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宗教融合 ——以二战时期上海对犹太难民的接纳为例_上海军民融合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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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宗教融合——以二战时期上海对犹太难民的接纳为例

一、早期上海与宗教的接触

上海坐落于中国东部沿海，自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往来的不断发展，上海逐渐成为最著名的交通枢纽之一。国际交流的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宗教在上海的传播。鸦片战争后，上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人民受压迫，社会动荡，生活难以保障。结合各个宗教发展的历史来看，我认为在缺乏精神支柱的时候，人们总是倾向于将情感寄托于某些传说或者信仰。加上此时大量西方传教士渐渐进入上海，以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为主的教派在上海的影响力迅速提高。随着中国逐渐在西方列强的侵略过程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自发的爱国救国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开始萌生。在这样一个阶段，西方宗教在传入中国、普及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社会自身的影响，有一部分宗教人士为爱国运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我看来，也许当时在上海各个单独的宗教对于社会的影响力难以言大，但是这些宗教人士的共同努力直接影响到了许许多多的宗教，使得这些宗教在中国的组织致力于爱国自救、解放思想、反对封建统治。同时由于传入较早，这些宗教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也在逐渐适应中国国情，在保留它们自己的特点的同时还能够与中国社会很好的相互适应，从这一点上来看是很难得的。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出上海对于宗教的包容、接纳。近代开始上海与世界的联系就十分紧密，各国居民众多，这对上海社会的影响在宗教上就反映在上海各宗教相互融合、交流上。在我看来，也许是得益于中华民族无普遍性宗教信仰的情况，各个宗教尽管教义不同，信仰有所差异，但是在它们传入上海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同当地传统信仰冲突等矛盾，各个宗教均能找到相应的信奉者，各自成立教会、传播教义，和谐共处，有时更会相互融合、交流和汲取。以基督教为例，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在中国上海迅速发展，当时的上海集中了一大批受过西方先进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再后来，在新中国建设初期，各个宗教也为了逐渐适应中国社会变化而努力，提出了比如宗教本土化的想法。我想，宗教与一个地区的结合是两方面的，只有宗教愿意去融入当地的文化背景，同时当地人也相信那些教义，宗教才能很好的传播，同时这样一种友好的接纳方式对于宗教汲取我们各地自身的文化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只有这样，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才可以融入到一些宗教里。显然，上海这样一种包容的态度也促进了宗教的发展，同时也很好的保留了当地自己的风格，宗教和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我觉得，也许正因为上海这样一种友好、融洽的对于宗教的态度，在二战时期饱受灾难的犹太人才会在上海获得栖身之地，在这段历史里，上海对于宗教的接纳、包容更是得到了充分展现。

二、二战时期上海对犹太人的接纳 70多年前，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慑于纳粹的淫威，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对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在此刻，中国人民却向同样处于水深火热的犹太民族敞开大门，两万犹太人涌入上海，与10万上海人一起居住在狭小的空间里，度过二战的艰难岁月。上海的摩西会堂刻录了犹太难民在虹口生活的印记。

1937年到1939年8月，是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高峰期，他们被安排在上海的舟山路、霍山路、长阳路。而著名的摩西会堂就在长阳路上，这里也是犹太难民集会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当时上海市民积极帮助犹太难民，极大改善犹太难民的生活状况。但是，原本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的生活已经走上正轨，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人把大部分犹太难民赶进隔离区，并发放通行证限制他们的出行，没有通行证，他们不能工作和上学。善良的中国人尽管自己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遇，仍然积极为犹太难民提供各种援助，有的把自己的房子借给犹太人住，向他们发放食品等生活必需品。

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后，纳粹掀起反犹狂潮，欧洲大地上600万犹太人惨遭屠杀，大批犹太难民先后辗转逃到上海，上海因此成为不少犹太人的“诺亚方舟”。根据统计，仅1937年间就已有六千多犹太人陆续抵沪，1938年到1941年，上海虹口区先后接纳了欧洲涌入的犹太难民2万余人。

当年，通过“犹太国际委员会”、“东方犹太人社区”、“联合国难民救济所”、“红十字救济会”等各种救济社团的协助与安置，犹太难民们在虹口有了栖身之地。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有一定技术和专长的：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各种手艺师，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犹太民族的“适者生存”的优点显示出来了。他们从事商业活动，开设了小型的服装、面包、冷饮、旧货业等商店或小商小贩，到1941年，犹太人集中居住的提篮桥地区出现了商业茂盛的局面，唐山路、熙华德路、汇山路、爱尔考克路和公平路这些街道重新建立了起来，而舟山路则成了商业中心，号称“小维也纳”。

犹太人的生活的确不易，在躲避追杀的同时还得自谋生存，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的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上海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生存下去。他们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自怨自艾，反而乐观开朗，积极看待自己的遭遇。犹太民族是神奇的民族，他们对生命有崇高的敬仰，没有选择向所有的德国人复仇，像希特勒那样杀害无辜的德国民众，而是只对纳粹复仇，不浪杀无辜。

在这几年间，总共有400多名犹太人在上海出生，他们其中有的留在中国为中国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有的的回国建设，但他们都没有忘记中国对他们的帮助，有的人甚至每年会回国感谢当年的救命之恩。

三、记参观摩西会堂及对上海包容宗教的一些思考

摩西会堂坐落于虹口区，沿着舟山路一路走，穿过老街上各式各样的小吃店玩具店，店家懒懒散散的躺在那些不足十平方的小店里，楼上木质的架子上挂着居民的衣物，整个街道的格局略显杂乱，让人隐隐约约还能感受到当时犹太人生活的气息。风景区并不在闹市，尽管周围似在大兴土木修建高楼，那小小的一块却显得格外安静。一路走到底，眼尖的，便可看见一块牌匾，“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九个字印入眼帘。因为不同于其他风景区拥有的巨大牌匾和烫金字样，摩西会堂的名片显得是如此小，以至于没有同伴的提醒，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已经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摩西会堂的大门也很小，尽管是3A景点，却依旧低调。走进大门，小小的场地旁的墙上用中文印着犹太人当时在上海的生活状况，“他不习惯烧开水”“她身无分文”等概述了犹太人初到上海的艰苦生活。沿着墙壁一路往里，我们先去参观了3号馆。馆内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长明烛台以及以色列总理的留言，“二战时上海人民卓越无比的人道主义壮举，拯救了千万犹太人民”，总理这样说道。

我觉得用“人道主义壮举”去形容当时上海对犹太教的接纳是丝毫不夸张的，毕竟在那个纳粹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上海人民在自身受到极大压迫的情况下，能在自己困苦时，以极其包容的态度，极大的勇气以及极伟大的人性去救济落难的犹太人，这样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的彰显，人性光辉的伟大体现。由此放眼上海，它是不亏于“国际大都市”这个称号的，就从宗教的角度看，它是没有歧视的。二战时不歧视犹太教，不附和“纳粹风”，现在包容所有的宗教信仰，佛堂教堂以及别的宗教场所和谐地存在于这个都市中。而比它那无歧视更令人敬佩的，是它的救济而不张扬。我想，可能很多城市都能包容各种宗教的存在，但并不是所有的城市，会像上海那样在二战时救助与自己没有丝毫关系甚至可能拖累自己的宗教信徒，默默救助后也只是低调的存在，没有夸大吹嘘自己的事迹，以致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址的存在。但正是这样的胸怀和这样的人道主义，构成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的血脉，让它在当今世界，成为蜚名中外的国际化大都市。

参观完展馆，我们返回了大门口的摩西会堂主楼。砖红的小洋房格局很小，门口等待进入的十几个人都快被挤到门外去，但洋房里却是别有洞天。底楼是做礼拜的地方，楼顶吊的很高，仪式台后存放着圣经的前五卷－《妥拉》。二楼三楼已经变成了展馆。我们去的时间很巧，正好碰上《安妮日记》在三楼的主题展览，于是我得以细细查看那个存在于我高中课本里的小女孩她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每个展板都是一个故事，展板结束的是她的人生，我看到她无忧无虑的童年以及如履薄冰的战后生活，‘I hear the approaching thunder…’，在接近尾声的展板上，她这样写道。安妮的描写十分细腻，她将我带入她的生活，感受她曾经遭受的痛苦，迷茫以及绝望。其实我略感庆幸，她因生病而离世，并没有长久遭受那些非人的折磨，由此我也深深感受到，犹太教这个民族，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遭受了怎样的折磨，他们是战争的牺牲品，以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暴君手中的屠刀。

其实在老师布置去参观宗教场所时，我就很想去参观摩西会堂。因为犹太教的悲惨历史太过著名，却也太过模糊，我唯一能接近细节的，是观看《辛德勒的名单》，但电影终究是电影，我想看的是现实。可是走出摩西会堂，我却没有想象中接近历史的轻松，却有一份沉重，我被那些历史－活生生的历史，生生的震撼了，我完全不能想象出一个民族的历史能这样沉痛。

自此我们可以看见，二战时犹太教与上海有了深深的羁绊，上海像母亲一般保护了犹太难民，我想，对别的教派上海应该也是一样的态度吧，宗教在上海生根发芽，上海给予它们养料，而它们也丰富了上海的宗教构成，丰富了上海人的生活。

四、上海犹太人生活区的近况与宗教的融合 二战期间，从欧洲经过陆路或者水路逃亡至上海的犹太人民，在上海虹口提篮桥区的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中生活着，并修建了许多建筑和设施，与本地上海人和谐的共处，共渡难关。虽然犹太人生活的时期与现在有一定距离，但依然可以从一直保留至今的或者经过重建改造的建筑中追忆起那段时光。

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内的犹太教堂、住宅、店铺、学校等建筑物及犹太人生活过的历史环境在虹口区甚至整个上海市都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摘录自白马咖啡厅内的展板）。

自上世纪2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涌入上海，在这里生活。这些犹太人在这开了咖啡馆，拥有了犹太人自己的报社和戏剧社团、欧洲室内乐团、各色店铺、屋顶花园等，这里特有的浪漫、精致和丰富的文化生活，独特的建筑与历史风貌涌现，使这个区域成为了著名的东方“小维也纳”。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隔离区”政策似的大量犹太难民从世界各地纷纷涌入，人口密度增大，特殊的历史背景使整个街区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从“小维也纳”变成了犹太人的避难所，（改编自《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街道景观研究——以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为例》）逐渐形成了犹太人民在当时度过艰辛生活的样貌。

然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整体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张艳华：《提篮桥——犹太人的诺亚方舟》）。随着政府的重视，这些随着时间而逐渐损毁的遗迹被修缮和改建，形成了如今的样貌。大体上较完好地保存着当时作为犹太人居住区时的风貌，并新增了一些提示牌与纪念碑等作为纪念的标志。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由一块延绵的名单墙、几个展厅及摩西会堂旧址等组成。在这块新修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逃亡上海的犹太难民名单墙上，除了密密麻麻的犹太人名字外，还有着触动人心的话语。同样作为新建的展厅里，展示着一段段故事和一句句刻骨铭心的话，同时还有着一些犹太人的物品，向我们还原那一段段历史。大西洋咖啡馆的牌子依然挂在墙上，咖啡馆却搬迁了，只留有纪念品店和供人休息的桌椅和遮阳伞。

纪念馆中的摩西会堂旧址，它作为一个古老的宗教活动场所，现在已经变成了供游客参观的景点。外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修缮过，但依然保留着当时的韵味。现在摩西会堂依然需要游客穿着鞋套行走，木质的楼梯已经铺上了铁管固定的红地毯，原来的宗教场所也变成了参观景点，二楼三楼也改造成了主题展出。在犹太难民居住于上海的几十年，犹太人从欧洲带过来的犹太教与上海本地人的本土宗教相互交融，在特殊的时期和谐共处。

纪念馆对面的白马咖啡厅是复建的，供游客在其中休息。二楼的座椅周围环绕摆放着上海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小阳台上别有一番风味。而这里在几十年前，也就是1939年，一位犹太难民与亲友在这里开办了这家白马咖啡厅。

绕着风貌区走一圈，可以经常看见上海方舟景点导览的指示牌，以及地上不时出现的绿色的“上海方舟”地砖。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与上海繁华的都市有许多的不同，但是也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这里生活已经没有身处于历史文化区的特别的意识了。

如果不是一块块纪念牌提醒着，感觉就像是这块犹太人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和普通的居民区一样、舟山路与其他街道没什么区别，霍山公园和普通的公园一样聚集着老人与小孩。在牌子的指示下，二战期间，犹太难民救济组织承租房屋设立收容所，安排难民入住，对难民生活、安全予以庇护的犹太难民收容所旧址（摘自导览牌），美国前财务部长布鲁门塞尔旧居，花园餐厅等一系列富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建筑才被我们认出来。可见，不仅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连像我一样的游客都已经融入了日常的生活气息之中了。

在风貌区中，比较显眼的就是提篮桥监狱了。建于二十世纪初，在不同时期都履行着它的作用。如二战结束后，先后关押了数百名日本战犯，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这座中国迄今仍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监狱关闭后将进行保护开发，保留了它的威严。

距离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有一定距离，与摩西会堂同为宗教场所的下海庙，依然保留着它宗教的功能。这个经历过多次演变最终形成的佛教活动场所，也见证了不同宗教的交融与发展。

总而言之，现今在上海的犹太人生活区在当时的基础上进行了保护和维修，仍然能以历史的形态被我们所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上海这个地方，不同宗教的交流与融合，共同和谐相处，并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参考资料：

[1]王灵燕.《上海摩西会堂的印记》[M]：现代装饰期刊，2011年第5期 [2]丁翔华.《二战时中国外交官发放“生命签证”两万犹太人避难上海滩》[M]：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第26期

[3]黄静雯.《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街道景观研究——以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为例》[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6 [4]张艳华.《提篮桥——犹太人的诺亚方舟》[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