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劳模变迁_劳模的感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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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进喜到小沈阳的劳模变迁2 2009-05-02 10:19:09 来源: 人民网(北京)跟贴 152 条 手机看新闻

王选：当代毕昇的幽默

图片说明：1995年11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巴德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获得者王选颁奖。

王选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开创者，他以敏锐的市场判断力致力于技术与市场结合，远大的学术抱负与追求产业进步结合，与方正集团的干部员工一道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被誉为“当代的毕”、“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

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二十六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三十八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人家说我是权威，这样说也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线。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有一种马太效应，已经得到的他使劲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远得不到。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时候我觉得可笑，当年我在第一线，在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来干预，你该怎么怎么做，实际上确实不如我懂得多。所以多数情况下，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还能说服他，对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难说服他，我也懒得去说服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一旦干到具体活，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怎么回事。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六十一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五十五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一九九二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士当然的就是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是好笑的，我已经五年脱离第一线，怎么可能是权威？世界上几乎没有过五十五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

在我刚过五十五岁的时候，我立刻提了一个建议，说：“国家的重大项目，八六三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五十五岁。”———把我排除在外。这个当然不见得能行，但我还是坚信这是对的。我们看世界上一些企业的创业者、发明家，几乎没有一个超过四十五岁的。王安创业时是三十岁；英特尔的三个创业者，最年轻的三十一岁，另外两个人也不到四十岁；苹果公司的开创者也只有二十二岁。比尔?盖茨创微软的时候是十九岁，雅虎创业者也是不到三十岁。所以创业的都是年轻人，我们需要一种风险投资的基金来支持创业者，要看到这个趋势。

我扶持年轻人真心诚意。我们的中年教师，包括博士生导师，都是靠自己奋斗过来的，都是苦出身，所以我们一贯倡导我们的年轻人做的成果，导师没有做什么工作，导师就不署名。当然，外面宣传报道“在王选领导下……”我承认我剥削年轻人，所以对我也比较谅解，见报以后也不以为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扶持年轻人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潮流，当然我们要创造条件，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方面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年轻人能够出成果，特别要反对马太效应，尤其在中国。我觉得在中国论资排辈的势力还是有的，崇尚名人，什么都要挂一个名人的头衔，鉴定会的时候挂一个什么院士，其实院士在某些方面是根本不懂的。

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讲这段话时一直有笑声、掌声），这样一讲呢，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的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最后我送给大家一个公式，来结束我的这场“狗皮膏药”式的演讲，这是美国心理学家荣格的一个公式，我非常赞赏，就是“I plus We equals to FullI”，大家很强调要体现自我价值，体现自我价值，需要把自己融在“We（我们）”这个大集体里面，最终完全体现自我价值。摘自《思想的声音：在北大听讲座》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一个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名字，他发起的“第二次绿色革命”，给整个人类带来了福音。

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袁隆平，从60年代开始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经过12年的努力，成功培育出了“三系杂交稻”。1976至1987年间，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达到11亿亩，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1979年，杂交水稻作为我国第一个农业技术专利转让美国。以后，他又研制出一批比现有三系杂交水稻增产5％—10％的两系品种间杂交组合。

如今，我国大江南北的农田普遍种上了袁隆平研制的杂交水稻。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应用，为我国粮食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许多国家的专家到中国来取经，印度、越南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引种了杂交水稻。袁隆平的努力，也为解决世界粮食短缺问题作出了贡献。

为此，我国政府授予袁隆平“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授予他金质奖章和“杰出的发明家”荣誉称号。国际同行称他为“杂交水稻之父”。（新华社北京8月3 1日电）

《人民日报》1999年09月01日第4版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艰难的研究历程 龚司

袁隆平，１９３０年９月生于北平，１９４９年８月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１９５３年８月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在长达１９年的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面教学，一面从事生产实践、选择课题进行科学研究，开始走上了作物育种之路。由于开展杂交水稻研究的需要，袁隆平１９７１年２月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专门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工作。为加强和协调杂交水稻的科学研究，１９８４年６月成立了全国性的杂交水稻专门研究机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后又成立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均由袁隆平任中心主任至今。１９９５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１９６０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这使袁隆平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袁隆平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１９６０年７月，他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第二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他想：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着“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从而利用其杂交优势，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袁隆平从实践及推理中突破了水稻为自花传粉植物而无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于是，袁隆平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在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６５年两年的水稻开花季节里，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６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是国内第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不仅详尽叙述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点，并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区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种类型。从１９６４年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６年时间，先后用１０００多个品种，做了３０００多个杂交组合，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１００％的不育系来。袁隆平总结了６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不育现象，认识到必须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重新选用亲本材料，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领助手李必湖于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一株雄花败育株，并用广场矮、京引６６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

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野败”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１９７２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１９７３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１０００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１０００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ＩＲ２４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９０％以上的“恢复系”。１９７３年１０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紧接着，他和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种“优势关”和“制种关”，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

九十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朗抛出“中国威胁论”，撰文说到下世纪３０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１６亿，到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时，袁隆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其实，袁隆平早有此虑。早在１９８６年，就在其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提出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１９９５年８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９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７５０－１５００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至今，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杂交水稻１８００余万亩。目前，国家“８６３”计划已将培矮系列组合作为两系法杂交水稻先锋组合，加大力度在全国推广。

１９９８年８月，袁隆平又向新的制高点发起冲击。他向朱总理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划拨１０００万元予以支持。袁隆平为此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十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攻克了两系法杂交水稻难关。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亩产达到８００公斤，并在西南农业大学等地引种成功。目前，超级杂交稻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

吴仁宝：当好村支书的心得

图片说明：华西村新老书记规划未来。

图片说明：俯瞰华西村。

上个世纪70年代，吴仁宝（中）与乡亲们在一起 治村

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之路。共同富先要集体富，共同富必须家家富，共同富更需精神富，共同富必须先富带后富。

持家

建设全面小康的社会，要实现物质精神“双富有”，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具体标准有三条：一是物质生活不断富足；二是人的素质不断提高；三是民主法制不断加强。只有这样，才能既建设好“小家”，又奉献“大家”。

为官

叫群众脱皮掉肉，是干部没本事。共产党员就应该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见到荣誉就让，见到困难就上，只要明富，不要暗富。当官没有终身制，为人民服务是终身的。我要生命不息，服务不止！

做人

人活着为什么？人死后留下什么？一个人活着，需要钱，但不能仅为了钱，应为国家、为人民多作贡献。一个人死了，死即了了，多留一点好的精神、好的形象给子孙后代。

用人

每个人身上都有才，但要看才用在啥地方。养猪内行，是才；种田内行，是才；经营内行，更是才。会养猪的人叫他养马，就不叫人尽其才。同一个人，用其所长，就是人才；用其所短，就变成蠢材。用人不当，会浪费人才。（本报记者朱隽整理）

林毅夫：具有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劳模

与张秉贵王进喜“有差距”

2005年“五一”，林毅夫被评为全国劳模。经济学教授获得这一称号，很有些意外。近日，林毅夫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在境界上与张秉贵、王进喜“有差距”；而这个奖，对他“激励远大于奖励”；如果非说奖励不可，那也是“奖励我所代表的海归群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

这位在26年前，从台湾金门夹着两个篮球，游了2000米，到大陆来的陆军上尉，如今已是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有百余个兼职的社会活动家，他每天工作从早 7时到晚12时以后，很少休节假日。关于年轻时代的故事，林毅夫从来都不愿多谈；但在他的学生间有流传说，当年的他，在我们的宝岛，亦是那里“红与专”的 楷模，被高层领导接见，被树为全台湾青年学习的榜样。

林毅夫说，一个人要有一个大的目标，一定要有一个为国家为社会的大的目标。参与了国家的主要政策讨论

林毅夫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成立到今天，定位始终没变：一是为北大的教育改革做贡献，二是为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做贡献；三是为中国学术的国际交流做贡献。只是具体的做法有变。他说，对北大教育改革的贡献，重要的举措：一是1996年率先开办经济学双学位，二是开设独具特色的北大国际MBA课程，开创了一个值得国内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商学院总结和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从1994年中心成立，国家的主要政策讨论我们都参与其中。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顿，接下来的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 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讨论，都有我们的声音。无论外界的评价如何，我们自己的热度一直没减。

学问之道：进入世界看世界

林毅夫以前研究农村问题，据说很主张实地调查；现在他身兼数职，做学问的方式和10年前会有什么不同吗？

林毅夫说实地调查是需要的。他一直主张从现象观察其背后的理论，而不是相反———以理论看世界。他常引证老子的一句话，“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释 迦牟尼常提醒门徒，“如来所说法，皆不可说，不可执，非法、非非法”，任何法就像指月的手，而不是月亮本身。一个人如果抱持一个固定不变的想法、理论，然 后去套现实，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要直接进入世界看世界，从世界当中看后面的道理。

追求比自己大的目标

林毅夫说他的父母兄弟，在自己身上留下了很多精神财富。“小时候，我们是很穷的，但是我们非常强调一个人如何定位自己。比如，在家，哥哥姐姐如果需要什 么，我就要尽我所能去帮忙，反过来我有什么需要，他们也是这样待我。家庭内部如此，邻里之间、朋友之间、单位同事之间，亦如此，都是以他人的需要为主，要 为他人担当。当自己和别人利益冲突时，先别人；当小的单位的利益和更大的群体利益冲突时，放弃小的单位利益……这种教育，是耳濡目染形成的。”

推崇李冰父子和王阳明

林毅夫说李冰父子修都江堰的故事，自己从小就听，就崇拜。他回国之初，站在都江堰边，听到澎湃的江潮，想到这是2000多年前的伟业，受到很大的激励。一个人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且做的事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林毅夫50岁的时候，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祝词：一个人一定要追求一个比自己大的目标，一个可以 追求一辈子的目标。如此，才不会在意一时成败，才不会迷失。

“我推崇王阳明，是因为他是在朱熹的理学已经成为正统的环境下，提出心 学，有革命性的意义。西学和西方传统的影响，不能说没有———消化吸收了吧，主要是分析问题的方法。我感觉，一个好的理论应该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 实，如果不能，不管它来自哪里，都需要被抛弃。任何有用的社会科学理论，终归都是根据本土现象总结出来的。” 有大问题研究让我兴奋

林毅夫说，近些年来，常有小时候的好朋友从台湾来会面，20多年没见，见了面，大家都很惊讶，说我没变啊，关心的问题和小时候一样。当年同学少年，大家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现在都50多岁了，关心的问题越来越小了，对大的事情，他们总觉得无能为力。

“我很幸运，赶上这个时代，又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团队。我从台湾来大陆，赶上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不断有大问题让我研究、让我保持在兴奋点上，而且走过来，也是一步一个脚印。”

谈到当年从台湾游过来，抛妻别子，后来双亲去世，也没能回去探望，林毅夫说，我个人当然有很多遗憾。但是，我的追求也一直是我们家庭的追求，我们考虑得 失一向不以儿女私情为出发点。所以我相信，我父母是能谅解我的———小时候，他们就用类似的故事激励我。他们应该不会要求儿女绕膝，日日嘘寒问暖，他们会 因我对社会的贡献而幸福的。

林毅夫小传

林毅夫，1952年生于台湾，1979年来大陆，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曾供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94年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任该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