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框架_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框架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框架

李勤德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绵延古今、亘贯时空。它既有广泛的包容性和衍申度，又有着稳定的中心实体。从文化学的角度着眼，它可以划分为诸多的部类和层面，也可以大廓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但是，不管我们如何分类和如何审视，都不可能脱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这个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什么，它包括哪些主干，它们又是如何组成超出各部文化相加总和的文化框架，从而由此怎样派生出各类文化等等，无疑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课题。传统文化是一种过去型的文化积累，它带有强烈的物态性和畅容度，它既包含了每个时代的文化现象，又是历史文化的总体综合。它是长期形成，又长期演进和发展的，它既包含了自然性的文化实体，又包含了功能性的文化措施。前者以稳固、坚韧的生活联系和精神联系形成为民族的文化网络;后者以积极实效的建设精神增强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主干。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较之其它古国，中国传统文化是唯一保留下来的完整文化，这固然是因为中国古代曾出现过高水平的文化，但更重要的是它坚韧的文化传统，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如此根深蒂固的原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古国中独树一帜，没有中断或湮灭的根本所在。不管我们赋予文化以何种定义，它总和人类自身的生存有关，自身基于种属，而生存又依赖于环境，所以，种属与环境是形成文化类型的两大要素。在远古时期，中国人类滋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在西边以世界屋脊为隔离带，北部以沙漠戈壁为限定，东部以大海为界，在这一片杂有山脉森林，尤其是河流平原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滋生繁衍的良好所在。在这个区域内诞生的人类，依赖着水源和森林走完了从猿到人的历程。在人种学的资料中，晚中新世的南腊玛古猿几乎是在与西部完全隔绝的环境中，在朝向更新世早期人类发展的漫长道路上，逐次地演化成为第一批人属中的直立人种及后裔类群中的早期智人和现代人。在这个东边濒临大海，西部雄峙着喜玛拉雅山脉，北边是沙漠和草原，南边是褥署和瘴疫之地的环境中，存在着从猿到人进化的独立完整的发展系统。①单一种属的人种基因和封闭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气质和人文心理。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为中国文化形成的契合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两大认识途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这种价值参照，使人也可以在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框架119大千世界中找出自己的位置和归属，呈现出强烈的本土意识一一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多重文化性格—又注重伦理关系的基本文化特征。客观的文化环境使中国早期文化隐含着一种定式，这种定式完全是东方式的、民族性的，它包括着中国人的文化接收心理和文化自身设置。在任何时期所出现的文化，都必须顺应和符合这样的社会基础，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所出现的文化，才能发扬光大，才能形成传统文化的主体框架。华夏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古华夏文明所肇源的地区，是一个扇面状的大三角平原地域，它的四面儿乎完全被山岳和大海所环绕。这个大三角区域就是古史上著名的中原地带。这是在封闭大区域中又相对封闭的小区域。在整个呈三角状的大冲积平原上，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是早期人类滋生、发展的理想场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滥筋的发源地。被奉为华夏始祖的炎黄二帝就活动在这个区域内，而且被后世尊为中国诸类文化的开创者，是古华夏文明的代表与共主。尤其是黄帝，他“沼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②有着莫大的功绩。他还曾团结诸多部落与蛋尤战于琢鹿之野，保卫了中原地区的安宁，维系了先民们的生存环境。自黄帝之后的历史传说时代，无不格守着这种强烈的文化意识，后世所谓的“华夷之别”的区分标准，其实只是文化的分途而不是种族的分野，这是一种超越种族血缘关系之上的文化认同，只要遵循着华夏文化的基本定式，就会得到承认和支持。象“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③也同样可以成为华夏文化中的卓越人物。在古华夏文明起源的大三角区域内，经历了一定时期的文化发展后，逐渐形成了以东部的东夷、中部的夏族和西部的周族三个大的文化成型点，这三个成型点分别造就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夏代直接传承于尧、舜、禹系统。在大禹活动的前期，禹与尧舜部落结合成为一个部落联盟，共同生活在以山西南部为中心的比较大的地理范围中。即如《左传·哀公六年》孔颖达所疏称:“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冀州为古文化堆积之处，“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④在东方，黄河中下游的泣、泅流域，早在远古就是人类栖息和活动的重要地区，这里土壤肥沃，地势平坦，气候适宜，有丰富的史前文化积累，是理想的原始农耕文化的地区。传说中炎黄二帝，太昊、少昊、皋陶、庭坚、伯益等圣人贤哲几乎都在这里活动过。东夷人是当地土著，他们曾经创造过当时最高水平的原始文化。东夷人奉少昊为始祖，“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勾芒，该为葺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⑤东夷人又是举世著名的大议口、龙山文化的创造者，也许正因为有如此良好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土壤，才吸引着殷商先民经过迁徙经营于此。东方是殷人真正崛起的故地，它受到东夷文化的强烈影响，东夷人对“鸟”的图腾崇拜又诱导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⑥的文化传闻，从而使东方成为商文化的滋生发展的地区。在西部高原地带，以黄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河谷构成了一道东西向的轴线，此即为我国西部的“古文化之轴”。这一轴线的文化放射通过后世几个著名古都一一洛阳、长安、开封得到了显示。尽管周族起源地稍偏于山西之南部，⑦但它的发展却是依此“古文化之轴”而成型的。在远古时代，虽然这个大区域的古族曾经来回迁徙，但最终仍在黄河东西向的流域之内，选择了最适宜自己部族特性的文化地区，吸收着与自我文化心理最接近的文化因素。位于中部的夏族性情迂缓保守，位于东方接近大海的商族疏朗开放，位于西部黄土高原的周族质实淳朴，这种不同风格的文化特征在它们建立王朝后都得到了显示。而形成120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4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的几大支柱，也在不同程度上沿袭和综合了它们的文化风貌，从而牢牢树立在华夏民族成长壮大的过程之中。传统文化是对历史文化的总括，它与历史文化都具有着“过去性”这一特征。有别于历史文化的是，传统文化还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性，能够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即前代遗留下并被继承发扬的各类文化形态。但是，这种“现实性”是相对的。已逝的封建王朝也都曾经拥有现实或现代的文化称谓，因此，传统文化本身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就成为传统与现实同化又异化的产物，具有着过去性和现份哇的双重含义·_____中国的周代是中国文化的弘扬张大时期厂重农重礼的文化品格，质实淳朴的文化性格更能拥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周族以重农著称且多行仁义。《史记·周本纪》记先周事迹时，称弃、后樱都是“务耕种，行地宜”。到公刘时，“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到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却仍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⑧周人居于黄土高原，重民重农，又“笃放仁义”，有着强烈的民本思想，也许正是因为此。“小邦周”才能战胜“大邦殷”，在一个早晨灭亡了商王朝。但是，相对于曾经是东亚地区文明大国的殷王朝来说，初期的周文化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因此，周王朝建立，必然要吸收先进的商文化以充实和提高自己。同时，社会的发展，文化的需求也对周王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周文化建立的总体趋向是首先打破旧有周族单一的血缘关系纽带，在自西向东的发展中建立以血缘地域为交互的宗法社会。在此基础上，周代开始建立着冲破血缘和地域关系，注重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的礼乐制度。这些文化措施既注意到过去文化的状况，又是带有提炼性和升华性的文化促进。它们又是那样富于东方精神和符合华夏族的心理，所以，当周公旦完成这些制度文化的变革后便被后世奉为圣人，而周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雏形，影响了中国古代几千年。即如孔子所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⑨王国维曾论及殷周之间的变革和周王朝建立的文化筑置。他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种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盲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⑩当然，王国维所言的“里”，也有相对的片面性，还不能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窥见其变革的经济物质的精髓，但从文化学的角度而言，无疑有相当大的说明性，他并指出这种变革的实质是“民彝”，所谓民彝，就是符合人质性特征的文化规范和稳定状态。即“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刁豁扫此者，谓之非彝。”⑩这种以道德力量和制度约束而形成的周文化，无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产生形成的历史基础。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形成的文化精神，结合着历史事实与文化实体，就成为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文化传承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单需要人们生存的习惯和接受要求，更需要一种本体意识。一个时代的政治礼仪制度和行为伦理规范，如果充分反映着人们的文化意愿，符合了人们的人质特征，就会和人们的本体意识结合在一起，产生维护文化的能动性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框架121力量。变成人们认可的生存准则和文化定式。人们用这种准则和定式去认识世界，理解人生，去生活和思维，经过长时期的演进，就会以一种历史模式传承下来而固化在人们的深层意识中。周代所建立的礼制、宗法制及家国结合、“燮和天下”的统治思想给中国古代社会以莫大的影响，它经过后世儒家的系统梳理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周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发扬者是孔子。给予中国社会深刻影响的孔子，是那样向往和羡慕周代宗法礼制。“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⑩“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⑩孔子诞生于鲁，鲁文化完整地保留着周礼乐制度的原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周文化的典范和缩影。但正式意义上的鲁文化，是商周之际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产物。周文化的弹射和复被，并没有完全泯灭源起于东方的，比其自身更为发达的商文化，而是在互补与更新意义上与商文化融合一起，演化出一种新型的周文化。孔子本人也不可能摆脱这一时代特征。因此，孔子继承的周文化，其实是前代优秀文化的综合，他所弘扬的周文化，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出为时代所需求、反映东方人质特性的文化。后世儒家沿续着这种风格，从而能广泛吸收其它各家营养，混合道释，并能根据时代需要而创新理论，形成为儒家的最基本特征。文化传统作为特定环境、特定人群的心理沉淀，并不纯是精神领域的抽象物，它同时也有着非常具体的客观实在性。这种客观实在隆的前提，就是人质性特点和文化接收要求。孔子小时“贫而贱”，来自下层社会，对生活的亲身感受和狂热的求知欲望，使孔子那么了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和历史观念。从而形成了孔子“民本”主义的思想根源。他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⑩又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⑩为了检验和宣扬他的理论，孔子一生曾周游列国，以实践体知的作法观察和洞悉了各国的生活实际和文化心态，在“民本”的基础上，体验出、抽取出华夏文化中人文精神的核心—“仁”，并引导出“仁者爱人”的伦理定式，他是那么清晰地揭示出东方的人质奥秘!根据特质性的“仁”，又罩上功能性的“礼”就成为孔子全部理论的总出发点。他说:“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教之交也。”⑩孔子本人的最伟大的文化贡献之一，就是总括出华夏族的人质特性一一那种淳朴温和的文化性格—并根据这种特性，选择了、建设了最适宜的社会制约形式和人际伦理准则，形成了最理想的民族文化定式，孔子的伟大就在于此。孔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学者，一个教育家，但他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被封为“素王”，历代尊奉，享誉千载，成为世界性的伟大人物。因此，孔子一生“克己复礼为仁”，⑩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专注于理论研究和从事教育。为了使特质性的“仁”和功能性的“礼”有机联系起来，结合一体，他删《诗》、《书》，定《礼》、《乐》，制六艺，笔削《春秋》，读《易》“韦编三绝”，成型了封建时代的经典。他表现出了伟大的文化人格，悉心授教，“弟子三千”，而且“有教无类”。他的教育思想和学习方法也完全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心理，从而又成为古代教育的光辉典范。孔子损益、阐述、系统化了在他以前的中国文化现象及思想系统，使之成为一个与社会政治、身心性命都有紧密联系的儒学体系。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后世儒家大师不断充实发展着这个体系，兼容着其它学派的优秀精华，并不断根据封建王朝的需要，派生出各种理论学说。在下层社会里，儒家所规范的伦理原则深深溶入人们的文化意识中，成为人们精122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4期.文化研究神和生活的有机组成而历代传续。儒家思想领导着传统文化意识的主流，成为传统文化精神的价值判断和基本内核。制度文明的缔造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制度文明的缔造是秦代完成的。当着周王朝建立之初，它的势力由西向东复被之时，发源于东部的赢姓部落开始被迫向西部高原迁徙。⑩他们默默无闻地徘徊于周人故居的“西重”地带。低下的政治地位和艰难的经济生活使他们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锤炼着他们的人文性格，贫膺的自然条件磨励着他们的意志和求生欲望。很快地，赢姓人依此“古文化之轴”而向东进展到甘肃天水一带并‘’邑之秦”，⑩城邑的建立使赢姓人以此为名并有了较以稳定的根据地。平王东迁之时，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力量，秦襄公率兵护送周王室，以其“有功”被封为诸侯。从此，这个诞生于东部，崛起于西部的赢姓集团才真正跻身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角逐之中。秦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进入“径渭之会”后，占取了宜于农业的西周故地。它不仅接受了“周余民”重农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同时还接受了周人的文化思想，接受了“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⑩的文化方略并以此自诩。秦建立在过去的西周腹地，平王东迁后，这里遗留下大量文物典籍和诸如太史一类的知识分子，这种文化基础使秦人文化迅速发展。原来曾被视为戎翟之人的秦国，为了能迅速赶上先进的诸侯国，也培养着自己敢于进取的奋斗精神，他们兼收并蓄地接受外来文化，偏见很少，从而又形成了恢宏大度的胸襟和眼量。秦穆公时，秦国迅速发展。他在闻名的“汛舟之役”中，为了不“废道于天下”@，争取民心，决定“输粟于晋”。@“以船舶车转，自雍相望至绛”。“野人”吃掉其善马，他“皆赐酒而赦之。”⑩他重用来自下层社会，了解民心民情的百里奚等贤臣，最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⑧秦孝公时期，列国实行变法和改革。秦孝公以坦荡的气度重用了来自他国的商鞍，在国内实行了全面地、大刀阔斧的改革。商鞍变法是秦自地域性的经营向间鼎天下的转披。改革使秦国的文化面貌焕然一新，使秦“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⑩贾谊《过秦论》指出:秦孝公“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所称秦王政“奋六世之余烈”而统一天下，也指自孝公始。大约在儒家思想体系化和成熟化的同时，秦国已完成了制度性变革的历程。自孝公后，秦不断兼并，有所发展。在秦王政时期，秦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六国，建立了有典范意义的秦帝国。秦的发展是自西向东的推进，军事占领成为文化复被的首要形式，在这个推进过程中，秦获得了军事政治及文化上的最大成功。其实，在兵锋交错的战国，山东六国都力图发展，并各有所舍，特别是曾尊为东帝的各国和东方的荆楚，都有一统天下的意图和条件，但最终却亡于强秦，对此儒家大师荀子评议道: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齐能并宋，而不能凝，故魏夺之。燕能并齐，而不能凝也，故田单夺之。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之而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得之则凝，兼并无强。古者汤以薄，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框架123.是之谓大凝。⑩荀况的这段议论不但道出了秦国兼并之所以成功的道理，从深层意义上，还论述了建立大文化复被的必要前提。兼并以军事占领的形式促进了文化变革，所以，“凝”既是兼并成功的关键，又是实施文化复被的重要手段，谁能正确地把握它、实施它，谁就掌握了文化转换的契机，就会更新人们潜意识中的制度认同，就会带来一统天下中的整体文化意愿。而建立这种大文化的两大基本主干，一是“礼”，一是“政”，推而广之则为思想文化和制度文明，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内容。我们称秦代建立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文明，是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比较的结果。较之秦以前的制度政体，秦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无疑是当时最进步，最优秀，最能反映时代需要和人民呼声的制度。在此之前，数百年之久的割据和战乱，使人们模糊地感到，“乱莫大于无天子”⑩，是“天子既绝，贤者废伏”。⑩所以，当儒家响亮她提出“天下定于一”之时，就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和反映了人民的呼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要强化和凝结以“天子”为标志的统一局面，就要以新的制度和中央集权加以维系，一种完全通贯式的政体结构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而秦王朝随之而采取的一系列文化统一措施，也使人民产生了天下统一，文化通畅的安全感和依赖心理。所以，秦代建立之初，“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⑩“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天下之士斐然向风。”⑩这种“海内为郡县，法令为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社会局面和制度政体，使秦王朝开启了一个旷古未有而影响千载的崭新时代，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弘扬光大的社会保障，又在历史的进程中演化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秦以“兼并”的形式完成了它的文化历程，那么，儒学是以“兼容”的形式充实和壮大着自己。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和墨家并称“显学”。墨家后世不存，但它的精华耙‘丫被儒家所充分吸取，这样就使这唯一的显学更加枝繁叶茂。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卜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⑩进一步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孟子为儒学的一代宗红，他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高举“义”的大森而游说于列国，他先后到过宋、滕、魏、齐，吏儒学思想在这些地区逐渐浸润。荀子是继孟子之后的又一代大师，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孟子曾未涉足的地区，他也抱着极大的政怡热情，不惜跋山涉水而君临。除了黄河中下游诸国外，他到了楚国并做了官，还曾西入关中，到秦与昭王间答‘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又使儒学进一步锤炼着自己，孔子后学的活动，儒学本身的不断充实，使儒学终于成为封建时代的基本理论。外观形式和内涵，武功与文教，相似的兼并与兼容，使秦代政体和孔儒学说成为崛起为我国西部与东部的两大文化。这两大文化都是周文化不同流绪的继承，都同样以不可阻遏的文化态势扩展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主干。秦皇兼并六国，以武功自西向东统一了中国的政治;而儒家兼容诸子，以文教自东向西统一了中国的思想。尔后的封建王朝，无论怎样兴亡更迭，都逃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两大圭桌。四其实，儒家文化和秦代制度的真正经义式的传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秦代也并非是将124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4期·文化研究这两大先进文化结合得最好，揉为是一体的一个朝代。儒学至始皇之时，还没有发展到成为国家整体理论的高度。《史记，儒林列传》称:“(儒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放战国，儒术既细焉。”而始皇所采取的“焚书坑儒”这一极端的文化浩劫，使儒学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挫折。就是秦代自己创立的制度文明也并没有保证它的万世之业。在一片农民战争的浪潮中，暴秦很快地土崩瓦解。继秦而起的西汉王朝，在它建立初期，也并非完全彻底承袭着秦代制度，汉初所封的诸侯王仍然是对汉帝国的威胁。因此，自秦二世至汉武帝前的六十余年间，是一个文化蕴酿和文化调整时期，如何继承并巩固前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建立弘扬传统文化的机制也就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正象文化选择需要符合历史实际一样，历史也检验着文化，如果一种文化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无论如何维持也难以长期传承。秦代无理论的状态使秦迅速灭亡，一种对用于指导社会有权威隆的理论需求便格外迫切。而汉初所奉行的郡国并行制很快被七国之乱的兵锋所倾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明睿地看到了时代对文化的要求。他实行了两大措施:一是在平息七国之乱的基础上实行真正的“汉承秦制”;二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秦皇和孔儒所塑造的两大文化这时才真正有机结合在一起，才得到了真正的继承和弘扬。这种文化传承等于是一次新的文化组合，它的功效相当强大。有利于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才能使汉武帝拓开疆域，使汉王朝威震遐迩。儒学的提倡和尊奉，才真正使其成为封建王朝实用的政治学说，才使儒家思想所派生的伦理规范渗入人心，以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从文化的物质形态而论，考古材料表明，秦统一到汉初六七十年间，物质文化还基本上保持战国时期的面貌，地域性的文化特征十分明显。汉武帝之后，情况为之一变。战国时期分散的地方色彩逐渐消失，同一特点的文化迅速发展起来。⑩一个以统一社会为基础的大文化在物质文化方面也得到充分显示。汉武帝时的文化综合也大大促进了地域版图的开拓。张赛的两次西域之行使这位中国帝王首次了解到西亚和中亚地区的概况。频繁的外交出使，不断的军事征伐，使汉王朝安镇西域，击匈奴于大漠以北。汉代的势力向西波展到亚洲的中西部。从此，西域地区直接归属于汉中央政府的管辖。在南方，他专注于西南夷地区的开发，他派唐蒙进军夜郎和南粤，这里的诸多小国仰慕着先进的汉文化和鼎盛的汉国力，纷纷要求归附。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地区。当司马相如抵达这里时，这里的居民“若枯旱之望雨，决夫为之垂涕”，向司马相如说:“盖闻中国有至仁者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易为遗己”。在这种要求下，汉王朝收夜郎，平滇越，统一东贩、闽越、灭南越，使这里“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⑩在山海关外，东北各族也被汉文化所吸附，乌桓主动归到汉王朝属下，汉代设乌桓校尉、玄冤郡，收附沃沮等部。汉代的文化复被，奠定了中国的地域版图的基本规模，在这个基本范围生活的诸多民族，形成了自汉代以来的真正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统治区域的稳定化加速了中国对外和境内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唐代承继着汉武帝时所开创的文化局面。盛唐时的少数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可谓古代史上最成功的时期。唐帝国的强大富庶吸引着七十多个国家与之通使交往。他们仰慕着中国的制度文明和学术文化，纷纷派遣留学生到首都长安学习。就连当时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就曾勉励其弟子称:“学间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⑩大唐帝国已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头等强国和文明之邦。唐代是文化的大整理、大发展时期，统一安定的社会局面使各类文化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框架125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了适应文化的定向发展，唐代又建立了完备的“科举制”。科举制源于西魏时鲜卑宇文氏的“六诏”考核制，这是一种凭知识和才能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使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凭才能求功名的整体奋斗观。由于它迎合了各阶层人士奋斗进取的内心呼声，又基于儒家积极问世的奋发精神，所以它一旦建立，就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深深扎下根来。我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实际上是多样化的统一，各地区、各民族间仍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别。但一体化的知识考核和应对格式却紧紧抓住了知识分子，千百年来形成了“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⑩的文化韧带和传递方式。一心一意发愤苦读然后致仕是他们最高的精神追求和感情寄托。“金榜题名”几乎是每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耀，任何事情只要和科举联系起来，便会出现美仑美奥的光彩。科举制度不但召唤着无数知识分子，而且使整个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伦理观发生着变化。它使儒家学说深深渗入在社会的内核和表层，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莫大的鼓舞性和规范性。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也被这种制度吸附和笼罩。这种情况深化着统一文化的追求心理，同时也强化着中央集权制的整体机制，因为科举制的根本支柱是统一的封建专制社会，所以它又使秦代所缔造的制度文明成为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的依赖和生命。经过科举制而入仕的官员们选派到全国各地，又重新以这种方式鼓励着各地的知识分子再去求取功名。这种追求又导致着社会阶层的转换，它始终以新的姿态出现而使中国文化充满活力和生机，从而形成为依附封建制度而又有别于制度文化的另一类文化形态。五文化发展是一个综合的文化现象，对于传统文化而言也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形大约是在西周时期，而其本身的完备化乃至成为几大主干和框架，却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从发展过程而言，大约可以分为成形、完备和强化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都有对前代的继承性和对后世的影响力，非如此不能称之为“传统”。但其本身又有巨大的文化贡献。如果从类别上划分，传统文化又可分为文化精神、制度文明、地域限定和功能措施，这正是构成传统文化主体框架的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的四大支柱。由此四大支柱又派生出大量的文化分支，形成为整体的雄浑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这四大支柱深深扎根于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方位互相联系、补充和渗透。例如:统一的政治局面必须有地域的前提，而地域的安定又有赖于制度的保证，因于地域和文化的分布而形成的地方风俗和建立的基层行政机构，进而又锤炼和固化着人们生存的本土意识;文化精神引导着文化自身的发展，而文化精神又必须凭借正确的功能措施进行继承和发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华和优良传统，也往往显示出文化主体的多重性。例如我们所常论及的爱国主义，就包含了地域限定的乡土意识，历史上的祖国概念、维护统一的社会制度，文化精神中的人文色彩以及血肉相连的种族血缘关系等等。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就在于它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面的功能。任何一种文化的更新与发展，都必须从对所继承的传统文化作出反省、思考和批判。这些工作的前提，则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清晰的分辨和历史主义的认识。所以，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形成和主体框架，也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参见陈恩林《论中国境内从猿到人的独立进化和 发展系统》《社会科学评论》81年第1期。②《史记·五帝本纪》。③《孟子·膝文公上》。④《尚书·禹贡))o ⑤《左传·昭公二十九年》。⑥《诗经·商颂》。

⑦参见李民《夏商史探索》5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⑧⑩《论语·泰伯》。⑨《论语·为政》。

⑩⑧《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⑩《论语·八颧》。⑩《礼记·哀公间》0 ⑩《礼记·缎衣》。⑩《礼记·经解》o ⑩《论语·颜渊》。

⑩参见林剑鸣《秦国发展史》第2页，陕西人民出版 社81年版。

⑩⑩⑩@《史记，秦本纪》。@《国语·晋语三》。⑩《左传·傅公十三年》。⑩《史记‘李斯例传》。⑩《荀子·议兵》。⑤《吕氏春秋·谨听》。⑩飞吕氏春秋·振乱》.⑩《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⑩贾谊《过秦论》。@《史记·秦始皇本纪》。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⑩参见《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编2页。《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⑩转引自昊枫先生《隋唐五代史》202页。⑩《通典》卷十五《选举典》《历代制》下。作者单位:广州师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