路？在官方说法上，或因抑郁症，或因多种疾病缠身，或因工作压力过大，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据媒体统计，有近三成的官员自杀发生在被调查前后，他们在自己即将“被带走”之前选择“自行了断”。比如，湖北省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得知将在参会时被带走，在参会前跳楼身亡，遗书中称“对不起组织”。另外一些并未公布原因，比如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但在此之前就已经有媒体爆出其贪污问题。
分析显示，自杀官员中基层官员多，正职官员占比高。年龄集中在40岁至60岁之间，多数正值壮年。自杀多采取自缢、跳楼等方式。
在廉政瞭望《公务员健康报告》中曾提到，35%的干部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晋升压力、问责压力、腐败问题等，都成了压力的来源。而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决心和力度，力推境外“追逃追赃”等一系列行动，客观上断了众多腐败分子的后路。
有人说，自杀者往往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的念头，然而死后追责机制让“牺牲”的意义失效，对自杀官员，既不会听之任之，也不能不了了之。
一了难百了。
于仕途，导致官员走上歧途的是细节的失守；于中央，反腐要行之有效需要细节的落实；于体制，值得反思的也是细节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