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2_翻译学第二讲

翻译学2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翻译学第二讲”。

提纲

1.哲学的本性 2.哲学的转向 3.柏拉图的理念 4.后现代哲学 5.描述翻译学 6.翻译参数 7.“忠实/信”

8.哲学中有关语言的问题 9.语言的交际性

10.奈达功能对等翻译理论 11.结语

1.哲学的本性

哲学的本性是：“哲学是自由思想”(张志伟，2005：２)它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开放性的。“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关于哲学的定义，而且相互之间从来没有达到过起码的共识。不仅如此，在哲学领域中，几乎所有的问题、概念、理论学说和体系都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境地，套用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一句话，哲学简直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张志伟，2005：２)“按照哲学的本性而论，哲学不是让人有智慧，而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哲学问题并不是世界本身产生出来的问题，而是人产生出来的问题，不过它们并不是哲学家闲极无聊制造出来显示自己智力的东西，其实都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可能是自明的，在哲学家看来却大有问题，例如‘我是谁’的问题。„„看起来我们都知道‘我是谁’，然而‘我’在哪里呢？‘我’究竟是心灵还是身体，抑或是心灵与身体的统一？心灵在成熟，身体也在成长，这是不是说‘我’也始终在变化呢？如果‘我’是变动不居的，‘我’与‘我’有没有同一性呢？„„只一个‘我’就可以问出一大堆问题来。实际上，日常生活中许多看上去不证自明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追问和推敲的。”(张志伟，2005：３)

2.哲学的转向

第一次转向是柏拉图《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的，从在个别的具体事物中寻找前具体事物的根源转向为在“心灵世界”（即“理念”）中寻找当前具体事物的根源，这一转向标志着人类超越物质性和有限性而突出精神性和奔向无限性的第一步。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是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而存在的。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明确地建立了近代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原则，从而进一步推进了人类超越物质性和有限性而突出人的精神性和奔向无限性的内在冲动，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二次转向。康德沿着主体性哲学的方向，更进而把先验性看作是必然性知识的来源，这事人类内在冲动过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也可以算作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三次转向（胡塞尔就是这样看的）。不过，我还是想把康德哲学归人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大范畴之内。黑格尔是主体性哲学之集大成者，他完善了主体性哲学，他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是绝对的主体，实际上是把人的主体性夸大到至高无上、登峰造极的神圣地位。人类企图超越物质性和有限性的内在冲动在黑格尔这里可谓达到了顶点，但这个定点也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黑格尔死后，他的绝对主体被一些现当代哲学家们从各种角度撕得粉碎。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哲学。(张世英，2009：178-179)

3.柏拉图的理念

理念或模式是自在和自为的，有实体性；它们是实体，是实在或实质的模式，即万物原始、永恒和超越的原型，先于、脱离和独立于事物而存在，不像事物那样受变化的影响。我们看见的个别事物是这些永恒模型的不完善的复制品或反映，个别事物有生有灭，而理念或模式则永存不息。事物或复制品是繁多的，但一类事物永远只有一个理念。这样独立的模式或理念是无数的，没有任何东西因为太卑下或不重要而没有它的理念。有事物、关系、性质和行为的理念，有桌椅、床、颜色和色调的理念；有健康、静止和运动的理念，有大小和相似的理念，还有真、善、美的理念。(梯利，2004：66)对理念的追求是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主体被排斥在真理之外，真理也被当作一个被动的客体，只能被认识，不能与主体共同进步。法国的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西方哲学界掀起一场革命。“当我思考的时候，这个进行思考的“我”是存在的，即“我思故我在”。这是笛卡儿哲学中的第一原理，也是他认识论的核心。此后的哲学家对认识论的重视，就始于笛卡儿。精神比物质具有确定性，我的精神又比他人的精神有确定性。在笛卡儿影响下，所形成的一切哲学都有主观主义倾向，倾向于把物质看成唯有通过精神和推理才可认识的。”（转引罗素，2008：118-119）

4.后现代哲学

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如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已不满足于以主体客体关系为前提的追问方式，特别是不满足于概念哲学追求形而上的本体世界，追求抽象的、永恒的本质，而要求回到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大体来说，后现代主义者反对那种独立于人之外的概念哲学，主张哲学应当从抽象的天国回到具体的人世和现实生活；他们反对主体与客体二分，强调人与世界物我交融。

这种哲学思潮并不是主张停留于当前在场的东西之中，它也要求超越当前，只不过它不像旧的概念哲学那样主张超越到抽象的永恒的世界之中去，而是从当前在场的东西超越到其背后的未出场的东西，这未出场的东西也和当前在场的东西一样是现实的事物，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永恒的本质或概念，所以这种超越也可以说是从在场的现实事物超越到不在场的（或者说未出场的）现实事物。

所谓“在场”（presence）或在场的东西（the present）”是指当前呈现或当前呈现的东西之意，也就是平常说的出息或出席的东西，所谓“不在场（absence）”或“不在场的东西（the absent）”就是指未呈现在当前或缺席之意。从“在场的东西”超越到“不在场的东西”被称为“横向超越”。无论是“在场的”还是“不在场的”，它们均指现实事物，而非它们体现的理念。

事物所隐蔽于其中或者说植根于其中的未出场的东西，不是有穷尽的，而是无穷尽的。具体地说，任何一个事物都与宇宙万物处于或远或近、或直接或间接、或有形或无形、或重要或不重要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中。（张世英，2009：29）

理念属于“恒常的在场（constant presence）”范畴。从现实事物到理念的追溯被称为“纵向超越”。从感性中个别的、变化着的、有差异的、表面现象的、具体的东西追问道理性或理解普通的、不变的、同一的、本质性的、抽象的东西的纵深路线，达到对外在的客观事物之根底的把握。

无论是实物、事件还是思想，它们都有自己的理念。把“在场的”和“不在场的”联系起来的也是理念，但它不是普通的理念，而是代表普世法则的理念。正是它们使想象变成了可能。这些普世法则就是哲学中的思维、存在、主体、客体、普遍性、特殊性、整体、个体、本质、现象、有限、无限、一、多、质、量、因果、目的、必然、自由、运动、中庸等。认知主体根据普世法则进行联想或想象，把在场的事物与其背后的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在场的事物与其背后的相关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普世法则作用的结果，它们之间关系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认识主体可以看不见它们的存在，但它们确实地存在着。

虽然“在场的”的“不在场的”联系是无穷尽、无底的，但认识主体对它们的认识是有底的。如何把握好有底与无底呢？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他的行为是有目的性的。无穷地找寻“在场的”背后的“不在场的”会使认识主体迷失自己的目的和目标。把握有底和无底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度的问题，也就是用中庸的普世法则，在“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众多因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点以行为的目的为参考。

5.描述翻译学

1972年，霍尔姆斯（J.Holmes）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意上发表了《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本文被普遍认为翻译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宣言。霍尔姆斯勾画了翻译学的整体框架，翻译学由纯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组成，纯理论翻译学又细分为翻译理论和描述性翻译学。描述翻译学包括三个分支：产品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product-oriented DTS）、功能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function-oriented DTS）和过程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proce-oriented DTS）。

描述翻译学包括三个分支：产品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product-oriented DTS）、功能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function-oriented DTS）和过程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proce-oriented DTS）。

产品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探讨已经存在的翻译作品。可以对单个的原语文本—目的语文本配对进行描述或分析，也可以对同一个原语文本的一个或多个目的语文本展开比较分析。它们可以累积成为更大规模的翻译研究，探讨某一特定时期、特定的两种语言之间的或是某种文本类型的翻译。大规模的研究可以是历时性的（顺着时间的发展），也可以是共时性的（某一特定的时间点或时间段）。

功能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指的是“在接受语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描述[翻译的]功能：这是对背景而不是对文本的一个研究”，也可以被称之为“社会翻译研究”，今天更多地称之为“文化导向的翻译研究”（cultural studies-oriented translation）。它探讨的问题包括哪些书籍在何时何地被翻译，产生了何种影响。

过程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与翻译的心理学有关，它主要致力于挖掘译者大脑中所发生的事情。（杰里米·芒迪，2007：17-19）

描述翻译学的三个分支均把“在场的”翻译纳入一个“不在场的”大背景之中。产品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把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功能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把文本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过程导向的描述性翻译学与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有关。虽然描述翻译学更为关注与翻译有关的文化层面，但把“在场的”翻译与“不在场的”与翻译有关的文化因素和译者的心理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本身就有深远的意义。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把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融入翻译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它给翻译研究者的启示：认识和研究任何客体不能平面化，而要立体化。这意味着对翻译的研究还会有更多的新的有待发现的“不在场的”领域，所以描述翻译学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把“在场的”翻译与“不在场的”因素溶为一体，翻译的各个要素、各个层面均可成为翻译学研究的对象，充分体现了翻译学的跨学科特征。

“在场的”与“不在场的”关系有远近之分。位于翻译学中心的永远是两种语言间的信息转换。在这个中心的外围还会有很多中心，它们都给语言间的信息转换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给翻译研究者对翻译实践的研究这样或那样的视角。有关它们的理论从不同的距离和视角对翻译实践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指导。

翻译是把信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在场的”，它构成了问题的中心。每一个在场的东西，就其当场出现而言，都是一个中心，它以其他未出场的东西为其周边，换言之，显示在当前的东西以隐蔽在其后的东西为周边。

问题在于，中心与周边两种，何者起决定性作用？何者是基础？„„ 实际上，在场的东西由不在场的东西构成，中心由周边构成。因此，在场的东西应由不在场的东西来界定其意义，中心应由周边来界定其意义。中心是周边的显现，„„ 中心与周边不可分，而且周边是第一位的。（张世英，2009：309）

6.翻译参数

就翻译而言，语言转换是中心，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遮蔽的翻译参数，即作者、译者和读者等代表的翻译参数系统。它们又分别有自己的子系统：作者参数由原语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审美取向、作者主体性、原文本等参数组成；译者由目标语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审美取向、读者的需求、爱好和认知语境、机构、译者主体性等参数组成；读者主体性构成了读者参数系统。究竟选择什么的文本？谁的作品？哪部作品？为谁翻译？选择什么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翻译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和反响？是这些周边因素决定了具体的语言层面的转换。所以，周边决定中心，翻译参数决定翻译策略和技巧。

7.“忠实/信”

如何忠实于原文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作品理解的不同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的译文。而对作品的理解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词义的变化导致译者对阐释的依赖，而阐释文本的不同、资料的匮乏等因素都会引起对原文的不同理解。另外，逐字翻译出的译品在译语文化的读者心中引起的联想与原作在原语文化中引起的联想有着巨大差距，并在很多情况下很难被译语读者接受，因此大大影响了译品在译语文化的流行。鉴于以上情况,“忠实”则重新被界定为保持原作的神韵、风味和功能，如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和奈达的“功能对等”等。它们虽然不像逐字翻译那么死板，但原作者仍然是自由创作，而译者则必须忠实源语；源语是主人，译者是仆人。

二十世纪60年代，以源语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观受到了挑战。源语文本已不再被看作一个封闭自足的语言系统。“读者反应论”把读者摆到了重要的位置。文本不再被看作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读者理解作者意图并把它创造性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作品的意义并非作者的意图而是所说的事实本身。作品的真正意义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人对它的不同的理解中。作品的意义是一个不断向未来开放的结构。人、人的历史性和人类文化之间的交流等因素对决定作品的意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作为读者的译者由仆人的地位上升为翻译的主体。译者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自我的创造力，他的思想意识、世界观、诗学等个性特征必然会融入他的译品之中。在新的翻译理论的冲击下，作者和原作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

翻译理论发展到今天，译者忠实的对象已由单一的作者和原作变成了与源语和译语相关的由许多因素组成的语境。随着翻译实践范围的扩大，其忠实的对象更趋复杂多样。不仅译者的诗学已成为需要忠实的一个因素，翻译客户的具体要求以及出版社的意图和要求也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手段、翻译标准等。变异了的“忠实”已经由原来单一的忠实于源语进化为既忠实作者翻译参数又忠实于译者和读者翻译参数。究竟忠实的对象倾向于何方要由具体的语境来决定，即对翻译参数进行综合考虑，而不是以不变应万变，永远单一地忠实于作者翻译参数。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原文忠实到什么程度。

一谈到翻译马上就想到忠实。这是由翻译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翻译就是把信息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另一种语言表达的信息是以第一种语言为基础的，所以忠实于原文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但问题是究竟忠实于什么或究竟忠实于谁？忠实到什么程度？什么因素会影响忠实的程度？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坚持翻译就是准确地把信息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忠实是个相对的概念，忠实的对象不仅包括原著，还包括忠实于赞助人、目标语读者和译者自己。翻译时由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水平和需求、目标语文化的制约以及译者双语水平的限制和译者主体性的张扬，译文对原著不可能不作改变或变形。译者所能做到的是原语与译语之间的近似对等。

原则上讲，对原著越忠实越好。但事实并不尽然，这些改变或变形形成一个忠实于原文的连续体，或曰忠实度。理论上说，忠实度的两极为零忠实度和100%忠实度。但在现实中，这两中情况都没有可能性，因为所谓零忠实度的翻译是伪译，不属于翻译的范畴；100%忠实于原著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事实上，忠实度并非总是越高越好。针对不同的语言文化、文本的体裁、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和需求、目标语文化的需求、意识形态的制约和译者翻译目的等因素，译者应找到一个平衡各种因素的点，也就是说忠实得恰到好处。这个点未必是译者可以达到的离忠实极最近的点，也就是说，极端的忠实未必总是好事。过于忠实的译本可能会受到目标语意识形态的封杀，也可能因为认知语境的原因得不到读者，也有可能让目标语读者看到一个在某些方面有明显不足的作品，其不足是原文本所固有的，而译者是有能力对此加以改进的。

8.哲学中有关语言的问题

哲学思维和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密不可分，二者的联系和纠缠源远流长。和人类其他的活动相比，哲学思维须臾不能脱离语言，因为思想的对象和思想过程本身，都必须依靠语言才能转变成他人所能把握的东西。在古希腊，语言和理性、规律是同一个词，在基督教的圣经教诲中，语言和世界的开端是合二为一。

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开篇有言：“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哲学家兼神学家奥古斯丁把道解释为语言，赋予了语言本体论的地位，语言成为世界万物的基始。“你用了和你永恒同在的‘道’，永永地说着你要说的一切，而命令造成的东西边造成了，你惟有用言语创造，别无其他方式„„。”（转引徐友漁、周国平、陈嘉映等，1996：14.）

英国逻辑学家奥卡姆的威廉认为人的理智活动必须借助于符号来进行。符号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符号，即我们的概念，它是由外界客体和我们心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自然产生的，（亚里士多德把它叫做内心经验）它的产生与我们使用语言的活动无关。另一种是人工符号，即语言。（转引徐友漁、周国平、陈嘉映等，1996：21.）法国哲学家、神学家阿贝拉尔认为，人的思想活动先于语言，或独立于语言。（转引徐友漁、周国平、陈嘉映等，1996：19.）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没有纯粹的个人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活动。名称不是唯一的。异族人给予事物的名称就与希腊人给予事物的名称不同。名称依赖于一个群体的共同使用，而不是个人的任意使用。（转引徐友漁、周国平、陈嘉映等，1996：8.）

英国经验主义者洛克指出，语言的最根本作用是用作人类社会联系的工具。文字有双重功用，一是记载思想，而是传达思想。人使用词，首先是为了记录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观念，因此，自此的原始的直接的意义，就在于使用文字的人心中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使交流得以进行，人们还必须假定他们使用的字词标记了听话人心中的观念。（转引徐友漁、周国平、陈嘉映等，1996：26-27.）

各个时代多数哲学家都按“事物—思想（或观念）--语言”的模式考虑问题，即，思想或观念反映事物，而语言是思想或观念的外在表达符号或工具，语言的优缺点就在于它们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思想或观念。

言意之辨是指语言符号与思想意义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它是指说话人/作者能否通过语言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是指听话人/读者能否通过语言符号理解说话人/作者的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易传》作者在论述言、象、意的关系时，一方面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强调圣人之言意不能一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肯定圣人可以借助言、象表达己意。《易传》关于言、意问题的说法，正好为理学经典诠释的历史性、时代性双重定向提供方法论依据。强调言、意之间有着内在关联性，有利于面向经典文本的历史性；而强调言、意之间的矛盾性，则有利于经典诠释中根据现实要求而进行思想创新。

德国哲学家、新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在人们对摩西经文有不同理解时说：“如果两个或更多的人声称自己正确，那就应该认为摩西具有所有这些见解，而种种不同的解释都是正确的。具有最高权威的著述是能让人在其中看到自己正确见解的著述，而不是仅表达一种正确意义而排斥其他见解的著述，是包含已经发现和尚待发现及不可发现的真理的著述。”（转引徐友漁、周国平、陈嘉映等，1996：16.）

语言的最小承载单位是一个重要问题，英国哲学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也是一种意义的原子论。它主张，一个完整的命题由于描述了一件事态或对应一项事实而具有完整的意义，它们通过负载的逻辑符号连接成了一个负载的整体，这就是人类为的全部知识，这是一种由部分构成整体的思路。（转引徐友漁、周国平、陈嘉映等，1996：35.）

9.语言的交际性

洪水过去后，挪亚又活了350岁，挪亚是950岁时死去的。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裔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支系，居住在世界各地，雅弗是北方民族的始祖，闪是闪米特人的始祖，而含则是非洲民族——含米特人的始祖。

挪亚的后代繁殖得越来越多，遍布地面。那时候人们的语言、口音都没有分别。他们在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这个地方遇见一片平原，就在那里住下。因为在平原上，用作建筑的石料很不易得到，他们就发明了制造砖的方法，用泥做成方块，再用火烧透，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建造起繁华的巴比伦城。人们为自己的业绩感到骄傲，他们决定在已比伦修一座通天的高塔，来传颂自己的赫赫威名，并作为集合全天下弟兄的标记，以免分散。因为大家语言相通，同心协力，阶梯式的通天塔修建得挺顺利，很炔就高耸入云。

上帝是不允许凡人达到自己的高度的。他看到人们这样统一强大，心想，他们语言都一样，如果真修成宏伟的通天塔，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上帝曾把希望具有他那样智慧的人赶出伊甸园，又用剑与火看守生命树上的果子，不让人分享。今天他要再一次制止人类接近自己的狂妄。上帝就离开天国到人间，变乱了人们的语言。人们各自操起不同的语言，感情无法交流，思想很难统一，就难免出现互相猜疑，各执己见，争吵斗殴。这就是人类之间误解的开始，当然这也注定世间要增加一种本属多余的职业——翻译。

修造工程因语言纷争而停止了，通天塔终于半途而废。人们分裂了，按照不同的语言形成许多部族，又分散到世界各地。上帝在这里变乱了人们的语言。“变乱”一词在希伯来语中读作“巴比伦”。所以，以后人们就管那座城市叫巴比伦城，管那座半途而废的塔叫巴比伦塔。（创31：1一31：9）

这一则关于语言的神话或寓言含意深刻：人类彼此最根本的隔绝是语言的隔绝，那是因为人类冒犯了上帝而招致的惩罚，因此，人类最终的得救必须包括可理解性、可交流性问题的解决。

10.奈达功能对等翻译理论

奈达的语言学思想和翻译思想介绍：(1)奈达是语言的共性论者（a universalist）。他坚持认为，各种语言具有同等的表达力。“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事情，必然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郭建中.2000:62）他认为，人类的共性多余差异，在人类经验和表达方式中，都存在着一种“共核”（common core）。如white snow=white as frost。

(2)奈达提出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概念，后又改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他认为，“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嘴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在“功能对等”中，奈达对“信息”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声明“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郭建中.2000:65）

他提出了“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前者指的是“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做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的理解和欣赏所做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最低层次的对等”指的是“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在“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之间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郭建中.2000:69）

11.结语

翻译不是科学，传统的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之争是概念不清、范畴混淆造成的。就翻译而言，翻译学才是科学，翻译学的语言学理论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其本身又由多个次分支组成，如翻译的语义学研究、翻译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翻译的语用学、翻译的文体学、翻译的语篇分析研究和翻译的类型研究。

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译文的“信”意味着译文要忠实于原著，首先在内容上，其次在形式上。译文的“达”指的是译文的语言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认知语境，要有很好的可理解性和可交流性。翻译学是研究有关翻译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翻译实践，而翻译学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如何帮助译者更好地协调对原著的忠实和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徐友漁、周国平、陈嘉映等.语言与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6.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7-19.Nida, A.Eugene.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考试简答题

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