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新版条例系列解读_新版准则和条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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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和“从严”的具体体现

——《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之一 “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是从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化版‟，管党治党的制度笼子正愈扎愈紧”；“新法规纪法分开、泾渭分明，更能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是科学反腐的重大举措”……近日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全党全社会引发热议。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关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实践表明，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一些党内监督法规制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实需要，一些新的实践成果也还没有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扎牢管党治党的制度笼子，真正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在全党树起来，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新修订的《准则》《条例》正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充分体现了管党治党必须“全面”和“从严”的要求。

“重新修订两项法规，是实现依规依纪治党、切实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新法规的„全面‟令人印象深刻。”全国党的建设研1 究会特邀研究员汪洋认为，这首先体现在把全体党员都纳入监督制约范围。

全面从严治党，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作为拥有87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从严治党只是管住“关键少数”还远远不够，用党规党纪管住绝大多数才是重构政治生态的“良方”。规范对象“全覆盖”“无例外”，本身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绝不允许有特殊党员存在。

为了更好地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新修订的《准则》把普通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全部纳入制约范围；新修订的《条例》也对原有条款中不少违纪情形只针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情况做出调整，明确“六大纪律”是全体党员的基本遵循和底线。

“规范领域和内容的„全覆盖‟，也体现了两项新修订法规的全面性。”汪洋指出，虽然《准则》的“体量”大幅精简，但紧扣“廉洁自律”，指向性更明确，内涵也更丰富。不仅对全体党员提出正面倡导，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规范，也不再局限于“廉洁从政”，而是增加了“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方面内容。

据中央纪委法规室负责人介绍，《条例》的修改比例基本上达到80%至90%，有的章节几乎全部修改，调整过程中充分吸收了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篇之作，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破题之举。仅201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3085起，处理7174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条例》新增了违规收送礼2 金、消费卡，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超标准、超范围接待等违纪条款。

领导干部瞒报个人事项、“裸官”等问题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集中整治的“顽疾”。去年，中央巡视组曾指出广东、福建的“裸官”问题比较突出。此后，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清理“裸官”行动，在领导干部中产生了很大震慑。新《条例》中明确增加了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取得外国国籍等违纪条款。

……

规范对象和领域的拓展，既是“全面”，也是“从严”，反映出党内法规制度正日益完善。

“新修订的《条例》在„从严‟上下足了功夫，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实现纪法分开。”

湖南省法学会廉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邓联繁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行为的标准设置上，尺度高于法律；二是在对行为的后果处理上，尺度重于法律。

“划出纪律底线彰显了„从严‟的尺度，确立高标准同样也对广大党员提出了„从严‟的要求。”网友“清晏”指出，新《准则》不仅将对党员领导干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要求固化为制度，对他们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同时也对全体党员发出道德宣示，每一条都考验着党性和担当。

综观新修订的两项法规，“全面”和“从严”要求紧密交织、贯穿始终。对广大党员来说，全部被纳入规范对象，这本身就是一种震慑，意味着制度笼子越收越紧、越往后执纪越严；对党员领导3 干部来说，廉洁自律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纪律标尺的刻度越来越精密，实际上体现了管党治党的维度越来越全面。

“对纪检干部来说，焕然一新的两项法规为今后我们监督执纪问责提供了有力依据，也有利于持续深入推进正风反腐。”中央纪委驻人民日报社纪检组办公室副主任陈炜告诉记者。“全面意味着从严，从严也体现了全面，全面和从严往往分不开。”中央纪委法规室负责人指出，全面是扩大范围，从严是彰显态度，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党内法规建设与时俱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制度保障。（记者：闫鸣）

从改、增、删读懂党员《准则》和《条例》

——《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之二

名称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改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适用对象从党员领导干部扩大到全体党员，内容从3600余字精简至281字，这样的“删繁就简”意味着什么？原《准则》中的“8个禁止”“52个不准”去哪儿了？

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与2003版相比，哪些方面的变化值得特别关注？“负面清单”与每一名党员息息相关吗？原《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如今整合为“六大纪律”，为什么反而提高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答案就在《准则》和《条例》的“改、增、删”中。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法4 规。修订后的《准则》共8条、281字，分为导语、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等3部分，可概括为“四个必须”“八条规范”。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重申党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传统作风、高尚道德情操等“四个必须”原则要求。二是围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对全体党员提出“四条规范”。三是围绕廉洁从政，从公仆本色、权力行使、品行操守、良好家风等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要求更高的“四条规范”。

与2010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相比，修订后的《准则》紧扣“廉洁自律”、覆盖全体党员、突出“关键少数”，强调自律，重在立德，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充分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法规，成为向全体党员发出的道德宣示和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需要指出的是，原《准则》中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的“8个禁止”“52个不准”并非“去无踪”，很多内容作为“负面清单”，移入同步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开列“负面清单”，“六大纪律”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原《条例》共3编、15章、178条、24000余字。修订后的《条例》共3编、11章、133条、17000余字，分为“总则”“分则”和“附则”等3部分。对照《条例》修订前后的内容变化，不难发现，新《条例》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作为“负面清单”，强调他律，重在立规。

这把突出政党特色、党纪特色和体现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成果的“党纪戒尺”，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六大纪律”，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其中，既做“减法”，删除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并以设定专门条款的方式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有效衔接；又做“加法”，结合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纳入党中央强调的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以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等内容。

修订后的《条例》，与2003版相比，哪些方面的“改、增、删”值得特别关注？梳理《条例》的具体条款，“负面清单”的重点清晰可见。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从改、增、删读懂党员《准则》和《条例》

——《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之三

修改后的“总则”告诉你，党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等情形，后果更严重了。修订后的《条例》“总则”部分，第二章“违纪与纪律处分”的第九条规定：党员受到警告处分一年内、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半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而在2003版《条例》的第十二条规定中，“党员受到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6 务的党外职务”。从“一年内”改为“一年半内”，党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后果更严重了。

强化违纪查处、为党纪“加码”的类似条款还有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等。如第十三条是修订后新增的内容，“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留党察看以上(含留党察看)处分的，党组织应当终止其代表资格”。

又如，第十九条规定，有“在纪律集中整饬过程中，不收敛、不收手的”等三类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分”。在第二十条中，“党员违纪受到党纪处分后，又被发现其受处分前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应当从重处分”。这些都是增补的内容，突出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党纪“从严”。

修改后的“分则”则告诉你，“六大纪律”可“对号入座”，党纪“负面清单”不再包括贪污贿赂行为。修订后的《条例》“分则”部分，就是详述对违反“六大纪律”行为的处分，把党章关于纪律的要求具体化，强化“负面清单”作用，不仅告诫党员干部哪类行为不能做，同时提出清晰的处罚依据，令违纪行为不再有空子可钻。例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以前存在模糊地带，此次修订明确列出，可以“对号入座”。

“六大纪律”，政治纪律排在首位。修订后的《条例》第六章“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要求和实践成果转化为纪律条文，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纪条款。如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7 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违反组织纪律新增“负面清单”，包括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以及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如第六十八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违反廉洁纪律新增“负面清单”，包括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等。如第八十一条规定，“相互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搞权权交易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值得注意的是，“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第九十六条)，“违反有关规定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第九十七条)，“用公款旅游、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或者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的”(第九十八条第一款)，“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第九十九条)„„诸多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情形被纳入“违反廉洁纪律行为”，不仅要处分直接责任者，还要处分领导责任者。

“对违反群众纪律行为的处分”，新增了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等违8 纪条款。违反工作纪律新增“负面清单”，包括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

“对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主要对“四风”问题和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违纪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增加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违纪条款。值得一提的是，2003版《条例》第一百五十条中关于“通奸”“包养情妇(夫)”的提法在新《条例》中被删除，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

还有引人注目的一大变化，是2003版《条例》第九章“贪污贿赂行为”所列条款，在修订后的《条例》中都删除了。不消说，这是实现纪法分开的明显信号，不再把法律当成纪律审查的尺子，而是在法律之前就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抓早抓小、动辄则咎。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坚持纪严于法 实现纪法分开

——《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之四

10月1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连续发布重磅消息：周本顺、杨栋梁、潘逸阳、余远辉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不同以往，此次通报通篇“纪言纪语”：看标题，“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之中没有了以往经常出现的“违法”二字;看正文，过去惯用的“收受贿赂”、“行贿”等字眼也不再出现，行文布局主要体现违纪问题，而非违法问题。

党内审查是纪律审查，不是司法检控，一个依“纪”、一个依“法”，二者界限清晰，不能混淆。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严明党纪，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使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党员不可逾越的底线。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遵循管党治党的规律，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充分体现了党纪特色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

中央纪委法规室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我们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及管党治党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制度创新。”

2014年12月24日，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公布了山西省国土厅原副巡视员王有明腐败案剖析。王有明素有“工作有能力、有魄力”“工作成绩突出”等赞誉，曾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国土资源系统的各种荣誉。但是，这样一位“荣誉满身”的干部，却从收受土特产开始，一步步发展到收受保暖衬衣、毛衣、千元礼金，直到最后收受巨额煤矿干股，落了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下场。

“破法”者必先“破纪”，这是被无数案例证明的一条腐败铁律。然而，原《准则》和《条例》的内容与法律法规混同现象严重，特别是原《条例》半数以上条款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由之导致，实践中党纪意识淡薄，管党治党不以纪律为尺子，而是以法律为依据。只要党员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相关监督就“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甚至视而不见、不管不问，造成“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尴尬局面。

“小纪不执、小错不管、小病不治，使得纪律和法律之间出现了大片无人过问的开阔地带，导致党员干部从违纪滑向违法作‘自由落体式运动’。”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坚持纪严于法、纪法分开，首先要解决纪法重叠、纪法混同的问题。

对此，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均删除与国家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其中《条例》共删除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如有关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行为等刑事色彩浓厚的规定。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治，要害在严。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在删除相关内容的同时，还增加完善了若干条款，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和遵守纪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特别是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以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等要求转化、上升为纪律规范。比如，《条例》第六十八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能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

“如果纪法不分、‘纪等于法’，实际上就相当于把党员与普通公民混为一谈了，等于把法律的底线作为党员的底线了，这样就体现不出我们党的先进性了。”中央纪委法规室负责人表示。恰如其言，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如果把普通公民的行为底线作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底线，就等于拉低了党员标准，全面从严治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党纪严于国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就是治本。”高波表示，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坚持纪法分开、纪严于法，既固化了抓早抓小、动辄则咎的实践导向，也强化了越往后执纪越严、处分越重的治理理念，充分彰显了政党特色、党纪特征，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强化党内监督提供了制度依据和有力支撑。

当然，纪严于法、纪法分开，绝不意味着纪律和法律完全割裂开来，“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条例》不仅在“指导思想、原则和适用范围”一章规定党组织和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还专门设置“对违法犯罪党员的纪律处分”一章，实现了党纪和国法的有效衔接。(记者 张磊)

面向全体党员 发出道德宣示

——《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系列解读之五

“十几年扎根海岛、一生为人民服务，谷文昌同志用实际行动改变了荒滩面貌，也„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10月25日，谷文昌纪念馆，福建省东山县教育局副局长张黎东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里。

曾参与纪念馆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张黎东，对谷文昌的事迹耳熟能详，但每次来他都感到有新的收获。“先进事迹里有感人的力量，每次参观都是精神洗礼和心灵净化！”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民族历来强调德法相依、德治礼序。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以德治党，这个“德”就是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其内核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一脉相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建设廉洁政治，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对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提出了一系列正面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要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必须发挥党章党规党纪的正面引领作用，让党员干部明确廉洁自律行为规范。

焕然一新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应运而生。

“修订后的《准则》，以党章作为根本遵循，紧紧围绕着廉洁自律，集中体现党的性质、宗旨。”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向记者介绍，《准则》开篇即围绕理想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传统作风、高尚情操提出“四个必须”的原则要求，并将落脚点放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彰显了我们党坚持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和建设廉洁政治的鲜明立场，具有思想激励和导向作用，是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高尚道德追求。

“有„伸‟有„缩‟是《准则》修订的一大特点。”湖南省法学会廉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邓联繁认为，“伸”体现为规范对象的拓展，即从原本的党员领导干部扩大到全体党员；“缩”体现为内容的紧缩，即聚焦“廉洁自律”，去除与其无直接关系的条文。

以往，“8个禁止”“52个不准”主要针对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我不是领导，规定管不到我”的侥幸心理让不少党员吃到苦头。

今年1至8月，北京市纪委共查处“小官贪腐”290人，涉案金额共计3.23亿元。同样是1至8月，青海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的各项纪律典型问题224件，问责处理562人，13 其中乡科级530人，占总问责数的94%。数据说明了将全体党员纳入规范的必要性。

廉洁是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准则》围绕着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向全体党员提出了“四条规范”。

作为地方或单位的“领头羊”，党员领导干部的言行具有示范作用，能够对政治生态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廉洁自律方面，理应有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自我要求。

回眸近百年来党的历程，党员领导干部中从不缺少清正廉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先进典型。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立于时代的精神高地，刻画出优秀领导干部的光辉群像，更为广大党员树立起向上向善的道德标杆。

《准则》针对“关键少数”，围绕“廉洁从政”，从公仆本色、行使权力、品行操守、良好家风等四个方面进行规范，既是对模范精神的提炼和传承，也体现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准则》强调„正面倡导‟，发出道德宣示，这既是我们党坚定自信的表现，也是向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汪洋认为，《准则》不同于“禁令”，旨在告诉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要做什么”“该做什么”，从源头上为全党注入“正能量”。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教授贺夏蓉认为，《准则》不仅借鉴了传统文化精华，还广泛吸收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成14 果，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和历史文化思考。其中，关于“廉洁齐家”的论述就是很好的例证。

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良好的家风是治平的基础。而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晴雨表”。近年来，倒在家风问题上的党员领导干部并不少见。例如，刘铁男父子“老子办事、儿子收钱”的贪腐“二人转”，苏荣“家就是权钱交易所”的悔恨，还有近期公布的周本顺“家风败坏、对配偶子女放任纵容”等违纪问题……

“古往今来的事例足以警醒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准则》、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不仅必要，而且应当成为自觉。”贺夏蓉说。

《准则》颁布之后，“简洁、好懂、易记”成为广大党员的直观感受。这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

“想要充分发挥正面倡导的效力，不仅要出台实打实、可操作的法规，”汪洋认为，“更要广泛宣传、推进落实，使广大党员形成自觉、养成习惯，真正把道德律令刻印在心上、落实到行动中。”（本报记者 闫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