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分析——中日关系浅谈_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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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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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分析 ——中日关系浅谈

“两千年交往，半世纪仇怨”，这两句话曾是中国人与“一衣带水”的东瀛邻国关系的概括。处理同日本的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中国和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又是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友好则互利，交恶则两伤”。中日关系的好坏不仅关乎中日两国人民的福祉，同时也关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看待中日关系，容易出现情绪化倾向，而现代化社会对思维的要求恰恰是理性化。在当今国际战略格局下，必须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处理好对日关系。

回顾中日关系，可谓密切交往与深仇血战相互转换，其内在的决定性因素是力量对比。中日之间关系悠久，经历了“中强日弱、日强中弱”，近些年才转入“两强并立”。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汉朝时的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较高，中日两国人民间最初的密切交往，就是在汉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下实现的。自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总体顺利，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与互利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给两国带来重要利益，也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后，中日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中日两国高层互访和接触频繁，特别是1998年底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1999年7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再次确认了江主席1998年访日时达成的一系列重要政治共识。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进一步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深化了互利合作，事实上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

然而，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美日以压制中国为共同战略目标的同盟关系的确立，日本在各个方面日益右倾化，并加快了军国主义的步伐。随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其对华政策也渐趋强硬。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次以总理大臣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方强烈反应。2001年小泉纯一郎任首相后，连续6年参拜靖国神社，使“相互信赖”遭受严重破坏。2006年安倍初任首相，不仅即行“破冰之旅”，而且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使中国关系很快走向“暖春”。但是，2012年底再任首相后，不仅拒绝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而且鼓励甚至亲自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相互信赖”几乎丧失殆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日本边缘化问题。岛国边缘化是国家地缘政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简单的说就是岛国因为缺乏对大陆地的联系，因此缺乏对大陆地政治事务的影响力，在大陆地国际政治事务中话语权越来越微弱的现象。日本对于亚洲、冰岛和澳大利亚对于欧洲、马达加斯加对于非洲、斯里兰卡对于南亚地区，都是岛国边缘化的典型例子。即便是英国，在二战后对欧洲大陆的影响也日渐式微，尤其是欧元区建立之后，英国被边缘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日本被边缘化的最直接表现在于：脱亚入欧和脱欧入亚的失败。

其次，经济长期低迷。谈及日本经济的近代发展历程，二战之后到1974年全球石油危机爆发前期是日本经济辉煌时期，日本仅次于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石油危机之后，日本进入了平稳低速的经济发展时代，特别是在1993年之后，日本经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此后的二十多年，日本走上了经济低迷时代，池田信夫将这二十年称为“失去的二十年”。

再者，政坛右倾化。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经济长期不振就容易导致右倾化，所以，日本政坛右倾化，跟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也是有极大的关系。安倍参拜晋国神社，除了拉拢右翼选民外，强化自身右翼的色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就是，政局持续动荡。日本的政局表现出政权的脆弱性和政策的不稳定性。过去十年间，日本政府更迭频繁，首相平均一年一换马，首相维持政权的需求往往以牺牲政策的延续性和合理性为代价。政令的朝五晚

九、朝令夕改情况，在日本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最典型的是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多变性。

历史上的中日关系总是“一强一弱”的关系。大致可以说，在1868年明治维新是中国强日本弱的关系;从明治维新以后到二战结束，是日本强中国弱的关系。二战后，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随着新中国诞生、特别是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发展，中日关系结束了“一强一弱”的历史，开始走向所谓“强强型”关系。由于双方没有一方是“弱者”，因此在一些重大分歧上容易出现谁也不能向对方“示弱”的僵持状态。与此同时，双方都存在更重视发展与“最强者”的关系而轻视发展相互关系的政策偏好，这一点在日本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日本是一个非常势利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一贯崇拜强者，蔑视弱者，一贯采取“与强者为伍”的外交战略。当今中日关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还不够强大，日本还不服气中国。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取得的，仅就中国战场而言，战争结束时日强中弱的形势仍未改变。战后日本当局乃至主流观念只承认败于美国，不承认输给中国。尊强傲弱，愿意向胜利者学习，是日本人历来的特点。在二战中真正打痛日本的是美国，多数日本人却最佩服美国。美国是一个老练高明的霸权主义国家，控制日本后又加以扶助和改造。以《日美安保条约》为标志的美日军事同盟，成为美国在亚洲军事战略的基石，直至今天也是对我国安全的重大威胁。

提及中日关系，便不得不提钓鱼岛争端。钓鱼岛问题是美国1971年归还冲绳时故意制造并留下的矛盾。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对此问题提出先行搁置，正是为打破美国加剧中日矛盾的图谋，并在当年得到了日方同意。如今日本民主党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炒作，既是争取选票的内政需要，也是配合美国重视亚太战略的外交考虑，同时也是日本试图突破战后体制，恢复自主性和国家正常化的需要。

亨廷顿说过：“从中长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且不说最后会不会追随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上，中国是日本的借口，美国才是日本的目的。历史问题只是日本拿来恶心中国，中国拿来挤兑日本的，这个问题对日本而言没有本质上的影响，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事实就是那样。相比较之下，日本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才是真正的触及本质的东西。战后日本和平宪法是一个孤立主义宪法，但是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就是打破这个原则，而且是需要最好含糊其词的方面。日本出口武器新原则，就是说日本可以从本国安全出发出口武器。问题是怎么认定这个标准。所以日本蓄意挑起钓鱼岛这个争端就是营造一个口实——我们的安全受到中国的威胁了。至于安倍最近提出了解禁集体自卫权，也就是日本正常国家化的实质性一步。其实日本国家正常化这件事跟钓鱼岛没有关系，而中国是顺水推舟将钓鱼岛跟日本国家正常化绑在一起说事。中国之所以敢这么做，原因就在于日本政客的短视，尤其是历史问题的短视。日本是一个很决绝的民族，尤其是跟历史的“决绝”，从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可以看出日本在历史传承上有习惯性的“健忘症”。那回到中国应对的态度，日本想突破战后体制，我们觉得日本突破战后体制会走向哪里？军国主义！日本扣留美国核原料不放就是我们的证据。

再回到今天中日关系的紧张，我认为加强综合国力是解决摩擦的根本途径。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使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定亲疏，处理对日关系的标准，就是要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国际经济“全球化”之后，中日之间的矛盾与抗日战争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不能再通过武力拼胜败来解决。两国现在已是“两强并立”，在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上中国强于日本，经济上双方各有长短。再加上日美军事同盟的因素，双方发生战争可以说不会有赢家。何况中日若出现战事，美国肯定会介入，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会是一场灾难。

从当前和今后的战略格局看，只要中国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就能大致确保中日之间不发生大的冲突，日本右翼和一些反华势力的挑衅也会被遏制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中日在亚洲是“两强并立”的局面，两国关系开始了重新磨合的过程。从中国的最大利益出发，应争取中日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及东亚、东南亚的繁荣。中国如果运用好战略运筹，并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中日关系的发展并非十分悲观。

总之，在国际关系中，一切取决于力量对比。当今的中国既要振奋民族精神，又要警惕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抓住新世纪的机遇期，我国将会迎来强盛期，包括对日关系在内的对外关系就会进入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