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名词解释_中国现史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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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

郡县制：

由春秋、战国到秦代逐渐形成的地方政权组织。春秋时，秦、晋、楚等国初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但地位比县低。战国时在边郡分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制。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加到四十多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部分。其郡县二级行政制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封禅：

即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将祥瑞之时的祭祀典礼。战国时齐鲁有些儒士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禅”。目的是报天地之功。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举行过这种大典。

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廷。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官的私藏《诗》、《书》等亦限期缴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欲学法令的以吏为师。从此，大量图书被焚毁。次年，卢生侯生为秦始皇求仙药不得，逃亡，与诸方士、儒生以言论攻击秦始皇，秦始皇派御史查究，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式和儒生坑死在咸阳。史称“焚书坑儒”。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但是这种做法造成了文化的极大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至此结束。

楚汉战争：

秦朝灭亡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农民战争开始向统一战争转化原来的农民领袖项羽和刘邦为争夺统治权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战争，史称“楚汉战争”。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又划地分封了十七个王。公元前207年的鸿门宴拉开了项羽与刘邦军事抗争的序幕。刘邦乘项羽出击齐地的机会，攻占关中，并继续东进，占领项羽的根据地彭城。项羽军事上处于优势，回军大败刘邦。刘邦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和项羽在荥阳、成皋间相持。同时又派韩信攻占赵齐等地，使项羽两面受敌。公元前203年，约定以鸿沟为界，东属楚，西属汉，次年刘邦乘项羽撤兵的机会全力追击，并约韩信、彭越合围，项羽败退至垓下，不久在乌江自刎，楚汉战争遂以刘邦的胜利而结束。于是刘邦即帝位，建立汉朝。

白登之围：

西汉初年，匈奴已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国势强盛，屡向西汉发动军事进攻，西汉北部边境遭受严重损失。公元前200年，匈奴军进攻晋阳，汉高祖不听娄敬劝告，亲率军三十余万迎战，结果被匈奴骑兵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七日之久。后用陈平计，重赂冒顿閼氏，使得突围。此谓“白登之围”。

萧规曹随：

西汉初萧何创立了规章制度，死后，曹参做了宰相，仍照着实行。比喻按照前人的成规办事。汉惠帝觉曹参不用心朝政，因此想要规劝他用心辅佐皇帝，治理朝政安抚百姓。而曹参却问惠帝与高祖相比如何，自己与萧何相比如何，惠帝答后者皆逊于前人。曹参顺势表明，既然 1

如此，就应沿用前人制定的卓有成效的明确完备的法令，继承守业，谨慎从事，不应乱加改动。曹参在朝廷任丞相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提高。史称“萧规曹随”。

文景之治：

西汉文景两帝为稳定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汉初社会经济衰敝的情况下，采取组织军队复原，招抚流亡，释放奴婢，重农抑商等“与民休息”的政策，几任宰相也都治黄老之学，对汉初的主要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重农贵粟，轻徭薄赋。经济由恢复而发展，社会日趋稳定，人民生活境遇有很大改善，因此国家从农民身上剥削到的资财也积蓄较多，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富裕景象，形成了封建治世，史称“文景之治”。

七国之乱：

是发生在汉景帝三年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度，给诸侯王很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利，使诸侯王国势力迅速膨胀起来，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激化。后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激起叛乱。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赵、淄川、胶西、胶东、济南六国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夺取中央政权，景帝令周亚夫等率兵平定了叛乱，乘机把诸侯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回。史称“七国之乱”。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建议独尊儒家学说，罢黜诸子百家，只有通晓儒家学说的人才能做官，借以统一思想，巩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武帝接受其主张，后来在太学专设五经博士，用儒家经典教育地主、贵族子弟；选用官吏，也以儒学为标准。从此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强调仁政，强调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利于中央集权，有利于思想的统一、国家的统一，但同时也压制了人们的思想，形成了文化专制的局面。汉武帝这一政策确立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学术的走向。

杨可告缗：

汉武帝打击富商大贾的措施。公元前119年，西汉政府发布“缗钱令”，征收富商大贾的财产税。由于他们隐匿或虚报，前114年又发布“告缗令”，对隐匿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的，没收其财产，并奖励告发，查实后给以所没收财产之半。在杨可主持下，派使者至各地加以贯彻。“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所没收的财务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中等以上的商贾大批破产。通过以上措施，政府增加了巨额收入，工商业者和地方豪强的势力受到打击，使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和加强。

巫蛊之祸：

汉武帝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当是迷信，以为用巫术诅咒及用木偶人埋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武帝晚年多病，疑其左右人巫蛊所致。公元前92年，丞相公孙贺被人告发用巫术诅咒，在驰道埋木偶人，死于狱中。次年，江充诬告太子宫中埋有木人，太子据大惧，杀江充及胡巫，武帝发兵追捕，太子也发兵抗拒，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后太子兵败自杀。史称“巫蛊之祸”。

王莽改制：

西汉末年，贵族官僚大量兼并土地，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农民不断起义。初始元年（公元8 2

年），王莽代汉称帝，进行复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得买卖，宣称一家不满八个男子而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余田须分与亲族邻里，无田的按一夫一妻受田百亩的规定，企图实现古代的井田制；并推行五均六莞，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税收；屡次改变币制，铸造“错刀”，“契刀”，“大泉五十”等货币，大量掠夺财富；还恢复古代的五等爵，经常改变官制。王莽改制是地主阶级在严重危机下的一次自救运动。他企图通过改革，限制当时已相当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发展，缓和当时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巩固新莽政权。但由于改制触及了大地主、大贵族、大商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而王莽又未能坚持到底，中途放弃改革；同时由于王莽用人不当，贪官污吏利用改制“侵渔百姓”，以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再加上王莽改制措施本身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政治经济秩序的混乱；另外，还发动了对匈奴和对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战争，破坏了与周边各族的友好关系，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使本来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深了人民的苦难，终于爆发了赤眉、绿林大起义。

党锢之祸：

宦官迫害官僚士大夫的政治事件。东汉桓帝时宦官专权，侵犯士族大地主的利益。士家大族李膺等人和太学生郭泰、贾彪等联合，抨击官宦集团。公元166年，有人勾结宦官诬告他们“诽讪朝廷”，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被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称为“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即位后，外戚窦武专政，起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合谋诛灭宦官，事泄被杀。公元169年灵帝在宦官侯览、曹节挟持下，收捕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杀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公元176年灵帝在宦官挟制下又命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族。称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曹操和袁绍为争夺对黄河中下游的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又决定意义的战争。是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东汉末年，袁绍据有冀、青、幽、并四州，自恃兵多粮足，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率兵十余万南下。曹操兵少粮缺，以劣势在官渡相据。次年春，曹操乘袁军轻敌，内部不和，两次偷袭袁军后方，焚烧其粮车和粮屯。袁绍所部军心动摇，纷纷溃散投降。曹操乘机全线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赤壁之战：

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东汉末年，曹操初步统一北方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率兵二十余万南下，孙权和刘备联军五万，共同抵抗。曹兵进到赤壁，小战失利，退驻江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孙刘联军利用曹军远来疲惫，疾疫流行，不习水战，后方又不稳定等弱点，用火攻击败曹操水师，孙权大将周瑜和刘备水陆并进，大破曹兵。曹操只有率领残军取道华容，逃回北方。战后，孙权地位更加巩固，刘备据有荆州大部地区，旋又取得益州，形成曹、孙、刘三方鼎峙的局面。

隆中对：

东汉末诸葛亮隐居隆中，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次往访。相见后，诸葛亮提出占据荆、益两州，安抚西南各族，联合孙权，整顿内政，伺机从荆、益两路北伐曹操的策略，以图统一中国，恢复刘家帝业，史称“隆中对”。诸葛亮的分析，为刘备图霸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后来刘备大体根据这个计划，建立了蜀汉政权。刘备死后，诸葛亮还曾加强与孙吴的联合，改善对西南各族的关系，进行过六次北伐。

彝陵之战：

彝陵之战是三国史中三大战役之一，这三大战役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爆发于公元222年，是吴国孙权和蜀汉刘备为争夺战略要地荆州八郡而进行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著名的积极防御的成功战例。公元222年正月，蜀汉吴班，陈式的水军进入夷陵地区，屯兵长江两岸。吴军扼守要地、坚不出战。刘备多次派军诱战，企图伺机加以聚歼。从正月到六月，两军仍然相持不决。蜀军将士逐渐斗志涣散松懈，失去了主动优势地位。因将士不胜酷暑之苦，刘备无可奈何，只好将水军舍舟转移到陆地上，把军营设于深山密林里，依傍溪涧，屯兵休整，准备等待到秋后再发动进攻。地形崎岖，远离后方，加上百里连营，兵力分散，从而为陆逊实施战略反击提供了可乘之机。陆逊率兵夜里火攻蜀军连营，后又集中兵力，四面围攻，歼灭蜀军数万之众。至此，蜀军溃不成军。夷陵之战对于三国鼎立的局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对蜀汉来说，它大损国力，完全失去了军事要地荆州，基本上毁灭了当年诸葛亮隆中对策时制定的宏伟战略蓝图。对东吴来说，虽然打赢了战争，但是却进一步损害了吴、蜀关系，从战略上看，亦打破了孙刘两家联合抗曹的可能，给日后吴蜀两国的先后覆灭埋下了伏笔。

八王之乱：

西晋皇族争夺政权的斗争。晋初大封同姓子弟为王，握有军政实权。晋武帝死后，惠帝妻贾后与辅政的外戚杨骏争权。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贾后杀骏，以汝南王亮辅政，复使楚王纬杀亮，旋又杀玮。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赵王伦起兵杀贾后。后又废惠帝自立。齐王冏，成都王颖，联兵讨伦，伦被杀，惠帝复位，冏专权辅政。接着长沙王乂攻杀冏，河间王颙又与成都王颖攻杀乂，颖专断朝政；东海王越奉惠帝攻颖失败，颙乘机进占洛阳。幽州刺史王浚与并州刺史司马腾打败颖，颙独占朝政，越再起兵攻颙，颙战败，与颖相继被杀。光熙元年（公元306年），越毒死惠帝，另立怀帝，掌握大权。八王之乱前后十六年，严重破坏了生产和西晋的统治，激起各族人民起义，各少数民族贵族也乘机起兵，争夺政权。

永嘉之乱：

晋惠帝在位期间，政治腐败，八王争夺政权的战争，更使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利用各族人民起义的时机，起兵离石，国号汉。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子聪继位。次年刘聪遣石勒歼灭晋军十余万人于苦县宁平城，俘杀太尉王衍等，同年派刘曜率兵攻破洛阳，俘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西晋灭亡。史称这一时期为“永嘉之乱”。其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江左，它使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第一次移向长江流域，改变了以前重北轻南的文化格局。

侨置郡县：

东晋、南朝时在其管辖地区内用北方地名设立郡县。当时北方人民与士族大量南迁，多相聚而居，不愿丢掉原有的门第郡望，想要保持原籍贯。统治集团因而设置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士族，保持其封建特权，借以缓和南北士族矛盾，以巩固政权。侨人单位户籍不负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后来即便交纳租调，也比土著居民低得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北方门阀士族的利益，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后土断实行后，侨州、郡、县数目日减，隋统一后完全废除。

土断：

东晋、南朝废除侨置郡县，使侨寓户口编入所在郡县的办法。当时侨州、郡、县无一定境界，造成地方机构交叉重叠，给户籍管理带来很大问题，侨州、郡、县不征租税徭役，士族广占 4

田园，兼并激烈，影响朝廷财政收入。为此东晋南朝政府相继实行了“土断”政策，撤销、合并一些侨置郡县，将侨人户口编入所在郡县，与当地农户一样纳税服役。其中东晋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和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成效最大。随着土断政策的实行，和时间的推移，南迁的北方人口逐渐融入南方社会，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

淝水之战：

东晋击败前秦苻坚的著名战役，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它确定了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的格局。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强征各族人民，组成九十万军队，大举南下。他自称投鞭可以断流，企图一举灭晋。晋相谢安使谢玄等率北府兵八万迎战，在洛涧大破秦军前哨，苻坚登寿阳城，见晋军严整，遥望八公山上草木，以为都是晋兵，才有惧色。晋军进至淝水，要求秦兵略向后移，以便渡河决战。苻坚想待晋军半渡时猛攻，乃挥军稍退。因各族士兵不愿作战，鲜卑族和羌族的将领希望苻坚战败，以便割据独立，故军队一退即不可止，全军立即骚动，人心惶惶。在襄阳被俘的晋将朱序也大呼秦军已败，于是，苻坚的几十万大军不战自溃，晋军乘机渡水攻击。溃兵逃跑时闻风声鹤唳，都以为是追兵。谢玄乘胜攻占洛阳、彭城等地，苻坚逃至关中，后即为姚苌所杀。淝水之战从短期看，使得前秦统一全国的意图破灭，而且使得北方由统一重新转为混乱分裂，也奠定了此后的南北对峙时代，直到隋朝统一全国。从长期看，淝水之战最重要的作用是使得流落到南方的汉族中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并且影响深远。

侯景之乱：

南朝梁武帝末年降将侯景发动的叛乱。侯景，原北魏怀朔镇戍兵，渐升为镇功曹史。北魏高欢死，子高澄执政。侯景平素甚轻高澄，而澄则忌惮景叛乱，乃征调景入京，以剥夺其兵权。侯景惟恐被杀，于是投降西魏，但西魏亦调景入京，故景转而求降于南朝萧梁。梁朝臣多表示反对，而梁武帝竟说夜梦太平，侯景求降，正符所梦，于是封景为河南王、大将军、大行台。梁武帝又遣将率军救援侯景，结果被东魏大败，主帅萧渊明被俘，全军几乎覆没。东魏又进击侯景，景南逃，骗取梁寿阳城。东魏继而实施离间计，佯称与梁议和，挑拨侯景反梁。太清三年（549），侯景攻陷台城。城破之时，城中只剩二三千人，尸骸堆积，惨不忍睹。侯景又东略三吴，烧杀掠抢，长江下游地区受到极大破坏。侯景得势后，杀萧正德，软禁梁武帝。不久梁武帝忧死，景立萧纲为帝，又废杀萧纲立萧栋。天正元年（551），侯景终于废萧栋而称帝，国号汉。次年，梁将陈霸先、王僧辩大败侯景军，攻下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侯景之乱历时长达三年零八个月在此期间，南方士族从此衰弱。百姓流离失所，死亡无数，千里之内罕见人烟，南方的社会经济遭受到破坏性的打击。在此之后，国势大衰的南梁又相继遭到西魏和北齐的进攻，最终被南陈取代。

中外朝：

是汉武帝时期削弱相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之一。中朝即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和近臣所构成﹔外朝也称外廷﹐指三公九卿所构成的官僚体制。中外朝之分出现于武帝时。西汉早期﹐丞相位高权重，兼有决策和行政两种权利。武帝为了加强集权而削弱丞相的权势﹐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对于重要政事﹐依靠尚书令、侍中、常侍等近臣亲信在宫廷之内作出决策﹐中朝由此而得以形成。而外朝一般只处理日常政务。皇帝依靠内朝加强了君主专制。中朝决策﹐支配外朝﹐丞相的权力日益转移到中朝。而和皇帝最为亲密的宦官﹑外戚﹐也很容易变为中朝的主宰。故后宦官外戚专政时期，中朝成为他们乱政的工具。

都督：

都督一名在汉末三国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其中有的是偏裨将校，有的则是一军元帅或一个军区的主将。前者被称为帐下都督或部曲督，后者被称为持节都督，影响最大的是后一种。持节都督来源于汉代的督军御史，职责是监督州郡镇压“盗贼”。其后，又以中郎将督军，更增加了军事统帅的因素。汉末董卓之乱后，州郡拥兵割据称雄，朝廷为了笼络他们，有以将军兼督数州或都督某州的称号。献帝建安二年（197）以袁绍为大将军，是最早见于史籍的持节都督。大约同时，魏武帝曹操以程昱为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这种都督就成为统治地方的军政长官了。

典签：

南朝地方长官之下典掌机要的官。府州皆置典签掌管。当时府州部内论事,皆用签。典签本为处理文书的小吏，权力不大。刘宋中叶以后，多以幼小皇子出任方镇，君主用寒人出身的亲近左右充当典签，代替诸王批阅公事，甚至照管诸王的饮食起居。职位虽低，权力渐重。宋孝武帝和明帝时，为了加强对地方军政的控制，也由君主指派典签监视，往往不只一人。南齐时，典签权势益盛，每年轮番还都言事，刺史郡守的升降去留往往取决于典签之口。南齐诸王，更处于典签严格控制与鉴视之下。梁武帝萧衍在位时，对皇室采取宽纵政策，典签权势渐削弱。至宋废止。典签是南朝皇权与寒人结合的产物，也是寒人兴起的重要表现之一。宋﹑齐君主通过典签控制和鉴视地方军政，对于加强中央集权虽不无作用，但终不能消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

北府兵：

东晋孝武帝时，谢玄任广陵相，招募徐（治京口）兖二州骁勇所组成的一支精锐军队。二州本是北来侨民的集中地。“人多劲悍”﹐富于战斗经验。朝廷因前秦强大，诏求文武良将镇御北方，其时谢安当国，以兄子谢玄应举，在当地广招骁勇，组成精锐部队。谢玄以刘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威震敌胆。东晋称京口为“北府”，所以称这支军队为北府兵。这支军队建立不久，抗御前秦屡立战功。在有名的淝水之战中，谢玄、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兵更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后期军队衰落。

府兵制：

中国古代兵制。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建于大统年间，历北周、隋至唐初期而日趋完备，唐玄宗天宝年间停废，历时约200年。该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其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即轮流到京师宿卫）和征防。府兵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征发原则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府兵虽然包括官僚子弟和一般地主，但仍以均田农民为主体。自备资装对于农民是沉重的负担。唐代，由于兵役繁重、均田制被破坏以及府兵地位低落等原因，府兵制自高宗后期以至武后时就逐渐被破坏，到玄宗统治时终于被废除，由募兵制所取代。

世兵制：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军户、士家的子弟世代为兵，是当时通行的兵役制度。创立于三国，盛于西晋，东晋南朝逐渐衰落。世兵制，就是将士兵全家从普通百姓中抽离出来，使其脱离民籍，集中居住，变为军籍，除了士兵本人终身为兵外，其家口世代也需为兵，士死，其寡妻遗女也要配士家。由是世兵制使服兵役成为一部分人的特定义务，这部分人称作士，其家称为士家或军户。北朝后期，世兵制逐渐为府兵制所取代。

士家：

魏晋时期，兵士及其家庭称为士家。亦称兵户。东汉末年，战争频繁，各割据军事集团加强对士兵的控制，把他们的家属集中起来，和士兵一起另行编定户籍，称为士家。控制士家，是为了保证兵源，防止将士叛乱，强化政府对于割据势力的控制，将本来属于私家的部曲夺取到政府手中。因此，魏晋时期士家不准改行转业；婚配只能限于同类，不准与平民通婚；士逃亡，家属要受严酷的惩罚；士家的子女称为“士息”、“士女”，兄终弟及，父死子承，世代为兵。士家未征召入伍时从事屯田，称为田兵。具有兵家、屯田客双重身份，受双重剥削和奴役，他们的社会地位略高于奴婢而低于平民。士家制度是一种人身依附性较强的世兵制度。此制的建立，保证官府拥有足够的人力来从事战争和耕田，对结束东汉末群雄割据，形成三国鼎立和西晋统一的政治局面都起过一定作用。但是，士家制度的严酷及其对士兵压迫的残暴扼杀了士家当兵作战的积极性，逃亡自杀经常发生。

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保证士族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东汉末，曹操当政，提倡“唯才是举”。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操死后，曹丕采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负责察访流散在外的本郡士人，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九等（九品），政府按等选用，谓之“九品官人法”，仍保持曹操用人“不计门第”的原则，有利于政权的稳定。曹芳时，司马懿当政，于各州设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担任，选取原则以“家世”为重。从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九品中正制则成为世族地主操纵政权，巩固门阀统治的工具。隋文帝时废除此制，改行科举制。

王与马共天下：

永嘉之乱后，以王导为首的王氏士族集团辅佐琅玡王司马睿。当时北方夷族太多，王导，王旷建议司马睿南渡，把首都定在南京，实施战略转移。公元313年永嘉南渡，整个中原地区的北方名门望族和精英，以及政府机构、官员、甚至士族家中的佣人和鸡鸭牛马都被带过了长江。这次以门阀士族为主要力量的大迁徙共有90多万人，琅玡王氏是其中最重要一支。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建晋室，史称东晋。东晋建立后，司马睿势单力薄，王导、王敦等人利用上巳节契会时，带领诸名流，骑马拥从着司马睿肩舆，惊动了江南士族顾荣，纪瞻等，他们渐改变了对司马氏的态度，归附了司马氏。司马睿对王氏十分感激。由于对司马政权的大力支持和艰苦经营，琅玡王氏被司马睿称为“第一望族”，并欲与之平分天下，王氏势力最大时候，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真正的是“王与马，共天下”。

三长制：

是北魏中期为控制户籍，及取代宗主督护制而实行的基层政权组织。魏孝文帝改革时﹐为加强中央政府对人民的实际控制，公元486年接受汉族地主李冲的建议，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规定五家为一邻，设邻长；五邻为一里，设里长；五里为一党，设党长。三长负责清查户口、田亩，征收赋税，调发徭役。三长必须由乡里中能办事而又谨守法令的人担任。因此制沉重打击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因而遭到不少守旧派的反对。但在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和李冲等执政大臣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继续实施。它加强了中央集权，使所征租调有所根据及确立准则，加上大量的隐匿户得以清查，因此数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几倍，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一时天下称为便利。北魏后来的均田制就是在三长制的基础上推行的。

宗主督护制：

北魏初期政治制度。十六国时，黄河流域的南逃的豪强地主多据坞壁自守，聚族而居。他们拥有众多的宗族、部曲，修有坞壁，建有甲兵，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豪强的武装首领。依附其下的农民往往有数百家、上千家，乃至万家，均为他们的私家人口。这些豪强被称做宗主，依附于他们的各类农民则是宗主的包荫户。宗主与包荫户之间是一种主人与佃客的关系。而佃客形同于农奴。北魏统一之初，只是消灭了一些敌对政权，对这些遍地存在的宗主无法根除。为了稳定统治，便于征徭征税，于是就采取妥协政策，承认宗主对于包荫户的控制和奴役，并且以宗主对于包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以世家大族为宗主，督护百姓，于是形成“宗主督护制”。宗主在政治上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宗主控制下的包荫户多数没有户籍，他们只为宗主的私家人口，任凭宗主剥削和奴役，国家不得征调亦不能干预。太和十年（486）改行三长制后，此制遂废，但三长仍多为宗主充任。

尚书台：

官署名。东汉始置。东汉中枢机关。因位于宫中的中台，故以台名，并有中台、台阁、台省等别称。东汉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末年大权旁落于贵戚大臣，所以竭力把权力集中于君主，凡机密之事全部交给尚书，以此制约三公。因而加重了尚书的职权。因尚书的官署在宫禁内而称为台阁，故有尚书台之称。东汉尚书台组织有：尚书令一人，秩千石，为尚书台的主管长官；尚书仆射一人，秩六百石为尚书台副长官，尚书令不在，则代行处理公务。下设尚书六人，分管六曹事务。全国政务统归尚书台管理，最后总揽于皇帝。尚书台位卑权重，皆由皇帝亲任干练之士充任，便于控制，发挥效率高。东汉和帝以后，多幼君弱主，实权常被外戚、宦官所掌握。直到魏晋也是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三国时，尚书台已正式脱离少府，成为全国政务的总汇。

谶纬：

汉代流行的宗教迷信。“谶”是秦汉间的巫师、方士编造的预言吉凶的隐语、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纬”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起来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其起源是古代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西汉后期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主要把自然界某些偶然现象神秘化，看作社会安危的决定原因，为封建统治说教。王莽和光武帝刘秀就分别利用图谶或“符命”作为“改制”和“中兴”的合法根据。东汉章帝召集博士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更进一步把谶纬和今文经学混合在一起，使儒学神学化。谶纬之学对东汉政治、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均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东汉末期，谶纬逐渐衰微，但直至隋炀帝正式禁毁以前，仍继续流行。纬书今留存着不多，除去其中迷信部分，在天文、历数、地理知识等方面，也包含着某些科学史的资料。

清议：

清议，即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臧否人物。为官者一旦触犯清议，便会丢官免职，被禁锢乡里，不许再入仕。这是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形成的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判风气，是庶族与士族斗争的产物。宦官专政时期政治黑暗，选举、征辟（bì闭），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行事，垄断了了士人的上进之路。广大太学生、儒士于是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hē核）公卿，裁量执政。”意为比较廉正的官吏、士人、太学生等互相标榜，并批评宦官专权乱政。这样的议论自社会流入太学，太学生以郭泰为首，奉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蕃为领袖，公开与宦官集团相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