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史论文_有关国际关系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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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政法学院 姓名：廖德来 学号：1014503224 班级：10思政（2）班

20世纪80到90年代苏联改革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一、摘要

20世纪80到90年代，针对苏联的改革，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营造有利的国家安全环境，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家安全得到了切实有力的保障。邓小平的国家安全思想是理性和务实的，适应了当时国内发展任务的需要，对中国的安全战略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也为后来的国家安全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借鉴。

二、关键词

戈尔巴乔夫改革、邓小平、中国国家安全、苏联解体

三、正文

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这个论断为后来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了重要铺垫。邓小平认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围绕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发展任务，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判断，形成了其国家安全思想。苏联的改革是由赫鲁晓夫发起的，因此赫鲁晓夫可以称的上是苏联的第一代改革家。但是，正是由于其改革属于第一次，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缺乏论证而显粗糙，其政策也带有冲击性。1965年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但没过几年，苏联在扼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同时，其自身的改革也来了个急刹车，新经济体制和“布拉格之春”同归于尽。勃列日涅夫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大搞个人迷信，以他为核心的政治局老化，80年代初的改革没有起到搞活经济的作用。加上苏联与美国的争霸斗争如火如荼，苏联的经济越来越军事化。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在其上台执政时苏联已经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国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陷入停顿状态，社会的各种矛盾日趋严重。在外部，70年代苏联所奉行的全球进攻战略开始遭到西方集团的全面反击，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是苏联面临着新的一轮军备竞赛中被拖垮的危险，阿富汗战争的长期化也使苏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时，苏联原有的外交政策已难以为续。为了配合国内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对苏联 的外交政策实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大声及呼”：“形势要求改革。”而“加速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苏联社会的崭新状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达到。他还说到“完善社会阶级关系的民族主义”“扩大公开性”等问题，不时地引来雷鸣般的掌声。”然而，戈尔巴乔夫不分阶级的“民主化”。没有限度的“公开性”和“抽象的”的“人道主义”。在国内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舆论，并逐渐把改革引向误区，对苏联社会造成了较大的思想混乱。

1988年夏，苏联的改革面临复杂形势。一方面经济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左翼激进有了较快发展。到了1990召开的苏共28次代表大会后，苏联的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进行组合，基本形成了以叶利钦等为首的“激进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派“和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的三种势力。在此背景下，爆发了8.19事件，因当说，亚纳耶夫等发动的8.19事件旨在阻止苏联的演变。但是，8.19事件的迅速失败，却加速了苏联演变的步伐。具有93年党史，执政74年的苏共顷刻土崩瓦解，曾在苏联各地飘扬的苏共党旗降落了，苏共的瓦解是苏联演变的“里程碑”。没有苏共苏联的苏联，必将走上解体之路。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各国转向以经济发展为目标。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更多地关注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在内的新的综合安全思想：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驻兵100万。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样，苏联从北面、西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之势，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威胁。邓小平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一百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情况能够继续吗?苏联必须减少中苏边境的军队”。1982年3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发出了缓和对华关系的信号。3月25日，邓小平指示外交部可以用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的形式表态；谈话要言简意赅，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回击攻击，又要有灵活性，不拒人于千里之外。1982年夏天，邓小平和李先念、陈云等召集外。交部主要负责人研究中苏关系问题。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8月，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受邓小平的派遣，前往苏联传递信息，表示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并希望双方应该在这方面开始做些实际事情。中方建议，中苏可以就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进行磋商。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从1982年10月开始，中苏两国政府派出特使，就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进行了长达6年一共12轮的磋商。为了改善中苏关系，1985年，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说：请你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够办到，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态度。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再次表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并同邓小平会晤，邓小平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从此，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邓小平功不可没。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苏联东欧放下红旗，重新选择社会制度，并不是一开始的革命不应该爆发，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内外因素合力所至。同样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从另一方面证明：革命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

四、结局：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虽然我们伟大的国家在那场浩劫中“幸免于难”，但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可是我们要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已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更重要的了。苏东剧变还映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发生重大事件或国家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采取了“联邦”或“邦联”制的国家，很可能分崩离析。况且，这两种制度本身就是不安定的因素，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谁会和我们患难与共呢？而现在台湾岛内大炒特炒的“联邦”制我们不可放松警惕。我们还要明白：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放在第一位，不搞对抗，不搞军备竞赛，不拉帮结派，时时刻刻严防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还有，由于我国是民主集中制的国家，万一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型的领导人，后果不堪设想。在20世纪70-80年代间苏联就曾为领导人的年龄和健康问题大伤脑筋，而我国领导人的年龄问题也不容小觑。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督体制和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

五、参考文献

中国论文联盟《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论析》.唐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