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西方多党制和人民民主监督_研究性学习之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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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党的知识概论课 研究性课题结题报告

课题名称：

《西方多党制与人民民主监督：东西方民主对比》

所在院系：材料学院

姓名：谢梦叶（组长）学号：2013012041 姓名：张金宇 学号：2013012040 姓名：安骞 学号：2013012018 姓名：杨淑慧 学号：2013012017 姓名：刘若沖 学号：2013012039

清华大学

2013年12月18日

目录

一、摘要

二、研究背景及意义

三、研究过程

四、研究成果及意义

五、讨论体会

六、参考文献

摘要

研究背景及意义

现在, 某些西方国家正把矛头对准我国, 想方设法要把他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推销给我们。而在我国, 也有一些人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走西方民主道路。对此现象的成因，我们认为可能由于对东西方民主制度内容和特点及其是否具有普适价值认识过于片面，受各种媒体、时评等影响较大。

西方民主制度与我国政治制度的最大差别就在于政党制度。西方的多党制与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差异带给人们比较大的疑惑：有现成的、成熟的西方政党制度摆在那里不去学习，为什么偏要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而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什么偏要自己摸石头过河去艰难地探索呢？西方的多党制适合中国的国情吗？

身为当代的大学生党员，我们的身上肩负着振国兴邦、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要保持清醒、坚定立场、毫不动摇。因此，对我们而言，弄清我国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区别, 划清两种民主政治制度的界限是十分重要且必须的,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我们开展了本项研究。

研究过程

一、探究民主的产生与发展

民主起源

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0世纪，伊奥尼亚人的一支从北方移民至希腊，为后来的古希腊人。这些人在希腊拓土殖民，筑城而居，形成古希腊的城邦（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3世纪左右）。在古希腊语中，城邦是“Polis”，“既表示堡垒，也表示全体人民，即‘使用’这堡垒的人”。城邦事务是“所有人的事务。其实际治理事务也许会委托给一位君主，完全以传统惯例的名义行事，或者交给若干贵胄家族的族长，或者是由拥有许多财产的公民所组成的议事会，或者是全体公民。所有这一切，以及诸多变种，是‘政体’”。古希腊一百多个城邦，这些城邦采取多种政体。人们并不都认同民主政体。苏格拉底这样说：“没人想到要用抓阄的办法来选用泥瓦匠、吹笛者，虽然这些人的缺点所造成的危害程度远不如捣乱政府的人来的严重”，“用抽签决定长官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

现代民主的产生

现代民主产生的历史前提：中世纪国家的解体。

国家是“一个在其领土内要求不但有权行使，而且有权垄断强制性权力的机构”。国家政权治理社会的基本方式就是统治，即以强制力量为后盾的、自上而下的统一管制。

确保国家政权具有合法性即确保政权统治为社会公众所认可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基本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现代民主的政权合法性来自人民

德国古典社会学家特洛尔奇（E.Troletsch）说：“在古代，宗法与国家制度是一体的，这样，国家就觉得自己是天（神）的俗域代表。天或‘神’毕竟有自己‘另一秩序’，通过这‘另一秩序’，统治权力的正当性受到超越秩序的衡量”。

“现代国家的合法性证明排斥这类神性根据”。

“现代世界的国家秩序的正当性不是由一个超越秩序来衡量，而是根据个体臣民的理性能力和他们之间的协议来衡量。这就是所谓民主制度的形成”。

二、现代民主两种基本类型：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

特洛尔奇:“通常将人民民主国家制度视为专制制度是错的，它与自由民主国家制度一样亦是民主制，但这两种民主制的正当性法理基础不同，在人民民主是‘全体’，在自由民主是‘个体’，其共同的正当形式是‘民’主，差异在于对‘民’的界定(个体或全体)。人民民主作为民主制度的一种类型，其国家理念是进步阶级(它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主’”。

现代民主制度是确认国家权力产生于人民选择的制度。人民的选择有不同形式：通过选举投票来确定某个执政党是一种形式，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对于某个政党的政治领导地位的认可、拥护，则是另一种形式。

中国人民民主制度是中国政治传统与现代民主相结合的产物。

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共同点

1）都要通过为人民所认可的政权组织 来治理政治社会。

2）都无法避免人的政治选择的错误。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可能由于民意为错误政治观念所误导而危害人民利益，如德国人民将法西斯选举上台；也可能因政府错误决策损害人民利益，如美国的越南战争；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可能因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决策损害人民利益，如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3）都对人类文明作出了有益贡献。没有自由民主就没有当代西方文明，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复兴，没有前苏联、东欧众多国家的现代化。

总之，任何政治形式都不会十全十美；在任何政治形式下，都需要人们自己把握自己的根本利益，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

三、东西方民主差异的原因背景

西方多党制的形成原因 1）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是西方国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代表其他阶级和阶层利益的政党只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陪衬和利用对象。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一些西方国家形成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其他政党为辅的“多党制”。究竟选择“多党制”还是“两党制”是由西方国家自身的社会条件而定的。多党制和两党制是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体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充分保障了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2）依靠的经济基础

西方的多党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特征在国家政治上的表现。其目的是通过代表各自垄断财团利益的政党的互相竞争、互相制约来调节资产阶级的内部关系，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以共同维护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统治和剥削。而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之上的，不存在私有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3）依赖的政治制度 西方的“多党制”是适应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是垄断财团控制政权，瓜分权益的工具。尽管资产阶级都把它们实行的多党制标榜为自由、平等、民主的制度，但各政党代表的是各垄断集团的利益，各个垄断集团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进行着激烈的争斗。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是一种竞争式的轮流执政体制。联合政府的各政党分别代表着不同垄断集团的利益，势均力敌，台上、台下是“在朝党”与“在野党” 的关系，是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相互之间明争暗斗，互相攻击，互相拆台。因此，西方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建立在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原因

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每个国家独特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产物。当然，中国也不列外，也正是基于中国独有的国情，才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不仅具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也具有存在的现实必然性。

1.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关系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确保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了资产阶级两党制与多党制的竞争性，虚伪性和欺骗性。他否定和摒弃了这种虚伪的轮流执政，转而寻求一种新的、真正平等的政党关系与政党制度。这种理论观点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制定提供了指导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被写入了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确定了它的权威性。

2.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选择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中，民主党派从最初的“排共”转向“联共”进一步走向“拥共”并不是偶然现象，这与民主党派自身的特点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导是分不开的。纵观中国近代史，无论是从反右扩大化到三年自然灾害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还是从从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多党合作初露端倪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协商会议，都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3.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从文化层面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含中国传统的精髓‘和’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基因，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影响和认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才得以最终形成。”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平等关系，在大的目标下，求同存异，谁也不吃谁，这正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表现。

四、东西方政党制度内容特点、差异表现

西方的多党制

西方多党制是西方国家政党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西方多党制泛指在广大西方国家实行的政党制度，包括有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狭义西方多党制特指在众多西方国家实行的有别于一党制和两党制的狭义的多党制。一党制指只有一个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或者说执政党是惟一合法的党，其他政党根本没有存在的机会，或者即使有存在的机会，只能起陪衬点缀的功能和作用，永无上台执政的可能。两党制是指势均力敌的两个政党，通过控制议会多数席位或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而轮流执政的制度。在竞选中获胜党，行使国家权力，称为“执政党”或“在朝党”，在选举中失败的党被称为“反对党”或“在野党”。多党制指三个以上政党并立，互相争夺政权的政党制度。

西方多党制的特点

1.以宪法形式确认和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

维护资产阶级统治，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资产阶级通过其政党执掌权力，通过竞选掩饰其阶级统治的本质，缓和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就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者集团的利益，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进行活动的政治组织。在西方多党制下，无论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始终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其代表的始终是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操纵国家权力。

2.在党民关系方面，西方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发展民主 民主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民主制度通常以政党制度为特征”。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国家完全世俗化，揭掉笼罩在国家头上的光环，将国家事务由少数等级特权者的垄断变为大民众的参与，实现了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与此相联系，西方政党制度作为民主政治发展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成为资木主义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同时，它的确立又对扩大民主范围、保证民主政治的有序运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在党际关系方面，西方政党制度中的权力监督机制防止了权力的异化 西方实行的是竞争型的政党制度，各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以执政党和在野党相互对峙的方式来防止政党与公共权力完全重合的现象出现，用政党竞争来保证执政党能够居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位置。在西方政党制度的架构下，并不存在纯粹的一党制，法律允许代表不同利益的政党合法存在和活动，任何一个合法存在的政党都有权利参加执政的角逐。因此，每个政党要实现这一目的都不能回避激烈的竞争。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对政治系统的控制和运作，都被置于在野党和反对党的严密监督之下，不得不注意防止因与公共权力的密切结合而断了与民众联系的渠道，因为执政党一旦有脱离民众的倾向，就等于给在野党制造夺取政权的机会。当政党在野时，它会利用各种所能控制的有效工具与途径。时刻准备同执政党轮换位置。可见这种监督的目的是取代执政党而掌握国家政权，因此，其监督的力度是其他任何监督所不可比拟的。

中国的政党制度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这种国情、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上，中国选择了与自己的国情、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相适应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当今世界独有的一项政党制度。

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

这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政党之间的关系看，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在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中,最根本的就是共产党领导，这也是各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团结合作，为共同的目标团结奋斗。

2）从政党与政权的关系看，是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民主党派参政，体现在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3）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看，是共产党代表，多党派联系。只有共产党是“三个代表”，只有共产党能够做到“三个代表”。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负有更多地反映他们所联系的各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与要求的责任。

两种制度的相同点

中西方政党制度都是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它们遵循着某种特定的模式，遵循着政党制度的一般规律，它们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点。

首先，具有一定的组织独立性。在中国，各民主党派都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与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中国八个民主党派虽然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在组织上却是独立的。在西方，各政党之间无论党员多少、政治影响力大小、实力强弱；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它们在组织上是互相独立的，各政党都无权干涉其他政党的内部事务。

其次，具有利益代表性。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西方，大多数政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在选举中赢得胜利、夺取执政地位，并把本阶级阶层或本集团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实现和维护本阶级阶层或本集团的根本利益。

两种制度的差异性

1.政党与国家政府的关系的比较 在西方国家议会制国家中，通过议会大选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是执政党或执政党联盟。以一个政党为执政党的国家，其政府班子由该政党的领袖人物组成；以几个政党为执政党联盟的国家，其政府班子由参加联盟的各政党的领袖人物联合组成。执政党与政府不仅人事上一致，二者的职能也相同。执政党直接以政府的名义行使政府的权力，履行政府的职能。执政党所直接行使的是政府的行政权，而不是政党的权力。对于执政党而言，其普通政党的职能已经退至次要地位，主要由其党务机关来履行。

在我国，作为领导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党对政府的领导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直接领导，二是通过中介机构间接干预，三是通过领导干部在政府起作用。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机构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大体相互等同的。我国执政党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全方位掌握和行使全部政府权力。作为参政党，各民主党派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参加各级人民政府并担任相应的领导职务。在政府工作中，各民主党派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对执政党的执政活动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权力是政党权力而非政府权力；而作为执政党所掌握和行使的权力是政府。

2．政党之间的关系的比较

在西方政党制度下，各政党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各政党代表不同群体、集团、阶层和派别的利益，因此，政党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利益的竞争。在两党制国家，入围国家机构的政党成为执政党或反对党，没有入围国家机构的政党就是普通的政党。执政党是正在执政的政府，其政治目标是应对并击败反对党的挑战；反对党是潜在的政府，其政治目标是取代执政党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则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在政权之外，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政权之内，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是执政与参政的关系。在政权内外，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是相互监督关系。民主监督是多党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途径的比较

在西方国家，一个普通政党要成为执政党，必须通过唯一的途径。即赢得选举。执政党通过赢得竞选而获得选民的授权，这是执政党与选民关系的实质内容。政党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权，人民把决策的权力授予被选出来的人，委托他们代行权力，形成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通过人民授权的方式，强化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执政党一般都淡化作为普通政党的意识形态，注重通过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提高执政的合法性。在我国，党的领导权的合法化途径与选举无关，它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学说，完成于党的“三个代表”的实践和理论，印证于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

党的执政权的合法化，遵循的是相互结合的两条途径：

第一，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必须获得执政地位。党只有掌握了执政权，才能实现它对国家的领导权。

第二，通过选举使执政权合法化。我国的政治选举不实行以政党为单位的竞选，这是区别于西方国家选举制度的最大特点。

4.政党的内部组织的比较 在西方国家，除了民族主义政党倾向于集权外，西方政党组织的内部结构总体呈现松散状：

第一，西方政党一般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也没有非常严格的组织纪律，对党的组织和党员行为没有严格的规定。

第二，没有“核心性”的领袖群体。西方政党的领袖常常不太固定，在不同的选举中发生变化，通常没有“核心性”的领袖人物，更没有形成领袖式的集团。

第三，从上下结构来看，西方政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联系总体不紧密。

相反地，中国共产党是紧密型政党，是核心性的结构，其组织的内部结构总体呈现紧密状：

第一，组织体系严密。

第二，有较固定的“核心性”的领袖群体。中国共产党的党内职务分工是：书记——副书记——常委——委员——普通党员。第三，从上下级结构来看，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联系紧密，上下级组织存在着较强的制约关系。

通过对我国政党制度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区别及优劣势。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新型政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有根本的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实质是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在政治上的反映。表面上看是不同政党“轮流执政”，实际上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把政权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最后受益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

五、两个正确认识

1.正确认识代议制

代议制的假象：在代议制下，人民虽然还是不能直接决定公共事务，但决定公共事务的少数人却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的代表；这些人从人民利益出发决定公共事务，也就等于人民自己决定公共事务；同时，如果哪个人在决定公共事务时违背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就立刻剥夺他的权力，选出新的、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于是，人民也就得以成为真正的统治者。

2.正确认识人民民主制度

人民民主作为民主制度的一种类型，其国家理念是进步阶级(它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主”。在现实中，人民民主表现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政治，或者说，先进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法定政治领导地位的政党政治。

六、人民民主制度的优势与面临的问题

（1）优势 有效组织各个阶级、社会集团的民众，追求统一的、体现民族利益的政治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有利于政治稳定。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美国人的一般公式是：政府的产生应该以自由平等的选举为基础。在许多现代化中国家，这种公式是不适用，因为有意义的选举要以一定水准的政治组织为前提。关键不在于选举，而在于建立政治组织。在许多现代化中国家，选举只会有助于增加捣乱分子和反动势力的力量，并且破坏公共权威的结构”。（2）面临的问题

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依靠自下而上逐级向上负责的行政体制，自上而下地组织、管理社会生活，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1．党和人民不容易及时、有效地纠正个别领导人的错误；

2．缺乏全面监督执政党的政治机制，存在着执政党脱离人民的可能； 3．各级官员易于向上负责而不是向下负责，易于滋生官僚主义。

七、明确两种民主的区别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挑战。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相反, 它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我国不仅存在, 而且还有了很大发展, 并显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和较大的优越性。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当今世界上是并存共立两种民主政治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居间形式的民主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仍具有类型化的特征。承认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划清两种民主政治制度的界限, 坚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前提。

要划清社会主义的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界限, 就必须明确两种民主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民主的阶级基础不同。长期以来,如何对待和解决代议制的社会基础问题, 一直是困扰西方各国资产阶级当权者的重大问题。代议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 并成为发展资本主义, 有效地维护资产阶级特权的工具。因此, 资产阶级当权者总是竭力想把代议制变成本阶级主要享有或独享的政治工具, 以便最便捷、最有效地维护和扩大本阶级的私利。为此, 在西方代议制的早期和中期, 资产阶级当权者通过严格限制选举资格, 特别是通过在财产和教育方面的限制条件, 把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排除在代议制的民主基础之外, 使代议制成为少数有产者的政治工具。尽管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 西方各国先后从法律上取消了选民在选举资格上的限制, 从而使代议制的基础有了扩大。但金钱因素在选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仅没有消减反而得到强化, 现在西方主要国家的选举越来越商业化。就以美国为例, 不待说竞选总统, 就是竞选国会参议员、众议员实际上也变成了百万、千万富翁们的 “斗富”表演。统计结果表明, 当选的联邦参议员平均支出的竞选费用高达400 万美元,本届国会众议员的平均竞选费用也不少于50 万美元。这大笔费用的来源除了自筹, 就是依靠外来的政治捐款。但无论哪种情况, 都离不开自身积累的雄厚资金以及由此获得的地位和影响。这样的选举, 恰如美国报纸形容为“百万富翁排长队竞选联邦议员”。其结果, 就使占总人口中极少数的百万富翁在联邦国会候选人里占有极高的比例。据统计,1988 年竞选的候选人有60 名百万富翁,1994 年已超过100 人, 而1996 年又不会少于前年。在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下, 穷人甚至普通的中等收入的人要参加竞选非常困难, 甚至不可能。由于金钱因素这一不可逾越的障碍, 就使西方的代议制很难具有事实上平等的社会阶级基础。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下, 不仅宪法和选举法等法律规定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的人以外, 凡年满18 周岁的公民, 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的规定就在法律上保障了公民具有平等的选举资格以及通常情况下的被选举资格。又由于我国不实行大规模的个人竞选活动, 以及选举的必要的组织费用又由国库开支, 所以就在实际上排除了选举的金钱因素。这样就使我国的政权选举具有最广泛的民众基础, 不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公民有平等的资格参加选举, 而且还有当选的可能。除了保障这种平等性以外, 我国还刻意实现选举的公正性。在我国的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选举中, 为了保证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代表, 使代表机关能代表和反映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在奉行平等的选举原则的基础上, 还实行适当照顾的原则, 即对某些弱小的阶层和必要当选的方面, 规定适当的当选比例, 硬性地保证它们的代表和有关人士当选。例如,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 就必须保证全国55 个少数民族都有当选的代表, 尽管有的少数民族只有几千甚至一千多的总人口。按这种原则选举出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就具有最广泛的民众基础, 能够反映各阶层群众的心声, 代表各方面的利益。显然,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正义、平等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这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中是不能实现的或难以实现的。

第二, 民主的效果不同。两种民主制度在阶级基础方面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效果的不同。作为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核心的代议制, 其实本身并不等于民主制, 也不必然造成民主的效果。不能说, 某一国家实行了代议制, 就说该国实现了民主, 就必然造成了民主的效果。无数历史的、现实的事例表明, 代议制在不同的国度, 在一国的不同时期已经和正在发挥着很不相同的、甚至相反的作用。代议制有时不仅不能满足人民对它寄予的希望和要求, 甚至与这种希望和要求背道而驰。代议制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既可以为多数人服务, 但在许多情况下只为少数人服务;既可以导致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相互妥协和协调, 又可以导致长期的争论不休以至激烈的社会冲突;既可以导致不同派系或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解和联合行动, 又可以导致各败俱伤的僵局。虽然人们注意到一些国家已经和正在作出一些努力和尝试, 但从实际的民主效果上看, 还是一个远未解决的课题。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 通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选出他们所信任的一些人作为代表, 组成各级人民代表机关, 代表本地区和国家的全体人民, 行使地方和国家的一切重大事务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这种民主政治制度暗中是以下列原则为前提的, 即少数受选民信任的代表能够忠实地代表选民的意志和利益实现对地方和国家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反过来看, 由于选民的利益 和本地方或国家的利益基本一致, 选民乐意服从国家机关的决策和管理, 实现国家爱人民, 人民爱国家的统一、和谐的局面, 从而实现有利于本地方和国家政治格局的稳定和政令的畅通。这一点是西方代议制难以匹配的。因此, 我国的民主政治制既避开了在一国特别是在大国由人民直接治理的现实困难, 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治理提供了一个合理性的、可操作性的选择, 有利于实现具有成效的社会主义民主。

第三, 实现民主的机制不同。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是从“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政府的专横和滥用权力必须持防范的立场和态度出发的。这种立场和态度最初肇始于反封建专制的斗争, 经历代资产阶级理论家反复地阐述和告诫而不断地得到强化, 因而为资产阶级掌权者所普遍地接受。他们在组建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时, 便从这一立场和态度出发, 精心地设计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权组织机制。他们按国家权力的性质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 并设三个机关分别掌管之。在三权相互牵制的运作过程中, 难免造成国家权力运行迟缓、效率低下的弊端。长期以来, 这种弊端不断地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既包括来自资产阶级理论圈内的批判, 又包括来自资产阶级理论圈外的批判。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我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 在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政治制度中, 就彻底地摈弃了西方那种不信任和防范、限制政府的立场和态度, 以及权力分设、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机理与原则, 而代之以信任和支持政府, 既民主又集中的政治制度的机理和原则, 以期实现人民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一致以及国家权力既有广泛的民主基础, 又能集中、有效地处理重大国事的民主和效率原则兼得的政治设计目标。第四, 计划和政策的连续性不同。尽人皆知, 任何治国的计划和政策的好与坏, 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 决不是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即可以看到结果的。要获得最大的治国效益, 在实行计划和政策时, 就需要持之以恒、不屈不挠。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下, 这个治国哲理便没有被接受和实行的余地了。因为竞选一般每四五年总要按期举行, 任何候选人都不会稳操胜券。为了追求民众的支持以获得取胜的选票, 候选人常常高谈阔论,随意提出外表看起来很吸引人的计划和政策, 追求轰动效应, 但实质上是空洞无物, 甚至根本不能付诸实行。不惟如此, 候选人还往往针对现任正在实行的计划和政策进行诘难和抨击, 以树立自己不同于现任而锐意进取的形象。因此, 他们最不能会考虑去做事, 就是继续推行上届政府的计划和政策, 即使上届政府的计划和政策是好的。为了寻求自己的政治资本, 以及表面上对自己的在竞选中向选民作出的承诺有所交待, 也不惜改弦更张, 推行自己的计划和政策。相反, 在我国的社会民主政治制度下, 完全可以避免西方的那种国事计划和国策的不稳定性, 而保证其连续性。在我国,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稳定的政治领导核心, 各级政权机关虽每5 年按期改选, 但不是以党派的选举胜败而更换, 更不会改弦易辙, 改变前届所推行的计划和政策。这种稳定的政治领导核心和稳定的政府体制, 是国事计划和国策连续性的根本保障。这样的连续性就保证了各项良好的、符合国情的计划和政策得到了不间断的推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自1978 年实行以来近20 年, 使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家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这种显著的成功早已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赞许和关注。以上只是两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些主要的区别, 当然不止这些。

研究成果及结论

一、中华民族选择人民民主是历史必然 1，宗法社会、差序格局、“一盘散沙”；

2，民族独立、解放及现代化建设的迫切任务； 3，中国人认同的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直接指向“现代国际政治格局中民族共同体的生存诉求”。4，诉诸个体自由与权利的自由民主制度，只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与政治分裂。5，惟有选择人民民主制度，以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力量，才能将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社会大众有效地组织成为起来目标一致的社会政治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复兴。

讨论体会

从两种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并存共立的现实性, 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 我们至少可以做出如下几点分析: 第一, 应当承认和尊重民主政治制度的二元乃至多元存在。我们人类大家庭以多元存在的方式, 共同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在可以预见的遥远未来, 仍然会以多元存在的方式共同生活下去。包括民主政治多元在内的多元世界为各个不同的人类群体包括当代的各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 提供了多样选择的机会和道路, 使人类社会变得丰富多彩。毫无疑问, 我们人类不同群众都应当承认和尊重这个包括政治二元和多元存在的事实, 承认和尊重各国人民作出的政治选择。西方那种只准一花独放, 不许百草共长, 或者仅此道路一条, 别无他经的不良心态及其相应作为, 既不可取, 又不现实, 违背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规律。

第二, 两种民主政治制度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在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它较之专制制度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对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的文明进步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一制度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 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制度的不完备性。所以才会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以适应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形势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时期不长, 虽显示了优越性, 但也具有不完备性, 需要不间断地总结经验加以丰富和健全。因此, 对其不完备性应当更多地采取宽容和谅解的态度。应当承认两种民主政治制度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 都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西方那种只肯定自己的制度而否定另一种制度的想法和作法, 是既不尊重选择该制度的人民, 也不尊重人类文明成果的表现。

第三, 两种民主政治制度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尊重人类不同群体的政治选择, 对于逐步走向成熟文明的人类政治道德来说,充其量只能算是最低标准。我们应当倡导树立更高的政治道德标准, 鼓励两种民主政治制度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来说, 在如何扩大民主的社会基础,维护政局的稳定与和谐, 强化家庭与社会责任方面, 可以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来说, 在如何扩大政治的透明度, 加强对权力行使的监督, 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方面, 可以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得到他山之助。只有以这种大度的态度, 才能使两种制度不断地完善, 共同为社会谋福祉, 为人类谋利益。

第四, 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就要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崩坏, 不是在与西方的冷战对峙中, 被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击垮, 而是毁于僵化, 不思改革。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国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就要不断地发展这个制度, 避免僵化。这就需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使之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加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永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活力, 有效地抵御外来势力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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