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命冯友兰_旧邦新命

旧邦新命冯友兰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旧邦新命”。

旧邦新命冯友兰

借用韩国总统朴槿惠的话说：“最困难的时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我的生命灯塔。”

手边的《中国哲学简史》是2007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版本，上下两册、中英对照，环保轻量纸印刷，拿得轻便更读得舒心。封面鹅黄，书名也分中英文书写，底下缀了张莫高窟飞天壁画，设计得称不上精美绝伦，但看着倒也清爽。

轻便、清爽——这是从出版物的角度来看待这套书，但其实从内容的角度，这两个形容词也十分恰当。对于无哲学基础想要入门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启蒙教材。这本最初作为冯友兰先生向美国人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材，对中国人来说同样适用。文字用语不同于现代汉语，读起来虽略有难度但也不至艰深晦涩。甚至有人说可以拿它来学英文，效果不亚于著名的《书虫》系列。

《中国哲学简史》估计是当下许多年轻人了解中国哲学的启蒙读物。一生笃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冯友兰，在书中不仅细细梳理了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在其中藏住了一部缩微版的中国文化史。有读者评价说，冯先生给了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一条捷径，不用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晕头转向，而是可以直截了当地知晓那些令子孙景仰的圣人曾经是怎样思想的，他们的主要理论是什么，后来又是怎样延展的。

能达到贯通古今、融汇东西的功力，与冯友兰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密不可分。他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之后在母亲的教导下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1907年父亲专门为他聘请了家庭教师，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此时冯友兰陆续开始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

1912年冬，冯友兰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当时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已采用英文原著做教材，甚至有教师将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做英文读本。在上海二中，冯友兰对形式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引起了其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新思想和新理论，眼界大开。并且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他恰巧赶上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

他们两人，一个是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武昌中华学校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北大校园因为两位先生截然不同的论调针锋相对、熙熙攘攘，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开启了冯友兰研究中西哲学的大门。

冯友兰晚年作传《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中他回忆道：“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1919年至1923年，冯友兰赴美学习，师从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颇为流行，冯友兰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认为中国哲学是向“内”的，以追求人性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是向“外”的，以发现规律、征服自然为目的。他指出，正是东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二者文化上的差异，并因此导致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落后。

1923年，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冯友兰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他将人类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其根本区别在于对“天然”和“人为”二者关系的不同看法。他写道：“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

其中，损道派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庄子即是此派代表；益道派则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从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中国哲学中以墨家为此类代表；第三类中道派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以“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冯友兰本人明显偏向于中道派，但同时也主张对这三派应采取宽容的态度。

也有不少人认为，冯友兰无非是旧瓶新酒，其实完全算不上个哲学家。在冯友兰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所作的碑文中，他首次提到了“旧邦新命”的说法。他解释说“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5000多年的历史赠予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同时也注定了她的年迈，这是旧邦；中国总有一天要走上现代化道路，并要努力回到世界领先，这是新命。这四个字置于当代似乎也非常适用——社会现实依旧沉重，知识分子们肩扛重担、步履维艰。

冯友兰的女儿、作家宗璞在《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一书中写道：“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

“*”中冯友兰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你们要学习帝王将相，就去找北大的简教授，要学唯心主义，就找北大的冯友兰教授。”简先生选择了自杀，而冯友兰先生却和学生们说，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不会自杀。他将旧邦的革新看做自己的使命，“牺牲了自己的尊严来谋取生存的空间，委曲求全于一个苦难的时代”。

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的仪式上，冯友兰在答谢词中说：“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我将来要做的事。”

女儿宗璞写作的回忆录里通篇将父亲称为“冯先生”，力图从客观的角度为还原这位老人的一生提供些许线索。突然想起高中语文课上，语文老师用充满磁性的嗓音朗诵宗璞的《紫藤花开》，不知在冯老先生的病榻前，有没有那么盛开如瀑的紫藤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