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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乡镇公务员申论-乡镇机关工作的特点
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其管理区域主要集中在农村，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民，其着力领域主要是农业。而中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三农”问题。因此，作为乡镇基层工作人员，必须在深刻了解自身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乡镇机关及其工作的主要特点：
（一）乡镇机关设置“全”字当先
乡镇机关，就其机构设置而言，可谓“全”字当先。就全国来看，广大乡镇机关的管辖范围大小不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程度不同，但其机构设置却基本一样，那就是“小而全”。其一，机构门类全。从结构看，党、政、军、企、群，一应俱全；从行业分，农、工、商、运、建、服，群集于此。其二，工作内容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民政、卫生、治安、计划生育、工商、财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村（居）民委员会建设等，样样皆有。其三，兼容功能全。乡镇作为基层行政组织，由于受编制的限制，并不像县级以上机关那样，分设同样的机构与之一一对应。所以，很多时候，一个机构或者岗位，很可能对口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上级部门分配的工作。乡镇机构不设人大常委会、没有独立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就不得不经常性地以基层政权“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真可谓是“上边千条线，下边一针穿”了。因此，乡镇机关必须也只能是“多面手”的聚集地。
（二）乡镇机关工作以农为本
如前所说，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的乡镇机关主要是扎根农村，服务农民，发展农业。这自然就决定了其不同于更多更直接地在现代工业文明熏染下的城市管理服务工作。自古的农业文明传统和长期的农业生活习惯，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和人文积习灌注，这些都是乡镇机关工作的独特背景。特别是农民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动下，如何建设新农村，培育新农民，发展新农业。这些都需要乡镇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找准路子，踏稳步子，依法有效行政。
（三）乡镇机关行政五大特征
1．直面农民群众。乡镇干部处在广大农村第一线，直接同农民和居民接触，管理辖区内的各项社会事务。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要靠乡镇干部的递接作用直接和广大群众见面，并想方设法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从而带领他们去努力完成。同时，农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特别是在广阔天地里改造自然获取生存、发展和幸福和平之机会的意见、愿望和要求，都要通过乡镇组织直接回复满足，在很多情况下更需要及时向上级机关反映。
2．管理汇报结合。乡镇机关面对的是整个农村社会。农村社会中土地流转、计划生育、村务选举、婚丧嫁娶、儿童失学等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它都得管。管得多，而不让老百姓感到厌烦和掣肘，这需要从打造服务型政府的角度出发，提高管理技术和行政能力的精细化程度。因此，更要管得细。真正从农民群众满不满意、愿不愿意、高不高兴的核心追求出发去管理，去服务，切实解决农民最关切的问题。就此而言，乡镇机关真是头绪纷杂，任务繁多，内容琐细。也正因此，就必须坚持原则，贯彻政策。不管是宪法还是地方组织法等专门法律，赋予乡镇机关的权限都是有限的。遇到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乡镇机关需要依法依规向上级请示、汇报，不应擅作主张。
3．执行原则高效。上级党委、政府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往往是原则性要求，广泛性意见和适应性举措，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这就需要乡镇机关在执行时化原则为具体，以具体操作细化总体意见，以当地实际落实重大举措。同时，乡镇机关与广大群众经常保持直接接触和密切联系，很多工作就其现实性而言，无法过度强化原则性，强调笼统化。因此，既要保证原则不动摇，又要坚持高效优质，这的确是对其行政素养的考验。
4．注重综合协调。在乡镇，既有乡镇所属的部门和单位，又有许多上级职能部门派驻的单位。诸如林业、水务、农业、劳动和社会保障、计生、农机、广播电视等等县市级单位都可能会在乡镇派驻机构。要做好各项工作，促进全面发展，必须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加强统一领导，搞好条块结合。
5．必须整体推进。正因为乡镇工作兼具具体性、综合性、执行性特征，乡镇党委、人大、政府及其它各类组织，虽都有各自的职能和任务，但在实际工作中，只能搞协同，靠协调。大多数工作必须跨越部门来开展，想要将其截然分开，各干各行，以做到近乎绝对意义上的权责分明，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乡镇干部在工作中务必要树立集体行政意识，要学会做多面手。
人民日报社论：强化农业科技创新 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龙年伊始，万象更新。今天，本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九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文件紧紧围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这个中心任务，突出强调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述，出台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必将大大推动农业科技的创新和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完善，农业农村基础不断夯实，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农民增收实现“八连快”。实践证明，这是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三农”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
2011年，可以说是农业农村发展整体提速、全线飘红的一年，是农民顺心、农村祥和的一年，也是本世纪以来总体发展最好的一年。农业农村的好形势，为管理好通胀预期、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赢得了战略主动，为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作出了突出贡献。
好形势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深，农业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在连年增产增收之后，出现滑坡拐点的几率在累积、风险在上升；在高成本下继续提高农业产出效益，约束很多；在高基数上延续农业农村发展的好势头，难度很大。更要看到，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靠继续消耗农业水土资源余地越来越小，靠不断增施化肥农药越来越难以为继，根本出路在于通过科技创新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站在高起点，再续“黄金期”，做好新形势下的农业农村工作，就必须围绕“强科技保发展、强生产保供给、强民生保稳定”，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必须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方向，突出重点，面向产业需求，着眼长远发展，超前部署农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必须下决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解决科技与生产脱节问题；下大气力强化农技推广服务，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必须继续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搞好生态保护，提高市场流通效率，切实保障农产品稳定均衡供给。
2012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稳中求进，必须避免农业出现闪失，避免主要农产品供给出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绝不能因为连续多年增产增收而思想麻痹，绝不能因为农村面貌有所改善而投入减弱，绝不能因为农村发展持续向好而工作松懈。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始终绷紧“三农”这根弦，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力争在高起点上实现新突破，开创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局面。
盘点近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九年力挺“三农”
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九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日前正式发布。文件强调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必须紧紧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据记者了解，从2004年到今年，中央已经连续发布了九份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有新论述、新思路、新举措。近年“中央一号文件”一览：
2012年：《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
总体要求：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围绕强科技保发展、强生产保供给、强民生保稳定，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奋力夺取农业好收成，合力促进农民较快增收，努力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总体要求：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注重科学治水、依法治水，突出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不断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促进水利可持续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总体要求：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按照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的基本思路，毫不松懈地抓好农业农村工作，继续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新的贡献。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总体要求：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
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总体要求：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总体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
少取放活的方针，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农业投入，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更加和谐，确保新农村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的好形势。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总体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总体要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总体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
农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2012中央一号文件：把农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新华网北京２月１日电 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９个中央一号文件１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全文约１０５００字，共分六个部分２３条，包括：加大投入强度和工作力度，持续推动农业稳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提升农业技术推广能力，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教育科技培训，全面造就新型农业农村人才队伍；改善设施装备条件，不断夯实农业发展物质基础；提高市场流通效率，切实保障农产品稳定均衡供给。
文件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必须紧紧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文件确定，持续加大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持续加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确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作用，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文件指出，着眼长远发展，超前部署农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力争在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面向产业需求，着力突破农业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切实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打破部门、区域、学科界限，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产学研、农科教紧密结合。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深化农业科研院所改革，健全现代院所制度，扩大院所自主权，努力营
造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政策环境。
文件强调，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完善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链为主线、以综合试验站为基点的新型农业科技资源组合模式，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充分发挥技术创新、试验示范、辐射带动的积极作用。
此外，文件还提出要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着力抓好种业科技创新，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引导科研教育机构积极开展农技服务，培育和支持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振兴发展农业教育，加快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大力培训农村实用人才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要点解读
2011年年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全面部署了2012年的农业农村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继续做好“三农”工作需要把握的若干重大问题，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稳定粮食生产时刻不能放松
2011年，我国粮食总产达11424亿斤，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8年增产。同时，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全面增产，为近16年来首次。
尽管这些年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但生产能力仍不稳固，供求关系仍然偏紧……温家宝在会议上指出，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粮食丰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天下安。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运行新情况，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社会和谐稳定，做到“稳中求进”，就必须避免农业出现闪失、避免主要农产品供给出现问题。
对此，农业部已确定，2012年将千方百计使全国粮食产量稳定在10500亿斤以上。粮食生产的基础是稳定面积，重点是提高单产，关键要依靠科技，立足于抗灾减灾，目标是“两增一稳”，即夏粮早稻增产、秋粮稳定。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下大力气抓好粮食生产和菜篮子产品供应，继续开展粮食稳定增产行动，加大粮食生产补贴力度，加快推进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养，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菜篮子产品供应不断档、农产品价格不大起大落。今年“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创新
2011年年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全面部署了2012年的农业农村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继续做好“三农”工作需要把握的若干重大问题，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稳定粮食生产时刻不能放松
2011年，我国粮食总产达11424亿斤，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8年增产。同时，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全面增产，为近16年来首次。
尽管这些年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但生产能力仍不稳固，供求关系仍然偏紧……温家宝在会议上指出，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粮食丰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天下安。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运行新情况，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社会和谐稳定，做到“稳中求进”，就必须避免农业出现闪失、避免主要农产品供给出现问题。
对此，农业部已确定，2012年将千方百计使全国粮食产量稳定在10500亿斤以上。粮食生产的基础是稳定面积，重点是提高单产，关键要依靠科技，立足于抗灾减灾，目标是“两增一稳”，即夏粮早稻增产、秋粮稳定。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下大力气抓好粮食生产和菜篮子产品供应，继续开展粮食稳定增产行动，加大粮食生产补贴力度，加快推进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养，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菜篮子产品供应不断档、农产品价格不大起大落。
今年“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创新
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8年关注“三农”，2012年的“一号文件”仍是如此。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讨论稿）》。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调部署农业科技创新，把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作为今年“三农”工作的重点，作为农产品生产保供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高、打基础管长远的政策措施。
“我国已到了必须更加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韩长赋说，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通过科技进步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现代农业发展最关键、最根本的出路和措施。
我国能实现粮食“八连增”，2007年以来开展的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发挥了突出作用。集成展示推广优良品种和配套栽培技术，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生产稳定发展。2011年农业科技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已达52％。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越发凸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强调，推进农村科技创新势在必行、意义重大，务必集中力量、抓紧部署。要坚持产业需求导向，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同时要着眼长远，超前部署农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力争在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
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加快征地制度改革
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无论他
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做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温家宝的讲话，为农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吃了定心丸。当前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一些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漠视征地法律程序，造成耕地快速减少，农民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现状亟待改变。
对此，温家宝强调，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要精心设计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加快开展相关工作，今年一定要出台相应法规。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表示：“面对日趋复杂的征地矛盾，制度改革完善重点应该放在保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上，让被征地农民分享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成果。”
甘藏春说，征地补偿是按照土地财产市场价值对农民进行补偿，征地安置是按社会公平原则，由国家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失地救助和长远生活保障，两者完全不同，总体上要把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长远安置区别开来。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应该在征地成本中加大。
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8年关注“三农”，2012年的“一号文件”仍是如此。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讨论稿）》。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调部署农业科技创新，把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作为今年“三农”工作的重点，作为农产品生产保供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高、打基础管长远的政策措施。
“我国已到了必须更加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韩长赋说，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通过科技进步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现代农业发展最关键、最根本的出路和措施。
我国能实现粮食“八连增”，2007年以来开展的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发挥了突出作用。集成展示推广优良品种和配套栽培技术，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生产稳定发展。2011年农业科技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已达52％。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越发凸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强调，推进农村科技创新势在必行、意义重大，务必集中力量、抓紧部署。要坚持产业需求导向，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同时要着眼长远，超前部署农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力争在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
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加快征地制度改革
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做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温家宝的讲话，为农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吃了定心丸。当前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一些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漠视征地法律程序，造成耕地快速减少，农民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现状亟待改变。
对此，温家宝强调，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要精心设计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加快开展相关工作，今年一定要出台相应法规。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表示：“面对日趋复杂的征地矛盾，制度改革完善重点应该放在保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上，让被征地农民分享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成果。”
甘藏春说，征地补偿是按照土地财产市场价值对农民进行补偿，征地安置是按社会公平原则，由国家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失地救助和长远生活保障，两者完全不同，总体上要把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长远安置区别开来。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应该在征地成本中加大。
新华网：土地闲置的根源是“政策闲置”
近日,国土部公布了《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修订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对于闲置土地的认定、处置和处罚等环节,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办法拟规定,未动工开发建设,土地闲置满两年,经批准后可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这项规定无疑对打击囤地、炒地等违规行为起着震慑作用。然而类似的规定,公众已经司空见惯,早在1999年4月国土资源部就出台了《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需缴纳20%以下闲置费;闲置两年的要无偿收回。距今已过去12年时间,土地闲置现象并没有多少改观。此次出台的新规难免有“新瓶”装“旧酒”之嫌,实在让人兴奋不起来。
闲置土地,是指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未经原批准用地的政府批准,超过约定、规定的期限未动工开发建设的国有建设用地。一边是开发商大量囤地、炒地,带动地价飙升,进而促使房价居高不下;一边是广大老百姓买不起房,寄望于政府抑制措施的出台。然而,各种政策却屡屡陷入“下有对策”的困境中。两相对比,国家对处置闲置土地的规定就显得备受关注。事实上,不仅是国土部的政令无法落实,包括国务院、住建部出台的政策同样没有被严格执行。2008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规定,土地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两年的,依法应当无偿收回。2010年9月,国土部联合住建部,出台了土地闲置公共政策,规定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企业禁止拿地,但土地闲置依旧屡禁不止。
由此可见,对于治理闲置土地从来不缺乏相关政策法规,关键在执行力上大打折扣,导致政策新规不断,土地乱象却无法监管。从严格意义上说,如果12年前的“国字号”能够得到落实,在此基础上延伸的治理措施完全能够见成效,也就用不着多个部门的文件不断。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恶劣的,因为在长达十几年时间里,每次政策新规出台都引来公众的目光聚焦,长期以来只打雷不下雨,受损害的不仅是老百姓利益,也将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
事实上,新政新规的频繁出台,往往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闲置土地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政策“闲置”时,法律和政策无法施行和落实才是最大的顽疾。遇到问题和矛盾时,并非出台新政策新规定就能解燃眉之急,关键是如何集中力量铲除“病根”,从根源上寻求破解之道,方能事半功倍,这也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和智慧的重要课题。
新华网：农民工变新型合同工，新在哪？
清洁工、水暖工、装修工、电焊工、搬家工、建筑工……以前，人们都叫他们“农民工”，25日，他们却作为“新型合同工人”，胸戴红花，身披彩带，踩着红地毯昂首迈入中牟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同样的活动，去年是优秀“农民工”表彰大会，今年则是优秀“新型合同工人”表彰大会。中牟县委书记杨福平认为，“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农民一种极大的不公，“所以从今年起，我们就改变了称呼。”（12月26日《东方今报》）
农民工这一称谓，确实涉嫌歧视。前不久，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就“农民工”称谓提出了质疑，并呼吁取消这一称谓。“„农民工‟应该呼吁取消这个概念。农民是职业呀，哪有生出来就是工人的？哪有生出来就是商人的？结果偏偏农民生出来就是农民，刚生出来就变农民了，他还没干活儿呢，就农民了。”如今，中牟县将农民工称谓改为新型合同工人，既是对卢展工的积极回应，也是从字面上消除歧视农民工的一种努力。
从农民工到新型合同工，这一变化固然值得肯定，但尤其需要明确的是，变成新型合同工的农民工，既需要名正言顺，更需要名至实归。
合同工，顾名思义，与用工方签有合同的工人。既然是新型合同工，其精义应该体现在合同上。没有合同，就无法确认劳动关系，一旦日后与用工方发生摩擦，就难以合法维权。但放眼现实，农民工的一大惨淡景象是，他们不少人并没有合同。日前，在北京大学发布的一份名为《京、渝、沪、深四城市建筑工人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75.6%的受调查建筑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签订过劳动合同的受访者中，63.6%的工人自己手上没有劳动合同。如果连合同都没有签、都签订不了，谈何合同工？
既然是新型合同工，就应该享有合同工的尊严。社会学家陆学艺曾经表示，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农民工总体上处于“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歧视、文化上排斥、制度上限制”的境地，应该说现如今农民工的权利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他们并没有融入城市，不是不愿意融入，而是很难融入，或者说融入不了。于是，我们看到，尽管我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但农民工依然是候鸟式生存，城市只是他们停留的驿站、劳作的工厂。他们在城市里是孤独而卑微的异乡者，尽管他们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增光添彩，但他们依然处于“社会拒人、权利亏人、心理贬人、文化伤人”的困境之中。
为了让新型合同工名副其实，就应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新型合同工到新市民，有不少路要走。首先城市应以感恩、包容的心态对待新型合同工，而不是需要时和颜悦色，不需要时眉头紧皱，一脚踢开。诚如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所称，应用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同化他们，而不是排斥他们。其次，要从制度建设上保证他们成为新市民。一方面拆除制度藩篱，比如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敞开城门，让新型合同工从身份上成为新市民，让他们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园；另一方面则是提供平等的福利保障，不能厚此薄彼，像对待市民一样对待他们，如果农民工无法取得同等的福利，他们即便褪去了农民工的标签，也依然是脆弱的边缘化的新市民。
改名容易，名至实归却难。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农民工终将成为真正的合同工，成为市民，成为工作有尊严、生活有体面的新兴群体。而当前，职能部门所要做的，就是尽快使他们名副其实，而不是一改（名）了之。
新华网：以建议的方式开展监督
监督关系政党、政权的兴衰成败。监督可以使一个政党、政权约束自己的行为，发现自身的缺点并加以改正，有效预防腐败，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央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以下简称“纪检组”）作为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派驻机构，首要职责就是对驻在部门的领导班子和重点工作进行监督。通过不断探索和总结，纪检组逐步形成了以建议的方式开展监督的工作模式：即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并跟踪督促整改工作，寓监督于引导、提醒、协商、督促、服务之中。2007年以来，采取“建议式监督”方式向商务部就各种问题提出建议210件（次），取得较好效果。
开展“建议式监督”的主要考虑。第一，有利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开展监督工作，须根据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我们在监督实践中遇到的主要是党员干部在思想观念、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类不具有对抗性的问题和矛盾，应该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采取建议的方式开展监督，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加以解决。第二，有利于保障和促进发展。开展监督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发展、促进发展。采取建议的方式开展监督，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有利于实现这样的目的。第三，有利于发扬民主。“建议式监督”把监督方和被监督方摆在平等的位置上，大家面对共同的问题，分析原因，找出对策，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监督的过程也是商量的过程、互动的过程。这样就可以把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集中起来、调动起来，达到改进不足、促进工作的目的。第四，有利于监督效果最大化。监督要想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既需要监督方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也需要被监督方的理解和配合。开展“建议式监督”，由于监督方尊重被监督对象，所以提出的建议容易被采纳，监督工作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取得明显的效果。
开展“建议式监督”应把握好几个关键环节。第一，深入实际，找准问题。搞好监督的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情况，了解和掌握的情况越全面、越真实、越充分，对问题就看得越准、抓得越牢，就越有发言权。第二，加强研究，深入分析。开展“建议式监督”既要掌握和了解情况，还要有观点、有分析、有说理，体现综合性、思想性、前瞻性。纪检组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加大分析和研究的力度，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多方面背景和主客观原因，注意挖掘普遍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同时注意换位思考，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尽可能把问题看得深一点、想得全一点、说得准一点。第三，提出对策，出好主意。“建议式监督”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施援手，既要“诊病”，又要“开药方”，帮助解决问题。这对纪检组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出的建议不但要实事求是，符合实际情况，而且要有针对性、专业性、可操作性，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第四，跟踪检查，落实到位。开展“建议式监督”，要注意抓好建议的落实，使监督工作能够切实发挥作用，防止出现“你提你的建议，我该怎么做还怎么做”的现象。这就要求“建议式监督”刚柔相济，既有人性化的、和风细雨的一面，也有严肃的、刚性的一面。
开展“建议式监督”的几点体会。第一，坚持统筹兼顾，服从服务于大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党和人民利益及驻在部门的发展大局出发，用辩证的、全面的、联系的观点推进监督工作。既看到和肯定成绩，保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又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指出问题，掌握好监督工作的步骤、方法、力度和节奏，维护驻在部门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第二，坚持突出重点，抓主要矛盾。这些年来，我们把驻在部门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执行中央的制度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等情况作为监督的重点内容，集中力量抓紧抓实。第三，坚持沟通协商，努力在思想上取得共识。开展“建议式监督”要讲政治、讲大局，加强与驻在部门党组的沟通，取得充分理解和支持。在提出具体建议时，除了书面、电话沟通，还应采取登门拜访、当面沟通的方式，有的问题还要多次、反复地协商，交换意见，不强加于人，力争做到让监督对象口服心服。第四，坚持制度保障，发挥集体的力量。开展“建议式监督”是一种组织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中纪委监察部驻商务部纪检组监察局履行监督职责的暂行办法》，从领导监督、个人监督拓展到组织监督、集体监督，形成一种制度性安排，保证了监督成效。
半月谈：地方政府政务微博如何“织”？
微博，已经成为继新闻网站、论坛、博客之后，网络舆论生成的又一重要载体。全国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开设微博，将其作为信息发布的渠道、为民服务的平台、了解民意的方式和官民互动的空间。但是，伴随着政务微博的兴起与发展，一系列新挑战、新问题也逐步显现。那么，如何规范政务微博自身发展，如何回应网络舆论，如何预防与管理可能的风险？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认为，在政务与媒体融合的时代，政务微博正在逐步构建和完善。目前，微政务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盲目的粉丝崇拜现象；高举问政大旗，却缺乏躬身听政的诚意；风格化、个性化与官方性、权威性难以权衡的难题；内容单一，更新滞后；总体动态的管理机制不完善，系统联动不到位，特别是很多部门没有统一政策和规章等问题。因此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个系统的完善，即加强微政务系统的横向与纵向构建，加强部门之间的横向沟通，多角度、多维度、多层次、多范围地满足人民的诉求；加强部门之间的纵向引导，从小做大，从弱做强，从软做硬，从虚做实。@微博银川 的微博金字塔结构包括问政、平安、宣传、组织等19层，各层沟通顺畅。如一居民楼发现放射性物质，环保部门检测辐射程度及范围大小；医疗机构检查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食品安全部门检测附近食品安全；物业部门配合警方调查来源等。
两个变量的统一，即做到粉丝数量与服务质量的统一。跳出粉丝崇拜思想的禁锢，落实“提高形象，解决问题”的思想。粉丝数只是衡量服务质量的标准之一，微政务应多关注网友的满意度与互动质量，从本质上扭转微政务的服务态度。
三个主体的联动，即处理好并维护好网民、微政务、媒体三者的关系，构建动态的管理机制。尤其注意机构之间的联动。凡涉及民生、司法、教育、医疗等社会热点问题或具有一定价值的新闻信息，要主动@对口媒体。不同地区的同类机构之间亦可关注有关事件，不仅可以进行信息沟通，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作用，更起到了二级传播的作用，创造更多关注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四个要点的把握，即专业人才的打造、微博运营的定位、博文内容的考究、微博应用的推动。首先，微政务应得到政策扶持与领导重视，实行科学的政策，针对专业素养和网络素养等能力进行专业人员培训，达到“一流的微博账号需要一流的微博管理人员”的要求。其次，各部门微政务应根据自身职能特点，做到“三化”：板块风格明朗化，信息分类细致化，语言表达专业化。再次，博文内容上应该做到“五个点”：图文并茂一点，庄重严谨一点，堵疏协调一点，真诚谦卑一点，真实高效一点。最后，积极使用微访谈、微直播、投票、微群等应用和产品，与网站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开发和应用微博新产品。
微政务系统的完善、变量的统一、主体的联动、职能的健全，可从根本上转变微政务的服务态度，做到以稳定为重、以求实为任，构建信任机制，真正为人民服务。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积极而为 量力而行
“积极而为，量力而行”，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将“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改革深水区、社会转型期，这八字民生观，意味深长。
民生问题，关乎千家万户。我国有1亿多小学生、5000多万初中学生，背后是超过3亿的家长群体；我国老年人口数超过整个欧洲老年人口之和，“4—2—1”的家庭格局让更多人面临赡养压力。可以说，从成长到养老，每个人的一生，都与“民生”二字紧紧相连。对于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怎能不积极而为？
因为庞大，更显复杂。正如有人所说，中国各地发展阶段，囊括“三个世界”，跨度超过百年。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群体差距……差异性，使每一地、每一步都面临不同的“发展语境”。比如农民工问题，对中西部流出地，表现为留守儿童和老人的问题；对东部流入地，则是权利保障和社会融合的问题。根据情况，量力而行，同样重要。
“积极而为”与“量力而行”结合，才能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医改为例，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多次提出总体意见；各地根据不同情况，探索适当路径：有20多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支撑的“神木模式”，也有贫困县走出的“桑植探索”、“蓝山经验”。即便面临“最高难度”的医改，北京也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宗旨下，跨出建立门诊医生工作站、预约挂号等改革的一步又一步。
从方法层面看，积极而为，是顶层设计，调动财政、制度、社会等各种资源，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量力而行，则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发展阶段，有多大能力就解决多大问题。在涉及最广大人群、最广泛区域的民生政策上，这二者结合，尤为重要。
不仅是方法论，“积极而为，量力而行”更是负责态度和科学精神的统一。无论是就业、教育、社保，还是医疗、农民工、保障房，这些领域莫不面对欠账较多、财力有限、头绪繁多的问题，莫不需要以极大勇气和担当推进改革。也正因此，才更需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在闯关之路上走稳走好。
实践中，“积极而为”与“量力而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了积极而为，量力的天平上，困难容易压倒条件，量力而行反变成“量力不行”。而如果没有量力而行，积极而为就可能成为“极端而为”，好心办坏事，适得其反。
回首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从“杀出一条血路”、“摸着石头过河”，到科学发展、包容增长，都隐含着积极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哲学。不仅是在民生领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大格局中，同样需要把握好两者的辩证关系，才能把中国带入更美好的未来。人民日报社论：在发展中开创环境保护新局面
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国务院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总结“十一五”环保工作，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环保任务，对于在新的起点上把环境保护事业推向前进，为科学发展奠良基，为人民群众谋福祉，意义十分重大。
“十一五”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我国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绩。污染防治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和农村环境保护力度加大，环境法制建设进程明显加快，环保基础能力建设逐步提高，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日益密切，进入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发达国家在两三百年内逐步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显现，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同时，经济增长方式还比较粗放，环境违法现象依然严重，相关体制机制还不健全，环境保护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继续破解难题，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
加强环境保护，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也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不加快改变这种状况，资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受，经济难以持续。加强环境保护，可以破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有效推动产业优化和技术升级，培育新的增长点，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加强环境保护，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我国已经进入总体小康的阶段，优美的环境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追求，但现实中影响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还有不少。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态环境质量是一个重要标志。加强环境保护，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福祉。
加强环境保护，有利于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当前，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社会一大热点，也是国际经济政治博弈的新焦点。在世界科技和产业调整变革中，绿色经济、低碳技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新平台。从维护国家利益、保障能源资源安全、增强国际竞争力、承担国际责任等多方面考虑，都需要我们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切实做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工作。
加强环境保护，必须妥善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足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决不能动摇。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也存在转型不够的问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十分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新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双赢。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统筹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要完善经济政策，强化环境法治，创新体制机制，加强科技支撑，切实解决制约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把优化产业结构与推进节能减排结合起来，把提升企业竞争力与强化企业节能减排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发展环保产业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增长。努力不欠新账，多还旧账，加大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的治理力度，同步改善城市和乡村的环境质量，有效降低环境风险，妥善处置环境事件，让广大人民群众呼吸清洁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
众力并则万钧举，群智用则庶绩康。让我们在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征程中，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开创我国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更为协调、更加健康的新局面。
半月谈：把污染账算到历史头上，太不靠谱
在江西德兴市，江西铜业集团下属的多家矿山企业，多年将工业废水排入乐安河，祸及下游数十万群众。但矿山企业和环保部门却称：德兴早在唐宋年间就有采铜历史，污染主要是由于历代废弃采矿区产生，现代企业不应代历史受过。
把污染责任推给唐宋两朝，真能想得出，脑筋急转弯够可以的了。若能把这等机灵劲用在治理污染上，就不会出现触目惊心的污染乱象了。这一说法，虽然机灵得很搞笑，但也没证据支持，是矿山企业和环保部门的自说自话，你们做过科学检测了吗？分明是上世纪70年代产生的问题，何以让不说话的历史担当？当地政府的调查报告昭示了这一点：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上游有色矿山企业的生产，乐安河流域每年接纳的“三废”污水排放总量达6000多万吨，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和有毒非金属污染物种类有20余种……相关人群重金属中毒病症和奇异怪病时有发生。无须赘言，把污染的账算到历史头上，太不靠谱，厚颜无耻！
类似的环境污染屡见不鲜，多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对钱太渴望了，对项目“饥渴”，只要能让地方财政来钱，有污染的利税企业也奉为座上宾，关爱有加，沆瀣一气，充当污染排放的“保护伞”……这都不是什么秘密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渐成环境污染的重灾区，环保重拳出击的重点方向应当转向经济欠发达地区。
为了追逐带血的利润，“利税大户”恣意排污，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可怕的是，当地环保部门放弃了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挖空心思为污染企业狡辩，这比环境污染的危害更严重。环保部门都与污染企业合穿一条裤子了，充当污染企业的挡箭牌了，我们还有保护环境安全的铁拳吗？
当然，环保部门也有苦衷。他们是地方政府的一部分，说话办事要看地方政府“首长”的眼色行事，不能坏了地方财政招财进宝的好事。因而，环保部门当污染企业的挡箭牌也是无奈。这说明，要想让环保部门有作为，大胆执法，必须改革管理体制，由中央对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环境保护法》是治理环境污染的法典，但它和其它一些法典比，有苍白乏力之嫌，当务之急是要让《环境保护法》真正地硬起来。还要把环保纳入政绩考核，让民众打分，加强对环境污染的行政问责力度，坚决执行一票否决制度，遏制住地方“首长”触犯环保底线的冲动，倒逼地方政府担当起环保的重责，等等。
半月谈：教育资源患寡更患不均
近日，有两件与教育有关的事件引发外界关注。
一件是：近日，教育部推出的“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登录网络；另一件是：11月20日，一条新浪微博称，贵阳市金阳新区出现5辆“美式校车”，由金阳新区管委会购买，该车每辆39万元，供北师大贵阳附小使用，只接老师上下班，不接学生上下学。这两件事都引发了各界关注，也引发了外界对教育公平、择校费行为的大讨论。
尽管对于教育部推出的“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外界赞扬之声大过质疑之声，有专家甚至称“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教师的水平，有利于缩小城乡学校的办学差距，是减少盲目择校的有效途径。”但也有许多家长和学生不同意这种观点。一位家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番话或许最具代表性，她说“网络课堂主要是为了孩子拓宽视野，而家长给孩子安排的补习班课程，主要是针对升学、考级用的，两者难以相互替代”。而对于网友爆料的贵阳市金阳新区“美式校车”只接老师上下班，不接学生上下学的事件。虽然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网友的爆料有夸大成分，该车在在学校举行的活动中，学生都是乘“大鼻子”校车往返，但网友还是对校车为何要用享有优先通行等特权的“大鼻子”，如何保证这5辆美式校车公平的供各校使用、如何避免校车成为学校教师的专用车……等提出了疑问。
两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引来公众的广泛关注，背后其实是公众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过于焦虑的表现。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是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一直深受外界诟病。但一些当政者常把这种现状的存在归咎于“财力不足”。其实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是与地方财力有关，但那只能算是一个次要因素，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扭曲的政绩观，才是这种现象长期存在的“罪魁祸首”。近年来，先后有一些地方宣布实行9年义务教育全面免费，但最先实行免费政策的这些地方却并非是在全国、全省、甚至是本地区最富的县市，甚至是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县市，而一些财力强大的市、县至今还处于观望状态，可见能否实现免费9年义务教育，财力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地方领导是否能把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才是关键所在。其实，教育资源费分配不公的现状又何尝不是这样造成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扭曲的政绩观，使一些主政一方的领导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近年来，教育不公的现状虽饱受公众质疑，许多专家呼吁要缩小这种差距，但收效甚微，甚至在有些地方有愈演愈烈之势，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择校费的节节高攀。网上有人把一些富丽堂皇的地方政府大楼、城市的学校和农村偏远地区的学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那种巨大的反差，让人看后久久不能释怀。说实在的，许多人同我一样，有着这样的一个美好愿望：让农村的孩子同许多城市的孩子一样，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内接受教育，能够吃饱穿暖，这是也是许多农村孩子的梦想，然而这在许多地方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愿景，短期内恐难以实现。
学生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全社会都应关注他们的成长、发育。而均衡教育资源，让农村的学生平等的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无疑是对农村孩子的最大关爱，因而必须下大力气，让教育资源分配渐趋公平。但这种现状的改变，却并非易事，既需外界呼吁，也需政府官
员改变执政理念，把教育资源的均衡化放在重要位置，更需制度跟进，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问题，具有立法权的各级人大完全有必要制定出专一的地方性法规，对教育资源公平分配问题进行规范，法规出台后，人大可以依照法规之规定，对该法规在本地区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某些办事不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官员，可以督促其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者，可以祭出法律赋予的特定问题调查、质询、撤职等刚性监督手段，对其进行问责，如果要是真这样的话，在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问题上谁还焉敢不重视。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丰收灾”靠什么破解
近年来，农产品“丰收灾”现象在一些地方陆续出现。在郑州“萝卜哥”因萝卜滞销而免费送人之后，12月8日河南又传出十万亩胡萝卜滞销的消息。在其他一些地方，从海南农户把香蕉用来喂猪，到内蒙古土豆遭遇卖难，再到江苏大白菜两分钱一斤仍卖不动等等，丰收却不能增收的“丰收灾”，导致一些农民损失惨重，让人们忧心忡忡。
面对这一现象，媒体在呼吁、政府部门在组织促销，甚至一些地方领导走上街头直接叫卖。这些做法，有的的确缓解了一些燃眉之急，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具体农产品的市场营销，未必是媒体和政府部门的长项，等到出现“丰收灾”再来搞这种“救济式”援助，未免为时已晚。那么谁又有这等优势？
“丰收灾”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农产品的生产还是一种“小农经济”。一个个分散的农民在凭经验、凭感觉种植，今年土豆好卖，明年接着种；大家都去种，不滞销才怪。一些地方官员也在凭有限的考察和直觉指导农民种植，比如发现板栗好卖，就让全县农民种板栗，结果大赔本，伤心的农民只好又把板栗砍掉。这些情况表明，善于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是成败的关键。那么谁又有这等本领？
诚然，搞“农超对接”，发展龙头企业，延长产品链等等，都是破解“丰收灾”的必要之举，但从根本上来说，还要靠更为长效化、专业化的行业合作经济组织。“丰收灾”的出现，恰恰说明经济组织的缺位。凭经验感觉搞农业生产，同样说明经济组织缺席。在市场运行中，只有灵活的经济组织，才能准确捕捉到市场行情，知道市场需要什么，饱和量是多少。因而，农民被组织起来种植，才告别了经验感觉种植，其农产品才会适销对路。农产品被组织起来，才会进入高效流通体系，实现产销通畅。
前不久，广东决定对社会组织“松绑”“放权”，“重点培育和优化发展经济类、科技类、公益服务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制”。北京也规定，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和社会服务类四大类社会组织，可由民政部门直接申请登记。从制度上给行业合作经济组织创造生存发展环境，才有市场经济海洋中各类经济组织的一展身手。
在发展经济组织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可以创造良好生存环境，可以依法监管，却不可以越俎代庖。真正管用的各类经济组织，都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从市场中自发成长起来的，能够高效地实现产销对接，方便地为生产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只有真正将这些组织扶持起来、放开手脚，才能克服目前一些行业协会只收会费不干实事、徒有其名的弊端，持续地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有效服务，让丰收给农民带来实惠和喜悦。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今天怎样为道德撑腰
年轻公务员殴打父母，舆论哗然。市委书记迅即亲笔致信，语重心长，引发一座城市的道德反思。这是最近发生在深圳的故事。
当舆论纷纷指责当事人时，这封信以就事论事的态度出现，没有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没有简单粗暴的行政干预，而是以私人信件的方式，语词恳切，态度宽容，指向一个更深远的问题：社会转型期，如何支撑起我们的道德？
毋庸置疑，揭露假的、谴责恶的、批判丑的，这是为道德撑腰的重要手段。对“郭美美事件”及其背后黑幕的质疑和挖掘，在慈善界掀起“透明风暴”；对微博中以讹传讹谣言的求证与澄清，也让自媒体在“自我净化”中培育出社会责任。正因为一次次的“惩恶”，善的高度才得以彰显。
然而，这绝不是为道德撑腰的唯一方式。与“惩恶”同样重要的，是“扬善”。道德是一种行为规范，一种文化价值，更是一种理性的精神。要彰显道德，仅靠牢骚、抱怨、指责、打压等消极手段，远远不够。
“只要大家共同参与、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汇涓流而成江海、积小善而成大德”，深圳市委书记的公开信，传递价值导向。道德楷模的评选，三届吸引了2.87亿人参与，汇集强大的道德之力；“感动中国”等有着广泛影响的活动，让公众收获的也不只是感动。见微知著，春风化雨，道德才能孕育和谐。
“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前段时间，北大副校长的“撑腰体”表态引来热议。即便操作还有困难，这也提醒我们：从政府机构到专业协会、社会团体，都有能力、也有责任以制度化的方式为道德保驾护航。正如深圳日前公开征求意见的《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助人免责、助人受助等，都是对道德的强力支撑。
向上向善氛围的培育，媒体作用举足轻重。过分拔高道德典型，会出现“捧杀式”的失真；过分夸大偶然负面事件，则会出现“棒杀式”的粗暴。两者都会伤害整个社会的道德认知。在议程设置时，媒体需要有积极、正面的价值追求与立场，不可只为博取眼球，制造轰动。
作为社会管理者，公权力机构是社会道德的重要基石。如果公职人员勾连暴力、酒驾、猥亵等恶名，机构部门沾染强拆、欺骗、腐败等劣行，其所引发的道德波动不容忽视。正如一位领导所说：公信力是公权力的基础。“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管住权力之手，筑牢权力公信，同样是在倡导道德。
为道德撑腰，更重要的力量来自每个人的道德自觉。道德于人，不仅是奉献，更是收获。恪守诚信时得到真诚赞美，帮助别人后收获由衷致谢……在道德生活中，那些心理满足、那些个人实现，那些被需要、被重视的感受，都是幸福感的源泉。践行道德当然不是为了施恩图报，但“德福一致”的溢出效应，同样弥足珍贵。
道德不是孤立的，它是与政治、经济、法律等并行的社会规则。道德问题也非中国独有，工业时代以来全球都在反思物质进步与道德滑坡的裂变。为道德撑腰，最根本还是把社会的治理结构，奠定在积极的社会伦理基础上，在每个公民的道德成长中，达成整个社会的道德提升。
新华评论：抢萝卜本来，也许，是可以避免河南滑县农民韩红刚种的80多亩萝卜滞销。因为觉得“总比烂在地里强”，他决定免费赠送给市民食用。媒体刊登消息后，数万市民蜂拥而至，不仅萝卜被拔光了，连他种的红薯也被偷了三四万斤，晾晒的红辣椒被成捆抱走，地边上种的两亩菠菜也被拔得剩下三分之一。急得韩红刚只能哀求：“阿姨、大姐、叔叔、大哥们，给我留点东西吧，我还得让孩子上学呢！”而一些得到消息较晚所以一无所获的市民还发出了抱怨：报纸登了，拿着报纸来，但是这儿什么都没有。他们认为韩红刚是糊弄老百姓，是一种炒作。
后来事情闹大，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韩红刚开微博说“吃亏是福”，不知道那些开着车一拉就是上万斤萝卜的“市民”怎么看待这件事。我们无意于在此哓哓说些某些人素质如何、道德如何的话头，相信知道这件事的读者们在这方面比我们能说、会说、善说。我们只想探究，还是面对这样的市民，有没有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一方面，既然这么多人把80亩萝卜一抢而空，看来不是大家不爱吃、不会吃萝卜，而是大家不想按照市价买而已。当然，还要再加上一些从众心理在其中作祟。韩红刚自己也说，这些萝卜到市场上会涨不少的价钱，中间的利润都让别人拿走了。这也就是前一段一直在说的，菜农和消费者两头受罪。假定，当地政府的菜篮子工程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使得流通环节的加价降下来，让市场上的菜价不那么高得发指，是不是眼皮子浅的市民就会少些呢？我们还是要乐观地相信，“你敢不要钱，他就敢不要脸”的人并不是多数。事实上，从事后网友跟韩红刚在微博的互动来看，好人还是大多数。
另一方面，发生这样不体面的万人哄抢事件，集中凸显了社会公益力量的缺失。无论当地政府部门，还是最初刊发消息的媒体，任意一个环节都比韩红刚有资源来管理免费赠送这个活动的开展，也都有可能预见到发生混乱的风险。但凡有人来帮助组织协调和维护一下，韩红刚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况且，受益的也不仅仅是韩家一方。“易”有云：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有人监督管理，也是帮助那些抱有“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思想的人们向善。两全其美的好事一桩，惜乎无人看到，无人能做。（张丽）
新华评论：不换的针头，刺中了乡村医疗乱象
安徽省涡阳县近日发生丙肝人群聚集性感染，安徽省卫生部门初步调查，此次感染中发现的丙肝阳性患者均在河南省永城市马桥镇一个体诊所接受过静脉推注治疗，感染可能是因不安全注射引起。据永城市卫生局负责人介绍，截至28日，他们对马桥镇部分居民调查，也已发现104例丙肝抗体呈阳性，确诊6例丙肝患者。传染源最终确定，还需进一步调查。
尽管传染源最终确定还需进一步调查，但168人丙肝抗体呈阳性的残酷事实，以及感染人数仍可能增加的态势，不能不让人把矛头指向那个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个体诊所，不能不聚焦于那个多年不换的针头，因为感染者“曾经在河南永城市马桥镇苗浅卫生所进行过静脉推注，该卫生所医生吴文义从来不换针头”。
这是一个“神奇”的针头，一个罪恶的针头，它刺破了监管缺失。据永城市卫生局副局长左玉安说：“我们初步调查，吴文义不是村医，没有在市卫生局备案。”既然不是村医，为何能够堂而皇之地给村民看病？而且，吴文义看病居然看出了名声——病人发烧拉肚子，只要被他静脉推注一次，再吃点药很快就能痊愈，他被称作“一针灵”。不是村医的人都“遐迩闻名”了，当地监管部门难道还不知道吗？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吴文义从来不换针头。早在1987年，卫生部就要求推广使用一次性塑料注射器，以及输液、输血管和针头；而如今，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早就被明令列入了《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产品目录》和《国家重点监管医疗器械目录》（2009年版），国家还制定了《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卫生标准》，但为何在基层仍然实现不了“一人一针一管”？是成本太高还是医疗常识匮乏，乃至于法制宣传不到位？不管何种原因，一个针头使用数年，足以说明当地监管部门何其不作为。
这个罪恶的针头，刺破的不只是监督失语，还刺中了不少基层民众看病难等困境。从报道中可知，感染者多是安徽涡阳县丹城镇人，但涉嫌肇事的诊所，却地处河南永城市马桥镇，安徽涡阳患者跨省求医，固然是因为距离涉嫌肇事的诊所较近，但也反证当地医疗资源不够发达，连充足也算不上，否则也不会跨省求医，何况前去求医的诊所“以前没有挂牌，也比较简陋，卫生条件差”。
但凡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以前农村还有赤脚医生，农民看病相对较易，现在赤脚医生不见了，村里的诊所也不见了，农民看病起码需跑到镇上。消失的诊所背后，同样折射出兼并之痛，这让人想起了乡村教育，幼儿园、小学被兼并，带来的可怕后果是农村孩子受教育遇到诸多难题。好在，目前正在推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其中一项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广社区卫生服务，这大有必要。
一个小小的针头，刺痛了哀伤的人心，刺中了沉重的现实。在我们剑指所谓“神医”吴文义的同时，别放过不作为、乱作为的监管部门，也别忽略乡村亟须医疗资源的迫切诉求。（王石川）
人民时评：用好扶贫“新国标”这把尺子
不能只看扶贫标准“长高”，更要看扶贫开发的基础夯实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按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对于扶贫“新国标”，会场内掌声热烈，会场外好评如潮，贫困地区的人们更是充满着兴奋与期待。
2300元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新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它意味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将从2688万人增加到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13.4%，贫困人群扩大了1个亿。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迷雾重重，国内控通胀、保增长面临挑战，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在此情况下，大幅提高扶贫标准，充分体现了中央推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更高、更快、更强奔向全面小康的坚强决心。
扶贫新国标，要求生活水准的提高。中国扶贫世界瞩目，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有2.5亿农村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到2010年，全国贫困人口已减至2688万人。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严峻，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拉大，贫困地区与外部世界的鸿沟豁然可见。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仅物价指数上涨，消费需求也普遍提高，“水涨船高”，提高扶贫标准，打一场新的扶贫战役，也是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新标准必将激发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活力，点燃贫困农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巨大热情。
扶贫新国标，要求发展内涵的提升。贫困地区人均收入2300元的标准，只能解决“不愁吃、不愁穿”。可是，贫困乡村的孩子也渴望热菜热饭，老人也需要温暖关怀，他们也渴盼电话、宽带和公交车，他们也需要早日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因此，贫困农村还要实现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与其它地区农村同步发展，不能只看扶贫标准“长高”，更要看扶贫开发的基础夯实。因此，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产业规划布局中，要加大对贫困农村政策倾斜力度，为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铺路架桥、加油攒劲儿。
扶贫新国标，要求使命责任的加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期，大幅提高扶贫标准，加大开发力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我国扶贫开发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贫困地区的党员干部更需振奋精神、不负重托。扶贫任务重了，要工作更踏实；扶贫资金多了，要花得更到位；扶贫项目多了，要安排更科学；扶贫范围大了，要感情更投入。坚决杜绝贫困县出现豪华办公楼、豪华接待、豪华用车现象。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扶贫新国标，是一把尺子，它将丈量出立党为公的品格、执政为民的担当、深化改革的勇气。我们要用好这把尺子。
半月谈：“临时工”执法为何一再上演
深圳宝安区一位联防队员手持钢管、警棍，对一间电器维修店的老板娘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而联防队给出的解释是：违法队员属于临聘人员，且已被开除，只是一直找不到他人，他的制服和警棍才未被收回。（《都市晨报》11月9日）
又是“临时工”！好像一出事，有关部门就会立马祭出“临时工”来明哲保身。先解聘、再声明、继而整顿队伍，如此一推六二五，果真能摆脱干系吗？不客气点说，“死罪能免、活罪难逃”，聘用临时工的用人单位至少要负三点责任。
一要负“失察”之责。一些“临时工”素质低下，粗暴执法，甚至是知法犯法，显然要归咎于用工单位在招聘时没有严把准入关。比如深圳这名涉案联防队员，经常酗酒滋事，还“打跑了几个老婆”，如此品行不端的社会闲散人员，用人单位居然也为之“敞开大门”。为了“工作需要”，不分优劣都往篮子里拣，必定会造成“人员混杂、体系混乱”。
二要负“失律”之责。就算“临时工”先天素质不达标，用人单位也应该进行后天的法制培训，方才符合“同工同酬同管理”的用工要求。而有关单位一没有入职训诫、二没有约法三章，就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和管理权限交给“临时工”，而且是“用人不疑”，对“临时工”的所作所为从不加以约束。就拿深圳这位临聘联防队员来讲，隔三差五去打砸电器维修店，“多次被投诉”，联防队竟然不管不究，这心放得未免也太宽了吧？
三要负“失脱”之责。对于“临时工”的辞退也未做到善始善终。深圳这名临聘联防队员被辞退时，既未追回制服和工作工具，也未发放解聘公告，单方面解除合同就算了事了。并且任由联防队员着制服、持警棍到日常巡逻场所继续“执法”，最终酿成悲剧，难道用工单位就能撇清干系吗？恐怕法律不会答应。
如果再深入一点追究，深圳宝安区联防队还要负“渎职”责。早在2004年，公安部就要求各地开展治安员队伍聘用人员专项清理行动，2005年以后不再招聘治安员，2008年以后不得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对联防制度显然是“清而不退”，这又当何讲？
好在法律并不糊涂，不仅对涉案队员绳之以法，而且对当地联防队课以重罚。但是法律再公正，也要靠职能部门执行，如果有关部门不接受教训，依旧不管不律“临时工”，并且把“临时工”当作推卸责任的借口和工具，那么深圳悲剧还会上演。
人民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0月31日，世界人口达到70亿。联合国有关机构预计，2100年将达100亿。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长寿时代也快步向人们走来，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在亚洲，高龄人口规模、增长量、增长速度和高龄化都非常集中。高龄老人主要集中在东亚。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仅在亚洲最高，在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中也居第一。
中国也进入了快速老龄化阶段，其特点：一是来得早。发达国家多数是在完成工业化、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进入老龄社会，而中国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还在3000美元以下，“未富先老”。二是增速快。老龄人口是中国总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发达国家老龄化水平从5％上升到10%，普遍用了40多年，而中国只用了18年。三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大。2033年左右，将结束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低抚养比的“人口黄金时期”，迎来总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分别达60%-70％和40%-50％的严峻的20年。
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
宏观上，注重统筹协调、政策指导。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香港和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新加坡、韩国等，并未因老龄化而抑制其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加坡、韩国等新兴、快速人口老龄化国家的相关经验。只要统筹协调，积极应对，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实现，仍然可以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就业不完全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的背景下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同步。因此，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其公共政策的安排就不能只是一种应急策略，必须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协调。人口老龄化尽管首先表现为一个人口现象，却不断和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和各个领域相互作用，所带来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公共政策要想在这个系统中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就必须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统筹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关系，并促进和支持各种不同系统共同发挥作用。
中国已相继出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关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规划。
微观上，力求老有所医、老有所养。国家着力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从制度上解决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与此同时，努力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顾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之路。
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要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为方针，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统筹发展机构养老服务，新增各类养老床位３４２万张。重点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为辖区内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健康管理服务。加强老年社会管理工作，各地要建立老龄工作委员会。
此外，还要解决“老有所为”问题，重视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充分融入社会。
人民时评：耕地保护要杜绝“监守自盗”
耕地减少现象依然令人痛心。在本报曝光了重庆南川800亩土地莫名“失踪”事件（详见本报11月19日第四版）的同日，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在报上也撰文指出：目前的征地过程中，的确存在耕地快速减少、牺牲被征地农民利益的现象。
对地方滥占耕地事件，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近年来加大了处罚力度，但至今不绝、前赴后继的“踩红线”现象，背后的症结值得深思。作为粮食安全根基的耕地，伴随着保障发展和保护耕地的“双保”压力不断增大，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动作”会经常发生变形——热衷于加快征地和出让土地，却忽略了征地应有的法律程序和应当承担的民生职责，以至于出现耕地保护“监守自盗”的行为。
分析上述违法行为的背后，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深刻背景：
其一，随着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我国建设用地需求的惯性增长与其有效供给刚性制约的矛盾不断加剧，耕地保护的宏观目标与耕地建设占用的利益博弈局面仍未根本转变。
其二，当前的征地制度导致农地非农化远快于农民城镇化，一些地方征地中“要地不要人”、“占地不用地”，造成了大量伪城市化的农民和大量闲置浪费的农地。
其三，土地出让的主体不明，使用监管不到位，一些地方政府忽视农民土地权益，“代行”土地出让，随意改变约定土地用途，甚至变相开发建设，引致耕地“变性”和农村集体利益受损。
这也提醒我们，严格守护18亿亩耕地的“红线”，确保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既要从耕地本身着眼，更要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长远战略入手，在城乡发展转型中优化人、地、业三者的密切关系，妥善处理土地经营收益的管理与分配关系，推行耕地数量、质量、生态、时间与空间的全要素保护。
对政府来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制定理性的地方发展战略与建设规划，对适宜的征地规模、补偿安置能力及社会保障水平进行综合考量。海南陵水征地模式之所以被称道，就在于它明确了政府、企业、农民的责权益关系，建立了平等协商的土地开发利用规划和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办法，既保证了合理征地和耕地保护，又保障了被征地农民的发展权。
农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的主体，既享有权益，也担负有责任。尤其在转型期，针对一些地方不爱农惜地的现象，也亟须创新土地管理机制与政策，根本扭转人为抛荒、压损和侵占的问题，探索建立激励性的耕地保护责任与机制，真正让耕地保护者有其利，让耕地占用者尽其责，使农民保护和利用耕地的长远生计有保障。
从古至今，土地问题不仅仅是土地本身。将耕地保护视为一种“立体责任”，在更加宏观的系统中统筹，对“失踪”的土地有更明确的问责，唯此，才能杜绝耕地保护中的“监守自盗”，切实守住耕地“红线”，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人民时评：清除校车高危“常态”，不能再拖了
在甘肃省庆阳正宁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校车事故中，有一组令国人惊痛且匪夷所思的数字：核载9人，实载64人，21人死亡……
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难以置信：超载7倍，孩子们难道只能像沙丁鱼一样摞着？开车的、跟车的，眼睁睁看着往里塞孩子的家长和老师们，怎能坐视不管？
然后就有消息说，有人管过的。事故前三天，庆阳市教育局、正宁县教育局在检查中发现，该幼儿园存在校车超载，勒令整改。显然，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没把这个“勒令”太当回事儿，令人揪心的超载车继续上路，直到在16日的大雾中逆行狂奔……
又有消息说，校车里挤着的孩子，大部分是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还有消息说，这是该县唯一的幼儿园，有1000多个孩子。
拼起这些信息，“匪夷所思”就变成了“原来如此”——政府监管是一纸空文，父母监护成了空白，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带来交通困境，校车就成了一匹高危的脱缰野马。
且看最近一年内的校车惨剧：湖南衡南县松江镇搭载20名小学生的三轮摩托车失事，14位学生死亡、6个孩子受伤；河南新野县上港乡一辆超载面包车交通事故，车内十数名孩子伤亡；湖南邵阳塘田市镇一艘满载初中生的渡船沉没，十余人死亡……这些校车事故背后，无一例外写着“严重超载”。根据调查，目前农村里的校车超载现象较为普遍，甚至成为“常态”。或许，正宁县被拘的幼儿园董事长估计心里也在喊冤：校车哪有不超载的？
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常态”。
自2006年起，教育部开始对农村中小学进行大规模布局调整，主要是撤并生源减少的农村中小学，把学生集中在县乡中心学校，目的是让教育资源集中利用，让更多的农村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一项善政。然而，大量村级小学、乡级中学消失，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孩子们上学路途远了，交通如何解决？
捉襟见肘的教育部门尚无力提供充足的校车专款、规范学生交通工具，“超载车”、“黑校车”便应运而生。“多拉”、“快跑”成了他们节省成本、牟取利润的不二法门。
乡村学校撤并的改革雷厉风行，相应的配套措施却还没有及时跟进，学生的交通、住宿、伙食等方面还缺乏周密设计、财政配套、资质审核与严格监管。在我国，尽管2007年强制实施了校车的国家标准，但一再上演的悲剧表明，这项规定还没有很好落实。而诸多空白与无力之后，高危的“常态”黑校车就这样流布全国乡村。
亡羊补牢，不妨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在美国，校车拥有诸多特权，其安全系数是坐私家车和坐公交车上学的40倍，只要进入接送孩子区域，其他车辆一律停下，超车将面临严重处罚。
面对已成软肋的校车，政府部门责无旁贷。只有责、权、利的到位，才能让校车监管硬起来。
清除校车的“高危常态”，孩子们一天也不能等了。
人民时评：指责“路人”不如践行“最美”
与其一味痛心于道德缺失，呼唤道德复苏，还不如从自己开始，唤醒真善美的人性
一位山东“最美女孩”车流中救助陌生伤者的义举，以及车祸肇事者、被救者、施救者三家人“因祸结缘”的故事，正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这位名叫刁娜的24岁龙口姑娘，前不久与丈夫在下班途中，看到一位女子被撞倒在路中央。为了不让伤者被二次碾轧，“不让小悦悦悲剧重演”，刁娜与丈夫毫不犹豫地下车救人，一边拨打急救电话，一边护在伤者身前疏导交通。天色较暗，车流中的刁娜不幸被撞倒，右腿骨折。刁娜的善举也感染了车祸中的肇事者、被救者，他们用友善、谅解和诚信，续写了一段关于良知、公德与责任的佳话……
在一个民族陷入集体的道德焦虑、道德追问之时，刁娜的善行义举，各方的人性善良，既是一抹亮色，也让我们深思。
这段时间，摔倒的老人无人扶、轧伤的孩子无人救，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这些原本天经地义的行为成为迟疑不决的纠结。人们在问，我们是否真的患上了“路人冷漠症”？素以守望相助、急公好义著称的中华民族，是否真的集体丢弃了善意与义举？
这种道德焦虑当然有其现实基础，不过，“道德信心”不应被轻易否定。一方面，在一些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中，“路人冷漠症”有被过度渲染、放大之嫌；另一方面，每一次“痛心”与“焦虑”的背后，恰恰说明，如潮的向善之心从未泯灭和走远。以小悦悦事件为例，事发后，仅在新浪微博的转发与评论就多达453万余条，微博“小悦悦悼念堂”的关注者多达19万余人。这种道德渴求、对善与恶的鲜明立场，不正是道德复苏、弘扬的最坚实基础吗？
更重要的是，储存于民间向善的道德力量依然深厚博大。我们拥有像刁娜那样的“最美女孩”、拥有像杭州吴菊萍那样的“最美妈妈”，也拥有大火中为邻居架梯、救了20多条命的上海“最美奶奶”朱燕珍……这些美好的人和事，让我们感动且温暖，让我们互信与互爱，让
我们确信：“人皆可以为尧舜。”
其实，行善本该不假思索，平凡朴实。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的朱燕珍很淡然：“这有啥，谁都会这样做！”善念默默涌动在国人心中，这是助人为乐蔚然成风最深厚的民意基础。而平常的向善之心，才能激发出临危救人的勇气，让善的一闪念凝成大义大勇，温暖人间。
“大义大勇”在生活中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举手之劳的平凡善举。拥挤的公交车上，能否为白发老人让个座？有人问路，能否耐心回答甚至送上一程？邻家没人冒出黑烟，能否及时拨打119并通知其他人……勿以善小而不为，人性的善良温暖就在这样的微小善举中，不断凝聚成“最美”的风景。
爱，是一次举手之劳，也应是长久温暖；是危难之下的“最美”，也是日复一日的“平常”。与其一味痛心于道德缺失，呼唤着道德复苏，还不如从自己开始，唤醒真善美的人性。从政府、媒体到每一个人，都合力凝聚真善美的力量，抑止假丑恶的泛起，从指责“路人”走向从我做起、走向道德践行。
新华评论：“走、转、改”的道理所在时下，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正在新闻战线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并逐步向社科理论、文艺出版等思想文化领域延伸。短短两个多月，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为什么要开展这一活动？或者说开展这一活动的“依据”是什么、道理在哪里？我们不妨从宣传思想文化与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作些分析。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是人们熟知的一句名言。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句话并不全面。毋宁说，那些与实践和生活脱节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真正扎根实践和生活的理论之树则是常青的。而且，不独理论如此，社会意识的其他表现形式如新闻宣传、文学创作、艺术活动等同样如此——只有常接“地气”、广采“民风”，才能不断繁荣发展、保持旺盛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新闻宣传、文艺等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以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为源泉、发展依据和检验标准。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丰富多彩、活力无限，能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不竭的创作素材和力量源泉。理论发展创新、新闻报道服务大局、文艺创作产生精品，需要这些领域的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挖掘素材、汲取智慧、寻找灵感。事实证明：那些来自实践、源于生活、具有浓郁“泥土气息”的理论、新闻和文艺作品等是鲜活生动的，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而那些脱离实际、在“象牙塔”中构造的理论、新闻和文艺作品等则是苍白无力的，往往只能昙花一现。在“走、转、改”活动中，许多同志以亲身体验深刻认识到：“离泥土越近，越有生命力”；“记者就应该写百姓故事、为人民放歌”；“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是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坦途”。
社会意识为社会存在所决定，同时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这决定了理论要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这也决定了新闻报道要忠实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同时服务人民群众、引导社会舆论；文艺作品要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生活，同时高于生活、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做到这一点，需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真实反映现实、真正掌握群众。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新闻和文艺作品等要“彻底”，就要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要“掌握群众”，就要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认同、转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和具体行动。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大力转变作风，走出“深闺”、走进基层，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准确把握社情民意；同时切实改进文风，深入群众生活，学习群众语言，努力使自身的语言、文字、表演等朴实生动、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由此看来，“走、转、改”活动的“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基本原理。
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都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新事物、新知识、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形势快速发展变化、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要实现自身价值，就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真正搞清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走、转、改”活动是一项长期任务、常态工作，需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一切有理想、有志气、有担当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都应当自觉地投身于这项活动中，在推动实践、服务人民的同时提升自我、实现人生价值。
【理论透析】做好群众工作，应当实现“五个新转变
做好群众工作，应当实现“五个新转变”
在群众工作理念上，实现从传统管治型向现代服务型的转变。群众工作理念就是关于群众工作的理性认识，它是用以指导群众工作的目标、宗旨和根本原则等。党的群众工作理念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群众工作的宗旨、目标和价值追求；二是为实现群众工作的宗旨、目标和价值追求而选择的路径、方略和基本方式。在第一个层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反映和体现了党的群众工作理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宗旨、目的和价值追求。这是我们党的一贯追求。在第二个层面，“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等体现了实现群众工作宗旨、目的和价值追求的路径、方略和基本方式。可以看出，不管是从哪个层面来讲，服务群众都应成为党的群众工作的根本理念。我们应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统治、管制理念，牢固树立服务理念。只有广大党员干部和基层组织下移工作重心，以服务群众为目标和宗旨，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真诚周到的服务推动管理目标的实现和加强，才能使基层工作逐步形成“民有所想，我有所谋；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的工作格局，才能让人民群众从具体服务中，切实地感受到党的存在、党组织的存在、党员的存在，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力量。
在群众工作的目标定位上，实现从保稳定向促和谐的转变。工作目标就是未来的工作方向，这是我们行动的依据。有了清晰的目标，才有坚定的信念和行动。当前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仍有意无意地把群众工作的目标放在保稳定方面，这种目标定位是导致许多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维稳的工作目标自然带来维稳的工作思路，这种思路重心放在“堵”上，而不是“疏”上，因而更多的靠权力而不是靠法制，靠高压而不是靠疏导，靠封闭思想、堵塞言路而不是靠民智开启，靠我压你服而不是心悦诚服。现实中，这种工作思路对于地方党委政府来说耗时耗力耗财，收效甚微且问题愈来愈多；对群众来说，只会更多感到压力、愈发敏感，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因此，群众工作定位应加快从保稳定向促和谐的转变。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是指社会各阶层、社会集团、各部分人群之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等关系协调、和睦相处。这种和谐表现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其基础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政治权力关系的合理适当，一个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合理适当。群众工作的定位向促和谐转变，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群众工作重点转到协调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方面。因为利益被侵害和利益关系不协调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根源。群众工作的核心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稳定是把重心放在矛盾产生之后的消解和处理，关注焦点在于矛盾之“现状”；促和谐的重心是放在消除矛盾产生的根源上，关注焦点在于矛盾之“成因”。从根本上来说，做好群众工作，必须树立促和谐的目标定位，努力维护群众利益，消除矛盾成因。促和谐，在政治权益保障方面，要求必须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使公共权力的执掌者保证把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促和谐，在经济利益关系协调方面，就要求在利益不断实现、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建立利益调节均衡机制。其重点一是培育独立自主的市场利益主体，健全和完善反应灵敏的市场自我均衡机制；二是建立健全政府的利益导向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
在群众工作的制度设计上，实现从具体问题应对到系统化的转变。群众工作的制度化就是把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为党的群众工作制度规则的过程。群众工作的制度化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长久推动力。当前，我们在群众工作的制度设计上，往往是针对某种现象单打一，如，干部联系点制度、进村入户制度、民情恳谈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对当前党群关系某些突出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应急性制度多，目标性制度少；单一性制度多，整体性制度少；特定性制度多，普适性制度少；治标的制度多，治本的制度少等问题，因而制度的有效性受到限制。为适应群众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我们在群众工作的制度设计上，应注重向系统化转变。制度的系统化，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种制度构成，还是一种制度化的机制。作为目标，它要求制度科学、合理、规范；作为一种制度构成，它要求各个制度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构成一个层次分明、界限清晰的制度体系；作为一种机制，它要求制度之间能相互配合，协调推进。按照这种要求进行群众工作的制度设计，群众工作才能真正做到扎实有效，才能发挥保持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作用。
在群众工作的内容上，实现从以满足群众经济利益为重点向维护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利益为重心的转变。党的群众工作最终要以群众的利益为纽带，党群互动应是以利益为纽带的互动，群众工作的内容也应以满足群众的利益为重点。群众的利益既包括经济的，也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以往，我们在群众工作的内容上，往往更多关注于满足群众的经济利益。这无可厚非，在当时的现实中也是正确可行的。因为，那时群众工作的矛盾和冲突焦点更多集中于经济利益上面。现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生活的发展，人民内部各部分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不仅表现为经济利益矛盾，同时也表现为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和文化利益的矛盾。在政治领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议政意识要求我们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建立通畅的协商和对话渠道，要求我们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多元化相适应的联系群众、保持社会稳定的方式。这些要求同部分不适应形势发展的政治体制之间，同一些干部以权代法、压制民主、强迫命令之间会产生矛盾，从而引发冲突。在社会领域，主要表现为，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人们已逐步地从生存需要扩展到发展和享受的需要，因而对社会环境和社会服务提出较高的要求，现实中这些方面的发展又相对滞后，这也会引发一些矛盾。在文化领域，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生产已经能够为人民群众提供较为富裕的衣食住行，人们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准，这时人们开始追求较高层次的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满足。而我们当前所能提供的社会文化设施硬件和社会文化产品软件与这种追求相比都还存在一些差距。可以看出，新形势下群众的利益矛盾有了新的变化，从经济利益的矛盾扩展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而，在群众工作的内容上，我们也应实现从以满足群众经济利益为重点向满足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利益为重心的转变。
在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上，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求解转变。调研中，常听到基层干部感叹，每到重大活动、重要节日时间节点，针对维稳和涉访工作，就会高度紧张，疲于应付。这种运动式的、灭火式的、被动应对式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愈来愈呈现出局限和弊端，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群众工作的发展要求。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必须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求解的转变。第一，要主动了解群众所思所想。这就要求广大干部去同人民群众共甘苦，体验群众的疾苦，不当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去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把握群众的情绪和脉搏。第二，要全力帮助解决群众所困所需。这就要求我们现阶段要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加快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在发展中调节各种利益关系，解决好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有效保障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第三，要主
动去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现实中，群众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群众的意见有是非之别，群众的情绪有积极与消极的不同。对待落后的群众、不正确的意见、消极的情绪，广大党员和干部不能听之任之，盲目迁就，而应主动去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启发引导群众前进，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的工作。
【半月谈】乡村治理须加快转型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历史变动之中，这就是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以传统农业为支撑的农村很容易沦于边缘地位。为因应这一变化，中央提出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举措。要适应这一战略举措，乡村治理必须进行重大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以下两大转变。
一是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是乡村治理的主导力量。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农业税历史最长的大国。封建社会，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收税，通过税收满足专制统治和公共工程建设的需要。孙中山先生说：“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
在传统乡村，民众大量“别的事”是由家族等基层社会组织来处理的。因此，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对民众而言，纳税只是一种外在于他们生活和命运的义务，他们与主要承担收税任务的政府只是水与油的关系，政府只是漂浮于上层的“官府”，其治理方式也是一种悬浮式治理。
1912年结束帝制，建立民国，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政权下乡”，即国家政权由县向乡镇延伸，但这种延伸主要还是为了管制的方便和税收的获取。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农村政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取多于予”。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取向逐渐改变。国家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一举废除农业税。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但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有的政府与农民间的联系削弱了，新的联系又未能建立起来，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治理“真空”。
那么这种新的联系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服务。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农民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愈来愈高，政府职能急需向服务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而我国近些年农村综合改革的方向主要是精简乡镇机构，对如何加强服务则重视不够，在新形势下，应该将乡镇政府的职能主要定位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向下给力，着眼于服务，着力于基层。这方面，广东省云浮市的做法很有借鉴意义。首先，是在乡镇“大部制”改革中，设立为农民服务的机构，如农情研判中心、民居办等，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其次，是在村一级设立服务性合作社，乡镇办事人员在村办理公务，做到“办事不出村”，由此实现服务性管理的“纵向到底”，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政府权威。这类权威与民众需要是相吻合的，因此更具有民意基础。
当然，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过程中，基层政府还需要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上级政府也需要更多地向下给力，增强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和财政基础。
二是社会向“组织化社会”转变。组织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石。近些年，我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国家有了雄厚的财力，这是能够一举废除农业税的条件，也为改善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国家治理除了经济基础，还需要社会基础。现在一些地方期望以简单的经济方式处理社会问题，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经营体制，农村横向联系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呈现“分散型社会”特征。人员分散且处于流动之中，资源分散且处于外流之中，乡村治理缺乏组织依托。孤立的个人是软弱的，孤立的个人可能也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以极端的方式应对问题，由此导致治理成本高昂。
当前仅仅依靠政府管理“纵向到底”是有限度的，政府无法包办也包办不了大量的社会事务。而村、组两级干部职数有限，也很难将所有社会事务都管起来并管理好。农村大量社会事务“无人管”，存在许多“空白点”“薄弱点”，这就需要建立各种新型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加强横向联系，吸纳更多社会成员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一精神同样适用于乡村治理。近年来，一些乡村探索建立了村民理事会、社区理事会、乡民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主导下，以理事会为制度平台，将农村中有威望的各类人员积聚起来，提高了组织化程度，实行共谋、共建、共管、共享，兴办了大量公益事业，实现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横向到边”，成为“纵向到底”服务性管理的重要补充，为乡村治理转型拓展了新的方向。
人民日报评论：形成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
金秋送爽，今又重阳。在举国同庆新中国成立62周年之际，我们又迎来中国传统敬老日九九重阳节。在此，我们祝愿所有老年人平安幸福、健康快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老助老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的发展，“十一五”期间，老龄事业取得辉煌成就，老龄机构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老龄事业的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全社会的老龄意识明显增强，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老龄服务体系建设扎实推进，老年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制度逐步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和老年活动设施建设取得较大进步。老年教育、文化、体育事业较快发展，老年精神
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广大老年人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人口老龄化进程带来的严峻考验。据统计，2010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3%。“十二五”时期，我国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将更加凸显。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
发展老龄事业的关键，是把老龄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加强领导，统筹部署安排，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式，提供全力保障，整体推动老龄工作上台阶、上水平，维护好、发展好广大老年人的切身利益。
发展老龄事业的方向，是坚持“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龄工作方针，着力构筑中国特色的老龄战略对策体系、老龄服务体系、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健康支持体系、老年宜居环境体系和老龄工作体系，使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发展老龄事业的办法，是加大老龄工作的宣传创新，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的大老龄工作格局，共同关注、关心老龄事业，关爱、帮助广大老年人，在全社会形成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
夕阳无限好，如同旭日升。在新的起点上创新发展老龄事业任重道远。让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中国老龄事业“十二五”规划》，解放思想，振奋精神，精诚团结，扎实工作，努力推进老龄工作又好又快发展，让老年人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理论热点透析：城镇化 化什么 怎么化
稳步推进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导向，那么，“十二五”的“城镇化”，“化”什么？怎么化？这是亟待人们考虑和破解的重大现实问题。
城镇化，化什么？
一、城镇化要化以投资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向以消费为内核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转化
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镇化的最大经济效能则是创造出持久增长的需求。从长远来看，城镇化在培育消费需求，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城镇化为主要动力的非农化过程，正是有效需求增加和市场扩大的过程。
我国目前突出的问题是：消费依然是国民经济的短板，而影响需求不足的群体则是农村消费。目前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很低，农村人均消费能力不到城市的30％。把农民留在农村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农民的新增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再依赖于农业收入，而是在城市中获取的非农收益。如果能在接下去几十年里，将7亿多农民中的4.5亿人转变为城市人口，那么中国的内需市场将有一个极大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和非农化，农民的总收入显著提高，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20%上升到2008年的接近40%。如何提高农民进城就业的可行能力以及就业机会，如何保障他们的就业权利，是增加新内需的关键。
近30年来，中国城镇化水平以年均约1%的速度提升，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组织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但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相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从世界城镇化发展历程看，大部分国家人均GDP3000美元时，城镇化水平在60%—65%，而目前中国在46%左右，滞后15—20个百分点。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从现在不到40%，提高到75%，那么，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而且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 20年。因而，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将扩大内需与推进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
二、城镇化要化从注重政府投资的短期刺激机制，向注重民间投资的长期驱动机制转化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资本是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民间投资作为新生的投资方式，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它在增加供给、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就业的同时，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推动地方经济的开发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及“十二五”时期，全球经济格局正处于新一轮的调整和重新排序，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对原有经济结构的简单恢复，而且要对新的经济结构进行重新构建。尽快启动民间投资，实现从政府投资拉动向社会投资拉动转变，不仅关系到当前经济稳定回升，也关系着未来更长时间经济发展的路径和质量。以城镇化激活民间投资的创新思路在于：通过调结构、扩内需，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形成新的民间投资热点，培育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先进生产能力。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消除投资领域中对民间资本的进入壁垒，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铁路、航空、电信、电力等行业；制定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政策扶持民营中小企业；加大城乡保障住房建设，激活房地产投资，这样既有利于房价回到合理水平，从而刺激住房消费，也有利于增加房地产投资。
三、城镇化要化产业发展空间的拓展、产业结构转型的推进，进而实现经济的服务化
城镇化进程的推动，将在中国未来形成的新的消费热点和产业层次，对城市公共产品产生很大需求，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健康、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将加快城镇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文化娱乐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有测算表明，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居民消费率至少可以提高 4—5个百分点。同时，城镇化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城镇化对农业产业化、集聚化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农业还停留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发展阶段，产业集聚化不够，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而城镇
化发展步伐能有力推进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农业产业化，使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另一方面，促进了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等的共享。
城镇化，怎么化？
一、以农民市民化为切入点推进城镇化，开展以人为本的人口转移和流动的政策设计
城镇化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而引致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的空间过程，涵盖了城镇和乡村两大地域空间的转型历程。在城乡二元体制尚未完全打破的背景下，城镇化肩负着突破城乡二元分割、协调城乡发展的历史使命，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是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而人口城镇化的主旨，实际上就是保障进城农民的权益，与农民共享城镇化的利益。因此，按照实现以人为本、城乡互动、共同繁荣的目标设计城镇化发展模式，以农
● 如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得起学？
2009年8月16日，来自四川广安的小张怀揣录取通知书，惴惴不安地来到中国科技大学新生报到处报到。刚出家门时还为学费发愁的小张马上安心了：在出示有关证明后，马上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办好了入学手续。“不带一元钱，也可进校园”，为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全国高校普遍建立了“绿色通道”制度，对经济困难学生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再根据核实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资助。
“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是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特别是困难群体受教育权利的必然要求。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城乡还有一些学生家庭经济比较困难，这些孩子的上学问题一直牵动着党和政府的心。近年来，国家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免除学杂费，为农村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在中等职业学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保障制度，国家助学金每年资助近1200万人，总资助面达在校生的90%，同时从2009年秋季学期起，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除学费；在高等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助学金制度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每年资助约450万人，总资助面超过20%。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是国家对困难学生资助强度最大的制度安排，也是困难学生得到实惠最多、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制度安排。要不断完善这一政策体系，把各项资助措施落到实处，确保每一个学生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无论哪个教育阶段，都不能让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上不起学。
扩大资助范围。资助范围要在现有基础上，向各个教育阶段、各级各类学校延伸。鼓励各地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提供资助；推进把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国家助学体系；逐步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范围，在免除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学费基础上，将政策实施范围扩大到城市低收入家庭子女；完善研究生资助政策，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这样，就能逐步建立起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资助体系，实现“应保尽保”。
提高资助标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目前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标准还不高。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加大资助力度，让这些孩子不仅上得起学，而且逐步上得好学。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改善学生营养状况。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建立国家奖助学金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落实资金保障。完善资助体系，资金投入是基础。中央和地方财政要足额安排应当负担的资金并及时拨付到位。省级政府要做好统筹协调，完善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应承担的资金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要从其事业收入中提取4%—6%的资金，用于助学。加强对各项资助经费的管理使用、审计监察，提高经费使用效益，把国家有限的财力用好。
动员社会力量。长期以来，社会力量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希望工程实施20年来，募集资金超过56亿元，援建希望小学15900多所，资助失学孩子340多万名。要继续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崇文重教、扶危济困的文明风气，完善各项引导激励政策，形成社会各界关心教育、帮助困难家庭学生的良好氛围。
“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是全国亿万孩子的共同心愿；“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让所有孩子都站在公平的起跑线上，让祖国的花朵共享一片蓝天的目标，必将逐步变为现实。
网友提问
网友：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一方面担心孩子课业负担重，另一方面却又想方设法把孩子往各种各样的补习班里送？
答：这种现象也是教育不公的一个表现。由于优质资源稀缺并相对集中在一些学校，很多家长为了增加孩子择校的“筹码”，不得不让孩子利用业余时间上各种“补习班”，考取各种“证书”。这是一种盲目的“从众心理”，也是“择校热”背景下的扭曲行为，从根本上要靠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特别是增加优质教育资源来缓解。
观点声音
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并不是指名义上的平等——机会平等，而是要保证每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
只有公平的教育才能造就公平的社会，只有受到公平教育的一代才会是自信的一代、身心健康的一代。
让学校成为学生的乐园，让学术成为学人的向往，让教师成为人们发自内心的敬称。
教育《规划纲要》是改革创新的试金石，是民主决策的一次成功尝试。我们的教育不仅要让所有学龄儿童有学上，而且要上好学，享受有质量的教育。
深度阅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人民日报》2010年3月1日。
（责任编辑：罗旭）
怎么看看病难：小处方的大影响
2010年07月06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从医25年，她开处方平均单张不超过80元，最小的一张只有2毛7分钱；她的看、触、问、听等微笑服务，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她，就是武汉汉口金桥社区医生王争艳。2009年9月25日，经过3万多市民无记名投票，她从两万多名医生中胜出，当选为武汉市“我心目中的好医生”。王争艳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数百家报纸、网站先后报道、转载，数以万计的网民跟帖热议。她被群众爱称为“小处方医生”。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人们对王争艳的赞扬，不仅是对她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的敬佩，更反映了对进一步解决看病难问题的热切盼望。
● 看病难难在哪里？
2009年7月，北京市卫生局组织了一次特殊的体验活动，请19家著名大医院的院长分别到其他大医院“当一天患者”，亲身感受普通群众是怎么看病的。其中一位院长从排队挂号到离开医院共用了近7个小时，但真正看病不过20分钟，排队等候占整个就诊时间的95.1%。院长“看病”的经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看病难的现实情况。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人民健康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取得显著成就。尤其是近年来，覆盖城乡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基本建成，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持续推进，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步伐明显加快，药品生产、流通、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目前，我国人均期望寿命已达73岁，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63岁），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75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等多项居民健康指标也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
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新型健康问题不断出现，群众对看病难的反映仍然比较强烈。据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有41.2%的居民对门诊服务不满意，44.2%的居民对住院服务不满意。看病难，就是人们对看病就医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不满意之处的概括，仔细分析，主要“难”在以下四个方面：
到大医院看病难。一进大医院，最直观的感受是“三长两短”——挂号、候诊、拿药时间长；医生问诊、检查时间短。许多患者反映，到大医院看一次病，很难统计出要排多少次队，交多少次费。看一次病折腾大半天的时间，可真正用来看病的时间只有十来分钟。这不仅让普通患者感到身心疲惫，对于老人、孩子、残疾人、孕妇等患者来说，更是苦不堪言。
挂专家号更难。由于对医生的具体情况不了解，不少人一生病，无论大病小病，总觉得找个专家看看，心里更踏实。而大医院的大专家人数又非常有限，因此造成了专家号一“号”难求的局面。为了挂上一个专家号，有的患者全家总动员、轮流排队挂号，有的则彻夜排队，更有患者发动一切资源找关系挂号。再加上由“号源”紧张引发的号贩子问题一直没能彻底解决，使得一些热门专家号被炒到了数百元甚至上千元。
医药费用负担重。2009年，我国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为160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5952元。一次住院费相当于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的1/3，是农民年人均收入的1.12倍！2008年全国医院次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分别为1991年的12.5倍和10.1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0％和14.5％，比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增长率高10多个百分点。至于经常要看病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医药费用负担不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还连累到整个家庭。那些没有参加医保的群众，更是倍感负担沉重。
而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农村居民看病最难。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不仅医疗资源不足、技术薄弱，而且看病就医极不方便。很多农民为了看病要跋山涉水，走上十几公里、几十公里路。一些得了疑难杂症的农民为了确诊病情或者寻找希望，要到县外、省外，甚至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医院就医，这不仅增加了就医难度，更加重了经济负担。
上面列举的只是看病难的一些突出表现。应该看到，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遇到的看病难，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有所不同，在医疗资源总量已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目前的看病难更多地表现为接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难，高科技药品、稀缺药品和高精尖设备检查费用高，许多费用是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配置效率不高、浪费和不合理使用带来的。经过努力，这些问题应该也是能够解决的。
● 看病难的原因何在？
治病，首先要找到病因，才好对症下药。解决看病难问题，同样如此。只有认真分析看病难问题的形成原因，才能“对症下药”。那么，看病难的“病根”究竟在哪里？
政府投入相对不足。尽管近几年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但总体上仍然不足。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0%，但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总额的3%。2009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占24.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平均为75％左右），也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水平（平均为55％左右）。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家庭承担，医疗费用缺乏分担机制；这也在客观上形成了医院“自劳自吃”的收入结构，形成了药品、检查收入与医生收入挂钩的机制，对费用的升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目前我国总体卫生资源不足，配置还不合理，本应为“金字塔”结构的医疗卫生体系，在我国却呈现为“倒金字塔”型：70%左右的卫生资源在城市，高新技术、优秀卫生人才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广大农村只拥有30%左右的卫生资源。一些大医院过度发展，而农村和城市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仅设备和条件差，而且普遍缺乏合格的全科医师，导致群众患病后往往不信任基层医疗机构，纷纷涌向大城市大医院。
公立医院趋利化。目前，我国71%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承担的服务量占全国医院服务量的80％以上。由于政府长期投入不足，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形成了“以药补医”的模式，导致医院和医务人员忽视基本药物和适宜技术的应用，倾向于开大处方，争相使用大型设备，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费用，致使医疗费用大幅攀升，还严重损害了患者的健康。我国剖腹产比例远高于正常水平，抗生素滥用情况十分严重，就是这种机制带来的后果。加之一些医院就医流程缺乏人性化设计，少数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存在“冷、硬、顶、拖、推”等现象，医院之间的检查结果不能共享，恶化了患者的就医体验，强化了患者对看病难的感受。
医保保障水平低。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已经覆盖了12亿多人口，但仍有1亿多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基本医保。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仍然偏低，个人自付比例仍占总费用的一半左右。加上我国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商业医疗保险起步较晚，覆盖人口和保障力度也不大。因此，很多群众仍然需要自费就医，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压力。
药品价格虚高。我国药企数量多、规模小，群众戏称“卖药的比吃药的还多”。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加之监管不到位，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部分厂商利欲熏心，采用违规手段虚报成本、肆意加价等现象严重。再加上医院主动控制药物成本的动力不足，许多药企采取红包回扣等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进入医院。近年来国家虽然连续20多次降低药价，但许多企业采取换名、换包装、换成分比例、重新审批等办法避开国家的降价约束，群众仍然感到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
此外，由于医药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新药、新技术不断出现，加上人口老龄化、疾病模式的转变等因素的影响，卫生服务成本增长很快；部分群众缺乏对基本医疗和健康知识的了解，不管大病小病都直奔大医院，部分患者甚至主动要求医生提供大检查、多开贵重药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看病难问题。
知识点“以药补医”
长期以来，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比例逐渐减少，为了维持其正常运转，解决医务人员的工资奖金等问题，便允许公立医院销售药品时加成15%—20%作为补偿，这就是“以药补医”的由来。作为一项补偿政策,“以药补医”模式曾经对促进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鼓励医院创收，实行收入归己，自行支配，客观上助长了医院的趋利性，带来了很多问题。据2008年统计，上海某大医院收入的三种来源中，药品加成收入占57.3%。为了实现这么高比例的药费收入，医院和医生自然会倾向于给患者开大处方、用高价药、多做检查等。“以药补医”已成为造成看病难、药费贵的重要因素。目前，医改方案提出要进行公立医院改革，逐步改变“以药补医”模式。
为解决医药卫生领域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问题，2009年3月，中央作出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明确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目标和任务，为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指明了方向。
● 怎样让群众看病更便捷？
家住杭州余杭某社区的张大妈，以前看病要坐半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大医院，最近由于腿脚不便，只好去了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以前心里总犯嘀咕，怕这里看不好病会误事。没想到不用挂号直接就能看，而且医生服务态度挺好，水平也挺高的。真是太方便了！”张大妈的一番话，道出了城乡基层医疗机构在缓解群众看病难方面的重要作用。
城乡基层医疗机构一般设在城乡居民生活圈中，且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社区医生是居民的邻居、朋友，在提高医疗服务的便利性、可及性和控制医疗成本、改善医患关系方面有着大医院不可比拟的优势。同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使用基本药品、适宜技术，广泛开展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等活动，从预防为主、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入手，通过让居民少生病来缓解看病难。因此，要切实缓解看病难，21
一个重点是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推动城乡基层医疗机构发展，让它成为群众接受便捷就医服务的首选，从而有效减轻大医院的压力。
近年来，城乡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医疗条件明显改善，疾病防治能力显著增强。但仍然存在着医疗资源短缺、服务能力不强、群众信任度不高等问题，不少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还停留在血压计、听诊器、温度计“老三样”的水平；适应社区卫生服务要求的医疗人才不足；基本药物在社区医疗机构还未得到全面使用；大医院的患者还没有充分分流到基层。因此必须把“强基层”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着力完善城乡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加快形成大医院和基层卫生机构分工合作的分层就医格局，为广大城乡居民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
加快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要健全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继续加大投入力度，使全国每个乡镇至少要有一所卫生院，每个行政村都要有一所政府举办的卫生室，并配备必备医疗设备设施，改善就医条件和环境。积极推进乡村一体化管理，合理规划和配置乡村卫生资源，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能力，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
加快城市社区医疗机构建设。把城市卫生投入重点转向社区卫生服务建设，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合理规划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布局，合理调整和配置资源，既要将现有的一批小医院转型或改造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又要引导社会力量兴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加大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培训力度。完善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不仅需要“硬件”的发展，更离不开“软件”——人才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要重点加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优秀卫生人才到城乡基层服务，在职称晋升、待遇政策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同时，也要鼓励大医院通过对口支援、人员培训等方式，帮助城乡基层医疗机构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
总之，要构建一个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大医院分工协作、相互支持、协调有序的运转机制。目前，大医院业务量的80％是可以在基层解决的。平均来说，看同样的疾病，三级医院比二级医院成本高30％。要科学界定各级医院的功能定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市、区、县级医院作为区域医疗中心，着力提高临床综合优势和整体水平以及专科服务，国家和省级医院则主要把精力用于提升医疗技术、加强学科建设、增强医学创新能力、解决疑难重症疾病诊治上。通过在基层降低收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等综合措施，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引导群众养成“小病解决在基层，大病转诊大医院”的就医习惯，使基层医疗机构真正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 怎样切实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根据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医生诊断需住院而病人未住院的比例高达25.1%，其中主要因“经济困难”的占70.3%。可见，缓解看病难，既要让群众看病更便捷，也要努力把群众医药费的负担降下来。前者涉及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后者涉及医疗服务的有效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为重要。
一般来说，医药费用负担主要取决于群众参加的医保保障水平、药品费用和医疗服务费用的高低。医疗保障制度体现社会互助共济精神，对于个人抵御疾病风险、减轻医药费用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药价高低主要与其定价标准、流通环节加价幅度、医院加成政策相关；医疗服务费用主要取决于医院采取的诊疗行为、收费标准和收费模式。因此，必须从医疗保障制度、药品生产流通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等几个方面同时着手，多管齐下，努力“调制”一服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的“复方药”。
一是通过医疗保障建设“减负”。在农村要进一步巩固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保参合人数稳定在高位；提高筹资标准，今年政府补助水平达到每人每年120元；提高补偿比例，力争使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60%左右。在城镇要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加快覆盖就业人口以及老人、残疾人和儿童；今年城镇居民医保的政府补助水平也要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改进城乡基本医疗保障服务，简化报销手续，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做好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城乡医疗救助各项制度之间的衔接工作。
二是通过基本药物制度“减负”。要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对治病优先需要的基本药物进行统筹管理，从制度上保证其价格的稳定性和可及性。在所有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机构实行药品价格零差率销售，通过实行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使群众用上安全、放心和价廉的药品。目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经发布，确立了307种基本药物；通过试点使得许多地方基本药物价格降低了25%—50%，且全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三是通过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减负”。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机构的主体，承担着为广大群众健康服务的重要职责，必须坚持公益性方向。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规范合理的政府投入机制，确保公立医院真正姓“公”。改革“以药补医”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切断医院与药品销售之间的利益链条，改变过度依赖药品销售收入维持运转的局面。适当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减少“大处方”和过度检查，进一步降低药品、医用耗材和大型设备检查价格。公立医院由此减少的收入或形成的亏损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增设药事服务费等途径解决，药事服务费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四是通过强化规范监管“减负”。要对非国家基本药物加强监管，严格市场准入和药品注册审批，大力规范和整顿生产流通秩序，促进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的整合，尽快建成高效率、低成本、符合国情特点的药品流通供应保障体系。加强产供销各环节的监管，杜绝旧药“高
价复出”。充分发挥行政监督、技术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坚决治理医药购销中的商业贿赂。加强对公立医院财物收支、业务开展、资源布局的规范，开展对公立医院的绩效评估，吸收患者和群众参加对公立医院管理的监督，使得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落到实处。
观点声音
让医疗回归公益的前提是让公益医院医生这一职业变成公益职业，而不是牟利职业。
要改变“大医院吃不了，小医院吃不饱”的现状，就必须把公共财政投资重点放在农村和城市社区,改善民生当有大手笔！
中医的“简、便、验、廉”等特点，在解决看病难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应该加大对中医药研发的支持力度。
医改不是“速效针”，更像是调养气血的中药处方。
有一支稳定、敬业、高素质的医疗队伍，比拥有先进设备和豪华医院重要得多。
● 深化医改将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实惠？
2009年3月，备受瞩目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国务院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相继公布。以此为标志，新一轮医改揭开了大幕。
医改方案的制定，从2006年6月启动，历经了近3年时间的讨论、研究和修改。在方案制定过程中，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既发挥了各方面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又征求了广大群众的意见建议达数万条。这是一个体现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从理念到体制重大变革的医改方案，是一个凝聚社会各方面心血和期待、惠及13亿人健康福祉的医改方案。
医改方案的主要思路是合理划分“基本”和“非基本”。政府主要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药物制度这“三基”，建立一个从医到药，从预防到治疗，保障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机制，做到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这是我国卫生事业从理念到体制的重大创新，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制指明了方向。那么，医改方案实施已一年多了，它的效果如何？还将给我们带来哪些看得见的实惠呢？
一年多来，国家先后实施了为3038万名15岁以下人群免费补种乙肝疫苗、为175万名农村妇女免费检查宫颈癌、为21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做复明手术等六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到2011年，在全国统一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提高公共健康管理水平，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不低于20元。
一年多来，中央投入200亿元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在岗培训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制定《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并在16个城市开展试点。到2011年，每个县至少有1所县级医院基本达到标准化水平，共新建、改造14700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层培训医疗卫生人员189万人次；公立医院将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明显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形成多元办医格局。
一年多来，新增城市和农村医保覆盖人口10116万，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稳步提高。到2011年，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将分别提高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新农合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
一年多来，30%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通过实行零差率销售，有效降低了药价。到2011年，所有公立基层医疗机构将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都按规定使用基本药物。
俗话说：“健康是福。”医改方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远景：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到那时，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让我们携起手来，坚定信心，共同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吧！
知识点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主要任务及试点城市名单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九项任务：一是完善公立医院服务体系；二是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三是改革公立医院法人治理机制；四是改革公立医院内部运行机制；五是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六是加强公立医院管理；七是改革公立医院监管机制；八是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九是加快推进多元化办医格局。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共16个城市。东部6个：辽宁鞍山、上海、江苏镇江、福建厦门、山东潍坊、广东深圳；中部6个：黑龙江七台河、安徽芜湖和马鞍山、河南洛阳、湖北鄂州、湖南株洲；西部4个：贵州遵义、云南昆明、陕西宝鸡、青海西宁。
深度阅读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人民日报》2009年4月8日。
相关链接
《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卫生部网站。
（责任编辑：罗旭）
人民网评：让每一分善良都散发最璀璨的光彩
从10层楼房坠落的2岁女孩妞妞的命运，牵动无数人的心；徒手抱接女孩，自己的手臂瞬间被巨大的冲击力撞成粉碎性骨折的女士吴菊萍，让很多人心生感动。
“英雄妈妈”、“最美妈妈”的赞誉如潮涌来，还有公司表示要给20万元的“感动阿里奖”——这些都是这位平凡的、同样身为年轻母亲的吴菊萍所没有想到的。
当躺在病床上，悄悄跟丈夫说着手臂“好疼”时，吴菊萍同样没有想到，自己那一举动的后果是手臂的严重骨折，“如果治疗不及时，这只手臂有可能以后都抱不了自己的孩子”。而吴菊萍只是说，“这是本能，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情”。
有网友用公式估算出，吴菊萍接到小女孩的一瞬间，手臂承受的负担相当于接住一个335.4公斤的物体。医生的专业分析更让人吃惊，“如果孩子偏差一点点，落在她脖子上，她可能高位截瘫；落在头上，就可能当场死亡。”
非常敬佩！母亲伟大！——所有的赞美都不为过。恰如网友的感慨：“从物理学上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爱的世界没有力学。那一瞬间，一个平凡的女人学会了乾坤大挪移，完成了一个奇迹。”
说的真好！爱的世界里没有力学。同样，爱的世界里也没有“数学”——划算不划算的加减乘除，得与失的斤斤计较。
在人与人的世界里，这种爱让我们超脱世态的炎凉，让我们在前行之路上彼此温暖，并且，体验着一种为人的尊严。除了感动，我们还应做些什么呢？
珍惜每一桩善举的价值，珍惜每一桩善举带给我们的温暖与感动，让好人所有的付出都更有价值，让所有的爱都能给社会最多的力量。
比如，别让幼小的孩子一个人呆在家里，给家里的窗户安好栏杆，为防止孩子高空坠落的悲剧重演，我们应该多一些未雨绸缪；同理，严格校车管理，让社会车辆养成礼让校车的驾驶习惯，给我们的孩子在路上最大的安全，我们也应该做得更好……
尚未脱离生命危险的小妞妞，现在看不到自己家楼下晚上亮起的那片烛光，那是周围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为她祈福而点燃的烛光。那烛光寄托着我们所有人的希望——孩子，好起来。
那烛光也应让我们牢记一点：让每一分善良都散发最璀璨的光彩。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安全的生存空间，我们要尽心尽力。
人民网评：为“网络问政”喝彩
——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②
6月17日，网友“zhangou2952”在天涯论坛贵州版块贴出《致贵州省长的一封信》，直指贵州公务员招考办事效率低下。4天之后，贵州省省长赵克志给天涯网友zhangou2952回帖：“我代表贵州省政府和公务员招考主管部门，向广大考生表示歉意”。省长的回复，迅速引发了网民“围观”，一天之内，该帖访问数高达5万人次。
这只是当下“热火朝天”的“网络问政”一个缩影。走过第五个年头的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已经得到了48位省委书记、省长的公开回复，18个省份以书面文件的形式确保规范化、制度化地办理留言。放眼全国，北方网的“政民零距离”、胶东在线的“网上民声”、奥一网的“网络问政”等平台，也早已是百花齐放。另外，遍布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政府微博、网络发言人从2010年以来纷纷涌现„„
通过网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正是中央领导提出并率先垂范的。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的亲自“触网”，是我党一贯重视党群、干群鱼水、血肉关系的优良传统，在新技术媒介时代的发扬光大。互联网快捷、广泛、低门槛等特点，为政府了解民情、听取民意提供了“最短路径”。“网络问政”的一头是各级党政机关，一头是近5亿网民，它的应运而生宛如架起了一座“连心桥”，让政府在百姓眼中的距离不再遥远，其发展势头已经是“不可逆转”和“锐不可当”。人民网舆情频道曾有网友表示：“网民鼠标轻点，就与总书记在一起了！”在腾讯向胡锦涛总书记赠送QQ号后，网友激动地说：“我想知道总书记的QQ号码，等他有空的时候，加他聊几句！”
诚然，“网络问政”不可能完全取代现实中举报、信访等渠道，更不可能解决所有现实中的问题。但它有助于改善官民沟通，减少隔阂和误判，一系列草根权益个案问题得以解决，避免了扩大和升级，有利于缓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民众痛苦和官民摩擦。“网络问政”还可以汇集民智，优化决策，并增加决策执行过程中的民众配合。
“网络问政”是一把双刃剑。网民在议政过程中，有可能存在以偏概全、求全责备、侵犯隐私等问题。一些激进的网民已经不满足于网上的口水战，开始走下互联网，在现实生活中用“行为艺术”表达利益诉求，给社会管理带来新的挑战。某些“在地议题”，一旦脱离个案语境，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容易被外地“围观”网民过度解读和过激反应，从地区性问题、行业性问题迅速放大成全国性问题、全局性问题。“网络问政”也不能急于求成，网民对公权力要有一个理性的评价，对于公权力任何一次的进步不妨给予掌声，否则只能是一方对另一方不满意的延续和累积。当然，政府更要珍惜网民的期待和耐心。
一个有趣的对比：百度贴吧有镇江吧、常州吧、无锡吧、苏州吧，苏南的这4座城市中，越靠近上海，经济总量越大，但帖文数量也越多，对政府的议论和批评也越厉害。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网络舆论的发达，恰恰是一个地区社会进步的表现。政府要习惯和学会在杂音中执政。舆论压力大不可怕，高明的领导者总是把社会压力分解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去逐一处置。如果对身边一个个经
济、民生问题个案失察和麻木，坐视矛盾激化，让各种社会压力都集中到一个断裂点上，社会将更不稳定。
“网络问政”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大的不平衡。在江苏睢宁，“上网减少上访”，各个单位均明确一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兼任网络发言人，在48小时之内回复网民们提出的问题，全县进京、去省、到市上访总量大幅下降。山东菏泽牡丹区21个乡镇和34个区直单位集体在微博上实名亮相，开创县级政区整体开设官方微博群与民众互动的先河。但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地方对于“网络问政”仍然在犹豫、观望，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甚至威胁网民“将对你听其言、观其行、观后效，密切关注你的煽动性言论是否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再视情处置”（南阳市公安局答复网友批评），“跨省抓捕”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领导干部需克服对互联网的隔膜、恐惧和排斥心理。网络舆论不是洪水猛兽，互联网也不是恐怖地带。只要你对网民襟怀坦白、以诚相待，网民也会给予充分的谅解和支持。前不久，四川会理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上，一张县领导考察乡公路的照片露出破绽，三位地方官悬浮立于公路之上。网民调侃政府造假，群起效仿PS，把三位地方官嵌入国内外各处著名景点。会理迅速开通微博，向社会道歉，承认工作人员曾对照片曾进行拼接、修改，甚至与网民一起品评PS悬浮照的优劣，恳求网友让县领导“免费周游世界”后，不妨再关注下会理的旅游文化。这种坦诚和自我调侃，得到了网民的谅解，很有亲和力。甚至有人怀疑，这是会理县与网站联手的一次“反向营销”行为。
2011年国考申论热点：农产品涨价
背景链接] 2010年7月1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工商总局三部委通报了对相关企业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操纵市场价格的违法行为，并对吉林玉米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等企业处以最高100万元的罚款。1 [当前现状] 2010年，我国粳米等粮食品种，大蒜、蔬菜、绿豆等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引发了民众对物价的普遍担心。3月，各地市场上绿豆价格飙升，上涨最多的从18元/公斤涨到了24元/公斤，涨幅达三成多。[标准表述]
原因分析:
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长期原因是供求关系的变化。一方面，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减少了城市郊区农产品种植面积，进而影响供应；另一方面，原来的农民进城打工，从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居民收入提高，吃菜、吃肉的比重也增加了。此外，蔬菜生产基地从大城市郊区逐步转向外地农村，流通环节增多、运输成本增加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重要原因。
短期内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原因，一方面是今年以来气候条件不利，西南地区大旱、中东部地区持续低温，蔬菜、大蒜、绿豆的生产、供应受到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有社会资金利用大蒜、绿豆等农产品产地集中、季节性强、产量下降、市场信息不对称等特点，恶意囤积，哄抬价格，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因素。
造成影响:
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一方面增加了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农民也不一定能够在涨价过程中得到好处。
对策措施:
农产品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保持农产品正常的生产流通和价格秩序，事关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一是要加强农产品市场监管。加强对农产品收购、流通等环节市场交易和价格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炒作行为，坚决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是当前管理社会通胀预期，促进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安定人民群众生活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二是政府应当从多个层面遏制当前的农产品涨价潮。比如在生产领域，有关部门应加大力度查处和打击各种有失公平的承包协议或者是合作协议，维护农民的种植权益；在加工领域，适当降低事关民生物资行业的税收和政府收费，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并对不合理的物价波动及时出台抑制措施。
三是有关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完善反映市场波动的价格监测制度。建立更加灵敏的价格监测预警体系，扩大监测覆盖的广度，增加监测数据的深度。在广度方面，要完善价格监测的品种和范围，不仅要监测大宗商品价格，还要关注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小品种商品价格。在深度方面，要丰富、细化价格监测的指标，不仅要监测价格水平，还要监测市场成交量、库存量等。
四是要防范农产品价格短期内不合理上升。要稳定发展农业生产，政策调控的着力点要放在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增加供给，防止打压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升。
五是是在农民和市场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帮助农民走出价格波动的困境；最后,由于市场信息掌握在经销商手上,还要谨防一部分人在市场敏感期通过制造概念,渲染涨价氛围。
此外，从全国层面建立统一、规范、合理、有序的流动的、信息共享的蔬菜批发市场和电子交易市场，避免盲目运输。加大科研投入和严把检验检疫关也必不可少。
2011年国考申论热点：生活垃圾分类
【 社会问题的背景】
(1)2010年8月26日，海口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试点工作的通告》，其中通告垃圾分类时间为2010年8月28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区、居住小区、学校、大型商场、酒店、旅游景点等部分单位中选定为垃圾分类试点的单位将予以公布。其实，早在2000年时，海口就已经开始推行垃圾袋装收集和分类收集工作，但一直进展缓慢，此次生活垃圾分类再次“上路”能走多远，成为大众关注焦点。
(2)从环卫部门解到，2000年，海口市按照国家建设部对八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的部署，积极探索，把垃圾袋装收集和分类收集工作在珠江物业等5个条件相对成熟的物业辖区同步展开。经过几年的艰苦实践，垃圾袋装工作基本得到较好的落实，散装垃圾随意倾倒现象基本得到遏止。
而垃圾分类收集工作由于国内城市均属于探索阶段，没有更好的经验做法可学习和借鉴，加之海口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在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政策引导、政府调控方面的欠缺，以及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在垃圾管理包括分类收集、资源循环利用方面的责任、权利、义务不明确，导致垃圾分类工作无法再继续推行下去。
(3)海口市环卫局业务处刘波处长表示，10年前启动的严格意义上说是垃圾袋装收集，而这次是真正从垃圾源头开始做起生活垃圾分类。海口市计划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要求到2013年实现垃圾资源利用率达到30%，分类收集率达到60%。“这次是动真格的了。”刘波表示，为了更好地推行垃圾分类，有关部门对八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参观考察。回来后，对海口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类别、容器等都做出了规范，还有专业的队伍进行管理。
(4)1990年，北京市垃圾总量不到200万吨，而2009年却已达到669万吨。全市大约2000万常住人口，日均产生垃圾1.83万吨，据测算，如果装满卡车，足可以围着市区内的三环路绕整整一周。
面临严峻的市政难题，北京市政府打出组合拳，一边增建垃圾处理厂和焚烧厂，一边要把垃圾减量作为长期措施。垃圾分类是减量化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从2000年开始，北京已尝试垃圾分类，但效果一直不佳。2009年，市府痛下决心，在600个居民小区、30%的党政机关，一齐试点垃圾分类处理，还制定了专门的达标基准;在社区免费发放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和垃圾袋;增设立志愿者，在市民中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在超市试点净菜上市等，最大限度使垃圾减量，并使之资源化。
但是，与国外相比，北京的垃圾分类做得很不够。北京生活垃圾的三种末端处理方式，即生化处理、焚烧和卫生填埋，从技术水平的层面上，几乎与国外相当。但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等前端处理方面，就和国外有很大差距。诸如日本、德国等国家，就连废弃的空瓶子都能细化出很多分类，通过不同的投放口，使之进入不同的分类系统。
“垃圾分类减量”本应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 “分类减量”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垃圾分类需用多个塑料袋分装垃圾，不仅提高生活成本，做起来也繁琐费事。一些临时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员和年轻上班族，因为工作繁忙或粗心，更不愿分类投放垃圾。环保专家王桂琴表示，多年来，市民养成了垃圾混装的习惯，要改变生活习惯，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再者就是欠缺环保意识。市民必须要明白进行垃圾分类减量对环境、对北京市、对自身到底有何益处。这只能靠政府加强宣传。
虽困难重重，而今北京市在垃圾减量分类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效。2009年，北京市区全年垃圾产生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郊区县的年垃圾产生总量增长率比2008年明显下降，垃圾资源化率达到37%。
【核心观点】
(1)从根本上说,垃圾分类的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市民的素质。如果上升到公共道德层面,则“垃圾分类”堪称一种“比较高的道德要求”。垃圾分类的管理和理念在一些国家早已非常成熟和深入人心,倘若我们拿来借鉴,不难发现，国外发达国家都有国民素质决定的公共道德作为有力支撑。我们的现实窘境是,不少人连一些最基本的公共道德还坚持不了,行人乱穿马路、机动车红灯照闯之类,都是各地全方位的存在。因此,如果把“垃圾分类”单纯地当作一个“孤立的事情”来看,就不大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一方面需要媒体加强“环保公益宣传”，另一方面在中小学课程体系中就应该添加“环保课程”，从小就树立市面的环保意识。
(2)我们可以构建“相对严格的”、“公众参与制定”的“垃圾管理措施”，规定清晰每天“排放”废弃物的类别之后，在全社会范围内持续推行。在推进过程中，对那些粗心大意的人、对那些有心违反的人，处以一定的提醒和警告，以加深其“垃圾分类印象”，甚至鼓励其成为“小区垃圾分类志愿者”。
(3)从国外的经验看，我们不能等所有的设施都配套了，再来提倡垃圾分类，居民意识和习惯的培养绝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全改变的。只有调动全社会的参与，全程管好垃圾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必由之路。每个单位、每个人应担负起责任和义务，提倡垃圾分类、从源头做好垃圾减量。
(4)现阶段，分类垃圾箱上只有简单的图片标识，没有文字介绍，如果增加“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文字介绍将更加清楚明了。垃圾分类不但体现了一个人、一个国家的素质，它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在“图片标识”角度，相关的管理部门需要动更多的“心思”。
(5)垃圾分类，首先要把垃圾正确地扔进垃圾筒。人们虽然有了垃圾分类的意识，可很多人其实不懂如何分类，大多数人并不能清楚地判断，哪些东西是可回收的，哪些东西是不可回收的。看看大街上的分类垃圾筒，可燃垃圾中充斥着塑料袋，不可燃垃圾里也混入了果皮。这样还是乱扔，跟没有分类还是没有区别，因此要想把垃圾分类做好，首先得把规则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对此，媒体在公益广告的“设计环节”要更为“专业”，要能引导市面对“垃圾种类”做出正确的区分。
人民时评：习近平“三观”的核心是什么？
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２０１０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并讲话。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尽心尽力干好工作。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从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等方面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重点看是否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否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是否真抓实干、敢于负责、锐意进取,是否作风正派、清正廉洁、情趣健康。”何谓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习近平同志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正确的世界观，就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自觉把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融入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之中。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观，就是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就共产党人如何看待人生、权力、事业，如何立身、用权、做事，作了系统的回答。“三观”是对党员干部必须树立的思想观念的概括浓缩，世界观标举人生指南，权力观揭示权力本质，事业观蕴含施政方向，相互联系，融为一体。
深入理解“三观”，其思想脉络中，其实贯穿着一条鲜明的红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领导干部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为人民谋幸福。干部权力源于人民，权力使用和运行也要服务人民。共产党人的事业，只能是为了广大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的事业。也就是说，要为人民利益奋斗终生、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为人民努力干事创业。“三观”，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反映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理念。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三观”不仅是一个共产党人的人生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政治自觉。毛泽东同志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今天，我们正在大力践行“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回顾党的历程，“人民”是政治实践的永恒主题，人民利益是党的奋斗目标和最高价值。
“三观”的提出，也很有现实针对性。近年来，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腐化，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对人民群众态度冷漠，行为恶劣。从思想根源上，就是一些人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脱离了“人民”这个本位，理想信念丧失，人生价值迷失，公仆位置颠倒。在他们看来，权势显赫、富甲一方等是人生理想，权力是谋取私利的最好工具，工程项目是升官发财的阶梯。这样的思想倾向，不仅使少数党员干部日益脱离人民群众，也使其施政行为偏离了科学发展轨道，带来严重的发展问题和社会影响。如何用包括“三观”在内的正确观念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和政治道德，是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严峻课题。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面临种种机遇和挑战，如何继续不辜负人民的重托和期待，干出一番让人民满意、使人民幸福的事业？这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用毕生精力和奋斗来做出回答的重大问题。人民时评：根治草原鼠患不能只用“鼠药
要有效遏制鼠害，必须解决超载过牧，这就要运用生态智慧，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杜绝对自然的过度索取
提及草原，人们常会想到那句著名的古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如今，这样的风景已很难再觅。
5月的内蒙古草原，正遭受着一场严重的鼠害：草原上满地的鼠洞，让骏马难再奔驰；刚刚返青的牧草，被老鼠大肆吞噬；绿色的草地正在变成黄褐色的荒漠。据统计，内蒙古草原鼠害危害面积超过9800万亩。
当地人说鼠害猖獗是因为草原退化，可草原退化又是因为什么呢？正如生态学所揭示的，除了气候等自然因素，主因还是人类无节制的活动——既有历史上的开垦农田，也有近年来的滥捕草原动物，还有长期的超载过牧。
草原也是人类的家园，怎么能不让人活动？关键要节制，要敬畏自然，尊重草原生态系统的规律。
内蒙古草原上，千百年来流传着一段古老的对话。孩子问母亲：“妈妈，我们为什么要不停地搬迁？”母亲说：“孩子，我们要是固定在一处，大地母亲就会疼痛，我们不停地搬迁，就像血液在流动，大地母亲就会感到舒服。”这一对话让我们看到游牧和草原生态之间那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草原生态既是美好的，也是脆弱的。在草原上，牲畜对草场的作用表现在采食、踩踏和施肥三个方面。适度的采食、踩踏、施肥可以松土并促进牧草的生长，但草原经不起牲畜长时间的频繁踩踏。所谓不能竭泽而渔，我们可以利用草原，但也要给草原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内蒙古的浑善达克沙地是京津沙尘暴的策源地之一，那里在历史上曾经水草丰美，有“塞外江南”之美誉。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牧民的牲畜成倍增长，过度放牧导致沙化程度愈演愈烈。9年前，中科院专家试验性地在已严重沙化的4万亩草原上禁耕、禁牧，让其自然恢复，牧民养畜所需饲草在小范围的人工高效地上生长。如今，这片草原重现生机，野兔、狐狸、大雁、灰鹤、狼等野生动物也渐次回
归。
我们并不敢说，4万亩草原上的做法能够复制到所有草原，可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解决草原退化的问题，需要一种系统的眼光，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当前内蒙古的鼠患，令人揪心，为解燃眉之急，投入更多的资金，施用技术含量更高的药物，非常必要；把鼠情预测预报与防治体系建设纳入国家规划，对于遏制年复一年的鼠害也是意义重大。然而，仅仅这些，似乎还难以彻底消除造成鼠害的主因——超载过牧。解决超载过牧，根治草原鼠患，既要有应急之举，更应该运用生态智慧，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杜绝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应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恢复着眼，完善现行草原承包制度，选择合适的技术路线，科学管理和利用草原。草原之外的人也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衣食住行在哪些环节过度消耗了资源，造成了污染，从而克制过度的欲望，从身边做起，造福生态。
人民时评：应该关注“蚁族”什么
关注“蚁族”，更应该关注让他们得以发展，实现社会流动的制度通道
由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近日出炉。报告显示，武汉“江蚁”数量为3万—6万人，近半数“江蚁”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蚁”出身社会底层。
“蚁族”意指城市里“蜗居”的大学毕业生一族。他们还处在爬坡阶段，收入较低、生活条件较差，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同情。由于资历有深浅、能力有大小、学识有高低，人们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有差异是正常的。在一个不同阶层能够正常流动的社会里，有“蚁族”存在并不可怕。但如果“蚁族”的境遇无法通过正常的社会流动得到改善，那么，“蚁族”就不再是个人问题了，而需要站在全社会的高度加以考量。
其实，许多国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蚁族”。有的国家并没有仅仅着眼于单一的“蚁族”群体，而是把“蚁族”放在了整个社会分配体系中进行考量，从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实施反垄断、同工同酬、福利改革等措施缩小贫富差距。这样的措施，一方面可以防止少数既得利益者拼关系、找后门，保证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备，弥补初次分配不公的缺憾。
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关注“蚁族”的命运，具体来说，应当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创造就业与创业的公平环境，通过公正的机制，保障公平竞争，疏通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二是彰显劳动价值，通过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为底层群体改善生活、改变命运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提供与贡献相匹配的收入、与劳动相对等的报酬，让“蚂蚁”也拥有放飞理想的机会和条件。
总之，我们对“蚁族”的关注，不应仅仅停留于他们困顿的过去、艰难的当下，而应把更多的目光转向关系他们得以发展，实现社会流动的制度通道。只有建立了健康的社会流动通道，“蚁族”才能鼓起“奋斗即能改变命运”的勇气，国家才会拥有健康和可持续的未来。人民时评：“难管”不是“惰政”理由
正因为有难度，更需要监管部门主动出击，实现监管的动态化、精细化、系统化
5月10日，我国首例食品包装质量安全消费维权案在北京开庭。原告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诉称，在两家知名餐馆所购买的餐盒有害物质严重超标，对人体具有极大危害。
尽管此案尚未尘埃落定，但目前在我国的餐饮行业中，一次性餐盒的安全问题确实不容忽视。据专家介绍，目前我国每年一次性塑料餐盒的需求量约为150亿只，其中国家明令淘汰的发泡塑料餐盒占一半左右，对消费者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自从三聚氰胺事件曝光以来，随着新《食品安全法》的实施，食品安全的监管取得了不小成效。然而，近期以来，用植物油抛光大米，往面粉里掺漂白粉，在火锅里添“地沟油”……食品安全事件还是屡屡浮出水面，而这些案件曝光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均由业内人士举报。
联系到上述“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的专业背景，人们不禁疑惑，如果没有业内人士的主动举报，是不是这些食品安全问题监管部门就无从得知？为什么这些破坏行业发展的“潜规则”，可以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安然“潜伏”？
不可否认，尽管近年来各监管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但在某些监管部门、某些监管环节仍然存在着“惰政”现象。
首先，是主动性问题。近些年来，“苏丹红”、“三聚氰胺”等众多食品安全问题，都是经媒体曝光或业内人士揭露之后，监管部门才有所作为，“民不举，官不究”成为了某些监管部门缺乏预警机制和长效机制的真实写照。如此缺乏主动性的监管，无异于是对违法行为的一种纵容。
其次，是协作问题。在我国，一条食品产业链由若干个行政部门分段监管，需要多部门相互协调，通力配合。现实却是部门多、效率低。比如，一头猪从喂养、出栏、运输、屠宰到销售，有卫生、农业、质监、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近10个部门在监管，有些监管领域交叉重合，有些领域却缺位错位。在这样的背景下，部门之间难免“踢皮球”。
第三，是与时俱进的问题。食品安全监管是一项动态管理，不仅平时应主动评估食品产品的安全风险，还应及时制定、调整标准以适应社会发展。然而，现实中，检查处置工作忙于应付，就事论事；一些食品标准，甚至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例如近日曝光的长沙“下脚料猪油”，虽然是在污水横流的小作坊炼制，却通过了权威部门的检测。缺乏与时俱进的监管依据，不仅为事后执法带来
难度，也使事前预防沦为空谈。
应该看到，我国食品监管对象的数量多、品类杂，无证无照、季节性强的小作坊以及无证照餐饮点还大量存在，这些难点让食品监管成为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但“难管”不应成为监管部门“惰政”的理由，相反，正因为有难度，更需要监管部门主动出击，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动态化、精细化、系统化。对于监管者来说，这不仅检验着执法的能力，更检验着执政为民的意识、科学发展的水平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遏制土地拆征的“利益依赖”
被出售”和“被爆破”现象，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过分依赖的必然结果
央视报道，江苏扬州市某新建小区房屋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地政府评估出售，经媒体报道后才中止；新华社报道，广西南宁市一栋待售商品房遭爆破拆除，6层整楼倾而未倒，被称为“楼歪歪”，这两桩新闻，近来引发批评质疑。
表面看，“被出售”和“被爆破”的理由都很充分，“被出售”的起因是政府计划改造区域整体环境并保护古运河，“被爆破”的由头则是要内部拆除重建。但是，这两个看似出于公共利益的决策考量，恰恰有悖于公共利益。
改造区域整体环境，无论理由多么正当，都不能以剥夺小区居民的合法居住权和知情权为前提。这样的决策不仅因有违程序正义而使居民财产面临被侵犯的危险，也在事实上越过了法律规定的边界。同样，以“内部原因”对待售楼实施爆破，似乎可以绕过法律的约束，但绕不过民众的疑虑：到底是因质量问题拆除，还是为了二次出让土地？到底是开发商所为还是其他人在幕后推动？
“被出售”和“被爆破”并非个案。全国各地时有发生的“楼歪歪”、“楼脆脆”现象，为住建部有关责任人宣布的“中国建筑平均寿命只有30年”不断提供着新的注脚。部分楼房的“短命”，除了开发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违规建房导致质量下降，一些地方追求土地反复出让的红利导致楼房拆了建、建了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土地反复出让谋求红利，危害很大。其一，征地拆迁环节的寻租空间被人为扩大；其二，谋取经济或政绩红利具有强大的动能，令一些地方忽略个人财产保护和民生利益的政策篱笆；其三，打着公共利益旗号在土地拆征上谋取利益，不仅会造成公共利益范畴的概念混乱，也会降低法律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其四，征地拆迁的高频率，不仅造成了大量资金的低效率运转，也造成了对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浪费。
从根本上说，对土地拆征怪现象监控不严甚至形成利益依赖，这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过分依赖的必然结果。由于缺乏稳定、可靠的财政收入来源，没有找到新的、稳定的经济增长点，“靠地吃地”就成为重要选择。当经营权拍卖受限于土地的稀缺性时，以不同的名目反复拍卖土地经营权就应运而生。正因如此，“被出售”、“被爆破”之类事件才反复上演。
因此，遏制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拆征的利益依赖，迫在眉睫。在监管环节，需要强化对楼房建筑质量的政府监管力度，保证建筑寿命达到合理年限；在土地使用规划环节，要引入更合理、更科学的程序，避免“拍脑门”决策，民众代表也应该介入这一环节，以保证其知情权不被有意忽略；最重要的是，在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要迈出更大的改革步伐。只有更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新的稳定财税收入来源确立下来，地方政府对土地拆征的利益依赖才有望消除，“被出售”和“被爆破”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消失。
人民时评：大旱考验我们什么
大旱如“大考”。它让我们在努力“找水”的同时，也看到了当前抗旱体系的薄弱环节
近日降雨未能解渴，西南大旱仍在持续。据国家防总最新统计，截至3月底，西南五省区市耕地受旱面积9716万亩，有1939万人因旱饮水困难。抗旱救灾正进入攻坚阶段。
按最坏情况打算，做最充分准备，云南、贵州等地把用水计划倒排到了5月底。水利部门查水量、查墒情、算水账，科学调配水资源。能引水的修管道，能打井的打井，没条件的靠拉水、送水，一项项科学抗旱预案的完善，让我们在大旱中更加有序应对，让千方百计保饮水有了依托……
抗旱攻坚，考验政府的应急能力，也检验着科学抗旱体系。大旱如“大考”，让我们在努力“找水”的同时，也看到了当前抗旱体系的薄弱环节。
这次大旱，多数困难群众在乡村，反映出农村水利设施的不足。相比城市的大型水利设施，山区农村的小水库、小山塘、小水窖等“五小”水利工程欠账多、投入少、标准低。在云南，有2868座小
（二）型水库存在病险，贵州有小
（二）型病险水库757座……“干渴”的西南农村面临“水来留不住、旱时用不上”的窘境。
其实，这种窘境并非西南地区独有。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现有18.26亿亩耕地中，9.59亿亩是没有灌溉条件的“望天田”；已建成的8.67亿亩灌溉耕地，也普遍存在灌溉设施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功能退化等问题，灌溉水利用率只有46%。这次旱灾再次警示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水利建设，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
这次大旱，也检验出抗旱机制的薄弱环节。旱灾是个“慢性病”，抗旱是系统工程，不仅要有完善的水利工程，也离不开抗旱预案和
组织体系、指挥系统等的顺畅高效运转。面对特大干旱，一些地方还是“头痛医头”，缺乏抗旱水源规划。在贵州的一个山区，由于缺少地质资料，打井队来现场勘探，结果发现打一口要800米，打得起群众也用不起。抗旱专业服务队伍规模小、装备弱、手段单一，也一定程度影响了抗旱效果。
这次大旱，同样考验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了水资源，抗旱无从谈起。在西南一些山区，人们做饭、烤烟叶仍然靠烧柴，山上的树木砍光了，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一些地方水源并不丰富，却依然上高耗水项目，农业依然大水漫灌，浪费水资源……这些说到底是忽视了自然规律。面对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现状，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并切实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
旱情还在发展，西南抗旱将迎来关键时期。打水井、建水池、掏山泉，无论多艰难，灾区群众正想方设法抢育秧苗、生产自救，因为“雨总会有下的一天，做好准备，到时用得上”。完善抗旱体系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场旱灾终究会过去，但作为一个旱灾频发的国家，如何在旱灾过后，依然重视科学抗旱体系的建设，不断提高抗旱减灾的能力，走出“年年抗旱年年旱”的困扰，这是一个经常而又紧迫的任务。
人民时评：如何回应群众“不当”表达
决策者多一些善意、沟通和公仆情怀，群众就会多一些耐心、理解和支持
日前，广西村民“跪求修路”的新闻，引发持续关注。报道甫出，当地政府即前往现场调查，结果发现，涉事村落并不缺水，所谓的“九旬挑水老人”跪求场面，乃两村民事先“导演”。村民此举是想引起政府关注，尽快修通村路。最新消息称，该地有关领导表示，理解村民心情，下一步一定会修通这条路，对于策划此事的村民，不以任何形式追究。
初读这则新闻，不禁暗自捏把汗——担心当地又要在证据确凿后动用司法“强势维护形象”，担心“事件策划者”又要被追究问责，甚至担心报道者被“跨省追捕”，而当看到“不追究”表态时，从中感受到了一种进步。
首先，舆论初起时，当地政府没有条件反射地否认一切，没有抓住一点（不缺水）不及其余，而是第一时间下去调查，并在最短时间内公布真相，使得一起在西南大旱背景下的个体事件，没有节外生枝，体现处理类似事件较为得体的一种态度。
其次，政府承认“路没修通”这个基本事实，肯定村民“异举”的初衷，并对群众的无奈表示理解，而不是指责村民“陷害政府”，不是动辄放言“追究肇事者责任”，也没有抛出“特殊时期制造恐慌”的狠话，从而避免了矛盾激化。
最后，所在乡党委表态“无论如何会修通道路”，这是对殷殷民意的务实回复，体现了知错即改的精神。虽然最终结果有待时间检验，但这个时候不推诿责任，不用套话、空话、废话、假话去忽悠群众，去考验舆论耐心，值得肯定。
不缺水，路照修。“挑水老人跪求修路”这一事件，让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工作作风的一些积极变化，但其中仍有一丝担忧：如果换一个地方，换一些领导，事情是否会得到同样的处理？领导干部会不会首先与群众“比无奈”，强调“吃饭财政”的无助，让群众感到解决无望？
“跪求修路”，让人深思。对群众热盼而政府暂时还办不到的事情，应该坦诚地告诉群众有哪些难处，哪些事非一朝一夕之力能解决；在群众上访、“下跪”表达诉求时，第一反应不应是指责其“给政府添堵，给工作添乱”，而应该看到群众的困难，想到群众解决困难之不易。在群众有意见的地方，政府确有过失的，应大大方方承认并设法解决。在群众陈情方式值得商榷而事情又确需解决时，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真诚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这才是人民公仆所应有的表现。
要修的“路”很多，要办的事很杂，决策者多一些善意、沟通和公仆情怀，群众就会多一些耐心、理解和支持，社会就会多一份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