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政治文明的创新和继承_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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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政治文明的创新和传承

摘要：古希腊政治文明的创新表现为三个方面：城邦、民主制和公民身份及意识，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希腊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够创新在于它对先前文明乃至原始社会风俗习惯的传承，在邻近的东方文明的影响下希腊得以迅速重返文明社会，从而在其社会结构中保留了民主制这一宝贵的人类文化基因，并在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将其发扬光大。因此古希腊的政治文明体现了创新和传承的辨证统一。

关键词：古希腊；政治文明；创新；传承

与当时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相比，古希腊文明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它在哲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成就可谓创新；同时它又是所谓的二次文明，在迈锡尼文明的废墟旁建立，受东方文明滋养而产生，并开创了长达两千年的西方文化传统，可谓传承。作为一个后起之秀，希腊文明何以能在主流的东方文明之外另辟蹊径，开创传统？它创新和传承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下面以古希腊政治文明作为突破口予以简要地分析。

一、古希腊政治文明的创新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对希腊政治文明作三个层面的理解：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及观念层面。它在这三个层面的创新分别为：

1.城邦

希腊在古典时期只是一个文化概念。当时的世界并不存在一个叫做“希腊”的国家，只有一系列的文化同质的城邦——城市国家，比如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忒拜、阿尔戈斯等等。有人估计希腊本土城邦数目大约在600~750之间。如果加上遥远的殖民地，总数不少于1000~1500。这些城邦密布于地中海地区，以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南部、小亚细亚半岛西海岸最为集中，和波斯、埃及紧密接触。不过城邦和这些东方邻居相比实在是一种很特殊的国家形式，正是这种国家形式构筑了日后希腊奇迹的基础。

城邦的最突出的外在形式是规模小。面积一般不到100平方公里，人口则仅数千人，超过万人的城邦凤毛麟角，是东方人眼中的蕞尔小邦。东方君主治下臣民动辄数百万，幅员和现代的中型国家相当。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城邦都有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政治上自治，经济上自足，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城邦公民具有极强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为自己的城邦自豪。

城邦的独立意识很强，如此之多的小国各自为政的局面保持了超过五百年的长时期，甚至马其顿帝国时期希腊诸城邦仍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城邦向邻邦宣布自己的自由和自治。同时承认对方的独立，没有表现出东方帝国主义的那种强烈的领土扩张的欲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自豪感或重要性在希腊人的政治观念中不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雅典30人口的规模对于城邦来说过大了，波斯的庞大帝国更是野蛮的、不文明的制度。亚氏曾组织考察过158个城邦，却对近在咫尺的马其顿帝国和波斯帝国视而不见，在他的政治学著作中，只字不提这种古代世界极为重要的政治体制。古希腊人的国家概念由此可见一斑。

2.民主制度

希腊城邦政治制度是多元的，这些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等若干类型。很多城邦大体上都经历过从君主制到民主制的演化。到公元前5世纪时，民主制度在希腊世界普遍发展起来，雅典只是其中的典型罢了。即便此时也没有哪两个城邦的制度是一模一样的，它们都有一套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

民主制是古希腊人的创新，伯利克里在一次演讲中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的。”他还对民主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我们的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端时，每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1] 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权力的分散，这和东方帝国权力的集中再次形成鲜明的对比。以雅典为例，由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另有五百人议事会直接管理大部分行政事务，相当于雅典政府。陪审法庭是另一个重要的权力机关，它享有司法权，并部分参与立法，同时负责监察公职人员。除了十个将军外的所有公职人员都从经过资格审查的公民中抽签选举产生，所有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是均等的。

3.公民身份和公民意识

公民是城邦结构中希腊人所特有的一种身份，古代的东方帝国是不存在公民的，只有臣民。公民和国家是相对应的概念，而东方的臣民对应的应该是君主而不是国家。[2]具有公民身份意味着对城邦的义务和忠诚以及参与公共政治的权利。伯利克里甚至说：“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事务„„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3]当希腊人以公民自居的时候，他有一种主人的自豪感，城邦的公共事务既是大家的公共的事务，又是他个人的事务。

城邦，民主制和公民是城邦政治文明的不同侧面，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城邦的本质是公民的共同体，公民是天生的城邦动物，城邦不仅仅是公民的生活场地，它还使公民得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城邦本身就是公民的信仰。城邦时代结束后，希腊公民在大帝国中就感觉精神失落，找不到心灵的归宿。既然城邦本质上是由全体公民构成的有机整体，每个公民都必须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因此城邦在本性上是民主的，没有民主就没有城邦。

城邦属于希腊政治文明的物质层面，民主是制度层面，而公民意识则属于精神层面。也许公民的思维方式是希腊人留给西方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当城邦的建筑卫城和广场沦为废墟，民主制度悄悄藏在尘封的古希腊文献中待人发掘时，公民的思维方式则不断被西方的主流群体激活、响应。

二、希腊政治文明创新的条件

在人类历史上至少有六个地区的文明是自己独立发展出来的，我们姑且称之为原生文明，而希腊文明相应地被称为二次文明。除美洲外的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历史都比较悠久，它们有一些共性，比如都诞生在开阔的大河流域，这些地方在史前期就已经有了人类社会。美国演化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提出一种文明形成和演化的模式，他认为人类社会都经历过族群、部落、酋长领地及国家等四个阶段的演化。[4]所有原生文明无一例外地要经过漫长的史前期。希腊文明的形成却有两个相反的特点，可以视为它创新的条件。

1.“跃入”文明

古希腊进入或重返文明的速度是东方文明古国无法比拟的。东方文明是原生的，因而没有任何先例可循，通过自然演化进入文明，历时很久。希腊本土曾存在过一个迈锡尼文明，它在政治方面和东方文明是同类型的，都是宫廷政治。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2世纪被蛮族摧毁，社会结构被破坏掉了，文字失传，文明消失，以至于有人把此后的三、四个世纪称为希腊的“黑暗时代”，随后一幕文明演化的大剧再次在希腊本土上演。按照原生文明的演化速度，古希腊人需要花千年以上的时间去脱离黑暗时代。然而希腊人有先例可循，他们大大缩短了进入文明的时间，在公元前8世纪就使用文字、建立城邦，一跃跳上文明的大舞台。

至少有两个因素加速了古希腊的文明化进程：第一是迈锡尼文明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希腊文明和已经覆灭的迈锡尼文明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断裂，“黑暗时代”的说法不足为凭。[5]迈锡尼文明和古希腊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迈锡尼文字失传，传统社会结构分崩离析，城市和宫殿成为废墟，但影响仍在。征服者就生活在文明遗址的附近。如果他们要建立一个城市的话，那就是最生动最直接的教材。第二是东方文明的影响。迈锡尼文明发达的农业和航运业被继承下来。希腊人继续和沿海发达的文明保持贸易往来。交往使他们接触到先进文明。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公元前8世纪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了文字。城市和文字构成了文明的两大要素。因此公元前8世纪时古希腊社会已经站在了文明的门槛上了。

在东方文明古国需要数千年时间才演化出来，而古希腊社会仅仅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就得到了。希腊短时间内实现文明的飞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直接后果就是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得以保留。

古希腊社会没有经历大规模的酋长领地兼并阶段而步入文明、建立城邦，因而国家规模极小——一个城市而已。其国家和戴蒙德模式中的酋长领地相当，前身就是前文明的部落联盟，城邦的王政制度因而也是先前制度的继承。然而此王政非东方的君主制度，“王政是荷马时代（黑暗时代）原始民主形式”[6]，正因为如此城邦后来大体上都经历了王政—贵族制—民主制的演变，到伯利克里时代，民主制成为希腊世界的主要政体。希腊文明社会的机体深处却潜伏着部落社会的习惯，好像一种隐性文化基因，没有被淘汰，只是暂时没有机会表达罢了。在希腊民主政体中的元老院、公民大会、执政官中，我们可以从黑暗时代希腊部落的酋长会议、民众大会、军事首领那里找到原型。[7] 那么东方的情况如何呢？东方在史前时期也都曾有过部落联盟时期，那时公共生活是唯一的生活方式。部落成员参与本部落会议不仅是权利而且是义务。部落是全体成员的共同体，信息和决策都是公共的。重大事件由部落大会协商决定。部落首领没有特权，地位也并非世袭得到。随着人口增多、财富积累，专业分工出现，重要的村落发展为城市，部落首领成为世袭的王。文明首先在开阔的大河流域出现，由于没有先例可循，国家出现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在希腊社会直接发展为城邦的社会共同体——部落则被反复兼并，文明出现时它们已经消失在帝国这个大熔炉中。历史上记录的都是雄踞于大河之畔的某个王朝。此时先民的生活方式已经被人遗忘。人们口耳相传的民族历史往往表现为英雄的传奇。中国五帝时代的禅让故事听起来和神话没有什么区别。公众参与政治和帝国的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没有生存的土壤了。古老的民主制这一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好像不适应环境的基因一样被早早地淘汰了。发明文字的人们在书写本民族历史的时候没有足够的材料去重构先民的生活，单凭神话传说，再强的想象力也不能还原历史，民主制这个文化基因在东方社会历史演化中消失了。

特殊的机遇让希腊人进入文明的同时保留了这个文化基因。但是基因的表达需要合适的外界环境。幸运的是希腊的地理环境给它一个完美的表现机会。

2.地理环境的影响

和东方文明古国相比，希腊的地理环境明显不利于文明的生成。希腊适合农耕的土地被山川分割得支离破碎，除了帖撒利亚盆地以外，几乎没有一块大平原。如果考虑到地中海上的小岛及沿海的殖民地，希腊的地理版图就更复杂了。希腊人只能在狭窄的山区谷地从事农业生产。另外希腊没有原生文明普遍具备的水利农业，耕作完全以来于季节性的雨水和山上流下的溪水。集约型的农业无法形成，东方社会引发部落兼并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此不存在。

并不富饶的土地、群山的阻隔、先民热爱独立自由的传统，给希腊世界的统一带来重重困难，使那些野心勃勃的希腊英雄和东方君主望而却步。古希腊历史上城邦之间的征服并非不存在，然而征服的代价太高，被征服者会顽强抵抗，交通不变给征服者带来很大麻烦，最后的收益很少，因为绝大部分城邦都没有聚集太多财富。因此被征服的城邦最终又恢复到独立自由的状态。

在农业文明时代，小国寡民是民主制及其公共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希腊世界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城邦基础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的公民超过10万就不能称之为城邦了。城邦人口过多，会使公民的参与公共政治的热情降低。城邦是全体公民共同占有的事物，人口也多，单个公民在城邦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小，就跟以人口为分母的分数值一样。过多的人口还会使民主制无法实施，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发明出代议制这种东西，希腊民主制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直接民主。它以公民大会最为最高的权力机关，城邦的广场可以为大会召开提供公共领域，是一个决策中心和信息中心，过多的人口它无法容纳。东方帝国的人口动辄数百万，帝国的权力中心只能位于宫殿或者密室之中。

三、创新和传承的辩证法

在希腊的政治文明我们看到了创新和传承的辨证统一，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希腊文明还是黑暗时代希腊部落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原始社会的部落是城邦形成的基础。在部落社会的许多因素中我们可以找到后来城邦制度的影子。希腊文明是二次文明，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得益于古老东方文明的熏陶及其先驱迈锡尼文明的滋润。如果没有这些早期文明的传播，希腊本土的特殊地理条件不太可能滋生原生文明。同时代的腓尼基人也是希腊人的老师，他们带来的字母是希腊人进入文明的必要条件。

第二、创新是创造性的传承。希腊城邦制度颇似今天生物技术中的基因工程的产品。物质匮乏的原始社会形成的民主制度和建立在雄厚财富基础上的文明社会特有的文字、国家制度组合在同一个社会之中，这就是古希腊。希腊人的创新在于使这两个本不相干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和谐相处，浑然天成。

第三、创新成就了传承。希腊人的天才创新为西方人保留了一个弥足珍贵的政治传统。公民意识和公共领域。他们不仅成就了希腊奇迹，而且是西方文明成为和古代主流的东方文明相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后世西方文明崛起埋下了伏笔，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1] [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商务印书馆，1997：130.132.[2] [6] 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112-113.38.[4]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77.[5] 黄洋.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J].世界历史，2010，（3）.[7] 赵汀阳.城邦，民众和广场[J].世界哲学，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