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新自由主义的“通往奴役之路”_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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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新自由主义的“通往奴役之路”
金融新自由主义的“通往奴役之路”--新自由主义的嬗变及与金融霸权的逻辑关联A-A+
作者：祁洞之 禹钟华 时间：2016-05-04 所在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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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首先需要清楚辨识哈耶克的理论起点、理论诉求和从起点达之于诉求的论证逻辑工具。显然，哈耶克兼具自由主义和人类主义两种情怀：如果没有个体充分的自由，就社会而言无疑是“通往奴役之路”，因此，基本的个体自由是哈耶克的理论起点;反之，站在人类共命运体的整体性角度而言，如果人类社会没有一个和谐的良序结构，那么将罔谈什么个体自由，人类将共同走向“通往死亡之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向牙买加体系的嬗替，根本性地重塑了国际金融的运行基础、机构与规则，在美元霸权体系版本升级的同时，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的浪潮交相呼应、并驾齐驱、愈演愈烈。作为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也于这一时期兴起，逐渐占据主流地位而成为西方世界普世原理，并逐渐形成全球化观念传播的“文化殖民之思想标本”。这一波“理论与实践”于2008年方开始由盛转衰，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后来的美债、欧债危机迫引发了人们最广泛和深切的反思，有对金融霸权体系运行机理及金融霸权本质的揭示，有对新自由主义就事论事的批判，有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思潮和意识形态剖析等等。然而，少有研究能够深入到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发生及演化到形成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契合的意识形态、直至脱变为金融霸权新自由主义的全过程。我们需秉持这一全景视角解析其学术理性、学术倾向、逻辑继承和逻辑偷换的理论节点，唯如此方能对其进行公允的解析和批判，方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国际金融领域的残酷现实。
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诉求
哈耶克以逻辑学家的清晰理路，把一个属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人与人类合理的协调方式以什么途径才能有效获得”这一现实形态的社会综合问题，通过秩序发生与演化，特别是通过对“自组织发生与自组织秩序生成可能性”的逻辑期待，将之转化归结为“‘个体的自由之满足’与‘整体的良序结构之获得’这一两元理论诉求究竟在何种逻辑前提下才能互为满足”这样一个衍化逻辑的核心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清楚辨识哈耶克的理论起点、理论诉求和从起点达之于诉求的论证逻辑工具。显然，哈耶克兼具自由主义和人类主义两种情怀：如果没有个体充分的自由，就社会而言无疑是“通往奴役之路”，因此，基本的个体自由是哈耶克的理论起点;反之，站在人类共命运体的整体性角度而言，如果人类社会没有一个和谐的良序结构，那么将罔谈什么个体自由，人类将共同走向“通往死亡之路”。因此，一个于衍化中保障个体自由的良序(或制度)结构，是新自由主义不可或缺的、几乎唯一的理论诉求。在此基础上，哈耶克的理论研究宗旨是从反(破)正(立)两方面论证“马克思自由主义”之失以及“新自由主义”之立。
于反或破的方面论，哈耶克的检讨对象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哈耶克并不纯然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反思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他所关注的恰恰是马克思的理论起点、理论诉求和从起点达之于诉求的论证逻辑理路。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对哈耶克的批评注定是浅薄的，因为这将忽略哈耶克理论的学术正当性。正是因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结构勾勒的无比清晰，才深刻地凸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对自由的扼杀：通过资本对无产阶级个体剩余价值的榨取“褫夺了作为社会个体的无产者的自由”;通过资本的私人占有性和生产的社会性的矛盾不可破解性“破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本有的良序结构”。这里展现了哈耶克与马克思理论前提和理论诉求的相同部分：都是对个体自由及社会良序结构的尊崇与向往。所不同的是，哈耶克通过将“希特勒的纳粹体系”、“斯大林的苏联制度”与马克思理论的穿凿与混淆，认定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向注定走向理论“前提”和“诉求”的反面，即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主义实践意欲实现的“自由主义”，实则“通往奴役之路”。中晚年的哈耶克则全身心着意于“通往新自由主义之路”的“立”。其理论诉求与理论前提没有改变，只不过是不断完成论证方式之“逻辑工具论”的体系更新。他执着地坚信于“完全自由的行为个体间组成的自衍化的整体一定能自我生成与个体诉求一致的秩序结构及制度”。尤其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耗散结构理论(普里高津)和协同学学科体系(哈肯)以及相应的自组织理论逻辑理论(科学)及思潮(哲学)的活跃，哈耶克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自认为自衍化的工具必定能够达成宏微观共轭的良序整合体。[1]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因为哈耶克对马克思的整体批判立场，导致他一方面过分渲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深刻揭示的现实主题“资本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我们万万不要忘记哈耶克的理论起点和理论诉求的刚性关联：个体自由之路与良序社会结构两者的不可或缺。这意味着哈耶克的个体自由之路绝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鼓吹者所扭曲的资本或金融的绝对自由之路;社会良序结构也绝非金融或资本霸权操控全球经济与社会命脉的宰制“良序”。因为显见，资本和金融霸权一旦形成对社会个体自由的宰制，个体连“旧的自由”(基本人权)都无从获得，那还妄谈什么“尊重个体理性选择的自由”的“新的自由”。
哈耶克的学术正当性是应该获得理论尊重的，作为一个思想家级别之学者的哈耶克是在寻求制度与演化、个体自由与宏观良序、人性绽放和人类和谐之间“恰到好处地共存”可能呈现的种种逻辑道路。因此，识别所谓后哈耶克新自由主义者如何篡改、否定、背叛了哈耶克的学术精神和理论要义，是一件不可或缺的有待完成的理论工作。
二、“金融新自由主义”的偷梁换柱与模型转换
我们笼统地把后哈耶克新时代，以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称为“金融新自由主义”，因为其理论主要关注于金融领域，而且被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认定为直接引起美、欧金融灾难的罪魁祸首。
(一)偷梁换柱：用“资本自由”置换“个体自由”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的国际金融历史实践证明，真实的西方政治领域(意识形态)和学术领域(金融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创新)高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大旗，绝不是在哈耶克意义上的“真”新自由主义，而是把哈耶克“个体自由”的理论起点移花接木地改换成“资本与金融的绝对自由”。这种有意误导的“个体”和“资本持有个体”间的概念偷换，致使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完全变了口味，仅只是谋求西方垄断资本的单向自由。在这一旗帜下构建着的金融自由与金融制度创新，进一步加强了西方金融寡头通过国际金融体系严密控制人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霸权机制，一旦这个机制系统性地构建完成，将直接埋葬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真实理想——社会每个个体的充分自由，而使整个人类面临被资本彻底奴役的命运。打着哈耶克旗号的所谓后哈耶克主义者以移花接木的方式，谈笑间将哈耶克的学术正当性涂抹的满目狰狞。里根主义与体现为99%对1%的反抗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间的因果关联便是典型的例证。
金融创新加之通讯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形成了以西方资本为核心的国际金融超导网络，这一虚拟的超导网络通过原生金融产品尤其是衍生金融产品与实体经济发生联系，并强行站到社会经济系统之上，夺取整个经济系统的定价权。同时谋求打碎一切组织、打碎社会的一切有机联系，使“散户”碎片化地、分散地、孤立地面对这一万能的超导网络，从而完成超导网络对人类社会的控制。这个系统显然是为资本开着后门的，资本对其具有最大程度的操控力，进而人为制造可控的繁荣与危机。我们视这一操控力为超导系统中资本自由的本质体现，只有在资本能够制造一种可控的危机的时候它的效益才是最大的，而这些就不在它的系统安全性讨论范围之内，因为金融新自由主义的风险分析都是基于微观视角的。如此的超导网络就形成了一个资本对人类社会的牢笼式的控制，在这个层面上，哈耶克和金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逻辑矛盾是本质对立的，这种对立也是马克思《资本论》所讲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的延伸。
显然这一超导网络具有反人性和反人类性的属性，反人性体现于其剥夺了个体的自由，反人类性体现于——我们可以证明：按照它的非道德效率原则，一定得适时制造定向爆破式的金融危机。
如此看来，打着哈耶克旗号兴资本或金融新自由主义之实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完全不能与哈耶克的理论起点和理论诉求同日而语，而走上了另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二)模型转换：用“庄家—散户” 模型替代“供给—需求” 模型
在金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语境当中，传统的充满自由选择的供求关系体系不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讨论话语，“供求曲线”所赖以存在的坐标系被另一种新的坐标系所取代，名之为“造市者”和“场外客户”。据莫顿·米勒和圣福·格罗斯曼(2002)的阐述，场外客户是急于把自己拥有的资产在未遇到恰当买主时卖出去这一“直接需求”(demand for immediacy)支配下将未卖出去之前的等待价格风险转嫁给造市者;而造市者“向直接抛售者提供一个稳定的价格后，造市者自己承担了价格风险，因此他要向抛售者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总的来讲，这笔费用比抛售者推迟抛售所涉及的费用要低。……这种为维持市场交易连续性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在模型中被当成固定成本)在决定直接供给(the supply immediacy)和提供造市服务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可见金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毫不隐晦其理论范式从“供给-需求”模式向“直接供给-直接需求”模式的转变，这既深刻地标示出市场功能的转变——等价交换的市场功能蜕变为风险交换的市场功能;又本质地标示出市场结构的转变——由平等交易方互探价格的市场结构蜕变为风险价格定价权由“造市者”独家垄断的、赌局式的“庄家-散户”两行市场结构。通过这种偷天换日，把本质上是庄家对散户的掠夺模式描绘成平等的、自组织式的供给需求模式，进而混淆视听、瞒天过海。这些理论构造者还不忘粉饰一下垄断价格形成的“公正性”：“但总的来讲，这笔费用比抛售者推迟抛售所涉及的费用要低。当然，推迟抛售其间所预期的价格上升就成了造市者在扣除提供服务的成本之前的毛收入。”(米勒莫顿·米勒，2002)这种庄家—赌徒之间的定价“公正性”，在任何一个赌场中都不陌生。庄家1:N的实际计利公式背后运行着“庄家盈利逻辑”，但在教科书中的“金融新自由主义”的“交换公平”却是在庄家与散户1:1的供给需求交换公式下完成的。稍有理智和良知的人都能够在个中一窥金融新自由主义论证逻辑的一斑：以宏观结构的态函数与微观结构关系函数(或相反)进行概念偷换是他们的基本理论伎俩。[2]以这样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涵盖全球的金融超导网络更像一个庄家通吃的大赌场。这说明，后哈耶克主义的金融自由主义创新实践的理论起点，逆行哈耶克理论起点十万八千里。
(三)金融创新的动力与条件
金融新自由主义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条件问题更值得精心研究一番。据莫顿·米勒勾勒出来的逻辑，金融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摆脱税收和管制”及其一切交易障碍，直接谋取最大“效益”(以庄家效益与社会总效益混同的逻辑起点论);而金融创新的条件恰恰是金融运行过程独立开真实经济运行系统能够自成一体地、有效地“虚拟符号化运行”。
关于金融创新的动力莫顿·米勒(2002)在曾明确指出：“现代金融理论告诉我们，证券能使一种形式的收入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收入，特别是可以将高税率的收入转变成低税收的收入。……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为了挫败纳税人设计出的一些成功的创新活动，政府(或者更恰当地讲是那些希望保护和好处的各种利益集团)往往更愿意不断地改变税率结构，从而造成了国内各种税率之间差异被改变，并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新机会。……尽管我强调了税收的改变会引发金融创新活动，但是，实际上政府在金融领域对各种有利可图的交易的限制以及最近实施的利率上限的措施都会给创新以强大的动力;而且，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即使那些所谓的金融自由化措施所造成的变化结果往往都是政策制定者始料不及的。”
综观这些论述，我们清晰地了解了新自由主义金融创新与真实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由于真实经济系统是带有社会化集体行为的类经济行为——可以从狭义到广义遍及企业组织行为、利益共同体行为、国家行为乃至人类行为，如果以命运共同体的观念理解，经济秩序是需要以整体理性的再组织实现公平与正义的。税收和管理无疑是这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行为体现。如果丧失了这两条，社会将进入完全无控的自组织状态。
金融创新的毫不隐讳的口号就是以效率优先为借口摆脱政府的控制及避税，新金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没有避税的问题就没有金融发展(创新)。这样金融创新有两个敌人：国家利益和整体性，简而言之组织就是它的敌人，它要超越政府管理，以损失国家利益为代价，直接把社会经济成果与金融超导系统相连接，因此，金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口头禅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同时各种组织体也被视为阻碍，因此强调市民社会，使松散的市民社会直接面对强大的超导网络，最大程度地减少网络运行阻力。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撒切尔夫人在1987年接受专访时的那句名言：“根本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单个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家庭。” 金融新自由主义虽然貌似抱有与哈耶克同样的诉求，但其出发点绝非如此。因其誓与税收和管理对抗的实践动力并非否定税收管理乃至国家的正义性，而是打着“交易成本最优化”的幌子，利用“对策”相对于“政策”逻辑后应性的优势，消解与解除政府的控制，达到庄家资本凌驾于政府乃至人类利益行为之上的“庄家通吃”目的。
如果把金融创新上述分析背景扩大到全球范畴，则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所引起的国际货币的符号化、虚拟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汇率自由浮动机制成为金融创新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金融创新这一紧紧围绕着国际货币展开并以汇率差异的利用和管理壁垒的突破为动力源泉的程序操作，离开金融全球化是难以完成的。因为金融自由化创新的终极使命就是利用全球范围内的体系差异和体系间壁的突破垒，制造波动、博取价差同时消除交易成本，谋取“庄家体系”财富的最大化。庄家体系盈利的前提的海量散户的存在，诚如米勒(2002)所说，“任何现存的、成功的创新都必须能够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扩大市场容量。…… 一种创新要想称得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创新活动的话，它不仅自身要显得重要，而且还必须能够激发大量的其他创新活动。拿目前的情况打个比方，那就是它必须能够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才真正是问题的结症和核心。如果庄家林立而不能引来赌客如云，并能通过“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赌客进入庄家所设计的游戏系统，那么金融创新就必然失效而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遗憾的是庄家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散户资源却相对稀缺，而且散户在频发的金融危机中不断获得启蒙而开始逐渐认清这一超导网络的食物链结构。
三、新金融自由主义与金融霸权的高度契合性
金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金融创新的动力描述成在微观层面上的规避税收和管理而谋求效率的努力，进而使其看似一种常规的经济活动而呈现为所谓直接供给和直接需求的形态，如前文所述，在这一表象下其理论范式在本质上已经完成了向赌局式的“庄家-散户”模型的蜕变，因此，理论上解释金融创新的微观供给需求模型已经成为欺骗世人的幌子，在金融全球化的前提下，金融创新注定是基于全球范畴的货币模型，绝非基于微观的规避税收、管理的模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在汇率的起伏中，庄家和散户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主动与从动的货币关系便凸显出来了，形成霸权货币与附庸货币的两分，而温情脉脉的供给与需求模型仅只是教科书中的绝唱，残酷的现实是金融霸权与金融控制的不断升级。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真正自主浮动的货币仅只限于欧美，或者勉强加上日元，而多数国家都如附于骥尾之蝇，不得不调整自身经济结构、政策而被动地适应汇率不断变动国际经济环境。庄家—散户模型在理论上本身就是一种控制论模型，因此与西方资本的金融霸权谋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成为其事实霸权的工具论的逻辑基础。以两行逻辑展开的观点看，按照新自由主义金融创新的终极理想，是要构造这样的全球化局面：
——所有基于组织、集体、国家、国际的“类共同体诉求”的对金融资本的干涉或不自觉阻碍，都成为金融新自由主义利用并冲破的对象。在金融创新的新自由主义操作逻辑视域下，全球化的、与“货币或商品”逻辑关联的一切(人与自然)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准场外客户群”这一完备逻辑视域。——金融新自由主义将“交易成本的最低化”演变成“造市者”利益的不尽源泉，等同于在真实的全球经济生活之上构造一个虚拟的“超导利益沟通网络”。如果把该系统网络之外形成的任何阻力(类税收、管理或交易成本者)都统一化成“入网阻力”，那么，这个“金融新自由主义超导网络”就是要实现消除一切阻力，并且把网络触角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我们经常不严格称之为“金融霸权”的东西，正是这个网络延伸所形成的感性后果。
——这个金融霸权的“金融超导网络”于真实全球经济的意义内涵，其实就是以“可符号化控制操作”的“庄家运行逻辑”来垄断指定真实经济系统内一切商品与活动的“虚拟但本质的定价权”。这样，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就被“金融超导网络”的“可符号化控制操作”的“虚拟系统”伴随起舞地被操控了。如果不能辨识和破译“操控系统”的“庄家母程序”，则在子系统中再高超的“局部施展”，也只能像米勒所说的“税收和管理”一样，成为这套母系统的“逻辑展开依托”，通过金融创新实现金融自由主义自我愿望的达成。——事实上，金融新自由主义与哈耶克人类学新自由主义之间，只是暧昧地完成了一个技术性的概念偷换或范畴转换，“宏观达之于微观的逻辑节点”，譬如价值、效用、效率、风险、信用、供给、需求、系统稳定性等等，莫不以微观叠加代替整体态函数;又莫不以将整体态函数分解为微观关系变量，特别地分解为单一的关系变量。只要进行宏微观之间的视角切割转换，包括哈耶克在内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会陷入逻辑迷茫——误以两行逻辑问题可以籍一行逻辑分析讨论解决。如果说哈耶克在逻辑上犯方法论或技术性错误，那么不论金融新自由主义者们是否承继了先人逻辑错误的惯性，有一点必须指出，他们宁可以最低级的错误误导世人，如将“庄家-散户”模型蜕化为“散户a-散户b”模型。不惟不知，实惟瞒天过海，挟普世原理之名，施理论欺骗之实。
四、现实与应对
中国历经几十年的自身社会改革和国际化的金融改革与实践。其间，新自由主义思潮伴随着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以金融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内容对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经济界乃至政治界轮番轰炸，或为思想、意识形态与哲学上的新自由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或为教科书意义上的、传播“普世原理”的金融新自由主义，以弗里德曼等一批诺奖获得者为代表;或为国际关系上的新自由主义，推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金融新自由主义，以撒切尔夫人、里根、大小布什、克林顿等政治家为代表。至于高举新自由主义大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貌似公正的超主权的国际组织对中国有悖良知的综合施压，则逐渐让国人警醒：即便在同一面“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所倡导的“自由”原来内涵如此丰富。
今天，金融霸权已经近乎不需要“新自由主义”这面招牌了，随着中国将于2016在“世贸组织”这个平台上真正获得“自由”，以及俄罗斯正式踏进“世贸组织”，“新自由主义”则以“版本升级”(如TPP等新的“造市者”版本)操作使“世贸组织”这个自由平台盛装谢幕，从而再一次对中国社会及其所有“南方世界”进行一次启蒙教育。
“战争是应对战争最好的教材”，最起码在“逻辑路径”层面上“金融新自由主义”已渐现原形，那么就没有必要把哈耶克的思想与金融霸权混为一谈了。如果寻找应对国际金融霸权的解决之道，我们不妨还是回到哈耶克原始意义上、尤其是回到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自由解放观念上(对狩猎文明的反思)，以及回到中国文明中“人类共命运体”(礼乐文明的诉求)的逻辑前提意义上，用实体经济所赖所依的“名正言顺而非虚拟飘渺”金融运行，逆向构造与金融霸权体系异质的“国际金融”价值共享之路，并在真实的全球经济与金融衍化中，检验这“虚”与“实”博弈交锋的力度。作为实体经济联盟的金砖国家、上合组织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国也建立了体自身为主导的区域金融机构——亚投行，因此上述理想已经在现实层面得以践行，这一举措同时也是结束美元霸权的必由手段——多极化的实质进展，中国作为这一历史潮流的主要推手，要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准备，努力构建国际金融的民主与正义。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现在终结萧条[M].中信出版社,2012 年 [2]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 [3]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4]哈里·马克威茨.资产选择——投资的有效分散化[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5]莫顿·米勒.金融创新与市场波动[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6]祁洞之.两行逻辑论初稿[M].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 [7]禹钟华,祁洞之.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背景——兼论国际货币体系与资本 全球化[J].国际金融研究,2012(9):4-10 [8]禹钟华,祁洞之.对全球金融监管的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3(3):41-48
[1] 哈耶克在自组织衍化逻辑研究中奉行的“一行逻辑论”是有明显缺陷的。鉴于此结论的论证结构过于庞大、逻辑专业性强，且与本文研究宏旨之间关联度较弱，故而在此略而不谈。
[2] 我们在《对全球金融监管的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发表于《国际金融研究》2013年第3期)一文中对此问题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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