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切尔诺贝利_切尔诺贝利事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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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切爾諾貝利.徐迅雷
對切爾諾貝利事故的危機處理過程中，清晰可見“體制病”在那樣陳腐的體制裡是如何典型發作的！到了4月29日，切爾諾貝利事故的消息才第一次見報；事故初期的報導，也只是公佈核電站發生了火災；當地居民通過國外電臺等媒體的報導才知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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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了，時光讓疼痛再一次泛上人們的心頭。西元1986年4月26日淩晨1點25分，位於今烏克蘭的蘇聯第一座核電站——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4號機組發生爆炸，8噸多強輻射物質噴發洩露，釋放出的輻射總量相當於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量的200多倍。這次核事故是世界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慘重的災難。
戈巴契夫在26日的清晨才獲得這個消息，還是他人轉告的。那個時候，作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上任才一年，但他當時壓根沒有想到這是一個人類元首史上最嚴重的“下馬威”。戈巴契夫後來在那部洋洋灑灑百萬字的回憶錄裡，專門有一節寫這個事件，標題就是“切爾諾貝利”（見《戈巴契夫回憶錄》第34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這一天他召集了政治局委員開會，在回憶錄裡他留下了很值得玩味的一句話：“由主管這類問題的多爾吉赫作了通報；他宣佈這個消息時講得相當平淡，沒有讓人想到危險的巨大程度。”
切爾諾貝利事故本身的特點，給了負責彙報的責任官員“講得相當平淡”留了巨大的空間，因為這樣的核洩露，不是廣島原子彈爆炸瞬間讓萬眾死亡、把一切夷為平地的情形，而是殺人不見血的核輻射！放射物質隨風擴散，10天內放射性塵埃就落到了歐洲大部分地區，最終導致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污染；還好當時有消防隊員等等在場人員的全力撲救，才沒有殃及其他3組核反應爐，“是他們拯救了歐洲”，否則一切都是不可想像了。
切爾諾貝利事故的發生，其實是一個典型的政治病；在切爾諾貝利上演的這齣悲劇，彙集了多年積累起來的一切體制弊端。當年就是為了政治訴求，而匆匆忙忙上馬這個核電站的；為了趕工期，大大降低了技術標準；而且戈巴契夫之前的領導人就已經預料到遲早要出事，卻沒有把安全真正放在第一位，採取有效措施；事故發生後，責任官員向政治局彙報時輕描淡寫、大事化小；出事後不及時公佈消息，習慣性地以“嚴格保密”、“內部消化”來解決問題；在出事地點進行警戒，防範外國記者進入，甚至動用克格勃來“防止事態擴大造成不穩定”，還美其名曰這是“善意的謊言”。其實就兩字：人禍。
對切爾諾貝利事故的危機處理過程中，清晰可見“體制病”在那樣陳腐的體制裡是如何典型發作的！到了4月29日，切爾諾貝利事故的消息才第一次見報；事故初期的報導，也只是公佈核電站發生了火災，並沒有詳實說明發生了核洩漏事故；當地居民通過國外電臺等媒體的報導才知道真相。直到5月6日，《真理報》才刊登了第一份有關這一事故的詳細報導。這，就是“切爾諾貝利”。
戈巴契夫在回憶錄中這樣說：“現在我要堅決拒絕一種指責，說什麼蘇聯領導人有意隱瞞了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全部真相。當時我們還不瞭解事件的全部真相。”前一句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不是說“所有蘇聯領導人”都有意隱瞞“全部真相”，而是確實有 “部分蘇聯領導人”想隱瞞“部分真相”，因為戈巴契夫在回憶錄中說到“政治局裡出現了兩種觀點”，其中一種就是“認為資訊應當逐漸增多，以免造成恐慌，從而帶來更大的危害”，“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並非獨出心裁：遲遲不肯將真相告訴民眾甚至本國政府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的歷次重大核事故中也時有發現”。而後一句話更揭示了一種可悲又可怕的情形：發生了那麼大的悲劇事件，作為偌大一個國家的“一把手”，戈巴契夫和他的“內閣”，竟然無法及時瞭解到事件的“全部真相”！報喜不報憂，“一級一級往上騙”，不正是某種體制中最慣常、最通用的做法嗎！
戈巴契夫後來才明白，切爾諾貝利事故真的使他成了“鍋兒巴焦糊”。他老兄在回憶錄裡老大不情願地說：“畢竟……我認為有必要談談自己的責任：最初數日內並未清楚地意識到所發生的事情不僅是一起全國性的慘禍，也是一起世界範圍的災難。對其真正規模的認識是隨著資訊的增加而逐步形成的。”
遮罩真實資訊，是一種“體制慣性”；只對當權者自己負責的體制，對公眾遮罩資訊必然是第一選項；只有對公眾負責的體制，才會向公眾“交底”。遇到地震颶風之類的自然界災禍是如此，遇到技術性災難就更不用說了。2005年5月，美國discovery頻道製作了“世界上的十大技術性災難”專題片，列為前3位的事件分別是：河南駐馬店地區板橋水庫等多座大壩崩垮、印度博帕爾化工廠泄毒和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在1975年8月8日至9月5日的駐馬店地區垮壩事件，讓東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範圍內一片汪洋，此次災難人員死亡的資料至今也沒有公開發佈；而在切爾諾貝利事件中，遲遲弄不明白究竟死傷了多少人，小的數字說直接死亡才幾十人，大的數字則是“十萬”。
“切爾諾貝利清楚地反映出了我們整個制度的諸多弊病。”這是戈巴契夫後來真實的認識。在當年7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戈巴契夫有了這樣一番氣話：“我們30年來一直聽到你們這些學者、專家和部長說，那裡一切都很可靠。你們指望我們像敬神一般看待你們。而結果卻轟然垮塌了。原來有關部委和科學中心並未加以監督。整個系統中籠罩著奴顏婢膝、溜鬚拍馬、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的風氣，專做表面文章，圍繞著領導人結成了人身依附和親緣關係。”戈巴契夫畢竟是個聰明人，很快看到了“系統中籠罩著”的問題。
“歷史就是這般嘲弄人。”剛剛要開始改革就遇上損失這樣慘重的事故，戈巴契夫不能不如此感慨。其實不是歷史嘲弄人，也不是事故嘲弄人，而是他身處的體制制度嘲弄人。戈巴契夫正是從切爾諾貝利事故中開始汲取教訓的，並很快形成了“全人類利益高於一切”的思想。
前蘇聯“垮塌”後，一位俄羅斯社會學家談起切爾諾貝利事故時說：“切爾諾貝利改變了前蘇聯的一切，改變了人們對於科學的信賴，也改變了人們對於社會的信賴。”而在回憶錄中《切爾諾貝利》一節的開頭，戈巴契夫說出了最有分量的一句話：“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是一個最直觀可怕的例證，不僅證明了我國技術的陳舊，而且證明了原有的那個體制已經奄奄一息。”
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20周年之際，回首整個事故對一個國家進程的影響，反思一個時代的悲劇，是有價值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有一萬個不好，但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它成為了推倒那個“已經奄奄一息”的體制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爆炸後的核電站，現在用有形的 “石棺”封閉在切爾諾貝利；而那個倒掉後的舊體制，同樣用無形的“石棺”封閉在俄羅斯大地……
（刊見《雜文月刊》2006年第7期，《讀者》2006年9月下轉載）
（選自《只是歷史已清零》 作者: 徐迅雷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