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诗词典故几个话题_高考诗词鉴赏常见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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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诗词典故几个话题

宝鸡 杨斌

典故是指关于历史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等的故事或传说。也可以说是典籍中的故事和词句。典故很多是以成语的形式得以传播和保留的，例如：望梅止渴、围魏救赵、守株待兔、指鹿为马等等。还有一些历史人物、事件或传说，也长期流传，但没有以成语形式概括，或用多种词语作不同层面表示，这类典故往往不如成语典故那样易传易用。

有的人把典故大体分为成语典故、历史典故、文学典故、文化典故等几个方面。比如大江东去、西风残照等，就是出自文学作品的典故，还有象梁祝化蝶、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等，就属于文化传说方面的典故。当然从不同角度，典故还可以分成其它不同类型。比如诗中有“用典”、“用事”、“引用”三种情形。“典”谓经典，“事”指故事，“引用”是援引他书、他诗中的词语，三者可统称“用典”。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普遍现象。

一般讲，典故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田间里巷、饭后茶余、交往谈话、节庆祝词，人们都在用典故；文案撰写、重章锐简、舞文弄墨也离不开典故。但典故用得最多，作用最大的大约莫过于传统诗词写作。传统诗词写作讲究洗凝精练，以最少的词句，表达最大的信息量，这一点与典故的概括形式正好相合。以此可以在有限的诗句中，容纳更加丰富多彩的内涵。实践证明，传统诗词中适当运用典故，能充分展示诗词的表现力，也可以增加诗词的情趣和意味。有时候还可以契合诗词注重含蓄，巧于委婉的特点，妙用典故而避免平直的表达作者隐讳的意愿。

在古典名篇中，众所周知的文天祥的《正气歌》一气用了12个典故，极大地表现了民族英雄冲天悲壮的不屈气概。在古代知名诗人中，使用典故较多的大约无过于唐李商隐、宋苏东坡。李商隐素有“好积故实”之名。他的《喜雪诗》，一篇用了18个典故。苏轼《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诗：“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一首绝句，四句引用四个典故。首句典出《维摩经》；二句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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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灯录》；三句语出《宋史‧乐志》；四句语出卢仝《谢孟谏议寄新茶》。其他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岑参、王维、杜牧、陆游、黄庭坚等等，几乎没有不用典的。这在本书中可将俯拾即是。

毛泽东的许多诗词也都用了典，通观他这些诗词，表现力、扩张力都格外的充分。如著名的《沁园春·雪》连辍简洁地用了五个人物典，一下子把词意提到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反用《孙子兵法》“穷寇勿追”和“霸王”两个典故，历史地说明了“划江而治”的荒谬和“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些都比纯粹的说教力度大了不知几许。而游仙词《蝶恋花·答李涉一》则通篇翻新妙用“嫦娥奔月”典故，生动鲜明、活灵活现地表达了革命志士高洁的人格和作者的深情怀念。舍此典故，普通词语很表达这样深邃的情感。

当然，用典也要适度。由于某些人对典的滥用，诗词史上有些人对用典颇有异议微词，特别是一些诗词评论家！南北朝梁写作《诗品》的钟嵘就认为：“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典）？”就是说写大块经国济世的文章，应该用典，如果涉及性情方面的吟咏，何必用典呢。南宋时著《沧浪诗话》的严羽认为：有些人作诗“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著到何在。”近代写作《人间词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也不提倡多用典，他提出填词“忌用替代字”，主张词“不使隶事之句”。但同时他又认为：“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而东坡《水龙吟》中明显用典就有二处。综反对者之要，主要还是反对用典太多太滥太生涩怪僻。

纵观近代以来的一些写诗者，用典的病态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生硬死套，痕迹过重。有的人想用典但又不知变通，拿起成语就直接套装在诗句中，甚至连套几个，清丽句变成了陈词滥调，使人望而生厌。

一种是显摆卖弄，生吊书袋。不管诗的主题立意，堆砌典故，叠床架屋，而诗词本身缺乏新意，没有创见，给人臃肿杂乱的感觉。

一种是生僻晦涩，故作高深。以为熟为浅、涩而艰，专在故纸深处检一些高古物件，以作难芸芸众生。南宋大诗人洪适《渔家傲引》分十二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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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渔夫的生活，很美很知名，但也有美中不足，其中：“子月水寒风又烈，巨鱼漏网成虚设。圉圉从它归丙穴。谋自拙，空归不管旁人说。”本来很明白雅致的一首词，冒出个“圉圉从它归丙穴”，什么是“圉圉”？什么是“丙穴”？一般人很难通晓，查一查才知“圉圉”语出《孟子•万章上》，“丙穴”语出左思《蜀都赋》“嘉鱼出丙穴”句。都有点涩僻了。

那么如何用典才能发挥典故的最大最好效果呢？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点可取处。

一是巧组词汇，化而用之。一些历史典故，内涵丰富，并不只一二个常用成语或词语方能概括。比如一则《桃花源记》典故，就可以用：

不知有汉 不知秦 不识东西晋 仙源 问秦人 如今不是秦 嫌秦 寻源 山中秦晋 晋客入洞 桃散武陵霞 桃源 桃源人 桃源土 桃源境 桃源士 桃源客 桃源路 桃源鸡犬 桃花洞 桃花流水 桃花源 桃花白云 桃花迷洞口 桃花闭洞门 武陵 武陵事 武陵人 武陵客 武陵春 武陵桃花 武陵水 武陵洞 武陵源 武陵溪 武陵趣 武陵路 洞中人 洞犬谢秦人 流水桃源源水无路 源花 秦世客 秦人南避 秦人洞天 秦人溪 秦人迹 秦人路 秦人鸡犬 秦客 秦洞 秦渔 秦汉迷 闻犬洞 花源 迷武陵 逃秦 逃秦人 避世桃源 避秦 避秦人 避秦村 避秦溪 避秦路 隐桃花等等

这么多的词语去概括展示。作诗中因意境有别、选词声律不同，在用这个典时，词汇运用余地就非常之大。几乎大多数典故都有这种一典多辞的情况，只要用得巧，就会给人不落俗套、面貌一新的感觉。

二是巧用借代，适度别称。由于自古以来典故和文章词语的发挥，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借代语、代称语和典型语。写诗中，这些语言用得好，可以起到新颖别致、举一反三的效果。比如古来以“孔方兄”、“阿堵物”、“铜臭”代钱，以“龙泉”、“太阿”、“巨阙”代剑，以“杜康”、“杯中物”、“酌醴”代表酒等。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中有一句：“十万旌旗斩阎罗”，这个“旌旗”就代表将士，而“旌旗”格外有气势。毛泽东的“农奴戟”、“霸主鞭”都有借代的意味在其中。有些历史人物由于文学作品的作用，长期在人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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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的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形象模式，比如诸葛亮代表智慧、曹操代表奸诈、张飞代表莽撞或勇猛、周瑜代表胸仄量小、包公代表清廉持正、陈世美代表叛婚无义等等。这在诗词寥寥数语中使用，就使抽象化为了形象。还有些人物，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代表各种不同的形象，比如姜太公，可以分别代表“隐士”、“贤人”、“国师”、“统帅”、“诸神之长”等等。传统诗词中，借代、代称现象非常多，这与诗的不宜直白、直指的固有特点相关，而借代、代称大多都出自某个典故。

三是用法多样，不拘一格。从历来的传统诗词用典看，典的用法在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有通篇用一典的，多为凭吊咏古诗，或借其意、反其意而另有所指的。杜牧咏古诗很多，而且大多都不落传统说法的窠臼，如咏赤壁的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是其一。历代诗人基本都有这种一事一咏的凭吊诗。还有多句用一典的，一般是四句一典、二句一典、一句一典等。再就是一句多典的，有一句二典，甚至一句三典的。苏东坡的《张安道乐全堂》：“步兵饮酒中散琴。”就涉及两个人物典，阮籍和嵇康；一个词语典，庾信的《咏怀》诗：“步兵未饮酒，中散未弹琴。”

四是用典的最高境界是羚羊挂角，了无痕迹。诗的特点是委婉、含蓄、喻意、蕴涵。读了诗使人思绪翻腾，玩味无穷，给予人许多想象的空间，美感产生于自我中。典用得好，在于看似轻描淡写，却能引人许多思索。正如明人王骥德在其《曲律》中所说：“（典）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谓撮盐水中，饮水方知咸味。”这就是以典入诗，如盐入水。盐入水，清彻透亮，有味而无色。用了典，但典的痕迹淡如水。比如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中有“飞起玉龙三百万”一句，“安得倚天抽宝剑”一句。这是两个典，前者是借用宋张元的“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以飞雪变代雪山。后者借宋玉《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但是用在这阕词中，嵌合自然，丝毫不见用典的痕迹。前举“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也是，两句联合用二典，但与全诗溶为一体，少见用了典而使人浑然不觉。李白的《听蜀僧濬弹琴》：“客心洗流水，馀响入霜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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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流水”为“高山流水”一典，“霜钟”为《山海经》：“（丰山）有九钟焉，是知霜鸣。“一典。二典用在这里，宛然若挂角之羚羊，足迹杳然，而韵味十足。另如白居易的《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三径”、“绿杨”是为两典，但这典与景都结为一体，淡去了自己的刻意，有其味而无其形。是谓古人用典的典型例证。

宝鸡诗词学会出刊《传统诗词典故精编》写了以上几个话题以为抛砖，就教于大家。

二○一二年二月 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