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一号烈士段德昌_共和国烈士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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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一号烈士----段德昌
段德昌，是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名垂军史。这位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曾在沙场上叱咤风云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杰出将领，既不是牺牲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也不是壮烈地倒在敌人的刑场上，而是死于“自己人”——党内“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夏曦之手。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时，段德昌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营长，不久，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五团党代表，后被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同年秋，调任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参加攻打武昌的战役。10月，攻克武昌后第八军第一师划归第三十五军指挥，段德昌升任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报》主编。
“马日事变”后，党组织派段德昌到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工作，后参加南昌起义，任第三师第二团党代表，因在战斗中负伤，回湖南南县养伤。伤愈后，参加领导南县、华容、石首等县农民秋收起义。
1927年11月，段德昌被党组织派到湖北省公安县担任县委书记。公安县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得到迅猛发展，共产党在那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段德昌到任后决定在这里点燃武装斗争的烈火，但农民自卫军的武装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殆尽，民间连一枝枪也难找到，既没有武器又缺乏经费。这时他想到了驻军平江的彭德怀。彭德怀，是段德昌在担任北伐军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时所结识的该师第一团第一营营长，两人在战斗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彭德怀以后加人中国共产党，举行平江起义，走上革命道路，段德昌不仅是其引路人，而且还是其入党介绍人。
当下，段德昌派可靠同志去跟彭德怀联系，请他给予支持。彭德怀爽快答应，很快便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给段德昌送来十枝长枪、两枝短枪和一些银元。段德昌接到武器后，便与在公安一带活动的中共党员戴补天、邹资生等人会合，一起制订了公安暴动计划。
1928年2月初，即农历除夕那一天拂晓，段德昌、戴补天等率领暴动队员潜人公安县城，巧妙地收拾了团防局，缴获长、短枪80余枝，乘势占领了公安县城，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将没收的粮食、钱财分给贫苦农民。这就是著名的“公安年关暴动”。随后建立了公安县游击大队，段德昌任大队长。不久，敌人进行了反扑，段德昌指挥游击大队，撤出公安县城，转战到洪湖地区。
1929年2月，段德昌、彭国才率领洪湖游击大队，利用监沔交界地区河湾纵横、苇林茂盛的自然条件，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一举消灭了号称“铁军”的分盐团防局，攻克新老嘴、岳口等地，并与在石首、华容、东山一带活动的段玉林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在江陵、石首、监利三县建立红色政权。1929年春末夏初，段德昌率领部队打败了外号“混世魔王”的张泽厚为首的保安团进攻，匪首张泽厚被打得落荒而逃，从此，洪湖游击大队声威大振。接着段德昌和彭国才率部攻打监利要镇毛家口。战斗中段德昌亲临前线指挥，并和战士们一道奋不顾身地猛攻猛杀，驻防毛家口的敌军几乎片甲未留，洪湖游击大队缴长、短枪一百余枝。段德昌率游击大队又乘胜攻打了洪湖地区的另两个重镇——峰口和仙桃。峰口战役是一次成功的夜袭战。这一仗重创敌第十八军一个营，缴枪两百余枝，获得了大量布匹和其他物资。这期间，段德昌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组织发动群众，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并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筹备处，初步形成了红色割据的局面。
1929年7月，中共鄂西特委将活动在鄂西一带的几个游击大队联合组建成鄂西游击总队，由周逸群兼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
段德昌在总结洪湖地区游击队实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后来把这些方法概括为“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战术原则。这些游击战术对于开展洪湖和湘鄂西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与同一个时期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创造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1929年9月，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和第三十四师岳维峻部，以十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对江、石、监、沔地区进行“清剿”，形势很严峻。段德昌带领一、三两个大队坚持在洪湖地区与敌斗争，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第二大队在华容、石首、江陵地区一带伺机打击进剿军。段德昌采取“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则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边打边走，避开强敌，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奇袭弱敌和以近战消灭敌人。10月，在聂家岭击溃敌独立第十三旅第一团，迫使敌军停止了进攻。11月，趁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的第一次中原战争爆发、部分敌军调出鄂西之机，段德昌率领游击总队一、三大队趁机反攻，在三宫殿、杨树峰、谢仁口等地大败敌军，毙敌甚多，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与此同时，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的第二大队在华容、石首、江陵地区反“清剿”斗争中也取得了很大胜利。12月下旬，段德昌参加了鄂西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特委委员。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段德昌担任师长，下辖3个纵队、10个中队，人员约5000，枪1500枝。
1930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军独立第一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段德昌任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前敌委员会委员。
1930年5月2日，段德昌指挥部队分四路进攻峰口，毙敌800多人，敌保卫团几乎被全歼，红六军主力连克麻场、张海等地。在红六军攻克仙桃后，段德昌命令红军佯为撤离，实则潜伏下来，以迷惑敌人。第四天黎明，敌徐源泉部两个团北渡襄河，追击红军，待敌军全部渡到河中，段德昌一声令下，密集的炮火向河中的敌人倾泻而下，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顷刻间便溃不成军，这一仗消灭敌军两个团将近三分之二的兵力。
中共中央为扩大红军，决定组建红二军团，指示红六军打通通往湘鄂西的道路，与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会合。段德昌接受中央指示，指挥红六军南渡长江，在江南广大群众和当地赤卫军的配合下，首先攻克了华容，歼灭了团防武装数百人。接着连克石首、南县县城，7月1日又攻克公安县城，歼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
7月4日，段德昌率领红六军在公安县的陡湖堤和贺龙率领的来自湘鄂边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会师后，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改称红二军，红二、六军合编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段德昌任红六军政治委员兼副军长。段德昌在贺龙指挥下，军事才干得到充分地发挥和施展。每逢打大硬仗，贺龙总要把他麾下的骁将段德昌安排在重要位置。
自此，在洪湖革命根据地便流传两条“龙”的故事：一条龙是贺龙，另一条龙就是被称为“火龙将军”的段德昌。
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派遣了中央代表，负责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改造根据地的党组织。夏曦作为中央代表，于3月15日抵达湘鄂西苏区。
夏曦是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192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二大”的候补中央委员、“五大”的中央委员。夏曦到过苏联，曾是名噪一时的“二十八宿之一”。他在苏联同王明勾扯到一起，深为王明所赏识。
3月27日，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成立，夏曦还兼任中央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执掌了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大权的夏曦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1931年5月，红二军团奉命改编为红三军，由贺龙任军长，段德昌任副军长的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段德昌改任师长。段德昌利用蒋桂军阀混战、敌徐源泉部撤离鄂西的时机，指挥红九师向江陵之敌发动进攻。经过半年的浴血奋战，洪湖苏区江北根据地大部分得以恢复。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在斗争中也不断壮大，成为一支能征善战，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铁军。
1931年秋，敌人对洪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保卫洪湖苏区的重任主要落在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肩上，段德昌指挥的红九师是洪湖苏区反“围剿”的主力军。8月13日，段德昌指挥部队歼灭了周家矶、黄家场一线敌军，又乘胜攻克沙洋，全歼敌新三旅旅部及其所属的第二团，共两千余人，击毙敌旅长徐德佐，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段德昌以缴获的武器弹药武装部队，组建了红九师第二十七团。8月15日，又在杨家场歼敌新三旅一个营。在红九师凌厉攻势下，潜江守敌弃城向北逃遁。8月18日，红九师3个团占领潜江县城，恢复潜江县革命委员会。24日，敌军新三旅残部汇合敌军三十四师一部向我反扑，段德昌诱敌深入于潜江城下进行伏击，歼灭其一部，余下之敌纷纷溃逃。大型壁画《洪湖的早晨》，左起第五人贺龙、第六人段德昌、第七人周逸群。
两个多月来，段德昌率领部队转战大江南北，与敌人奋勇拼杀，胜利完成发展襄北苏区、迎接红三军主力部队返回洪湖的两大任务。但在中央“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支持下的夏曦，妒贤嫉能，想方设法抹杀段德昌的功绩。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他竟别出心裁地拟取消红三军军部和下属的师部，将红三军编为5个团，由他自己直接指挥，实际上是剥夺了贺龙、段德昌的军事指挥权。于是，贺龙、万涛、段德昌与夏曦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后来，只是由于中央不同意夏曦取消红三军军部、师部，红三军军、师两级领导机关才又恢复，段德昌仍任红九师师长。
1932年1月22日，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周老嘴召开。夏曦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彻底肃清一切反对他的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便完全、彻底地贯彻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路线。而以贺龙、段德昌、万涛等为代表的大部分人都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纠正夏曦的错误。双方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段德昌在会上的发言，有理有据，言词犀利，切中要害，严肃地指出夏曦的错误已经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危害。段德昌还和许多代表一起签名，反对夏曦的政治报告。夏曦等“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依仗权势压制正确意见，把段德昌、万涛等对夏曦所犯错误的批判和抵制，说成是“对中央分局进行的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在夏曦等少数人的把持下，大会所作的政治结论和政治决议案，把批评和抵制夏曦错误的同志说成是“阶级敌人、党内右倾机会主 义者和立三主义者”，是“怀疑党的正确领导 的反党分子”，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公开指责 和攻击为创建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作出卓 越贡献的段德昌、万涛和贺龙等人。段德昌在监利县周老嘴住过的地方
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下，夏曦的地位得到巩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在湘鄂西根据地内全面推行，1932年7月开始在湘鄂西苏区大规模地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夏曦成立了以他为首的肃反委员会。肃反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凌驾于党委之上，只要夏曦、杨光华（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等人同意，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当根据地遭到敌人疯狂“围剿”的危急关头，在红军战士跟敌人浴血奋战时，夏曦和中央分局保卫处长姜琦（后查明是国民党特务）还是不停地捕人、杀人，进行“火线肃反”。“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都是艰苦奋战中的指战员。有的指挥员在火线上负伤，刚撤下来就被当做改组派“杀害”。在第一次“肃反”中，夏曦、姜琦等亲自指挥保卫局执法人员用刀砍、活埋、水淹等残忍的方式杀害了一万多名忠诚的党员、干部和战士，这些人大都是曾经跟随贺龙、周逸群、段德昌一起为创建洪湖革命根据地而殚精竭虑、浴血奋战过的党的精华。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治委员的柳直荀对夏曦的言行表示不满，给他写信提出质疑，被夏曦认为是“危险分子”，说他是红三军里“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根据地前夕将其杀害。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的首句——“我失骄杨君失柳”，这“柳”就是指柳直荀。他是毛泽东的学生和忠实的战友。
1933年3月24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在金果坪召开，会议分析洪湖苏区和湘鄂西根据地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夏曦在会议的报告中，不但没有检讨自己的责任，反而错误地认为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是由于杀“改组派”杀得不彻底，今后要在党内、军内、政府内，更深入、更彻底地进行“肃反”。除此，他还悍然作出要解散湘鄂西的共产党的组织，取消红军中的党组织的决定。夏曦振振有词地说：“‘改组派分子’已经深深地打人了湘鄂西苏区和军队的党团组织之中，在旧的基础上，改造党组织不中用了，我们必须解散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的党团各级组织，党团员要重新登记，要发展新党员”
听到这里，参加会议的段德昌怒不可遏，他指出：洪湖根据地的失陷，主要是夏曦所搞的错误“肃反”和他所坚持的冒险主义军事路线造成的。他坚决反对夏曦继续搞“肃反”，坚决反对取消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各级党组织，坚决反对错误的开展对苏维埃政权的所谓“罪恶”的控诉运动。他指着夏曦，愤怒地说“夏曦，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都被你杀了，现在你又要取消烈士用鲜血缔造起来的共产党组织，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段德昌当面的批评，使头脑发热的夏曦十分恼火，用敌视的目光盯着段德昌很久很久。
在敌人发动对洪湖苏区第四次“围剿”中，夏曦独断专行，采取“寸土必争”的战术，结果，使洪湖苏区反“围剿”完全归于失败，苏区完全丧失。使红三军不得不长途跋涉八千里，绕道豫西南和川东，才到达湘鄂边。到了湘鄂边后，夏曦仍继续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红三军一再失利。1933年春节前夕，红三军败退到了桑植县城，最后退到鹤峰茅坝才得以短暂的休整。
段德昌鉴于红三军自四次反“围剿”以来损失严重，当前处境又极其困难，强烈要求打回洪湖去，利用洪湖地区革命群众基础好的有利条件，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他找到贺龙，抓住贺龙的胳膊，含着热泪对贺龙说：“军长，我请求军部给我40条枪，批准我打回洪湖，若三年之内没有恢复洪湖根据地，就把我的头割下来见军长！”贺龙用手敲着桌子说：“你回洪湖，我个人不仅没意见，也赞同，可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不能自由行动的，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夏曦毕竟是中央派来的中央分局书记，是湘鄂西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他的意见我们还是要尊重的！”
夏曦早就将段德昌视为他推行王明路线的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便血口喷人地诬陷段德昌“打回洪湖”是想带红九师逃跑。他独断专横，继续进行“肃反”。在他控制下，分局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金果坪中央分局会议认为须解散党及团的组织，重新登记。”就这样，省苏维埃政府被取消，另外成立了为夏曦所操纵的革命委员会，成千上万先烈用鲜血缔造起来的湘鄂西苏区的党组织被夏曦轻易地解散了。夏曦将红三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三军和地方中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
金果坪会议后，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在川湘鄂边界执行战斗任务，肃反委员会以军部的名义通知他火速赶到邬阳关陈家坡参加紧急军事会议。正在湖北西部宣恩县新沟嘴一带指挥战斗的段德昌接到通知后，当即带着警卫班马不停蹄地跑了100多公里赶到邬阳关陈家坡，还未待喘口气，就被夏曦下令逮捕。
段德昌被捕后，夏曦以：“段德昌是‘改组派首领”’为借口，要“严厉打击”、“杀害”段德昌。贺龙闻讯后从前线星夜兼程赶到中央分局驻地找到夏曦，责问：“真是岂有此理，段德昌为革命出生入死，为洪湖苏区立下了很大功劳，红三军哪个不知？洪湖人哪个不晓？他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有什么凭证？夏曦脸色一沉：“贺龙同志，你问证据么？他分裂红军，煽动红九师官兵打回洪湖，实质上是逃跑，这就是证据！正因为他过去功劳大、威信高，干反革命就更有号召力。可以说，他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破坏革命，他这样的人是很危险的！为绝后患，必须对他采取革命手段！再说，逮捕他是肃反委员会的决定，任何个人无权更改！”夏曦的最后这句话意思很清楚，你贺龙不是肃反委员会的成员，你无权过问、干涉肃反委员会的决定和行动。
贺龙见对方亮出了“杀手锏”，明白夏曦已决定杀段，知道自己已无力回天，便忿然地返回前线。
1933年5月1日，段德昌被押解到金果坪附近的江家村。在这里召开“公审段德昌”大会，公审大会会场设在江家村前的一个坪坝内。夏曦宣布“段德昌是极顽固的改组派头子，为杀一儆百，我和中央分局决定召开公审大会，宣布他的罪状，将他处决。”
在英勇就义前，段德昌愤慨地向红三军指战员代表和区乡苏维埃代表作了永别讲话。他说：“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胜利，在全国胜利的那一天，希望红军能回到我的家乡，转告我的亲属，我段德昌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没有给洪湖人民丢脸！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不要再罗嗦啦！”夏曦粗暴地打断段德昌的话，歇斯底里地狂叫“陕快行刑！”
段德昌最后高呼：“同志们，永别了，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当几名持枪舞刀的执法队员推着段德昌快速离开会场时，只听有人大吼一声：慢！”大家抬头一看，见是贺龙，只见他手中端了一碗粉蒸肉，走到段德昌面前，含泪说道：“德昌吃吧！”段德昌抬眼看了看贺龙，不由得滚下几滴英雄泪。贺龙命令：“快给段师长松绑！”行刑队员不敢动手，贺龙便亲自为段德昌松解了绳索，又把粉蒸肉端到段德昌面前。段德昌接碗，拿起筷子，吃了一口，而后深情地望了贺龙一眼，把筷子交给贺龙。他高声对执法队长说：“如今红军子弹极缺，处决我时，不要用子弹，将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说完便挺胸迈步走向刑场。贺龙转过身子，眼泪纵横，待再转过身来看时，段德昌已被砍死。坐落于南县城西九都山的德昌公园
段德昌，这位中国工农红军杰出将领就这样地倒在他参与创建的湘鄂西苏区这块红色土地上，遇害时年仅29岁。同时遇害的还有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
一、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和中共湘鄂边特委委员陈协平。
出师屡捷身被斩，常使人民泪满襟！
湘鄂西苏区人民闻讯悲痛异常，为纪念这位将军，人民在他的坟前偷偷地载了29棵青松，象征英雄活了29岁。洪湖渔民们思念段德昌，在荒岛上盖了座小庙，供上了“火龙将军段德昌之牌位。”两边柱子上贴上了一幅抱柱联：
生为民死为民为民而死虽死犹生
爱洪湖战洪湖因湖负屈英灵常在段德昌的英魂感天动地，滔滔洪湖为之呜咽，万水青山为之颤抖。
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中共中央为段德昌等因被诬陷而殉难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他们的名誉，肯定了他们一生的光辉业绩，并追认为革命烈士。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挥动如椽大笔，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这第一号烈士证上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就是：段德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