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累托最优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_帕累托的精英理论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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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累托最优”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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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累托最优”理论是现代西方福利经济学关于实现生产资源的最适度配置或国民收入极大化所需条件的理论。下面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试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帕累托最优”理论做如下分析：
一、关于“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理论
1、“帕累托最优”理论。“帕累托最优”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名字命名的，是指生产资源的配置和财富的分配如果已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改变资源配置或财富分配的方法，已经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情况下，使任何一个的处境更好。这种状态即是效率的最佳状态，也称“帕累托最优状态”或“帕累托适度”。
解读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理论，需要把握以下三点：一是“帕累托最优”要讲成本和效率。即“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中一直运用这种观点来评价分配状态、生产资源配置状态、经济体系是否有效。二是“帕累托最优”基于“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工作动力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从“经济人”这一中心假设出发, 经过效用价值论, 达到了一系列的最优化与均衡状态的统一。三是“帕累托最优”需要充分竞争。即“不损害一些人就不能进一步改善任何人”。个人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可以通过竞争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境界。
2、“帕累托改进”理论。“帕累托改进”是基于“帕累托最优”基础之上的一个微观经济学范畴，特别是福利经济学常用的概念。“帕累托最优”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福利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的状态；而“帕累托改进”则是指“在存在经济无效率的情况下，若进行了资源重新配置，确实至少使得某个人的效用水平在其他任何人的效用不变情况下有所提高”的状态。
结合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解读“帕累托改进”理论，同样需要把握以下三点：一是“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改进”是在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下的改进，当且仅当“帕累托改进”没有余地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处级阶段，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帕累托改进”，逐步实现“帕累托最优”。二是“帕累托改进”为改革提供了可能。“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当前中国正处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需要进一步加快改革，不断推进“帕累托改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帕累托改进”凸显了政府的作为。“帕累托改进”可以在资源闲置或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实现。在资源闲置的情况下，一些人可以生产更多并从中受益，但又不会损坏另外一些人的利益；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一项正确的措施可以消减福利损失而使整个社会受益。政府应该在资源配置或市场失效的情况下，通过实施倾斜性公共产品提供政策，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最大限度地接近“帕累托最优”。
二、“帕累托改进”理论对当前改革的启示
我国的改革应该是“帕累托改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当前必须注意调整“帕累托改进”的选择方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注意改革的成本，坚持科学发展
“帕累托最优”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福利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状态。毫无疑问,“帕累托最优”的经济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据此，有人认为，改革过程无法避免有些人蒙受损失，而不是只有人受益没有人受损，并且改革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时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出现利益损失无法补偿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经济总量持续高增长，但是，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产品，却消耗了世界上份额最多的原材料，被污染的环境持续多年难以得到根本改善，换来的却是仅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4％的份额。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很低。根据世界银行《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在世界59个主要国家资源绩效排序中,我国位居倒数第六位。我国单位煤产生的效率为美国的28.6％ ,欧盟的16.8％ ,日本的10.3％。
可见，当前中国改革也付出了环境、资源方面的成本。因此，调整“帕累托最优”的选择方向，已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中国的改革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注意合理的竞争，坚持公平发展
“帕累托最优”是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一种最佳状态，实现“帕累托最优”，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交换的最优条件、生产的最优条件和生产与交换的最优条件。如同帕累托本人所说，他的效率与最优性概念是与一切制度上的安排和一切分配性的考虑无关的，亦即他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完备信息、零交易成本、没有任何制度背景的理念模式中展开构想的。可见，实现“帕累托最优”，关键是市场体系的健全，手段主要是运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初期，我国社会基本结构，尤其是权利结构方面仍保留着传统的等级制，如户籍制度、行业垄断制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群体的市场参与机会。通过查阅国家统计局数据报告表明，上缴税收多、企业盈利水平好、员工收入高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油、电、城市供水、煤、房地产、烟草、金融、通讯、医药、高速公路等行业。反观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十分注意对垄断行业的改革。美国成立邮政快递公司，积极参与邮政改革；德国对其唯一的国有企业铁路行业，采取租赁经营或允许竞争的方式，让其他企业一起来办铁路。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进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完善的市场经济不应当是具有强烈垄断性质的市场，也不是利益集团干扰、扭曲的市场。在深化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进程中，应在坚持“帕累托最优”一般原则的前提下，本着公平、公正及平等的基本精神，从维持、保护、完善竞争的市场结构，保障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保证公平竞争的大局出发，注意引导合理的竞争，逐步打破垄断，调整和改变“帕累托最优”的选择方向，在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给方面做重大改进，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三）注意社会公平，坚持和谐发展
“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配置的优势将连续地向处于自然和社会地位有利的一方集中，如果没有特别的制度性强制干预，必然带来两种后果：一是福利（效率）分配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带来经济领域之外的外部不经济是不言自明的；二是福利在强势人群中的边际效益递减，造成社会净福利效用的损失，进而产生宏观经济系统层面上的内部不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比如，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分配制度；实行优先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城市优先发展战略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5年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已达到0.47，而在1980年只有0.32。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
经济能力具有不可逆的扩张效应，先富起来的阶层更有能力获取后续的经济利益，而在改革的初始阶段没有机会获得利益的阶层在以后参与竞争的机会越来越少。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的战略思想中一直就有“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他说的“两个大局”，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重视西部地区发展和以多种方式实现这种发展，是邓小平思考得较多、较深入的一个问题，是他向全党提出但未及实施的一个大课题。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充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公平和正义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帕累托改进”理论下的改革路径
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是一种最有效率的状态,“帕累托改进”则是一种有效率的改进。当前中国的改革可以借鉴“帕累托改进”的一些理论，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突破。
1、继续注重效率。从效率角度来讲，经济改革要能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绩效，为社会成员，特别是改革的直接参与者提供更多的利益分配空间，实现在没有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至少增加某些或某个人的福利。一般来讲, 效率从根本上决定着公平权利的实现程度。由于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处级阶段，必须要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通过注重效率，保护高收入者的积极性。因为高收入者往往是社会精英，他们能创造出大量的社会财富，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从而提高整个全社会的福利水平，这样低收入者才有收入增加的基础。
2、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在竞争条件下，除去天资、个人勤奋努力以及机遇等因素，竞争者的收入是原始财产禀赋、受教育程度、技术、信息、家庭负担等的函数。无疑，高收入者在上述因素方面比低收入者具有更大的优势。如果不在政府的帮助下，低收入者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当前，我国进入建设和谐社会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二次分配阶段要尽量缩小差距，采取以公共产品为主的分配方式, 实施倾斜性公共产品提供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如为社会所有人提供义务性普及教育、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倾斜性医疗保险等, 这样既可以调节人们在初次分配中的过大差距, 又可以保持名义收入间的一定差距, 从而最大限度地接近“帕累托最优”。
3、提供均等的参与机会。改革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参与改革和分享改革成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机会是非均等的，必然会导致改革成果分配和分享的不均等。在一个机会不均等的改革中，要想寻求改革的稳定，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无疑要付出极大的改革成本。中国近年来的教育、医疗和卫生等事业的改革备受关注和指责，究其原因，恐怕与这些改革没有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均等的机会有关。当前，我们要在改革的利益分配上，要尽量使每个人尽可能共时性地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并保护弱势群体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机会，使他们在教育、卫生、就业等各个方面公平地参与，以尽量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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