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爆炸”次生舆情演化探析_天津港爆炸舆情管理

“天津港爆炸”次生舆情演化探析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天津港爆炸舆情管理”。

封面文章 拟发3P “爆炸”后的次生舆情冲击波

——“天津港爆炸”次生舆情演化探析

马雪健 刘颖 朱彬

8月12日23时30分左右，天津滨海新区一处集装箱码头发生爆炸。随着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加，“天津港爆炸”震惊了国内外舆论场。与救援工作同时展开的舆情处置工作，却在万众瞩目下频亮“红灯”，也成为该事故中需要反思的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重大的突发舆情却旁生“枝桠”，四散漫延的次生舆情不断增加着政府舆情处置的成本，但同时又为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契机。因此，如何用好这把“双刃剑”，是我们应对重大突发舆情前需做足的功课。

图：“天津港8·12爆炸事故”次生舆情脉络图

一、“天津港爆炸”舆情次生过程中的“众生相”

1、网民：由将信将疑转为群体共识

从“天津港爆炸”舆情主线来看，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网民对于爆炸原因、救援情况、追责等问题持续关切，助推舆情烈度不断升高。而官方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三缄其口、主体不明等状况，无疑为舆情次生留下了缺口。当主线舆情开始分流，“小道消息”也随之鱼贯而出，由于无法及时得到权威消息印证，在负面情绪主导下，网民就会由将信将疑的观望状态，逐渐转变为确信不疑的共识。如爆炸起因调查过程中，网上盛传瑞海总经理只峰是天津原副市长只升华的儿子，随即网络舆论关注点开始向涉事企业的背景方面转移，多名政府高官无端“躺枪”。

2、媒体：由舆论疏导转为公众诘问

在爆炸事件之初，天津本地媒体可谓抢尽“风头”。在经历了集体“失声”的质疑后，天津卫视播放韩剧的桥段让紧盯事故的网民集体侧目，对媒体的声讨也由当地媒体泛化至其他主流媒体。在此基调中，媒体对公众的情绪疏导并未起到太大作用。而随着由民众助推形成的次生舆情纷至沓来，媒体一方面要保证信息传播的及时性，满足民众的关切。同时也开始代表民众进行诘问。在信息深挖的过程中，同样也会助推舆情的多极化方向发展。如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追问“只峰是谁”，这同样给网民以暗示——此事必有蹊跷。这就为网络舆论场设置了议题，关于企业背景的人肉搜索、谣言等慢慢滋长，伴随着媒体的发问而生，又随着媒体的辟谣而亡。

3、政府：由主动介入转为被动应对

对于此类重大突发性舆情事件，舆情多极化发酵，直接为涉事政府的舆情处置工作增加了难度。从外界的反馈来看，在对爆炸舆情的响应上，发声滞后无疑是舆情处置的最大弊病，这也让当地政府错失了主动权。随后，一场舆论倒逼政府的“拉锯战”持续上演，而每一起次生舆情的出现，又将看似准备充足的涉事主体逼至被动境地。从几次新闻发布会情况来看，相关部门及官员面对突如其来的舆情转向表现得信心不足，面对追问更是“踢皮球”、“打太极”甚至犯迷糊，被动应对让舆情对策捉襟见肘，频频使用的“鸵鸟战术”，加速了次生舆情“火苗”不断延烧。

4、大V：由理性分析转为负面引导

针对天津爆炸谣言乱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严肃查处了数百个违规微博、微信账号，这其中，不乏一些“网络大V”恶意调侃，发布极不负责任的有害言论，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某吴姓“大V”称“天津的爆炸已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堪称爆破界杰作”。诸如此类言论与次生的“政治阴谋论”相互作用，助推其不断演化。此次爆炸事故为擅长理性分析的网络大V们提供了讨论议题，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为他们的主观臆断及情绪宣泄提供了出口。

二、助推“爆炸”舆情次生的重要因素

1、情感因素：生死攸关，备受关注

次生舆情的产生，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共识。天津港爆炸事件由网民第一时间在微博上爆料，从内容上看，现场网民用手机所拍摄视频内容，具备突发灾难性事件的“吸引力”，一经上网便立刻引起网民广泛关注及转发。而从事故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来看，大量的伤亡及消防官兵的悲壮情节，激发了民众的情感共鸣。在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中，一些消防员家属冲进现场，让舆论的视角开始向“编制”议题转移，这同样也受到了国外媒体的关注。

2、真相诉求：信息滞后，信任下滑

信息披露的滞后，无疑是此次舆情处置的一大败笔，也是诱发舆情转向的重要因素。天津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对于现场救援情况的最新消息，以及事故发生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周边环境监测的具体情况，并没有得到官方确切的回复；新闻发布会的媒体直播多次被中断；对于危化品的数量与品类久未公布；“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成为天津官方回应舆论追问的主要关键词……正是因为无法获得有效确切的相关消息，网民只能跟随那些自认为的真相。政府公信力直线下滑，越是被回避的话题，越能激起人们好奇求问的欲望，加速了次生舆情的滋生。

3、情绪助推：负面归因，加速转向

监管缺位、信息滞后、黑色利益链条等因素，是造成此次爆炸舆情中负面情绪集聚的重要原因。网民对于舆情的演化过程，常常以感性认知去审视，缺乏理性思考，这就为次生舆情的形成和扩散营造了情绪温床。一条煽动性的言论，就能够引燃大片舆论的情感共鸣。爆炸之初，“最帅的逆袭”在网络快速广泛地传播，大家对消防官兵的敬仰怜惜之情得到迅速聚集，而当“编制”问题一经推出，负面情绪便迅速聚集，产生“流瀑效应”。围绕消防战士们的舆论情绪基础长期存在，一有相关消息，便会在情感的助推之下引发新一轮的次生舆情危机。

4、刻板印象：涉官涉腐，惯性问责

网络舆论对于涉官舆情有着天生的敏感，从“表哥”到“房姐”，对于政府官员的“刻板印象”是促使舆情转嫁的主要因素。前几次新闻发布会上，天津主要领导未出席，且回应推诿回避或敷衍，引发了民众的猜疑，极大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加剧了次生舆情的发酵裂变。网络中，对于官员之间的权责问题猜测不断，官官相护的惯性思想逐渐扩散。因此，当“瑞海总经理只峰是天津原副市长只升华的儿子”的言论一出，旋即引发网民围观，甚至一张具体详尽的人物关系图开始在网上流传。该舆情次生后，涉事人只峰因受伤入院未发声，其他责任人也集体失声，这就为次生舆情发酵留下了空间。涉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瓜葛开始波及到更多官员。

5、传播因素：全民场境，钩沉聚合天津爆炸事故再一次凸显了全民场境中网络舆论爆炸式生成、病毒式扩散的威力。此类事件，为全民参与提供了议题。网民根据主观臆断或是推理，实现公共议题的设置，从而发动新一轮的社会讨论。爆炸事故发生后，网络对于本地媒体进行“讨伐”，形成了民意与媒体之间的对垒。同样，有网民上传一张“新闻发布会，官员睡大觉”的截图至网络，引发网民一片嘘声，舆论对政府的“刻板印象”直接代入，迫使当事人出来澄清，实际情况是一名记者因连夜采访过度劳累而在发布会上累倒。另外，网上流传的“红十字会和城管人员联合执法，抢走志愿者捐助物资纳入红十字会名下”的传言，对红十字会形象再度钩沉。红会方面虽然做出回应辟谣，但网络洪流般的舆论浪潮不会平息，并不断诱发对此事件更深层次的讨论。

三、如何化解次生舆情危机

1、确保信息发布的权威及时透明

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虽然频频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是对于事件本身的关键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答，并为次生舆情的形成预留了空间。也恰恰如此，在该舆情的演化过程中，“权威发布跟不上，谣言就会满天飞”得到了充分印证。自媒体时代，信息流动及裂变的速度加快，若不能将事态进展第一时间告知公众，便会造成信息失衡状态，谣言、诽谤、质疑甚至是谩骂所构成的舆论氛围即刻形成，舆情次生也有了土壤。信息发布环节，官方自发声与媒体之间的配合要相得益彰，要积极配合媒体的深入采访，切不可对媒体有抵触情绪。

2、健全重大事件中的新闻发言人机制

从天津港爆炸舆情的处置过程看，新闻发布会成了次生舆情的重要出口。这其中，涉及到政府监管缺位、官员消极应对、官商利益纠葛、救援不力等次生舆情苗头，在新闻发布会上统统得以体现。一场合格的新闻发布会，除了要及时传递正确信息外，还要做到维护各方利益，不能因个人表达的随意性而留下口实。在重大灾难及事故中，新闻发言人所发出的声音，更要体现出人性关怀，降低姿态，从贴近人心角度，满足民众切身利益或感受。

3、避免歌功颂德式的对外发声

面对此类重大突发事故，引导舆论达成共识是避免舆情次生的有效方式。而引导的前提，就是要让民众不反感。从以往事故新闻发布环节来看，“领导重视”、“高度关注”、“亲临现场”等表述已经成为引发舆论反水的敏感词。在此次天津港爆炸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出现了政府如何重视此次爆炸事件、广大官兵民警如何积极开展救援、人民群众如何一心支持等表述，引发了网民的吐槽。这也为接下来的舆情处置提了醒，官方对外表态及发声，应直击舆论关切，对外发声的重要目的是平息质疑，而不是留人以口实。

4、不断提升舆情监控研判预警能力

对于此类重大的突发事故，相关单位应该配备分层分级的处置机制。其中，对于舆情事件中将会出现的各种状况都应做到心中有数。监控过程中，要及时发现次生舆情苗头，第一时间介入处置。涉事单位可通过提前的部署与研判，找出在处置主要舆情时将会出现的其他状况，配置有效的应急预案。切不可在舆情集中分流后做“无头苍蝇”，更不能将希望寄托于“鸵鸟战术”上。

5、引导次生舆情朝正向方向演化

次生舆情的演化并非是为舆情处置添乱，相反，对次生舆情的妥善处置，同样能起到积极的正向作用。在“天津港爆炸”舆情演化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官方发声正是在舆情次生后所出现的。当舆论普遍关注“编外消防员”这一议题时，李克强总理向牺牲消防员遗像鞠躬致敬，并指出“英雄没有‘编外’，应得到同样抚恤和荣誉。”在国际舆论高度关注该事件的敏感时期，高层的表态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有效遏制了负面情绪的外溢。因此，在应对次生舆情危机时，更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研判舆论诉求及舆情走向，在关键节点上释放积极的处置信号，使舆情朝着良性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