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及相关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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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
百色起义，又叫右江暴动，是1929年12月11日，由邓小平、贺昌、陈豪人（政治委员）、张云逸、韦拔群等同志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这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和鼓舞下，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背景
1929年6月，新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广西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掌握广西军政大权。他们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党中央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龚鹤村、李谦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以邓小平为中央代表，负责广西地区共产党的工作，陈豪人为广西军委负责人，具体负责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同年9月，在南宁津头村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加强城市工人运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正当广西革命形势好转的时候，俞、李急于公开宣布反蒋，结果不战而败。在此风云突变之时，邓小平和陈豪人当机立断，决定把共产党掌握的武装斗争拉到左右江地区，与韦拔群、黄治峰等领导的农民运动结合，开展武装斗争。过程 准备工作
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一些参加起义的工人转入广西右江地区，与农民结合进行游击战争。
1929年5月蒋桂战争结束后，广西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军事特派员兼绥靖公署主任。中共中央先派龚楚（当时名龚鹤村）、陈豪人、张云逸、李谦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工作，同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较密切的合作关系。是年6月，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广西省绥靖公署主任兼军事特派员李明瑞，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以巩固其地位。同月成立了中共右江特委，领导右江沿岸各地群众的武装斗争。
是年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派邓斌（邓小平）和龚饮冰为中央代表到广西，和原在广西的广西军委负责人陈豪人、中共党员张云逸、袁任远、龚鹤村、叶季壮、雷经天、俞作豫、韦拔群、陈洪涛等一起，共同开展广西的革命工作，邓小平为总负责人，陈豪人具体负责组织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陈豪人、张云逸等为加强统一战线，争取对军队的领导权，创造武装起义的条件，遂通过与俞作柏、李明瑞已建立的密切合作的关系，将一批共产党员安排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张云逸任广西省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主任，俞作豫任广西省警备第5大队大队长，陈豪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龚鹤村任省会南宁公安局局长等。9月，在南宁津头村召开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决定准备武装暴动。
10月，在广西南宁警备第四大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张云逸（任大队长），策动部队开到右江地区百色。与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地区农民武装相呼应。正当广西革命形势好转的时候，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共产党的劝告，公开宣布反蒋，不战而败，俞作柏出走香港。李明瑞撤至左江龙州。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陈豪人、雷经天等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立即组织共产党掌握的武装部队，发动南宁兵变。
1929年10月22日，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贺昌率领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携带南宁军械库的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到百色，并立即筹划武装起义。起义任务有四个：一是张云逸出任右江督办，接管地方政权；二是继续加紧整顿和改造军队；三是打击地方豪绅反动势力，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为起义扫清障碍；四是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使右江地区的革命热潮更加高涨。11月上旬，党中央批准了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批准建立前委，统一党和军队的领导。前委委员7人，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3人为常委，邓小平任前委书记。中央还规定，如果邓小平离开百色到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由陈豪人担任。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然后到上海向中央汇报。
1929年10月28日，张云逸率领驻百色一带受中共影响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大队1500余人向右江地区转移，迅速解除了驻奉议的警备第三大队及右江各县的反动武装。接着，消灭了进犯的地方武装和土匪，占领百色、恩隆、奉议、思林、果德、东兰、凤山、隆安、响都、镇结等右江流域各县，发展了革命武装。俞作豫率警备第5大队开赴左江地区，并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准备武装起义。发动起义
1929年（民国十八年）12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广西前敌委员会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下，领导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队以及右江农民军，于百色、恩隆举行武装起义。
1929年10月30日，经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建立了中共广西前委（起义后改为红七军前委），邓小平任前委书记。11月初，龚饮冰和邓小平先后回上海汇报起义准备工作，前委书记由陈豪人担任。是年12月11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军在陈豪人、龚鹤村、张云逸、韦拔群等率领下，在百色正式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辖3个纵队，共2800余人。
1929年12月11日，正值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一面镶有斧头镰刀的红旗在百色城冉冉升起。这一天，秀丽的百色山城红旗漫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众欢腾。大街小巷贴满纸写的革命标语，家家户户悬挂鲜艳的红旗或五色纸旗。数千各族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市民集会在东门广场庆祝百色起义胜利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正式诞生。会议由龚鹤村主持，陈豪人代表前委发表重要讲话。宣布张云逸担任军长，陈豪人担任政治部主任。李谦、胡斌、韦拔群分别担任红七军第一、二、三纵队队长。军部设在百色粤东会馆，前委和政治部设在清风楼。以此同时，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百色起义的胜利，标志着右江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
1929年12月12日，右江维埃政府成立，雷经天为主席，右江地区开始分配土地。百色起义后，东兰、百色、恩阳、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凤山、凌云、那马、都安、那地15个县相继成立了县和区乡苏维埃政权，各县农军亦改编为赤卫军。初步形成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起义后建设工作
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建设
1.土地革命的宣传和试点——红七军成立后编印《土地革命》小册子，宣传土地革命，红七军颁布的《实施政纲》、创办的《右江日报》和散发的传单，都大力宣传土地革命。1930年4月，邓小平与韦拔群、雷经天一起，在东兰县武篆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开办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党员干部训练班，选择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试办共耕社。
2.土地法的颁布和土地革命的开展——在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1930年5月，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随后在东兰、凤山、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反革命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右江革命根据地采用“分耕”（即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共耕”（即没收土地后由农户合作共同耕种）两种形式，“共耕”只搞试点，“分耕”普遍推广。
3.工商政策的实施——在经济建设中，红七军前委实行正确的工商政策，恢复发展工商业，恢复发展手工业，开辟市场促进物资流通，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累进税。
4.军工生产——红七军成立后，在根据地建立爱桑兵工厂和板勉兵工厂，开办平马被服厂和铸银厂，造枪弹，制被服，炼银锭，以解决部队的供给。同时，发动群众为红军制衣作鞋。文化教育和民族工作
1.劳动学校和文化夜校——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行平民教育的方针，在苏维埃政府中设立文化委员管理教育工作，规定文化委员的职责，重视平民教育，许多县、区、乡都办起了劳动小学，个别县办起了劳动中学，不少乡村举办农民文化夜校或平民夜校，聘请教员对平民进行免费教育。同时，出版《工农兵识字课本》作为农民文化夜校的学习课本。
2.创办报刊——1929年11月上旬，广西前委在百色创办《右江日报》和《士兵之友》刊物，公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大造革命舆论。《右江日报》为八开两版一张，是前委的机关报，1930年2月因敌人占领百色被迫停刊，1929年12月18日出版的第44期仍保存至今。
3.社会宣传——右江革命根据地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戏剧等形式，采用文告、传单、标语、漫画等手段大力开展社会宣传，举办从东兰到恩隆的山歌宣传活动。一些脍炙人口的山歌流传至今，一些红军标语保存至今。
4.改变陋习——红七军前委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努力改变陋习，树立新风尚，采取禁烟策略，严禁妓娼、赌博行为，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实行婚姻制度改革，稳定社会秩序。
5.民族工作——右江革命根据地提倡各民族一律平等，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少数民族权利，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共同奋斗。右江苏维埃政府第一届委员11人中，有5人是壮族，1人是瑶族，右江地区各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首任主要领导人几乎全是少数民族干部。领导人
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利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俞作柏、李明瑞之间的矛盾，在广西百色发动的旨在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成功的军事暴动。起义是在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代表邓斌（小平）的指导下，由陈豪人、张云逸和中共广西前委直接领导下举行的。百色起义举行时陈豪人是中共广西前委书记和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是中共在广西右江地区和红七军的首要领导人，在起义中起着旁人无法取代的作用。在当时中央和广东省委文件中他的名字和邓斌是并提的，可是后来在大陆的一些出版物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陈豪人的名字和他在百色起义中的领导作用是经常有意或无意不被提及。张云逸是前委常委和右江督办主任，也是参加起义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大队长。参加领导和策划起义工作的还包括南宁市公安局长龚鹤村、李立三的弟弟李谦（隆光）、广西特委在右江的负责人雷经天、和东兰县农军总指挥韦拔群等中共党员。参加起义的人员除了中共派来的骨干外，主要是由张云逸和李谦掌握的广西国民政府警备第四大队的三个营和南宁军官教导总队的一部分，加上来自恩隆、奉议、思林和凌云等县的农民自卫军，约3000人，以及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农民自卫军，加上百色的农民自卫军，约1000多人。1929年12月11日，在广西西部的百色转变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简称红七军。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为参谋长，下辖三个纵队，李谦为副军长兼第一纵队长，韦拔群任第二纵队长。中共广西前委也改名红七军前委，陈豪人任书记，张云逸、何世昌、李谦、韦拔群等任委员。第二天，在平马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选雷经天为主席，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
陈豪人，他是百色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真名陈昭礼（陈昭礼虽然是当年领导百色起义和创建红七军的一二号人物，但一直默默无闻，被历史“遗忘”），1907年生于福建福州南台大庙山。1923年负笈上海，考入复旦大学，1925年加入中共，带领同学参加五卅运动，成为复旦大学的学生领袖。
1926年12月，北伐东路军入闽，陈昭礼受中共中央委派，回到福州，并于翌年1月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1927年3月，陈昭礼代表福建党组织赴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其谦和、诚恳的为人，出众的才能，受到总书记陈独秀的赏识，会后留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秘书。
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福建党组织遭到破坏。7月，陈昭礼和陈明临危受中央密派，分头回闽北、闽南，负责重建党团组织。不久，全省共产党员从300多人发展到1000余人。
1929年3月间，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入闽，闽西、闽北武装暴动风云四起，全省出现空前有利形势。5月中旬，因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罗明路线”中的罗明--笔者注)患病，经中央批准，陈昭礼任代理书记。
1929年上半年，蒋桂冯阎爆发大混战，桂系先胜后败。7月，蒋介石任命原桂系倒戈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军政，分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第四编遣区主任。俞、李回师南宁后，采取了一些同情中共的进步措施，受到蒋的猜忌和不满。俞、李与蒋的矛盾日趋尖锐，既要反桂又思反蒋，却担心入桂时间不长，立足不稳，孤掌难鸣，迫切希望与共产党合作，于是派人捎话给中共南方局，要求中共中央派得力干部到广西予以协助。
陈昭礼于是年7月被中共中央调离福建转赴南宁，化名陈豪人（取“好人”谐音，党内则称陈导民），通过粤系反蒋将领介绍给俞作柏和李明瑞。中央之所以派他先行赴桂，除了他在闽北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领导能力，在国民党方面的人脉关系也是其中因素。陈一到广西，就积极争取李明瑞等人，赠送《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书籍，推心置腹交谈，李表示了殊途同归之夙愿。
陈豪人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长，实际身份是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他一面在桂系反蒋上层人物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一面深入国民党军队，秘密组织、发动兵运，争取武装力量，为举行武装起义做准备。中央通过各种渠道随后派来的40多名党员干部，绝大部分是通过他的职务方便和单线领导，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荐安排到南宁教导总队担任政治教官或连排军官。不久，他又推荐张云逸任广西警备大队长，李谦任副大队长，由教导总队抽数十名党员任连排长，由此使这支武装掌握在中共手里。他还积极策动俞、李，通令释放“四一二”政变以来桂系军阀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8月底或9月初，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到广西，经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雷经天介绍，与陈豪人接上关系，并演出双簧：明的是邓小平在陈豪人的领导下任省政府秘书，暗中则由陈豪人掩护和协助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的全面工作。25岁的邓小平已表现出举重若轻、见解非凡的特质。小他3岁的陈豪人则细致谨慎，事必躬亲。中央指示的上传下达，以及党内党外的各种组织工作，大都通过他的单线联系来实现和推动。
俞作柏、李明瑞不听陈豪人劝告，与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在南宁誓师反蒋。陈豪人和邓小平积极做好应付俞、李反蒋失败后的一切准备，紧急调遣一批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各县，加强对当地农军的领导，利用时机，发展革命势力。10月初反蒋失败后，俞作柏经法属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因护照原因滞留南宁。陈豪人与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中共党员）、徐冠英等，带领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发动南宁兵变。
10月中旬，拥蒋的桂系军阀悬重金通缉陈豪人，陈却和邓小平率领满载火药与粮草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于10月22日抵达百色，决定先以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在右江举行起义，拟定前敌委员会名单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11月2日，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武装起义和创建红军，并限定起义日期不晚于192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
据张云逸回忆，接中央这份来电时，邓小平已离开百色。邓小平本人1968年6月20日写的《我的自述》中也说：“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11月初由百色去龙州„„”22岁的陈豪人挑起了主持前委全面工作的重担，他和37岁的张云逸经与士兵代表一起研究，认为中央给的起义日期不切实际，建议改到40天后的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
邓小平走后第二天，警备第五大队蒙志仁部突然在龙州叛变，随后中央来电，欲让邓小平留桂坐镇，但已来不及追回。
起义迫在眉睫，成分复杂的起义部队又处在敌人的监视和包围中，面临决战，思维缜密、办事干练的陈豪人勇挑重担，周密安排：一方面动员、整顿、清洗以旧式军队为主组成的起义部队；一方面发动群众扑灭豪绅武装，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筹措战备物资及经费。1929年12月10日，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大会，进行革命动员工作，撤换军中的反动军官，采取措施，有效控制了百色县长等危险分子，迅速收缴了百色公安局、禁烟局和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大商团的枪支。陈豪人领导政治部拟定《中国工农红七军目前实施纲领》、《前委通告》。“实施政纲”第四条日后被证明极具前瞻性：“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合，实现割据两广！”“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陈豪人在住地清风楼指导创办了《右江日报》，许多决策、命令、标语、文告从清风楼传向右江两岸，清风楼成为百色起义的神经中枢。
1929年12月11日，百色城头升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红旗。翌日，陈昭礼和张云逸在平马宣告分别就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军长职务（当时未设政治委员），同时就任的有参谋长龚楚、副军长李谦和各纵队纵队长。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和一个特务营，约3000人。
后来叛变的龚楚1955年曾出港版《我与红军》一书，书中叙述百色起义：“各项准备工作，负责人如下：
1、政治工作，由陈豪人负责。
2、军事工作，由张云逸、龚楚负责”，“红七军的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迹，甚至没有逃兵。”
12月中旬，百色城外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武装2000多人，突从西南面向百色城进攻，占据了城内部分街道。此时，张云逸军长领导的主力部队在隆安、果化未归，驻百色的红军只有500多人，还有部分是文职人员，情况十分危急。陈豪人与许卓、叶季壮等迅速组织反击，由于指挥正确，经4小时激战，将数倍来犯之敌全部击溃，百色保卫战获得胜利。广东省委来信对红七军作明确指示：“平礼兄（平为邓小平，礼为陈昭礼--笔者注）转前委：„„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如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前委书记昭礼担任„„”
后来南宁之战受挫，陈豪人在凤山盘阳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调整战略部署，决定红七军第三纵队留守右江，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伺机和红八军会合；第一、第二纵队向黔桂边界游击，扩大政治影响，解决补给。会后，陈率红七军主力挺进黔南，进攻榕江县城，重创王家烈的“双枪军”。榕江之战是红七军创建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恢复了红军士气，且政治影响甚大。
陈豪人向中央建议，“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1930年3月，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中，首次提出“军应设军政治委员”，命邓小平重返广西任此职。
6月，邓小平从红八军驻地经东兰到河池，与陈豪人会合，出任军委书记和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发展中负全责。陈豪人任军委常委兼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在具体工作中贯彻军委决议。
党内意见虽有分歧，但陈豪人与邓小平在工作上配合得当。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3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右江根据地豪绅化的领导“把持了党及政权，办事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当成绩”。
1929年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选举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陈豪人当选为前委常委和士兵行动委员会书记。会上在争论中，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通过了中央代表邓岗(拔奇)的报告，同意执行中央指示（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中央），集中力量攻打桂林、柳州，到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
部队整编后，陈豪人仍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十师政委，邓小平任军政治委员兼第十九师政委。1929年11月10日，整编后的红七军7000多人，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攻打城市。指战员作战虽英勇顽强，但敌众我寡，融县长安镇一战屡屡受挫，造成重大损失。
陈豪人通过实际斗争认识到，执行立三左倾冒险方针是错误的，于是支持邓小平、张云逸从实际出发的意见，放弃攻打桂林、柳州，转向敌人力量弱的湘桂边境发展，以便日后与朱毛红军会合。前委思想认识统一后，红七军渡过浔江，到达福禄镇，通过多民族聚居区瑶山，奔袭武岗，迅速攻占湘桂边境重镇全州。
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贺昌等同志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和鼓舞下，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此战，攻占百色县城，毙敌600人，缴枪300余枝（挺）、子弹2万余发。起义纪念 纪念馆
百色起义纪念馆，位于广西自治区百色市东北郊迎龙山。由张云逸大将提议，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批准，成立于1961年，原名“右江革命文物馆”。1996年11月1日，经江泽民同志题写，正式改名为“百色起义纪念馆”。纪念馆大门四根粗大圆柱稳稳地支撑着皇冠形的外廊，象征着百色人民顶天立地、气壮山河、砥柱中流的气魄。在大门上方的正中，镌刻着江泽民总书记题写的“百色起义纪念馆”七个行书镏金大字。大门两侧分别是高7.3米、宽8.9米的浮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场面。纪念碑
百色起义烈士纪念碑于1984年建成。纪念碑高23.9米，外形似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又似一杆红缨枪直指天宇。正面镌刻的是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百色起义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背面是百色起义的纪事碑文，两侧分别是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来到百色，韦拔群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两幅浮雕，碑顶凸起的“1929”字样标明了百色起义的时间。自百色起义纪念碑建成以来，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来到这里敬献花圈，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在这里举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自建成以来，江泽民、李鹏、朱熔基、胡锦涛、李瑞环、乔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来到这里，向纪念碑敬献花圈，缅怀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是1929年12月11日广西百色起义时建立的。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楚，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经党中央批准，红七军组织了七人前委。红七军组成后，在前委和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下，坚持了右江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秋，红七军奉命北上。此后主力转战于黔、桂、粤、湘、赣五省边境，经大小战斗百余次，行程6000余公里，于1931年2月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进入中央苏区后，编入红三军团建制。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整编后，红七军与红二十一军缩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创建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简称红七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主力部队之一。
1929年12月11日，国民政府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2800余人，在百色举行起义，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参谋长龚鹤村、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下辖第一纵队，纵队长李谦、政治委员沈静斋；第二纵队，纵队长胡斌、政治委员袁任远；第三纵队，纵队长韦拔群、政治委员李朴。发展史
1930年2月，李明瑞、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建立红八军，李明瑞被任命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龙州起义失败后，红八军余部并入红七军。3月，中央代表邓斌（即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1930年秋，又成立第四纵队，纵队长黄治峰、政治委员罗少章。11月，红七军整编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留韦拔群率少数部队进行游击战，主力则奉命北进。在转进过程中，红七军损失惨重，进至湖南广东边界时，仅剩2个团。黄埔一期的李谦也在战斗中牺牲。部队进至江西南部后，邓小平离队去中央汇报（这是他后来被贬职到瑞金当县委书记的主要原因）。
1931年7月，全军抵达中央苏区，归红三军团建制。这段时期，红七军高级干部多被整肃调离，李明瑞被肃反、俞作豫牺牲，龚楚一度任红七军军长后也被调离。
1933年，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取消军一级编制，红七军番号取消。该部被缩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是主力师，在东方军入闽战略行动中表现出色，师长寻淮洲指挥一个团歼灭战斗力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一个主力团。寻淮洲升任红七军团军团长后，由参加过百色起义的后起之秀李天佑担任红五师师长。红五师随三军团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第四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东方军两次入闽，长征。
在长征途中，红三军团在扎西会议后缩编为一个师四个团，红五师缩编为红四师第十三团。过草地后，毛泽东将一、三军团缩编为陕甘支队，红十三团调入一军团系统的红一师，改称第十三大队，到陕北后恢复红十三团番号。由于三军团番号未恢复，该团隶属于红一军团红一师。
1938年8月，红十三团随红一师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该团为685团第二营，11月随聂荣臻留在晋察冀开辟敌后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该部扩编为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后改称解放军第64军。介绍
广西红七军是一支正规红军野战部队，因为龚楚曾在井冈山红四军担任中层干部，对朱毛红军的建军思想十分熟悉，所以龚楚在军事政治上对红七军的建军有很大帮助。红七军的高层干部有李明瑞俞作豫这样的北伐名将，有张云逸带出来的广西军校干部，有李谦、冯达飞这样的黄埔精英，所以军事素质是较为出色的。只是政治上屡受当时的左倾路线影响，和强大的广西军阀死打硬拼，所以损失不小，难以在广西立足，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后来在彭德怀的影响下，锤炼成一支能打硬仗恶仗的优秀部队。
红七军在转进江西途中一度被国军击溃，一分为二，一部分人马到了中央苏区，一部分却到了湘赣边界的地方红军王震所部（即湘东独立一师，后成为红六军团的主力师），结果袁任远带的这批军官为红六军团的建设和正规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另外，1927年底，鄂东工农革命军转移到湖北黄陂，改编而成的部队也使用红七军番号，军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汪奠川。1929年，该部改编为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后改为红四军第十师，属于红四方面军系统。旧址 百色
红七军军部旧址，位于广西自治区百色市粤东会馆。该会馆始建于康熙五十九年，道光和同治年间先后两次重修，占地面积2331平方米，坐西向东，以前、中、后三大殿宇为主轴，两侧配以相对称的三进厢房和庑廊，整个建筑古朴雄奇，尤其是檐下雕刻精美绝伦。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在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军政治委员。百色起义前后，粤东会馆成为红七军党的领导机关和部队指挥部所在地。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龙州起义，创建了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
七、红八军总指挥。至此，初步形成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不久，红八军遭敌袭击而失败，余部转移到右江编入红七军。
1977年8月7日，邓小平亲笔题字“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1988年1月13日，红七军军部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11月20日，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字“百色起义的英雄业绩光照千秋”。1997年6月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1978年正式对外开放至今观众已达270多万人次。古州
榕江古州红七军军部旧址位于古州中路西侧，原为清 代镇台衙门，已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30年4月，红七军为摆脱国民党桂军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围困，开展游击战争，于30日击溃黔军第二师副师长史远勋部，攻占榕江县城（古州），红七军军部驻清镇台衙门内，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军长张云逸和总指挥李明瑞在这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接见各界人士，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旧址为四合院建筑，呈长方形，现存门楼、前厅、后厅、左右厢房、后院和南北耳房，有天井2个，四周为青砖空斗封火墙，占地面积2900余平方米。
古州镇台衙门原全称“古州镇总兵署”，是贵州唯一保留完整的清代军事机关，清雍正八年（1730年）设古州镇，辖都匀、从江、黎平、天柱、镇远、台江、凯里、黄平、台拱等州府、县协营。走出将军
1、张云逸（1892——1974）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人。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2、韦国清（1913——1989）原名韦邦宽。广西省东兰人，壮族。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3、李天佑（1914——1970），广西省临桂县人，汉族客家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4、莫文骅（1910——2000），原名莫万，字六琴。广西省南宁市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5、覃健（1911——1959），原名覃秀华，曾用名谭健。广西省东兰县人，壮族。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6、冼恒汉（1911——1991），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人，壮族。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7、韦杰（1914——1987），广西省东兰县人。壮族。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8、韦祖珍（1912——1982），广西省东兰县人，壮族。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9、黄新友（1912——1985），原名邓新友。广西省百色县人，壮族。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0、黄惠良（1912——-1975），广西省平治县（今属平果县）人，壮族。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1、卢绍武（1906——-1978），原名陆耀伍、卢焕光。广西省武鸣县人，壮族。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2、欧致富（1913——-1999），原名欧阳致富。广西省田阳县人，壮族。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3、姜茂生（1912——-1985），广西生凤山县人，壮族。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4、覃士冕（1914——-1981），广西省东兰县人，壮族。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5、覃国翰（1912——-1996），广西省都安县人，壮族。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改编
抗日战争爆发后，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和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中国工农红军番号从此撤销。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协议，将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红七军英名永垂青史
提起百色起义，百色人民妇幼皆知，耳熟能详。然而，对红七军奉命北上编入中央红军后以及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经历却知之甚少。为了在《百色简史》中尽可能载入红七军的辉煌历史，最近《百色简史》主编黄桂宁先生与市文联、百色起义纪念馆领导，走访了分别驻守东北、华北边疆的红七军两支后续部队，详细了解红七军的光辉历程，让世世代代百色人永远铭记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本报文史专版特地刊登黄桂宁先生采写的《红七军英名永垂青史》（之
一、之二），以飨红七军故乡的广大读者。
1929年12月11日，是世世代代百色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建立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带领百色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右江两岸红旗招展，壮乡人民兴高采烈。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红七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与百色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
1931年1月，红七军奉命北上，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百色。惜别了自己的亲人——百色人民。红七军到了哪里？红七军官兵还好吗？离开百色后红七军又为祖国和人民立了哪些新功？成了百色人民84年来心中一直的牵挂！因为强烈的心中思念，为了深入挖掘红七军的光辉历史，充实《百色简史》历史资料，今年“八一”之前，我以《百色简史》主编的身份，与有关同志走访了驻守在祖国东北和华北边疆的红七军两支后续部队——65735部队和71345部队。走进军营，亲人相见，股股暖流涌上心头。在两支红七军后续部队走访期间，部队机关与百色起义纪念馆签订了红色资源共享协议书，我们还与部队机关和基层连队举行了联欢会，观看了部队官兵精彩的文艺、武术表演，参观了坦克营、炮团、步兵营，到教导队亲身体验了模拟训练。还参观了部队救灾应急装备等。部队首长亲自陪同我们参观了军史馆和荣誉室。在军史馆正门，悬挂着“两支劲旅血脉交融，两代伟人亲手缔造”的大幅红色标语，每个军营的营区内悬挂着“秋收起义精神代代传，百色劲旅雄风今犹在”的固定标牌，寓意着这两支部队前身都来自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和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部队。军史馆气氛庄严肃穆，从秋收起义、百色起义到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的历史图片、资料、实物等应有尽有，内容丰富，具体翔实。当我看到百色起义栏内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的挂像时，倍感亲切，心情激动，热泪盈眶，他们是百色的骄傲和自豪！
走访红七军后续部队收获实在太多太多，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心中的感受，同时受报纸版面和文章篇幅限制，不宜以散文、史论、史评、传记、列传等体裁表述。在此，只能以“史料介绍”的形式，按时间顺序，运用具体事实向家乡人民作简略的介绍以资共享这份光荣。文章突出红七军从创建到北上江西中央根据地、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前）的成长过程和参加的重大战役、重要战斗中的部队集体。鉴于邓小平、张云逸是红七军的缔造者，虽然到中央苏区以后他们都调离红七军另有重用，但是他们所倡导的百色起义精神始终是红七军的军魂，激励红七军及其后续部队勇往直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据此，笔者以一定的篇幅，线条式地介绍他们的军旅生涯，以飨家乡读者。调离红七军的其他将领恕不一一列记。仍随红七军建制的将领，在具体战例中与部队出现，不另作个人专述。因本文属“史料介绍”性质，作者一般不加评价和议论。但对特别重大战役、战斗、事件及战斗英雄，笔者出于生命真谛启示和内心情感驱使，顾及读者的心理感受，而作简短的观点性的表述。对其余的事件、人物的价值观、人生观，由聪明的读者在阅读审美中自己去作评价。“兵无常态，水无常形。”何况革命年代战争形势变化无常，为适应形势，部队经常整编，而每一次整编在建制上都有较大变动，每次变动，上级都要从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百色起义的几个老红军部队中抽调干部和骨干加强新编部队。据此，本 “史料介绍”对象仅限于以红七军作主体建制并延续至今的65735部队及71345部队。即便是这两支部队，也有分有合之时。如1936年改编时他们都隶属八路军115师，后又分为191师、199师，所以文中难免有重复之处，还请读者见谅。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领导百色起义，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
1931年7月，红七军在江西兴国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七军军长李明瑞（1931.07—1933.05），政委许卓（1931.07—1933.05）。
1933年5月整编，红七军编为红三军团第5师第13团。师长：寻淮州（1933.05—1935.02）、政委乐少华（1933.05—1935.02）。13团团长：李天佑（1933.05—1935.02）、彭雪枫（1935.02—1935.09）、陈赓（1935.09—1935.11），朱水秋（1935.11—1937.07）。政委：毛贲虎（1933.05—1935.02）、李干辉（1935.02—1935.05）、张爱萍（1935.05—1935.09）、邓飞（1935.09—1935.11）、黄振棠（1935.11—1937.07）。
1937年8月，红13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独立团2营。营长：季光顺（1937.08—1937.11），教导员：匡唐伟（1937.08—1937.11）。
1937年11月，2营随之恢复番号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2团，后2团又调归三分军仍称2团。团长：王天成（1937.11—）、黄寿发（1937.12—1938）、熊奎（1938—）、唐子安（1939—1940）、肖思明（1941—）、李湘（1942—1944）、钟天法（1944—1945）、刘北佛（1945—1946）。政委：袁升平（1937.11—1938）、黄文明（1938—1943）、王肃（1943—1944）、裘永芳（1944—1945）、霍嘉霖（1945.11—1946.06）、王海庭（1946.06—1946.11）。
1946年11月，2团改编为晋察冀军区野战第4纵队11旅32团。团长：马卫华（1946—1947）、谢正荣（1947—1948）、李印生（1948—）。政委：王海庭（1946.11—1947）、王元和（1947—）、张乃更（1947—1948）、潘清（1948—）。
1949年1月，32团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4军191师572团。团长：张怀瑞（1949.01—）。政委：谷自珍（1949.01—）。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5735部队。
红七军是一支精诚团结，信念坚定，不畏艰险，乐于吃苦，机智灵活，勇猛顽强，不怕牺牲，英勇善战，屡建奇功，誉满全军的英雄部队，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红七军创建之初，部队分头深入右江根据地各县组建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只有少部分留守百色城。1929年12月下旬的一天清晨，隐藏在百色周边的土匪2000多人突袭百色城，留守部队在李天佑、袁任远等的指挥下，组织部队和群众英勇抗击，把土匪打败，开创了红七军第一个以少胜多的战例。
1930年2月，桂系军阀趁着红七军立足未稳，纠集4个团3000余人围剿右江根据地，突破隆安防线，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红七军果断地向黔桂边境地区转移，直逼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方重镇——榕江。4月30日，红七军先头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城外山头。下午5时，随着张云逸军长“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的一声令下，部队向榕江发起了总攻。特务连连长李天佑和一连连长杨光身先士卒，踩着竹钉，攀着云梯，冲锋在前。战士们勇敢争先，登上城墙，与敌人开展激烈的肉搏，终于攻下了榕江城。杨光连长光荣牺牲，战后李天佑被大家称作“小老虎连长”。榕江大捷后，红七军前委决定回师收复百色右江革命根据地。李明瑞亲自操炮轰平敌长蛇岭堡垒，部队突入城内全歼敌岑建英团7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7月初，滇军龙云奉蒋介石命令派遣了3个师假道右江攻打南宁桂系，李明瑞和张云逸按前委决定，率部于平果、田东交界处的鹧鸪坳伏击滇军辎重部队，歼敌500余人，缴获部分弹药物资。这时红七军已拥有7000多人枪，成为全国瞩目的一支红军劲旅。
1930年11月，红七军在河池整编后奉命率19师、20师北上。由于受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影响，一路上受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土豪武装的重重阻击，红七军转战桂黔湘粤赣边，经过四把、天河、长安、武岗等大大小小无数次激战，红七军减员3500余人枪。邓小平、张云逸顶住左倾冒险主义的压力，果断取道全州，绕开柳州、桂林，向桂湘粤赣边挺进，在湘粤赣边革命力量的支持和配合下，打退敌4个团的围攻，红七军虽然牺牲3500多人，但却有力的支援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在诸多恶战中，李明瑞显示了处险不惊，力挽狂澜，转危为安的大将风度。
1931年5月，张云逸军长因患病改任红七军参谋长，李明瑞接任红七军军长。经过七千里的长途跋涉和激烈战斗，红七军共牺牲了4000多人，1931年7月红七军到达江西于都兴国与中央红军会合时，部队只剩下2000多人，编入红三军团。当时邓小平已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李明瑞、张云逸出席了毛泽东、朱德在瑞金王田寨召开的第三次反围剿军事会议。会后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红七军立即投入第三次反围剿作战，8月中旬，红七军配合一、三军团兄弟部队一举全歼了黄坡守敌毛炳文两个团，9月15日，李明瑞率红七军，紧追敌韩德勤52师，于东固县方石岭地区，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激战两个钟头，将敌全歼，生俘和击毙旅长2人。这一仗宣告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为表彰红七军的卓著战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锦旗（原件现存百色起义纪念馆，复制品分别存放65735部队和71345部队军史馆）。令人痛心的是，1931年10月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横行，以肃反为名残害干部，他们认为红七军有一个改组派集团，诬蔑李明瑞是首领，邓小平也因坚决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而受排除，在肃反扩大化中李明瑞、许进、冯达飞、魏柏冈、佘慧等一大批红七军重要干部被迫害致死。张云逸重任红七军军长。
1933年6月，红三军团进行整编，取消军一级层次，由军团直辖第4、5、6师。以红七军为基础并入红21军合编为第5师，下辖第13、14、15三个团，其中，红13团由原红七军主力编成，14、15团由原红七军一部与红21军混合编成。李天佑任红13团团长，毛贲虎任政委。整编后中央军委命令由红4师、红5师及红19师组成东方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向闽西出击。担任部队前卫任务的红13团在芹山与敌人发生遭遇。在团长李天佑和政委毛贲虎的指挥下，13团发扬了红七军特别能走路、特别能爬山的特长，先于敌人一步抢占山头。战斗异常激烈，打到最后，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主峰上刺刀闪闪，鲜血淋淋，不少战士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一营营长赵壁光荣牺牲。13团的英勇顽强把敌人压到了山沟里，纷纷举手缴枪投降。芹山之战，红13团毙敌2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敌团旗一面及大批武器物资，全歼了国民党蔡廷锴“王牌”十九路军中号称“铁军”的366团，首创了苏区一个团歼敌一个团的先例。彭德怀表扬说：“芹山之战打得好！”东方军授予红13团“英雄模范团”的光荣称号。团长李天佑荣获苏维埃政府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一枚。此后的1934年6月，红13团又取得了高虎垴坚守战的胜利。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期间，邓小平先后担任中央秘书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张云逸先后担任红八军团参谋长、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协助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指挥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年任陕甘支队副参谋长、军委委员兼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参加处理陕北肃反扩大化五人委员会，对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受冤干部给予平反。长征途中，红七军多次担任部队前卫任务和重要战斗主攻任务，屡建奇功。时任红5师师长的李天佑和时任红5师侦察连连长的韦杰，奉命在广西灌阳县的新圩阻击敌两个师的追兵，激战3昼夜，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艰巨任务。时任中央军委干部团特科营营长的韦国清奉命率部在突破乌江、抢占金沙江皎平渡和奔袭通安州等战斗中屡建奇功。1935年1月，李天佑改任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他协助军团首长积极贯彻执行遵义会议确定的新的作战方针，先后参加指挥了攻占娄山关、奔袭遵义城、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战斗。
攻占娄山关是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战斗之一。1935年2月部队缩编后红5师缩编为13团，原5师师长彭雪枫随之任团长，政委李干辉，特派员欧致富。奉中央和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命令，由13团作为攻占娄山关的前卫部队，由韦杰任连长，覃应机担任指导员的侦察连为先锋，承担主攻任务。13团和侦察连采取急速行军，机动灵活，不畏艰险，攀岩登山，披荆斩棘，穿越从林，勇猛顽强，浴血奋战，奇袭关口的战略战术，将老对手王家烈的“双枪（火枪和烟枪）”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夺取了天险娄山关，使中央红军取得了歼灭敌两个师又八个团的辉煌战绩，面对长征以来第一个伟大胜利，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千古名篇《忆秦娥·娄山关》。此后韦杰侦察连又在飞夺皎平渡，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跋涉大草地担负开路前锋。1935年9月陈赓接任13团团长，张爱萍和邓飞先后接任政委，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危难之际，在中国共产党极力倡导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始了艰难曲折的八年抗战。抗战期间，红七军老政委邓小平先后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师长刘伯承）、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在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期间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1937年8月，邓小平和刘伯承奉命率部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创太行、晋冀豫、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刘邓率领所部38个团参加“百团大战”，指挥大小战斗500余场，给日伪军予重大打击。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其时，红七军老军长张云逸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兼红军总部副参谋长、后方司令部参谋长和代理司令员、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和前委书记、中原局委员和皖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华中总指挥部参谋长、新四军副军长兼2师师长、抗大八分校校长等重要职务。1937年4月奉命到华南做广东、广西、云南、香港、澳门上层社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达成了民主与团结抗日的纲领草案。1939年至1945年，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在徐海东、粟裕的支持配合下，张云逸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重挫日伪对华中的军事进攻。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略大反攻阶段，他指挥新四军大举反攻，解放县城32座、重要市镇400余个，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新四军八年抗战取得了辉煌胜利，张云逸为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8月，以红七军主力为基础的红13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115师独立团2营。9月，日板垣师团从张家口继续南犯，115师首长决心在平型关设伏消灭日第21旅团。2营负责在三山一带阻击敌人，25日与日军遭遇，素有“爬山虎、猴子兵”的2营抢占两侧山头，居高临下，猛烈打击，把大批增援平型关的日军压在山谷。2营虽然只有四个连和一个机枪排，但指战员全是身经百战的红七军战士，既勇敢又经验丰富，在营长肖思明指挥下，打得日军人仰马翻，尸横遍野，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战士们端起刺刀，像猛虎下山直冲敌阵，歼灭增援之敌，为平型关大捷提供了保证。
1937年11月，独立团恢复师建制，改称晋察冀军区独立一师（一分区），2营随分区番号恢复为一分区2团后又调归三分区建制。1939年3月奉命在庞家洼伏击两个中队日军和伪军共600余人。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亲临前线指挥，毙敌中队长以下130余人，俘日军10人，伪军18人，缴获迫击炮、轻重机枪、步枪、子弹、战马一大批，夺取了军区整编后第一个大胜仗，获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2团1营战士蔺翰春被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1939年11月初，英雄的2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将阿部规秀中将统领的日军混成旅团千余人包围在黄山岭一带，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击毙所谓“名将之花”的阿部中将以下900余人，这是抗战中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1940年，2团作为主力团参加“百团大战”全过程，在正太线破袭战，三甲村、张家裕攻坚战、玉林口伏击战、大安岭狙击战等战斗中英勇顽强，歼敌数百人，缴获武器弹药一大批。
1942至1943年，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激起了我军民的极大愤慨。2团在反扫荡中表现非常勇敢，奉命夜袭刘库池，全歼敌守军，1营荣获“夜老虎”称号，范二喜被3分区授予“战斗模范”称号；在“麻雀战”中，2团战士钟金福被晋察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荣获边区行政委员会“三等英雄”奖章；战士阎福元被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获边区人民政府“二等战斗英雄”奖章；在清虚山，旦里伏击战中3分区2团得到晋察冀军区的表彰。
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1946年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革命进入了4年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历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委（刘伯承任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和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兼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等职务。千里跃进大别山，参加指挥上党、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战役，统领二野、三野指挥淮海战役、京沪杭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南京，挺进云、贵、川解放大西南。解放战争期间，张云逸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军政干校校长兼政委、华东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华南军区副司令员和华南中央分局第二书记、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在支前保障方面为淮海战役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参加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
1946年1月初蒋介石纠集重兵妄图抢占要地古北口，独立师2团奉命在此固守，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7次冲锋，守住了关口。8月，2团在大同战役中全歼阎锡山一个保安中队。9月转战集宁毫堑、阳坡子等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节节胜利。
1946年11月，2团随旅编入晋察冀军区4纵队序列，改编为11旅32团。1947年1月我军发起了保南战役，27日攻打定县，32团担任主攻，尖刀8连勇当先锋突破城防，为大部队打开通路，全歼守敌，8连立大功，荣获纵队司令部授予“登城头功”奖旗，野战司令部授予“解放定县登城先锋连”荣誉称号，4班班长王祥海荣立大功，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委胡耀邦亲自授旗。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在第二次保北战役中，32团奉命抢占徐水以北的白塔铺，狙击增援之敌，26日清晨，敌95旅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向我军发起7次集团冲锋，均被32团击退，我6连虽阵亡过半仍坚持完成阻击任务，战后被纵队授予“稳如泰山”锦旗。
1947年4月，我军于正（定）太（原）线向敌发起战略进攻，32团作为我军主力参加此次战役，团长谢正荣、政委王元和亲临前线指挥岗上、良村、北席、弈城、元氏、芹泉等战斗，歼敌2000多人，俘敌1000多人，缴获大批战利品，七连创一个连俘敌70余名，缴枪70余支，战士李歧秀创个人俘敌20余名，缴枪20余支的记录。为正太战役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上级表彰，32团被授予“军政全胜”锦旗。在清仓战役的兴济攻坚战中，32团1营冒着枪林弹雨越河渠和沼泽地向敌发起进攻，8连一举突破敌堡，7班战士刘虎山把红旗插上制高点，2连白国华、张健叶、马俊生、孙小贵、常文、李清东、王大乱直捣守敌高洪基司令部，俘敌98人，被纵队授予“七勇士”称号，兴济人民给32团赠送“为民除害”锦旗一面。
1947年9月，我军向敌人发起强大的秋季攻势，清风店战役中我军勇猛作战，重创敌军主力，将残敌包围在清风店西南的合村，10月21日，野司决定向敌发起总攻，命令32团担任主攻任务，经顽强攻击，突破敌阵地杀伤大批敌人，俘敌副军长杨光玉以下2000余人，缴获92步炮2门及弹药物资一批。清风店告捷后，我军决定乘胜直取冀中平原中心华北交通枢纽战略要地——石家庄。当时石家庄守敌是傅作义军团2军第32师等共24000余人，城防坚固，易守难攻。1947年11月5日，32团奉命到石家庄以北的良村等地集结，配合其他主力部队攻打石家庄，经过激烈战斗与兄弟部队一起突破城池，取得石家庄战役伟大胜利。打通了北京的南大门。部队马不停蹄，转战察南冀东。1948年6月，我军发动冀东战役，在昌平战斗中，32团俘敌500余人，生擒敌中将司令汤毅生、少将副司令薛涤愁。10月的冀南战役中，32团奉命于西桑园阻击四倍于己的敌人，激战一夜胜利完成任务，保证了主力作战，全团立功，荣获“攻必克，守必成”锦旗一面。
1948年平津战役打响，12月22日我军将敌35军包围在新保安地区，担任突击队任务的32团6连在连长吕连波，指导员吉国奎带领下，用连续爆破法炸开外壕和城墙，打开了突破口，早上7时我军向敌发起总攻，担任主攻任务的32团如猛虎下山，冲向敌阵开展肉搏战，与兄弟部队一起将敌15000余人全部歼灭。而后向北平进军，准备参加解放北平战斗。
1949年1月，全军统一编制，32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4军191师572团。4月572团参加太原战役，20日占领红桥机场缴获敌运输机一架，而后配合兄弟部队全歼沽河守敌4个师，太原解放。1949年7月，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西北，追歼马鸿奎兵团，572团作为全军前卫团，历时15天行军850里，经过7次战斗，重创敌军主力，迫使马鸿奎与我军谈判。8连荣获“机智勇敢歼敌制胜连”称号。9月23日，572团奉命渡过黄河，歼灭残敌，10月1日，银川和平解放，宁夏回到了人民手中。红七军后续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64军191师全体指战员热烈欢呼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建国后，这支英雄的部队继承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保持英雄的本色，听党指挥保卫和平，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在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抢险救灾，处置突发事件，拥政爱民等，继续为党和人民建立功勋。
中国人民解放军71345部队是红七军的又一支后续部队。这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老部队，其前身系中央苏区红一军团第1师。那么，红七军在这支善打硬仗、恶仗，功勋卓著，屡建奇功的光荣部队里经过了哪些改编？参加过哪些重大战斗？建立了哪些功勋？让我们走进71345部队的历史长卷里寻找答案。
1936年1月，红三军团第5师第13团（原红七军主力改编）调入红一师仍称第13团，后又从13团抽调一部分干部、骨干组建第3团。从此红一师第13团、第3团保留了红七军的血脉。
1937年8月，红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原红一师所属第13团、第3团依次改编为115师独立团第2、第3营。
1937年10月，115师独立团又改称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原独立团第2营、第3营依次改编为第2团、第3团。
1938年4月，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6支队（邓华支队）。后来邓华支队与120师宋时伦支队合编为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11支队，辖第31大队（原独立1师第3团改称）、第33大队（原独立1师第2团改称）。
1939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以第四纵队为基础组建冀热察挺进军，取消支队番号，第31大队改为挺进军第6团，第33大队改为第7团。不久，第6团调往第十一军分区。
1942年2月，取消挺进军番号，第7团划归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1944年7月，晋察冀军区组建二级军区——晋察军区，第7团仍归第十一军分区。
1945年10月，晋察军区改编为冀察纵队，所辖十一军分区改为第7旅，原7团改为第7旅第19团。1946年7月，冀察纵队改编为晋察冀野战第二纵队，原所辖第7旅改称第5旅，原第7旅第19团改为第5旅第13团。
1949年2月，按全军统一编制，晋察冀野战第二纵队第5旅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军第199师，原第5旅第13团改为67军199师595团——
红七军及其后续部队，虽然编制、番号多次变动，但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团结一致，机智勇敢，英勇奋战，艰苦顽强，敢打敢拼，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克敌制胜的崇高军魂没有变。下面，让我们穿越时空，回望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从百色走出去的右江勇士们血战沙场、奋勇杀敌的英雄风采——
1931年7月，红七军到达江西兴国与中央红军会合后，编为红三军团第5师第13团，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由于机智灵活，作战特别勇敢，开创了苏区一个团歼敌王牌军1个团的先例，被授予“英雄模范团”称号。
1936年1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重新恢复红一师番号，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红一师下辖第1、13、3团。其中第13团（595团的前身，即“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第13大队，也就是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部队）；第3团是从13团抽调185名干部、骨干及两个连队与陕北325名新兵编成。从此，第13团，第3团都保留着红七军的血脉。
1936年2月21日，13团与1团占领三交镇，歼敌一个营，三团消灭守敌两个连，攻占牛头镇，一举突破了阎锡山吹嘘的“固若金汤”的河防，从永和兰渡口夜渡黄河成功。27日，13团、3团和红一师全体指战员与兄弟部队在汾阳县关上歼灭号称“满天飞”的马鸿奎独2师第4团和一个炮兵连，红一师俘敌1000余人，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编入新的部队以后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彰显了百色劲旅雄风。
参加回师陕北，西征作战。东征胜利后，蒋介石任陈诚坐镇太原做总指挥，加强山西的“剿共”力量。我军由左权参谋长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左、右两路军。1936年5月3日，13团和3团随红一师由清水关西渡黄河返回陕北根据地，途中红一师又歼敌1000余人，生俘敌团长。
1936年11月，红一师以13团为主攻，在陈赓师长指挥下，连夜突破敌人层层野战工事，杀向敌阵地，歼敌1个团，俘敌300余人，缴获9把重机枪。3团攻占敌3个碉堡，捣烂敌指挥系统，活捉敌团长翼伍光，生擒敌704团团长高粱均。此战消灭敌78师的丁德隆232旅全部和234旅两个团。红一师活捉敌少将旅长1名，团、营长10余名，毙敌1000余人，俘敌1500余人，缴获武器一大批。
在中国共产党的极力主张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1937年8月，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红一师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兼政委。原13团改为独立2营，3团改为独立团3营，开赴晋东抗日前线向平型关以西大营镇前进。115师决定利用平型关天险设伏，给日寇予出其不意的沉重打击。平型关战役中，独立团负责腰站狙击战，2营担当前卫营，9月24日上午在腰站以东与日军一个侦察队遭遇，当即向敌发起猛攻将敌击退，毙敌2人，缴获战马数匹。下午4时，日军又一个连队从涞源方向向平型关增援，25日7时敌进入独立团的火力范围，在团长指挥下，2营、3营、1营密切配合，敌人伤亡惨重，战到最后，战士们勇猛突入敌群，奋勇追杀，毙敌400多，缴获大量装备物资，为平型关大捷作出了重要贡献。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第一个大胜仗，它顿挫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斗志，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
1937年10月底，由于连打胜仗，独立团人数由1700多人增加到7000多人，独立团奉命改称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杨成武，政委邓华。独立团1、2、3营依次改为1、2、3团。11月独立第一师又奉命兼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邓华。1团改为1大队，2团改为2大队，3团改为3大队。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决定，邓华率独立一师（第一军分区）部分机关、直属分队和红军骨干较多战斗力较强的3团挺进平西开辟抗日根据地，2团仍留在红一师。挺进平西后日寇以重兵进行合围“扫荡”，3、4两个月，3团歼敌400余人，伏击日军慰问团80余人，击毁汽车14辆，接着英雄的3团又连克日伪多个据点，解放平西10多万人，建立了310多个县连接的平西抗日根据地，以第3团为基础组建晋察冀军区第六支队（邓华支队），辖2、3团。
1938年5月，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将120师宋时伦支队调入平西，与邓华支队合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宋时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邓华支队改称11支队，所辖第3团改称第31大队，2团改称第33大队。6月8日四纵队兵分两路向冀东挺进。6月10日，11支队与日军坂垣团教导队在沙洛遭遇，31、33大队10多挺机枪同时开火，打得日军人仰马翻，经3个小时激战，全歼日军，继续东进。经过艰难跋涉，冲破敌人包围阻截，8月初，31大队东渡滦河一举攻克迁安县城，33大队开进丰润、遵化、玉田边界，与冀东抗日联军、工人抗日暴动队胜利会合。建立了东起山海关，西到潮白河，北从雾灵山，南至渤海滨的强大武装抗日队伍，为开创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9年春天，31、33大队在粉碎敌人“扫荡”后乘胜向东南进军，使平西根据地扩大近1倍。11月，部队整编，邓华支队第31大队改为第6团（不久调第一军分区），33大队改为第7团（595团前身）。1940年3月，7团又在谢家堡、双塘涧战斗中歼敌10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战马一批。
“百团大战”是抗战中最著名的战斗之一，7团在该战役中又一次充分显示了劲旅雄风。1940年6月，7团奉命挺进平北，2营作先头部队越过平绥铁路往延庆西北与前来阻截之敌突然相遇，为掩护主力和地方干部，与敌展开了激烈战斗，毙敌大队长以下88人。7月，7团进入平北地区痛歼独石口据点之敌。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在华北集结115个团共40万兵力，20万民工，向日本侵略军发动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7团奉命主要担负伪满边境出击，牵制平北之敌，阻其南下并伺机破坏平绥铁路截断增援和退路。先后取得独石口、太子城等重要战斗的胜利，歼敌200余人，缴获战马100余匹及武器弹药一大批，为“百团大战”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2年2月，取消挺进军番号，组建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1942年，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对我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7团奉命在平西根据地粉碎敌人的“扫荡”和破坏，通过组织武工队和发动群众采取长途奔袭、里应外合、化装巧袭、长期围困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拔除敌“蚕食”据点，袭击敌运输车队，在游击运动中消灭敌有生力量。由于7团的四处出击，连拔敌石门、下清水、双塘涧、大庙等日伪据点，使敌伪大为恐慌，不得不撤出据点，许多伪军军心动摇，有的还倒戈反正。
1942年12月，日寇纠集2000余人分两路夹击我7团驻地——曹坝岗。当时团主力正在外线作战，只有2连和特务连留守团部。2连占领高地阻击敌人，特务连掩护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子弹、手榴弹打光了，石头被积雪封冻，枪上没有刺刀，阵地上只剩5人，3排副排长共产党员李连山高喊道：“同志们，砸烂武器，跳崖！”话音未落中弹牺牲，王文兴等同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跳下了悬崖，1943年1月，晋察冀军区向全军发出了嘉奖令。1943年，敌人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7团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战胜了经济困难，官兵体质增强，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1944年9月至10月，党中央指示：晋察冀军区下设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四个二级军区，第十一军分区隶属冀察军区，下辖7团、44团（由七团抽调部分骨干与地方部队合编）。1945年，对日军进行战略大反攻的条件逐步成熟，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十一军分区积极开展对敌攻势。分区决定由7团为主力，歼灭北平通向平西根据地的交通要道、敌最大据点——斋堂据点的日伪守军。3月26日7团进入预定阵地待机出击。29日战斗打响，大获全胜，俘敌1个伪军指导班，击毙日军镇村中队长，小松小队长以下40余人，伪军30余人，缴获各种枪炮弹药、望远镜、指挥刀等物资一批。
1945年5月，十一军分区奉命向察南地区的日伪军发起了夏季攻势，吹响了对日全面反攻的前奏曲。在军分区的指挥下，7团发挥能征善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连续攻克了石门子、南庄子、菜园、倒拉嘴、广安屯、高铺、南窑、孤山口、天开、花儿港、东西安子、下庄、张坊等据点。其余据点之敌望风而逃，7月底，夏季战役胜利结束。8月10日十一军分区奉命向北平挺进，参加夺取军事要地——张家口战斗，取得了8年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调集193个旅约占正规军的80%，共约158万兵力，于1946年6月26日向我军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了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人民军队和全国人民奋起反击，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了。1946年10月3日，我冀察军区十一军分区7团在新编第4团和第一军分区第22团配合支援下，在华北渡口堡痛歼马占山骑兵团1000余人，缴获战马600余匹及大量装备。
1945年10月上旬部队整编，冀察军区十一分区改称冀察纵队第7旅，分区原辖第7团改编第19团，人员和装备都大量增加，1945年10月，我军决定围攻绥远省省会归绥。7旅奉命攻占归绥西北重要据点攸攸板，19团是主攻团，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于11月6日攻下了攸攸板，7旅歼敌1个团大部约600余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为大部队围攻归绥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6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冀察纵队改称为晋察野战军二纵队，原第7旅改称第5旅，旅长马龙，政委李水清。原19团改为13团。9月10日，蒋介石令其华北第11、12战区部队进攻张家口。5旅奉命进驻怀来，保卫张家口。13团为第二梯队负责张家口门户怀来防御。9月29日怀来战役打响。敌集中美械16军、94师及22师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分三路向我5旅进攻，敌以猛烈的炮火对14团、15团阵地狂轰滥炸，多次发动攻击均被打退。10月4日，13团主力与12团、15团从三面对敌进行猛烈的反攻，关键时刻得到了一纵队的支援，全歼109师325团及327团1个营。敌伤亡惨重，转攻为守，集结待命。10月中旬，敌集中4个师加骑兵第一旅又4个骑兵纵队向张家口进犯，由于敌众我寡和装备差异，军区机关主动撤出张家口，5旅也撤出怀来。这次战役，我军抗击敌人几十万发炮弹和一千余架次飞机的轰炸，以劣势的装备击退了美式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4个师正规军的连续进攻，歼敌4000余人，挫伤了敌人的锐气。
1946年11月至1947年3月，13团随二纵队5旅从怀来南下，参加了易满战役，保卫了易县；参加保南战役，在小白陀歼敌25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参加四攻徐水，摧毁敌火力点，大小碉堡76个，歼敌3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挺，长短枪168支，汽车3辆，火车3列，炸药30余吨，手榴弹数枚，战役取得辉煌胜利。1947年3至4月，13团参加了高阳整训，战斗力得到了较大的充实，全团达到了1900余人，步兵连增至140人以上，在营连两级配了文化教员，为提高部队文化素质提供了组织保证，为彻底消灭蒋家王朝奠定了政治、思想、战斗基础。“正太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战役，红七军后续部队晋察冀野战军二纵队5旅13团又光荣地参加了这个战役。在正定战斗中5旅13团及14团负责东、南两面的主攻。经过4月11、12日两天的激烈奋战，我军全歼敌第7师9团、保安第五纵队。5旅俘敌第7师副师长刘海东以下3000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接着13团随5旅转战正太线，经4昼夜山地行军，4月18日进驻阳泉地区集结。正太线之敌系阎锡山部队和保安大队，还乡团、自卫队等共3万余人。13团和15团于4月25日奔袭孟县，协同友军消灭城外之敌。5月1日，13团攻克上湖车站并破坏铁路交通，截断寿阳以东之敌的退路，至此，5旅完成了上级交给对寿阳阎部主力三面合围任务。5月4日，兄弟部队和13团歼灭了孟县守敌。5月8日，13团攻歼芦家庄、魏家庄之敌，其他部队也胜利地歼灭其余守军，5月9日，正太战役胜利结束。
1947年5月，5旅奉命负责对津浦路的青县、沧县发起进攻战役，13团在这次战役中多次担任主攻任务，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作战，全歼沧县及周围据点守敌7200余人，活捉匪首刘佩臣，青沧战役的胜利截断了敌对东北增援的通路，对天津守敌构成了严重威胁。战斗结束后，13团2连荣立集体大功，该连班长李禄荣立大功。
保定北部地区徐水城，是华北平原在平保线上的军事重地，是敌南遣北调、实施机动的命脉。徐水城防坚固，地下有地道相通的暗堡，子母堡多处；城内有许多巷战工事，墙、院、地下互相沟通，外壕有暗堡、鹿砦和铁丝网，是诸多战斗中易守难攻的一座据点。守敌是蒋介石嫡系第16军109师之325团和保安3师共7000多人，该敌于1946年9月在怀来战役中曾被全歼，恢复组建虽不到一年，但编制齐全，装备精良。我5旅奉命加强纵队炮兵营担任主攻任务，5旅又将主攻任务落实到13团身上。6月24日，13团1营和3营对外围之敌发起攻击，消灭巡逻队和墙头堡守敌。6月25日14时，13团对徐水城发起猛烈攻击，炮兵轰开了3营5连预选的东北角南侧突破口，在连长王瑞坤的指挥下，仅用10分钟就成功登上城墙。3营7连也用5分钟打开了北城门东侧突破口，胜利登城。城内守敌大惊失色，急忙组织反击，均被我登城战士打退。在敌混乱之际，13团2营的4连、6连紧跟5连冲杀，3营的8连9连跟着7连冲杀，13团11次打退敌人的反抗，牢牢的占领北城门以东阵地，各攻击部队也迅速投入战斗。13团3营在团首长指挥下，采取爆破与突击相结合的战术，破墙过院向敌指挥部钟鼓楼猛插。2连对钟鼓楼爆破成功，守敌全部被歼，18时30分战役胜利结束。此战，我军共歼敌2200余人，缴获包括美式武器在内的武器弹药物资一大批。战后，13团荣获大功团称号；王瑞坤等10人荣立大功。5旅就地召开了庆功大会，会上宣读了纵队对5旅功臣单位、个人的嘉奖令，通令指出“此次徐水战斗为首次对顽匪主力攻坚战，白昼冲锋，歼敌一个团，战斗时间短胜利大，干脆彻底，实乃空前范例……”
1947年6月，普察冀野战军奉命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反击的序幕。1947年7月至8月部队在冀中根据地的晓阳县、速鹿县一带进行战略整训。经过整训，旅、团、营都编齐了战防炮连、追击炮连、机炮连，加强了通信器材。整训后，13团如虎添翼，更加勇猛。在板家窝伏击战、子牙镇进攻战、清风店战役的三打徐水、保北运动阻击战、吴村和高洛战斗、察南战役中的奔袭阳原、保北战役中的四打徐水、绥远战役中的哈尔胡同追击战等重大战役、战斗中，5旅13团多次担负着主攻任务，在旅首长的正确指挥下，13团始终发扬听党指挥，步调一致，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不怕牺牲，机警灵活，克敌制胜的大无畏精神，出色完成艰险任务，为夺取胜利屡建功勋，多次受到上级机关和首长的赞扬。
1948年12月，5旅参加平肆战役解放张家口。值时，我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3个纵队将国民党傅作义5万余部队合围于张家口，5旅奉命于张家口以南之北辛渠、宁远堡地区组织防御任务，13团为5旅的左冀。12月9日，13团之2、3营在吉家房西侧、铜桥河西岸一线展开反击，向吉家房西南方向猛插，将敌阵拦腰截断。其他团也完成了各自防御任务，彻底粉碎了敌南逃的企图。在我军的猛烈炮火攻击和战士们的英勇冲杀下，张家口之敌溃不成军。这时东北兄弟部队将万余逃敌围困于北营东山地区。5旅指挥13团配合友军围歼该敌，13团3营营长李万恒亲自带队迅速向东山之敌发起猛烈攻击，仅用30分钟即占领了东山，俘敌105军副军长杨维恒、暂编第十师师长杨辉元以下2700余人，由于天津守敌拒绝和平解放，负偶顽抗，1949年1月14日，我东野、华野发起总攻，于当日18时全歼守敌13万，天津解放。此战，5旅共毙伤和俘敌副军长以下4900余人，缴获各种装备物资一大批。解放天津后，在我党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北平和平解放，31日，5旅随纵队进入北平。
1949年2月，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统一编制，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军，5旅改为199师，原旅长马龙晋任副军长，李水清接任199师师长，李布德任政委。原辖13、14、15团依次改为595团（13团）、596团（14团）、597团（15团）。
改编后的595团（原13团），在太原战役中勇猛异常，灵活有加，出奇制胜，功勋卓著。1949年春，毛主席、中央军委及时部署太原战役决战工作，成立了以徐向前为书记的太原总前委，统一指挥华北野战军3个兵团和西北野战军等部队解放太原。作战任务下达后199师立即开展紧张、仔细的战前准备工作。4月20日6时许，3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弧形的红光划破了宁静的晨空——太原围歼战打响了。顷刻，山炮、野炮、82炮和轻重机炮一齐敞开喉咙怒吼，似春雷振撼大地，如闪电撕裂长空。卧虎山位于太原城东北约3里处，地势十分险要，是保护太原的重要门户，与太原存亡命运攸关，因此，阎锡山不惜血本，苦心经营。山上共有各种钢筋水泥碉堡167座，各碉堡之间有暗道相通，火力可互相支援，还有战壕、铁丝网、鹿砦、雷区、劈坡等各种工事，每一个大小山头都形成独立据点，每一条山沟小道，都布有严密的火力封锁。而卧虎山守敌又是阎匪第19军军部、铁血师、277师、68师残部及要塞司令部所属的守碉队共5000多人，配备山炮、追击炮170多门，轻重机炮160多挺，统归19军军长曹国忠指挥。我200师打开了通往卧虎山的门户——高家场后，负责卧虎山攻坚任务的199师即奔袭卧虎山。夜幕降临，浓云密布，卧虎山漆黑一片。兄弟团趁夜端掉了敌9个碉堡并活捉了敌68师师长。595团3营8连利用一个俘虏先摸掉敌一个班，又摸掉敌一个营。22日凌晨，199师全师出击卧虎山，炮声隆隆、火光冲天，595团直捣敌中心阵地，这个阵地由6座碉堡组成，外围有3道铁丝网和一道电网，主碉就是以阎锡山名字命名的“百川碉”，其守敌就是“铁血师”的一个团。我595团在团长朱志勇的指挥下，以各种火器全力掩护爆破组炸开铁丝网，接着用炸药包、手榴弹拔掉了四周碉堡。陷入包围的“百川碉”疯狂的进行垂死挣扎，我4名爆破手相继牺牲，激红了眼的排长吴志勇甩掉棉衣夺过一把机枪以几个急促的点射，敌碉的机枪成了哑巴，两名爆破手以闪电般的速度冲上去将两包炸药包靠在一起拉响导火线，“轰”的一声巨响，碉堡炸塌了一个角，不待硝烟消散，战士们冲进碉堡活捉敌团长张居义。敌人又调动两个营向595团反扑，我方连续牺牲6名机枪手。为了给战友报仇，我军越战越勇，子弹打光了，副连长周启带领勇士们与敌展开白刃战，打退了敌人三次反扑，牢牢的守住阵地。在另一个阵地上，595团8连班长董玉昆让刚抓到的一名被俘敌班长向碉堡里的敌人喊话，不费一枪一弹就缴了敌一个连的械。更有讽刺意义的是，董班长还机智地让敌营部司号员吹“投降号”，司号员说没学过这个号谱，董班长就令其吹集合号，听到号声，180多名敌人“集合”当了俘虏。激战中，595团7连班长李振英带领3名战士，巧妙地绕过两座碉堡，冲进敌19军军部，高喊“缴抢不杀”！迫敌投降。敌19军军长曹国忠、参谋长郭瑜、政治主任彭登旺、铁血师师长赵显珠等20多个敌军头目成了俘虏。消息传出，其他据点的敌人纷纷举起白旗、白手绢、白衬衣、白床单缴械投降。此战199师共歼敌2000余名，缴获各种火炮117门，轻重机枪116把，步枪806支，战果十分辉煌，595团功不可没。战后，太原战役总前委发来表扬电：“战术指挥上可说是主动、积极、机动、灵活，抓紧战机不失机宜之范例。”1949年4月24日，我军发起了总攻太原的战斗，在强大的攻势下，阎锡山苦心经营38年，被称为中国的“马其诺防线”的反共堡垒顷刻瓦解，太原古城获得了新生。
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毛主席的命令，1949年10月1日，199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代表队，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接受检阅。当这支英雄的部队组成的12个方队迈着豪迈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广场时，当年的老首长、老同志感动不已，赞叹道：“199师不愧于当年的红师军，英雄师。”陪同朱德总司令检阅的肖克、杨成武将军评价说：“这个师是红军师，是具有光荣传统、敢打硬仗、恶仗，不怕艰险的一支很好的部队！”
解放后，这个部队又肩负着保卫祖国，捍卫和平的光荣使命，在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抢险救灾、处置突发事件、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发挥重要作用，继续为党和人民立新功！
红七军“转战千里小长征”
王锡堂
2014年06月05日13:33
1937年，张云逸（左）在西安与周恩来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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