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 中苏腐败对比_中苏腐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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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分析中国与苏联腐败的区别与联系就必须先要了解它们各自的腐败情况,首先我们先来具体介绍一下中国与苏联各自的腐败情况以及原因,然后进行总结分析。

中国的腐败问题

中国的腐败问题一直是政府声称要认真解决的事情。近年来，中国政府发起多次反腐败运动，也惩办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贪官。但是，腐败之风并没有随之消失，而且还有日益严重的趋势。

根本问题在于制度

尽管社会学家指出中国腐败现象的多种不同原因，但是，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社会学教授邝泽倩认为，归根结底，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邝泽倩教授说：“这种解释是有根据的。在中国这种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本身就存在一些固有的问题。中国的资源有限，政府官员对商品和服务拥有很大的分配权。另外，在供应与分发的渠道中也存在着瓶颈问题。因此，在缺乏其他供应资源的社会主义结构中，就会有人为了获得这些紧俏资源而干违法的事情。作为其结果，市民和生意人为了把事情办成就会送礼或行贿，而收礼和受贿的官员就可能干违法的事情。”

然而，随着中央对地方实行更多的放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商品供应增加了，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其他渠道也出现了。照理说，行贿受贿现象应该减少才对。可是，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腐败案件反而大大增加了。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邝泽倩说：“在一个授予官员很大权力的官僚机构中，腐败的机会总是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结构把很大权力集中在国家官员手中，这些人控制着很多别人想要的稀有商品，因此这就为他们的腐败提供了机会。”

致富强烈动机导致腐败

可是，邝泽倩教授说，在一九七八年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之前，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相对要轻一些，当时露富是会受到谴责的。那些年代官员的腐败行为往往都属于灰色地带，例如使用公款建造职工住宅、扩建办公室或者用公款请客等。她说，而在改革时期，中国政府官员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官方的宣传口号也变成了致富光荣，赚钱受到鼓励，政府允许私人拥有资产。

中国政府鼓励人们利用市场经济提供的新机会发家致富。成功的企业家，包括一些通过不道德的手段发财的人在内，被誉为英雄模范。这些发展鼓励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因而为腐败提供了强烈的动机。

然而，有了动机之后，还必须有机会才行。邝泽倩教授说，当时政府是用摸石头过河这种摸索的方式引进市场改革的。但是这种零敲碎打的改革方式却为腐败创造了机会。以生产钢材为例，政府向国营钢厂投入了资金，这些钢厂则需把生产出来的钢材按一定的定额上交给国家。为了鼓励提高生产率，政府允许国营钢厂把定额之外的钢材拿到市场上以高价出售，厂家可以保留这些利润。虽然有些工厂把这些钱用于工人和工厂条件的改善。但也有一些工厂经理则把这些利润中饱私囊。

经济转型不彻底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皮文睿说，中国目前腐败问题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转型还不完全。他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机构人员也从事商业活动，领导某种行业的部门需要负责分配资源，解决下属公司之间的纠纷，保证这些公司能完成定额生产。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部门几乎可以垄断所管辖的行业。可是在中国进入市场改革时期，人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向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把政府和企业分开。国有企业被认为在运作方面应该享有更大的自主权，部级单位一方面仍然需要对该行业进行监管，但另一方面则需要远离商业活动。尽管政府采取了这些限制行政部门经商的措施，但是一些部级单位仍然和下属公司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

政商不分问题严重

皮文睿说：“政府部门人员普遍从事商业活动的现象造成了一些问题。这些行政机构往往利用自己的监管权力让一些公司得到好处，因为这些公司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可能通过一些限制竞争的规定，不允许成立和他们的公司展开竞争的公司。或者当某些外国公司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时，这些行政机构利用自己掌握的审批权迫使这些外国公司和自己的下属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所以说，政府和企业未能完全分家也是损人利己行为在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

政治改革不力

皮文睿指出，正因为如此，一些公司为了从政府那里得到各种优惠条件，就想培养和政府人员的关系，这就自然会产生一些腐败问题。他说，没有进一步的司法改革，政企分家的行动就会放缓。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政企不分家，那些离开政府的帮助也能成功经营的公司就会受到妨碍。然而，皮文睿说，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力影响到法制建设。

皮文睿说：“显然，缓慢的政治改革已经妨碍了行政法的发展。中国不允许乡镇以上机构实行直接选举，这就使公民不能轻易把贪官赶下台。”

纵观世界政党史，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应该说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对于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来讲，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因为：第一，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亲手建立的政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第二，苏共独掌政权70多年，不像东欧一些国家，苏共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不存在形成致命威胁的反对派；第三，苏共不是在战争中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而是不战而败，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是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亲自宣布解散了苏共。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悲惨的境地呢？总的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淡漠和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本文试从这个视角管窥一下苏共垮台的原因及其教训。

苏联的腐败问题

苏共在腐败面前打了败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验证：

第一，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共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90余年）、众多党员（近二千万）、独掌政权74年的大党，犹如被拆除了地基的大厦轰然倒塌，迅速土崩瓦解，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乎人的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相反地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军队领导层的分裂，特别是空军的“不服从行动”，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军队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救国委员会”瘫痪了。解散苏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也未获批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见机而动，打起民族主义旗帜，迎合了反共潮流，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后，西方国家给予他勋章和不少颂扬，在苏联，却有很多群众说他是“西方的宠儿，苏联的灾难”，“他该下台，苏联都没有了，还要他干什么？”这与苏共夺取政权前后以及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卫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来扞卫国家尊严、党的事业的壮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第二，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据俄国《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这些人中来自苏联经济部门的官员在政府中占42.3％，在经济领域占37.7％。

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看，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在当时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十分可怕的程度。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就是“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做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因此，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于是，剧变中群众的冷漠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这甚至从后来俄共的竞选纲领中也可以看出来：俄共明确地把自己同原苏共官僚阶层区别开来，提出了重建属于劳动人民的新的苏联和苏共的口号，就是为了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俄国新社会主义运动在其《新社会主义者宣言》中也提出：“新社会主义者并不怀念过去的岁月，与共产党人不同，我们反对复辟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最后剧变表明化公为私的量变，已积累到发生质变的程度。也可以说，是腐败分子的不断蜕变，已经到了应该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时候。正如俄罗斯《自由思想》1997年第8期刊载的《俄罗斯的新阶级》一文所说：“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力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第三，有学者指出：“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的确，虽然苏联在短短一段时间中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尤其在军事上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是苏共在经济上的确有很多失误，算不上成功。但经济是怎样失败的呢？让一群搞特权的蜕化变质分子带领人民群众去发展生产力，岂非痴人说梦？显然，并不是经济失败在先，而是权力异化在先，是苏共党内的很多干部官僚背叛人民在先。这才是苏共搞不好生产力、政治上不堪一击的症结所在。记得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表达社会主义：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几十年过去了，在苏联，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当年这样的问题就曾引起过东欧共产党人的认真思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就直接意味着万事大吉？70年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曾在党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上，以“电冰箱社会主义”为题开辟专栏，就此展开讨论，但当时的讨论并没有什么结果。

第四，对于苏共的瓦解，戈尔巴乔夫无论如何难辞其咎。但能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吗？似乎不能。其一，归根结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不是某个人或英雄，更不是“叛徒”和“坏蛋”，否则，岂不是抬高了戈氏的历史地位？其二，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的选拔干部的机制，怎么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况且，1985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时，认为戈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葛罗米柯还盛赞戈氏“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历史又会怎样呢？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变社会形态。记得恩格斯曾经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到这么一件事：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对此，恩格斯强调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第五，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难道是像考茨基等人早就鼓吹的那样—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活不成的早产儿吗？不是，如果一切都按“规律”和人们的所谓科学设计所规定，那岂不是“命定论”？一切都没有偶然性和主观能动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花大力气强调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显然，历史之树毕竟不依自然而春华秋实，它还要靠人们的热情和奋斗，否则对正义社会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岂不是可以不请自来。？历史既是决定的，也是选择的。退一步讲，即使是早产儿，只要肌体基本正常，也可以用后天补先天不足。列宁曾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我国革命》等文中十分精彩而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被列宁称为“革命之鹰”的罗莎·卢森堡也曾说过：“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托洛茨基等同志们完全做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党缺乏的全部革命荣誉和革命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

毫无疑问，西方的“和平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内因决定外因，否则会陷入“外因决定论”，尽管戈尔巴乔夫确实过高估计了西方政治家的真诚。正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所言：无法想像，“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绝大部分成员倾向于资本主义”。正所谓：物先自腐，而后虫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国与苏联腐败的对比分析

中国学者和官方在研究苏联解体和苏共消亡的原因时，都会强调，苏共未能遏制，甚至纵容腐败最终导致人民唾弃了自己。这里显然也在警示中国要避免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在这里简要说说两者腐败的异同是有益的。

前苏联和现当前中国的腐败共性都是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谋取个人或集团的私利。但二者间的差别是明显的；第一、腐败所依存的体制和环境不同。前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中，奉行指令性计划经济，而且相对封闭。而中国在维持原有政治体制的同时，推行市场经济，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第二、腐败的方式不同。前苏联的腐败主要是特权阶层利用特权谋取特殊待遇和利益。前苏联高度集权的体制必然产生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发端于斯大林时期，形成于勃列日捏夫时期，主要由高、中级干部和少数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不仅配有高档住房、汽车等，还可以在特供商店购物，就餐和就医有专门的食堂和医院，还有豪华的度假别墅等。这些待遇已超越合理的职务需要，特权遂转化为腐败。除这些合法好处外，一些人还利用特权攫取不正当收入，少数高官积累了在当时的标准看来是巨额财富。特权阶层还在干部使用和政策制定上谋取私利，他们的子女亲属更容易得到优越的工作和地位。中国则是在权力缺乏监督的体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变得扭曲、失衡。资源要素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而不是由市场配置，收人分配向权力倾斜，企业改制实际上是权贵私有化。权贵资本巧取豪夺，权力寻租到处泛滥。第三、腐败的范围和程度不同。在前苏联那种高度集中的政经体制下，特权阶层的人数不会太多。西方学者估计，八十年代苏联特权阶层约有10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约有400万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估算，这个阶层约有50-70万人，算上其家属，大约300万人左右。由于这种估计把一定级别的所有干部都包括在内，所以能享有特权的人可能没有这么多。但实际上，一些没划入特权阶层的基层干部也搞自己的腐败和特权。此外，前苏联社会各个方面都存在腐败现象。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前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权腐败滋长较快，但多数干部还是比较廉洁的。现在中国大概有多少特权腐败官员，可能谁也说不清楚。但恐怕很少有人会认为比解体前的苏联少，中国腐败的严重程度也确实甚于前苏联。说到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必须指出，中国腐败已蔓延至社会各领域，尤其是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的腐败令人心痛。而前苏联的腐败还没有发展到这一地步。第四、腐败的影响和后果各有特点。特权腐败加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解体前的苏联社会深陷意识形态和思想信仰危机。特权阶层言行分离，抛弃了理想奋斗之类而致力于维护既得利益。老百姓对官方说教式的宣传早已冷漠。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苏联解体和苏共消亡简直就像星球爆炸一样，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少中国人感到惋惜、伤心。可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各国，这一历史性事变却进行得相当平和。大多数官员的选择是，要么接受这个新现实，要么对苏联和苏共墙倒众人推。至于普通群众，没有一个工厂、农庄，也没有一个基层党组织起来保卫苏联和苏共。这事还不发人深省吗？中国腐败的恶性发展至少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官民关系恶化乃至对立，权贵资本与中下层群众的矛盾趋于尖锐，政权公信力正在流失，如不及时缓解，将有累卵之危。其次，全面腐败导致的社会溃烂是对我们民族的巨大威胁。教育、文化、卫生、科技、体育等领域的腐败造成的损伤至少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修复。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的腐败态势在总体上比解体前的苏联严峻。这样一来，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苏联解体，苏共消亡了，而中国迄今却避免了类似的命运。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腐败，而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体制。这个问题说来话长，简而言之就是，这种体制死板，僵化，封闭，没有活力，自我调整和适应力甚差。排斥改革，连距市场经济还很远的修补性的经济改革都要压制。最终被内外潮流冲垮。中国腐败是严重的，在所谓“全民腐败”的情况下，人们对腐败的承受力和容忍度也在提高。这样说似乎有点讽刺味道，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改革开放了。这是中国与前苏联比的最大差别和优势。改革开放固然有诸多矛盾、问题和失误，但终究带来了发展、进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外部世界和我们自身，绝大多数中国人从中受益了。正是凭借改革开放，中共才能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顶住了内外重重压力。邓小平曾说，没有改革开放，这一关我们过不去。

中国的腐败和面临的其他困难都表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互不可缺。如不实施面向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条腿行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迈不动了，也是没有出路的。人们对腐败的容忍也毕竟不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