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艺术_艺术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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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艺术

技术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和知识，亦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艺术一方面指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技术重经验﹑技巧，艺术重典型﹑创造。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之所以能产生撼人心灵的杰作，因为其中不仅具有技术支撑，更具有典型的个性化的意识形态。技术与艺术好比一对孪生儿，没有技术含量作为支撑，创造性、典型性就好比离开人体的游魂，无所依附，只能是异想天开或不可思议。离开具有个性化的意识创造，纯熟技术也只能是一种普遍性﹑大众化的经验或操作，不可能产生情感与生动之处，就好比服装店里的塑料模特。孔子云“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所欲自然不能不有个性中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创造性。但他之所以不逾“矩”，肯定对矩极其纯熟，了然于胸，“矩”就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从心所欲是有“矩”做基础支撑的，设有矩做支撑的“从心所欲”肯定是不能被世人所认可的，甚至贻笑大方的。但技术基础只能为艺术的产生提供一种可能，如果仅局限在这一层面，恐怕还是不能产生生动的艺术，典型的效应。例如明朝的“八股文”做为科举考试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在诸多限制条件下只是一种定格技术，即使演练得再纯熟也不会产生具有个性化的内容。再有明清科举考试限定的字体“馆阁体”，纯属技术要求，难以产生生动性。因为他没有创造，没有个性化的意识。有一戏谈，说清朝刘墉与翁方纲论书法，翁说刘：“你看你的哪一笔是别人的”。刘说翁：“你看你的哪一笔是自己的”。从中可见两个极端：只重技术，不重创造与没有技术而随心所欲。学前人，学传统是基础、是积累，个人展现是创造、是个性。由此可见技术和艺术呈现为这样一种关系：技术是规律、经验、积累、基础，艺术是个性、创造、拔高。同时两者又是一种动态的互为影响的关系。当一种艺术观普遍化，被大众所接受，他就会转向技术层面，从而促进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同样当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时，他就会为高档次的艺术产生提供坚实基础与可能性。

但两者的分界不甚分明，总会存在一个亦技术亦艺术的阶段，我们常说：“瞧！这东西多富于艺术性。”这里所指的“东西”大都是当下技术水平条件下的普通产品而已。

技术与艺术的共性体现在，两者同受社会与时代及其环境的影响。在技术方面，原始社会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钻木取火技术的发现、普及和成熟运用，肯定受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响。原因是技术传播方式和载体上的差别，原始社会各氏族之间的交流有限，即使难得交流，方式也只限于简单的语言与手势。而三次技术革命的传播与普及就显得快的多。尤其是当今电子与网络时代，技术的运用、传播和普及速度要比原始社会不知高出多少倍。在环境方面，直到如今很多地区仍然保留下来较多的地域性与人文性技术。如民族服装制作技术、首饰打造技术、器具制造技术等。总之，在一个技术发展水平较高的时代和一个高技术人才云集的地区，技术的发展传播与师承的正面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反之技术的传承所受的负面作用也是人为所无法在短时间内扭转的。如北京作为几朝古都，兴建故宫时可谓是人才济济，即便是一个普通工匠也能从中学到很多技术。而在当今时代，尽管社会发展较快，但偏远地区落后的程度却让人不可思议。这也说明技术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至于艺术方面社会与时代的影响就更明显了。没有北宋的繁华，就产生不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没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卓绝就产生不了反映那个时代背景的潘鹤大师的著名雕塑《艰苦岁月》。同样，没有抗战时期的难民奔波也产生不了蒋兆和先生的历史记实长卷《流民图》。环境对艺术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一定的地域条件和人文条件下。如宋徽宗赵佶，作为皇帝昏庸无能，但重视绘画，扩充画院、兴办画学、搜罗鉴定宫廷藏画、编《宣和画谱》，自己创造了“瘦金体”，还使绘画艺术一时兴盛。画院内人才济济，产生了诸多富有创意的作品与风格。再如“扬州八怪”的产生就受地域经济和人文的双重影响，扬州作为大运河上的一个货物集散地，当时经济发达，吸引了诸多客商来往。地方官倡导，常举办诗文酒会。富商大贾们附庸风雅，吸引了诸多名士，使扬州成为一个艺术中心。富商对书画更是着力搜求，风俗所至中产人家，甚至贫民中稍富者亦求书画悬室之中，以示风雅。民谚云“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再之像郑燮、李鱓、李方膺这些人，虽登仕途，但官卑职小，宦途失意，到扬州来只是“换米糊口”。查民疾苦又忠于朝廷，感情盘郁，借“四君子”题材在诗书画中发泄牢骚，寄托用世之志。

技术与艺术的不同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技术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艺术创新是一种顿悟，“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晋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绝非偶然。当初如不经过“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漫长学习过程，肯定不会顿悟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产生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国画大师齐白石的艺术道路也是一个绝好的见证。70岁前的贫民生活打造了他深厚的艺术底蕴，70岁后在陈世曾与徐悲鸿的点拨下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一流的篆刻、国画大师。再一个印证者是陈之弗。近现代中国工笔花鸟画除任伯年外基本是走向没落，很多国人对此都不堪一提。陈之弗在广泛学习宋元的漫长过程中，顿悟到生物感四时之精华，并使之融合在一起。如他笔下的牡丹，把春花、夏叶、秋干、冬芽表现在同一幅作品中，顿现盎然生机。

第二：技术能获取实惠，艺术需付出代价。技术有较强的实用功能，常具外向性，容易被人接受。因任何一种技术都能给人带来诸多实惠，如蒸汽机、电气化、计算机的发明和利用，三次技术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呈几何倍数增长，给社会创造了难以数计的经济财富，从而获得了人类社会的普遍认可。故人们常把“学一项技术”当成一种谋 生手段。而艺术在生成过程中需一定的投入，才会产生个性化、典型性的结晶。很多艺术家还因其创新不被当世认可而命运坎坷，艺术人生相当悲惨。最为典型的是荷兰伟大画家凡高，最初的流浪生活使绘画材料的投资也难以保证。风格上由现实和情节表达到粗硬线条和明艳色彩的转变 表达了思考和希望、同情和悲伤。《向日葵》以独到的观察力和表现力完美地表现了内心的感受。移居法国的12个月是艺术生涯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最悲惨的阶段。美好愿望和信念与冷酷现实和污浊间的不可调和及世人的不认可，使生前的1500多幅画仅售出一幅，诸多情绪纠缠而导致精神分裂，最后自杀身亡。这付出的是生命代价。

第三：技术重经验积累与传承，艺术重阅历体验与宣泄。技术是一种行规、标准。其本身的形成就是经验的积累与传承，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扩大生存空间，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在师传徒和间接读书学习中，因文字的传播优势远优于师承，故而古人择其成功经验著书立传。但两者的传承中都注重规范化、精准化，避免误传、斜传、漏传。木工敬鲁班，体现了师传徒的传统，《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的作用则体现了经验的间接积累与传承的优势。艺术并不排斥经验，但重在把经验纳入到阅历中去咀嚼、品味、感悟，从而获取全新的形象与素材，将其提纯至典型化、个性化界面，从而将获取的独特见解宣泄出去。意即通过阅历感受、改造经验，甚至进行全新的艺术创造过程。在此过程中阅历、体验是过程，宣泄是结果。康熙末年，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来到中国，在接受中国画时，他已经有西画的解剖知识、写实经验的阅历，在咀嚼、品味两者区别中，感悟、尝试了把西画的写实融入国画，使作品既有西画的实又有国画的意。最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美术大师徐悲鸿，他先学国画，又出国学西画，再返朴国画。在创作《愚公移山》时，对这一寓言反复推敲，提纯出典型的人物形象。利用西画的比例、透视、解剖知识，精准人物动态比例，再以国画意象化的手法夸张人物神情，才产生出这一名作。对中西画法和“愚公移山”寓言了解的经验，在创作的阅历过程中经反复咀嚼、品味、感悟，具有中国画的特色又具西画的写实，且把两者结合到一个完美境界，分寸和程度的把握可谓是恰到好处。

第四：技术重理，要求详尽。艺术重情，要求典型。技术学习不管是师承还是读书都要求详细、完整、合理。木工做凳子，如不去详尽了解凳子的各组成部分及其构成的合理性，就未必能做出具备使用功能的凳子。而靠源于生活的典型塑造，去烘托高于生活的情感则是艺术的要领所在。在反映5·12汶川大地震的救援记录片中有这么一组镜头，其一：救援部队在车辆无路可走时弃车向灾区奔驰；其二：直升机急速空降救援部队；其三：救援部队和志愿者快速抢救伤员；其四：全国人民踊跃捐助灾区„„。现实中这些情景未必这么快，也未必这么集中，然用艺术手法将其夸张、加快节奏、集中表现，使救灾的十万火急、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人民军队的钢铁长城作用、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得到烘托，从而达到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升华之目的。

第五：技术具有大同性，艺术具有独特性。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发展水平尽管具有不平衡性，但就一项技术却具有很大的相同性。因为他所依据的理论、规律等是相同的。而艺术却具有很强的独特性。每个性格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感受与表现不同，可谓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如诗词上的豪放与婉约、绘画上的写实与写意等。七律《长征》中的“乌蒙磅礴走泥丸”与“更喜岷山千里雪”两句，大众化认为长征中雪山和草地的跨越是最为悲壮的一幕，而毛主席却极具个性的以极具乐观的态度和开阔的心胸展现出来，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技术和艺术的区别和关系转化必然会出现新的情况，以上仅限于个人的粗浅认识。但理论的帮助必然会对技术学习的登堂入室，及到艺术的过渡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正是本文写作的意义所在。斗胆陈写，愿与同仁共勉。

基本信息： 姓名：郑传普

单位：河南省延津县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邮政编码：453200 电话：*** 邮箱：zhengchuanpu654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