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百年发展评析_管理学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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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百年发展评析
姜 杰 孙晓红 刘忠华
(山东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总第122期
[摘要] 管理学的百年发展历史,显示出其内在逻辑的演进和管理实践的必然。从追求管理的理性和精确,到行为科学,直至组织文化,每一阶段都紧紧围绕管理的“效率”中心。管理过程中隐含的人性假设几经演变,管理学关注重心的两度转折,科学背景、方法论基础和研究探索领域的扩展,使管理学实现了学科体系的完善,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
[关键词] 管理学;发展历史;分析
[中图分类号]C9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5]10-0080-04
管理学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发展迅猛,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学派林立,新角度、新观点、新方法、新工具和新手段不断出现,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在不断演变中逐渐丰富和发展。在管理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涌现出各种相当明确的趋势力量和管理哲学,影响着管理学发展的方向和管理实践活动。
一、管理理论演变的内在逻辑和“效率”中心
1、内在逻辑: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
包括管理学在内的任何一门学科的演化,都有一定的内在逻辑。纵观一百多年来管理学的发展透过外在的偶然事实,我们可梳理出管理思想史演变的内在逻辑。
以泰罗制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科学开始代替随意,理性开始代替经验,管理学从此作为一门科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其理论本身包含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理性”与“人性”的矛盾,即追求标准化和科学化的理性,不断压抑人的心理和行为。古典管理学家视工人为“经济动物”,只要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就能调动其积极性。基于这种认识,他们主张对管理客体实行“物本管理”:重物轻人,把人当工具来管理。工人在泰罗那里只是作为“机器的附属品”,法约尔同样是把工人置于正式组织的统治之下,韦伯则更是强调明确的权力等级、清晰的劳动分工、严格的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的人际关系。“理性”在古典科学管理家那里,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直接导致了在其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紧张、工人抵触情绪严重等种种缺点,最后其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被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行为科学所取代。
行为科学自初始就是以泰罗制“纠偏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它过分强调非理性主义和感情逻辑,忽视了工人作为决策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行为科学所讲的“社会人”也不是有个性、有创新能力的个人,而是“人的类”——小群体组织,结果将团体提升到个人之上,使个人创造力受到组织的制约,使行为科学不能理性地分析社会经济技术发展变化对企业的影响。因此,二战后,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对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也随之提高,这时行为科学理论对此已力不从心。于是“理性主义”从沉睡中醒来,迎来了综合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的现代管理科学。
1980年代初随着日本的崛起,全世界管理大师的目光聚焦于日本,并研究日本经济成功而催生的企业文化理论。企业文化理论之所以超越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在于它既吸取了泰罗科学管理理性的营养,又注重了行为科学对“人”的研究,同时又采用了现代管理科学的系统论。企业文化理论它不是将激励的理论与方法简单地落实到单个员工身上,而是过渡到树立企业的整体共同价值观念上,以形成企业强大的凝聚力。同时又注重文化的引导调控功能,把硬性管理技术和软性管理艺术结合起来,刚柔并济,从而在管理中将理性精神与人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由“物本管理”转变为“人本管理”。
随着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知识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人是知识的载体,就管理客体而言,管理的核心从物转变为人,对人的管理也不再是单纯对体力劳动者的管理,重点是对脑力劳动者的管理。体能管理转变为智能管理,即如何发挥被管理者的创造力。这使得人本管理开始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核心,以最大限度发挥人的潜能,实现能力价值的最大化,推动组织发展和组织目标的创新人本管理发展到了高级阶段——能本管理,即以人的内在知识、智力、技能和实践创新能力为本,比人本管理更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更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实现了知识经济时代以能力特别是实践、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的价值。这也使被管理者实现了角色转变,由被管理者转变为特定领域中的管理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能本管理是更高层次上和新阶段的人本管理,是人本主义思想的根本体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
管理理论的发展从一开始追求纯粹理性到行为科学的非理性主义,再到企业文化理论强调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有效结合,促使西方管理客体思想实现了由物本管理到人本管理再到能本管理的逻辑演进。
2、“效率”中心:从“以量为中心”到“以质为中心”。
管理理论和方法来自于实践。不同的历史时期,管理实践的内容也不尽相同,由此而形成的管理理论也各具特点。但是,在管理实践的众多理论和方法中,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内容:提高效率。这是管理的永恒主题。管理的本质是减少消耗,追求效率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从根本上也是围绕着效率展开的。管理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如何提高效率的历史。
亚当·斯密就劳动分工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强调,分工制度可以使人专门从事某一项操作技能的训练,生产效率会因为专业化生产而大大提高。但是,随着大机器的广泛而大规模的运用,人们对众多机器的协同生产及工序与工序之间的配合表现出陌生,出现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矛盾。企业主仅凭经验无法处理较大规模的人与机器管理的问题,这个矛盾限制了生产能力的有效发挥。美国管理学家泰罗发现让机器与机器操作者密切地配合起来,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的效率。他经过对所在企业的工人工作全过程的分析,设计了—套合理的操作方法、标准程序、标准工时和计件工资制,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泰罗主要是从工人的角度来考察提高效率,而法国的亨利·法约尔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则是从整体上关注如何使管理组织机构合理化,提高组织的效率。法约尔着重于分析高层管理效率和一般管理原则,韦伯主要研究官僚组织与效率的提高。他们的科学管理理念和方法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随着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安定,工人开始表现出对安全、归属的较强烈的需求,价值准则开始由个人主义向社会伦理转化,职工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单纯用科学管理理论已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也意识到必须对人性进行深入地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要。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矛盾的需要,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就应运而生了。行为学派研究的对象是人,主要研究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人的心理、行为等对效率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剧变,尤其是石油危机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出现了战略管理理论。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把这一理论推向了高峰。《第五项修炼》中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指出“企业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198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顾客消费的焦点不再集中于产品的数量,而是产品的优秀质量和高层次服务。各个企业开始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管理者也从短期目标的迷途中归返,不再满足于大批量的产品生产,而是把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作为恒久目标,在企业内部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
由此可见,各种管理理论尽管侧重点不同,但所有的理论都是针对当时的具体环境,都是围绕提高效率这一管理的核心问题而展开的。提高效率经历了从以“量”为中心到以“质”为中心的转变,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的转变。
二、管理理论演变的人性假设和关注重心
1、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道德人”。
没有“经济人”假设,泰罗就不会提出科学管理理论;没有“社会人”假设,梅奥就不会提出人际关系理论。人性观是管理理论的依据,也是构建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西方近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清晰地展示了人性假设与管理模式之间的必然联系。
“经济人”假设是早期的管理思想,与麦格雷戈的X理论很相似。这种假设认为,企业中人的行为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工作的动机是为了获取经济报酬。因此,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只要采取正确方法进行经济刺激,管理就会发挥出最大的效能。这种假设对人的认识过于浅薄,单纯注重人“经济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实践中导致了管理者对工人地位和作用的贬低和忽视,容易造成管理对象消极反感的抵触心理,甚至是强烈的排斥和逆反情绪。
给管理理论带来曙光的是“社会人”假设———梅奥从霍桑实验得出的结论。“社会人”的设想认为人决不完全是受金钱驱使的“经济人”,社会地位对其行为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无疑是一大进步,它强调了人的社会性需要,突出了人际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至此,管理思想中对人性的分析和研究愈加深入。马斯洛基于社会中人的自尊与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提出了“自我实现人”。他认为,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麦格雷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Y理论。这种假设认为⑴人的需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低级需要满足后,便追求高级需要,自我实现是人的高级需要;⑵人因工作而变的成熟,人有独立自主的倾向;⑶人有自动自发的能力能够自我控制。雷恩等人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强调了社会中人的需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必须进行因时因地因人的多样性模式管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们除了利己等特性外,在做出经济行为时,会有道德的自我约束,越来越考虑到或顾及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即“道德人”。
2、关注重心:从组织内部要素到适应外部环境再到组织和个人的创新能力。早期的管理理论是为解决组织内部问题而产生的,泰罗一生都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的研究。他所摸索出的定额管理、标准化管理等方法,无一不是通过研究管理客体和外在的物得出的。法约尔对管理过程、职能等全局性问题的总结以及韦伯的科层管理体制都表明科学管理理论关注的重心是组织的内部矛盾,是组织内各要素的有效结合。行为科学理论虽探讨的重心是员工的感情需求、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但关注重心仍未跳出组织本身,只不过关注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从“物”的要素到了“人”的要素。
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标志着管理理论关注的重心,从协调组织内部要素到适应外部环境的巨大转变。这个转变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首先,二战后西方世界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物质财富从短缺转化为相对过剩,全球化市场日渐形成,跨国公司发展迅速,市场竞争激烈到直接决定着企业生存,这一切使企业对环境的依赖更为突出;其次,凯恩斯主义盛行,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对企业的干预也相应增强,企业不得不考虑与政府打交道,适应政府的干预;第三,“环保”在战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企业为树立良好形象,不得不担负起一部分社会责任,因此适应外部环境成为关注重心也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发现企业能不能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中获胜,不仅在于适应外部环境,更在于企业自身形成核心竞争能力,即在企业内部形成击败竞争对手的独特资源和能力,这才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持久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力量。而核心竞争能力的形成,关键在于企业内部员工创造力的迸发和企业组织创新能力的开掘,在于组织内部有效形成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机制。因而,管理学关注的重心又重新回到了组织内部,对组织学习能力的强调、对管理创新的呼唤,成为后现代管理学的深沉底蕴。管理学又开始向组织内部与个人回归,呈现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更加富有深刻内涵的辨证过程。
三、管理理论演变的科学背景、方法论和研究领域
1、科学背景与方法论:从机械论到系统观。
科学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经典科学特别是牛顿力学所带来的机械论思想仍占主导地位。机械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按照机械的相互作用的原理加以说明把质还原为量,把整体归属为部分。从科学背景来看,科学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都是以这种思维模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科学管理理论是将近代自然科学思维方式运用到企业管理当中的产物。泰罗的研究方法充分说明这一点,他在通过对时间与动作准确测量的基础上,以实现操作方法标准化、作业环境模式化、管理工作专门化;韦伯的机械思想与泰罗一脉相通,毫不逊色,他不断追求行政组织的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他们的目标都是通过对动作、组织、管理过程等客观对象进行精确分析,以达到管理的标准化、专业化和精确化,从而提高效率。
行为科学管理学派虽强调了人的复杂性和社会性,但仍未跳出机械观的窠臼,人被当作“条件反射”的机器来考虑,企图按自然科学的模式构建一种经过实验验证的、关于企业组织中人的行为的知识体系,以实现管理活动的科学化。
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巴纳德最早用系统方法研究管理问题,他把企业看作一个“协作系统”,主张用系统分析方法来揭示其本质。决策理论学派也认为决策的基础是对知识和信息进行系统分析。系统管理学派则主张用系统的观点来考虑和管理企业,以便更好地实现企业的总目标。可见,“丛林”阶段虽观点纷杂,但大都以系统观为哲学基础,以系统方法为分析框架来研究管理问题。
毫无疑问,劳动分工确实比以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这种理论发展到今天,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暴露出来。现代社会一方面产品个性化,生产复杂化,企业经营多元化;另一方面,高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运用,使简化管理环节成为可能。再者,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员工不再满足于从事单调、简单的工作,对分享决策权的要求也日趋强烈。因此,如果片面追求分工精细,强调专业化,则会使企业的整体协调过程和对过程的监控越来越高,其结果致使企业效率低下,形成上下级关系的官僚体制,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这时候,适时的“合工理论”应声而出,逐渐成为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之一。
与分工理论相比,系统创新强调的所谓“合工理论”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借助信息技术方法,将原先分割得破碎的业务流程通过科学地整合,重新进行组装,将多道工序合并起来,由一人独自完成,也可将分别负责不同工序的人整合为工作小组或团队来共同工作,以利于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简化程序,缩短时间,提高效能。另外,减少管理层,提高管理幅度,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从而打破官僚体制,降低管理成本,使员工有了自主权,也可大大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2、研究领域:从经济组织扩展到其他社会建制。
随着管理科学在企业中的成功运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的巨大作用,不少管理者和管理专家也在不断努力,研究在其他社会组织中如何推行科学的管理方法。最早被人们认可并推行于各种组织中去的是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
韦伯所提倡的高效的科层制组织,不仅适合于企业,同样也适合于国家机构、军队、学校、医院、党派等各种团体。随后,泰罗、法约尔所总结的管理方法、原则在其它组织中也都存在和适用。管理科学在其推广应用的同时也与其特点相结合,发展出管理学的各个分支,如行政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等。
行为科学学派把研究重心由物转变到人,更使其具有普遍性。梅奥的社会人假设适合于一切组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概括了一切人的需求特点;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因为他本身就是从对一些活动自由度较大的从业者,如会计师、工程师的调查分析中得出的,这说明那时的管理学专家已经自觉地注重对非企业组织的管理进行研究,使管理学更具有一般性。
随着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从企业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其他组织,我们认识到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要遵循认识活动的规律,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管理学也同样如此。先从最早成熟的经济组织中总结出一般的管理学原理,再来指导其他社会组织,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如此不断循环往复。理论视野不断开阔,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就会越来越全面地了解管理。管理学也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而成为真正的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
参考资料: [1]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2]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第十版。[3]尹卫东.试论管理哲学的三重研究向度[J].苏州大学学报,2002(02)。[4]高文武.简论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发展趋势》[J],理论月刊,2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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