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_高薪养廉的国家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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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养廉，是指通过提高公务员薪金水平，使他们拥有较高的计划成本，从而促使其自觉提高工作效率，保持自身的廉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既需要有道德理想激励，也应该有自我实现激励。但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作为公务员激励机制的重要环节，物质激励具有其他激励方式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适度高薪是尊重人性的体现。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时多层次的，组织只有不断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要才能产生激励作用。适度高薪不仅是对公务员辛苦劳动和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公务员认真付出的一种补偿和回报，而且这将对公务员其他的激励形式起到强化作用，形成公务员激励机制的良性循环。
另外，高薪能给公务员带来长期稳定的较为富足的收入，从而使其跻身社会中上阶层，这不仅能大大减少腐败的诱因，也大大增加了腐败的机会成本，使一些心存腐败意图因机会成本过高而却步。
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和政策的成功，首先是由于当代新加坡的社会文化中有着很强的现代精英主义的因素，社会对精英得到较高的收入有广泛的认同，从而保证了有才能的人出任官员而无后顾之忧，并使官员保持着很高的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
就新加坡和中国而言，其文化背景有着历史的相似性，两者社会文化中都有很强的精英主义因素。有人提出在中国现实的条件下无法推行高薪养廉政策，认为：一是中国官员的数量太大而相当一部分素质底下，二是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提高了官员的薪金，他们还会追求更高的收入。对于前者，我们认为，高薪养廉政策确实无法在冗员过多、开支庞大的体制中推行，但是，冗员过多并不是中国这种文化和体制中的必然产物，更不是市场经济的需要，相反，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和体制中，高度精简和具有包容性的政府是最主要的形式，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高效而精干的政府体制和官员。新加坡、香港和澳门不都是在华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小政府吗？所以，高薪养廉是在中国这种文化和体制中的一种有效选择，它既是可能的，也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实现的。对于后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人们总是在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得到这种高收入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是制约官员是否腐败的重要因素。高薪养廉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一个人腐败的成本越高，他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如果腐败，就可能失去他的优越地位和高收入。当然，这也包括腐败被查处的几率有多高。在新加坡，腐败被揭露后直接损失极大，在另一些国家，直接的和间接地损失极大。如果一个官员只有很低的收入，那么他可能不会为失去这些而顾忌什么。这与经济性的成本与和收益原理是相似的。另一个问题是，尽管一般来说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并总是在发展，但实际上社会对人的约束也是很严格的。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有一句名言：“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高薪养廉，给公务员优厚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重，使他们不用贪污，力图从经济和物质根源上解决廉政建设问题。这只是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一个方面，要使整个国家的廉政建设搞得更好，彻底根治贪污腐败，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法律规范，有强有力的执法和监督机构。
一、建立健全一套防止官员贪污腐败的制度；
二、制定和完善一套反贪防腐的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
三、建立健全反贪肃腐的执法机构；例如贪污调查局。
反腐的多管齐下：
1、以俸养廉
2、强调公务员的奉献精神
3、完善公务员约束机制
4、强化监督 只要是指法律监督和民主监督。在监督机制方面，要重视三种监督力量，意识反腐败专门机关的监督，二是要高度重视和发挥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功能，三十要鼓励新闻媒体发挥监督功能，通过公开曝光以对滥用权力者进行舆论监督。
高薪养廉并非新鲜事物，我国宋代就有“增俸养廉”之说，到了清代雍正年间，更是有“养
廉银”制度。在当今世界，也是数不胜数。从廉政楷模来说，有亚洲的两大廉正典范—新加坡和香港以及奥地利、瑞典、瑞士等以清廉著称的欧洲国家。
高薪的功效，首先，高薪可以满足政府官员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较低层次的需求，解除其后顾之忧，消除由于生活所迫而引起的贪污腐化问题。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高薪养廉能增加官员贪污腐败的成本，使他们在下手之前心中会有一番更为复杂的衡量。再者，高薪养廉可以吸引更高素质的公务员，而更高素质的公务员又可以降低防腐的难度。
反腐败的关键，不在于惩贪肃贿，而在于防患于未然。我们首先应该看清反腐败这个水桶的几块木板：高薪养廉、约束机制、监督机制以及惩罚制度，一个都不能少，任何一个都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对于预防贪污腐化，一是如何使握有公权力的主观上不愿去滥用公权力，二是如何使公权力客观上最大程度地不可能被利用。权力需要平衡，平衡得当就会利用得当，否则就会出现问题。权力也应该与报酬作为相平衡，没有相应的报酬作为保障，大多数人都难以长期稳定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