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_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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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是科学与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标志。人口老龄化的产生及变化,取决于出生、死亡和迁移三个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生育率下降。我国于1999年进入老年型国家,再过20多年,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如何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使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们必须研究和解决的—个重要问题。研究我国的老龄化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迎接老龄化高峰即将带来的严峻挑战,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曾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如果说自然环境是社会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的话,那么,作为社会的主体和基础的人口,则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首要前提。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总能力的综合表现,又被视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总体水平的基本表述。人口考龄化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既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代际经济交换,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合作加以综合处理的社会经济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每年仍然以1600万人的速度增长,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趋紧迫。
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使社会生产得到不断的发展。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较重的情况来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也不例外,它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的动态过程。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如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等,都是在社会发展、生产力提高和经济繁荣过程中出现的。在生产落后和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自然经济阶段,天灾、人祸、贫困和疾病等导致人口死亡率很高,平均寿制很短。高死亡率必然导致高出生率。亚当.斯密对此曾说: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历史事实表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和平均寿命低的情况下,老年人口数量少、比重小,人口年龄结构呈正金字塔形,不可能出现人口老龄化。
世界范围的产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加速了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状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抗病、治病能力,从而使人口死亡率下降。如英国的人口死亡率从产业革命前的22.2‰下降到1891年的16.4‰,德国从1880年的25.3‰下降到1910年的19.3‰,丹麦从1880年的18.7‰下降到1920年13.0‰,成为人口死亡率持续明显下降的第一次人口革命,为出生率下降创造了条件。
工业化生产把原来追求劳动力数量转换为强调劳动力质量,家庭在收入支配上开始把法码加在提高子女的质量上而不是增加数量上。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退休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使人们“养儿防老”的生育观逐渐改变。由于以上诸多因素,欧洲—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呈下降趋势,如英国的人口出生率从1851年的34‰下降到1901年的30‰,丹麦从1880年的32.1‰下降到1920年的25.1‰,德国则由1880年的37.0‰下降到1910年33.6‰,表现为继死亡率下降后出生率持续明显下降的第二次人口革命。
两次人口革命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比重普遍加大,法国、瑞典、英国、德国相继成为老年型国家。二战以后,美国、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预计2050年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将占总数的91.6%,21世纪将是全球老龄化的世纪。
考察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实践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之间不存在截然对立的矛盾,通过协调一切积极因素,在人口老龄化进—步发展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原来的24个成员国,除土耳其外,都是老年型国家。1998年,这些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都已超过11%,最高已达到18%,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未因人口老龄化的进—步发展而停滞不前,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79年平均为9440美元,1989年为19090美元,1995年为24930美元,1998年为25510美元。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瑞士为40080美元,最低的葡萄牙为10690美元,绝大部分成员国仍为高收入国家。
法国和日本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老年型国家,1965年,65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进入老龄社会。以后,由于政府为解决老龄问题制定了包括从物质基础到思想认识的全方位老龄政策,并采取了相应措施,重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发展经济,缓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从而使这个已经历了135年的老年型国家,尽管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到1999年的16%,居世界第7位,而人均国民总产值仍在不断增长,1999年为23480美元,名列世界第21位。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超过所有发达国家。1970年日本成为老年型国家后,由于政府重视并采取多种积极政策与措施,减轻了老龄化的消极影响,保持了经济不断增长的势头。1999年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7%,居世界第2位,但同年的人均国民总产值为32230美元,居世界第6位。实践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是可以相互协调,走向良性循环的。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和预测,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堪称世界老年人口大国。2002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 49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1 8%。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到32845万人,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26%。现在,世界上每5个老年人中有1个中国老年人,2030年,世界上每4个老年人中将有1个中国老年人。
1.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来势猛,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虽然我国1999年进入老年型国家,比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晚了许多,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速度已经明显快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在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3亿,预计今后40年间将以年均3%的速度递增,大大超过总人口1.68%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高于世界平均和欧美各国的发展速度。据联合国统计和预测,1950年———2000年,世界老年人口增长176%,中国增长217%;2000———2025年,世界老年人口增长90%,中国增长111‰。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和预测,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需要经历的时间,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美国为66年,英国为45年,中国只有25年。另据世界银行预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9%上升到18%所需要经历的时间,法国为142年,意大利为100年,瑞典为86年,英国为43年,中国仅为33年。
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低生育率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因而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同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允许其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而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1999年进入老龄型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780美元,低于人口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比重与我国相近国家的水平。
据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矛盾,还将继续一段较长时间。因此,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2.人口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有不规则性和累进性,并存在着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分析我国老龄化进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经历过多次转折,由于人口出生率时高时低,从而形成了不规则的特点。出生率急剧下降对老龄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1962———1973年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在人口年龄金字塔形成向外突出扩张的部分。高出生率的这一代人处于劳动年龄阶段时,总供养系数和年赡养系数都比较低,而当他们将来陆续进入老年时,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并在一段时间内形成累进态势。
人口老龄化表现出由沿海到内地,从农村到城镇的区域差异。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致性,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但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到11 46%,早在1982年就已进入老龄社会,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上海、北京、天津、重庆人口老龄化最为快速,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11.53%、8.36%、8.33%和7.90%。其他东部省份如江苏、浙江、辽宁、山东等发达地区都率先进入了老年型社会,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省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老年人比重最低的青海省为3.07%。各地老年人口比重的差异导致对老年人的负担畸轻畸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赡养系数平均为9.22,最高的上海市为16.11,最低的新疆仅为7.75,两地相差一倍多。另外,各地区的老年人口大部分分布于经济水平较落后的农村。2000年全国8827.4万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中的65.8%分布于农村,农村超级龄化程度达到10.89%,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及城市。伴随地区间、城乡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老龄化程度不一致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
3.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根据我国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和预测数据,我国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上半世纪,人口老龄化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82———2000年为人口老龄化的前期阶段。在这期间,70年代生育率下降对总体年龄结构的作用刚刚开始,因而老龄化的速度不是很快,老龄化的程度也不很高,老年人口从0.77亿增加到1.28亿,老年人口比重从7.63%上升到9.84%,年均上升0.12个百分点,接近老年型的标准。2000———2030年为高速老龄化阶段。在这期间,生育率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和影响已经充分显示出来,因此老龄化速度加快。预计老年人口将从2000年的1.28亿,增加到2030年的3.35亿,年均增长668万。老年人口比重从9.84%上升到21.93%,年均上升0.39个百分点。2030———2050年为高水平人口老龄化阶段。在这期间,老龄化速度开始减慢,老年人口数量增长幅度下降到年均364万。同时,由于少儿人口比例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同时下降,因此老年人口比例从21.93%上升到27.43%,并长期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影响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实现这一战略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其中包括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要消除和缓解其不利影响,变老龄化的压力为动力,就必须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将导致我国劳动力不足。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础,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较大,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较小,甚至小于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就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现象。一旦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回升,而老年人口比重只升不降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会立即下降。
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现在到2020年呈增长趋势,预计2010年增长到9 268亿人,2020年达到9.345亿人。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2022年以后,将出现递减的趋势,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将分别递减为8.879亿、8.654亿和8.357亿。从1970年起,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大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由1970年的53.5%依次提高到2000年的65.1%,预计2010年将达到67 9%。从此以后将逐年下降,2020年、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将分别为64.5%、59.2%、57.0%和55.1%。
上海已在前几年出现了“青年人赤字”,北京到2010年也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出大于进的局面。
2.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供养系数升高,劳动力成本加大。人口老龄化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必然导致老年赡养系数和供养系数上升。我国老年赡养系数从1970年起一直上升,预测2010年为17.4,2030年为37.0,到2050年进一步上升为47.5时,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少年儿童抚养系数高,所以总供养系数也高。此后,随着少年儿童抚养系数下降,总供养系数下降,1990年为56.5,预测2010年达到低谷时仅为47.3。随后,少年儿童抚养系数回升,老年赡养系数上升,总供养系数也相应提高。2030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68.9和81.4,大大超过了当前发达国家的水平(48—55)。由100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70-80个非劳动年龄人口,不但会使社会不堪重负,还会大大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发展,离退休人员逐年增多,退休金的支出相应加大。据有关资料表明,1984年全国离退休人员总数1478万人,1990年为2301万人,1997年为3351万人,1999年增加到3727万人。预计2030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9127万人和10303万人。全国离退休人员保险福利费用总额,1984年为106.1亿元,1997年为2068.3亿元,预计2030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73219 5亿元和182195.2亿元。
3.人口老龄化将影响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结果是,劳动年龄人口群体中,上年龄劳动者越来越多,比重越来越大。这种变化在人口统计中叫做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国际上把劳动年龄人口划分为三个部分:15———29岁为年轻劳动力,30———44岁为中年劳动力,45———59岁(或45———64岁)为老年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中,年轻劳动力比重下降,老年劳动力比重上升,称为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一般认为,老年劳动力的体力逐渐衰退,反应不如年轻人快,不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特别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中,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自动化水平较低,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影响就会更大一些。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还不高,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比较多。在这些行业,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四、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合理的规划、必要可行的措施和多方面的配合。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制定一个既能控制人口增长,又能避免过度人口老龄化的人口政策。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是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和老年人口比重过高。因此,要制定一个二者兼顾的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实现2005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 5亿人以内的预期目标,需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保持低生育水平,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0.9%以内。从2000年到2010年,如果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不变,城镇的总和生育率由1.2提高到1.8,全国的总和生育率由1.89上升到2.0左右,一方面,城镇人口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胎,避免家庭结构“四、二、一”格局的出现,同时也可以减缓城镇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另一方面,由于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可以继续控制人口增长,使2010年的总人口控制在13.74亿以内。2010年以后,农村和城镇的总和生育率保持不变,总人口在2035年达到峰值年时为15.03亿。此后逐渐下降,到2025年为14.68亿,在人口最大容量16亿之内。按照这—趋势,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将从2025年的2.76‰下降到2030年的0.99‰。同时经验表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人口增长率为2%时,15-59岁的人口比重为55.97%;增长率下降为1%和0时,比重分别上升为57.47%和58.35%。这样就既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减缓老龄化的程度,又能降低供养系数,有利于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要制定扶持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人口老龄化对市场总需求的影响,必然导致市场结构变化。因此,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市场,已成为保持市场稳定与繁荣的重要途径。国外经验表明,重视老年消费问题,不仅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而且也是拉动国内需求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国家对发展社会助老服务等要给予经济扶持和政策优惠。2 建立健全老年法律和道德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都将是重大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措施,归根到底要体现为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虽然1996年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有关老年的法制建设还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在处理—些涉老的民事纠纷方面,缺乏专项法律和法规依据。要切实维护老年人的权益,发展老龄事业,我们应尽快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法、社会救济法、家庭赡养法、社区服务法、老年福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实践证明,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更好地调整老年人与非老年人之间的关系,制裁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有利于促进家庭和睦保证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要建立和完善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针对我国经济尚不发达,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来势猛、超前于经济发展等特点,我们应建立—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的社会养老、家庭养老与社区助老服务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由国家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保险组成,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宜采用现收现付与部分积累相结合的模式,即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上,建立个人账户储存积累,多征集一部分保险费为积累基金,为21世纪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退休金剧增作准备。这样既能保障近期内老年人的经济生活,又能缓解未来的压力。同时要大力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因为协调代际关系,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既要靠法制、法律的支持,又离不开精神文明和道德的保证。为此,要加强敬老、养老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3.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标志。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都基于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增长黄金时代的消失,特别是继石油危机而出现的经济危机,使社会保障制度速入困境,从而使所有发达国家出现了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的困难局面。据国际劳工局的研究报告认为:出现社会保障危机的主要起因不是领取养老金者持续增加,也不是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缓慢和失业问题严重。社会保障的危机不是社会保障结构的危机,而是经济基础由于营运不良而受到侵蚀造成的。如果经济能有一个合理的发展速度,社会福利的支出是可以得到满足的。
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更需要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以增强对老龄化的承受能力。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对此曾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解决“老有所养”的根本出路也在于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增强综合国力。
4.充分利用老年人力、人才资源,变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为动力。要加快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让更多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发展,使老年人的潜力得以发挥。如果说当前中国劳动力比较富裕的话,那么20年后这一优势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一是可以弥补劳动力不足,二是可以为国家多增创财富,三是可以变—部分消费人口为生产人口,变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要加强老年学研究,发展老年教育,实现,健康老龄化,对我国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新事物,因此在制定老龄政策,开展老龄工作,发展老年教育,培训老龄工作者,处理代际关系,以及实现健康老龄化等方面,都急需老年学理论的参考和指导。为此我们必须加强老年学研究,才能为实现人口老龄化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创造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