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兽医体系概述_澳大利亚简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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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兽医体系概述
本人有幸于2006年8月23日至9月12日赴澳大利亚参加了“动物疫病控制技术与计划管理培训班”。期间，除在墨尔本大学接受专业授课外，走访了澳大利亚农渔林业部（DAFF）、维多利亚州基础产业部(DPI)以及位于基隆市的澳大利亚动物卫生实验室(AAHL)，考察多个养殖农场（户）、协会，就兽医工作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
一、澳大利亚兽医工作基本情况
澳大利亚土地面积为770万km2，总人口193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约90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地广人稀的国家。澳大利亚属联邦制国家，由6个州和2个地区组成。年农业总产值约350亿澳元，农产品出口收入约250亿澳元，是世界重要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政府健全的兽医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加之澳洲地理上与其他大陆隔离，为动物防疫工作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目前OIE规定的15种A类动物疫病在澳大利亚均处于无疫状态。
（一）澳大利亚兽医管理体制概况
澳大利亚兽医工作管理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级。联邦政府负责制定动物疫病防治政策、进出境检疫、国际贸易谈判以及生物安全管理和组织开展新发病和外来病防治等。州政府在本州范围内具体实施动物疫病的监测、控制和扑灭等工作。联邦政府的兽医主管部门是农渔林业部(DAFF)，下设产品安全和动植物保护司(PIAPH)、检疫检验局(AQIS)和生物安全办公室(BA)。农渔林业部设首席兽医官（CVO），直接对部长负责，首席兽医官办公室设在产品安全和动植物保护司；各州政府兽医管理机构一般设在基础产业部(DPI)，内设首席兽医官和动植物卫生机构。州基础产业部根据工作需要，在州内的不同区域内设办公室，执行疫病防治措施。
除上述政府机构外，澳大利亚还设有澳大利亚动物卫生联合会、肉类安全委员会等半官方非盈利机构，这些机构主要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农业部门、相关科研和诊断机构、畜牧兽医组织以及重要企业的人员共同组成，主要职能是协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参与制定动物疫病防治方案等，其经费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及行业共同承担；澳大利亚还设立了生物安全合作研究中心，是专门从事新发病研究的全国性机构，其合作伙伴包括部分联邦和州政府机构、兽医机构、大学、动物和医学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等。该中心通过研究建立了诊断、鉴定、监测、评估等技术，以提高预测和应对新出现传染病的能力，保护澳大利亚的公共卫生、家畜生产、野生动物和经济资源。
澳大利亚兽医队伍由政府兽医、实验室和大学兽医以及执业兽医（私人兽医）构成。经过全日制本科教育的兽医专业毕业生毕业后可直接注册取得执业兽医资格，由州政府颁发执业证书。全澳共有5所大学设有兽医本科以上专业，每年
毕业生300名左右。其他人员申请兽医资格，必须通过所在州组织的全国兽医考试，达到联邦政府规定的兽医资格条件后向所在州兽医管理协会注册。
（二）澳大利亚控制动物疫病发生的主要措施
由于澳大利亚近年来没有重大动物疫病发生，其疫病控制措施重点放在疫情监测以及动物、动物产品的追溯追踪管理和口岸检疫。
1、疫情监测
疫情监测体系包括联邦、州政府两级兽医实验室、私人/企业兽医实验室和大学实验室四部分组成。核心部分是联邦、州政府两级兽医实验室，主要负责监测计划中的采样和样品检测工作。如果发生疫病不能做出现场诊断时，必须在24小时内将样品由执业兽医送州政府兽医实验室进行诊断；新发病和外来病必须由设在基隆的澳大利亚动物卫生实验室做出诊断。无论是私人兽医或官方的疫病诊断机构发现动物疫情，都要向州政府首席兽医官办公室报告。如是新发病或外来病，州首席兽医官必须立即向联邦首席兽医官办公室报告；一般疫病则由州首席兽医官定期向联邦首席兽医官办公室报告。澳大利亚设有全国动物卫生信息系统，负责收集动物疫情数据。
2、动物追溯
澳大利亚已经建立起相当先进和完善的动物追溯体系。2005年7月1日起，已对牛全面实施强制性的从生产、屠宰到销售的全程追溯。所有牛必须佩带内置电子识别装置的耳标。耳标号由16位数字组成，包括州编号、区编号、农场编号、计算机随机号和牛只编号，耳标的成本由养殖者和政府共同承担。动物移动或屠宰上市前，动物耳号、出生农场、动物移动情况等情况都将通过互联网输入设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国家信息中心。动物在进入新的农场或者屠宰厂后，通过自动无线识别系统，耳标中储存的全部信息将进入新的管理系统，或者通过产品条形码一直保留到超级市场。由于建立了这套追溯系统，动物的所有信息都有详细记录，能够保证对疫源的追踪调查。
3、口岸检疫
澳大利亚农渔林业部下设的检疫检验局主要负责进出口检疫措施的执行。目前，已经建立了机场检疫、海港检疫、邮件检验、进口通关等多套检疫体系。每年，这些检疫体系对1.5亿份邮件进行100%排查，对1100万机场通关旅客的90%以及海港通关的11万旅客100%进行检查，对10%左右的空运和海运集装箱货物进行抽检。对于活动物的进口，指定了3个口岸可以通关，除进行必要的隔离检疫外，入关后还要移交货物到达地所在州政府兽医部门进行跟踪监管。
（三）动物疫病控制应急管理措施
随着近年来全球重大动物疫情加重的趋势，农渔林业部设置了全国动物疫病应急管理小组(NMG)和动物疫病应急委员会(CCEAD)。全国动物疫病应急管理小组组长由农渔林业部副部长兼任，联邦和各州兽医主管官员参加，负责动物疫病应急决策和组织扑灭突发疫情；动物疫病应急委员会吸收行业协会和兽医专家参与，主要负责技术咨询。并针对15种不同疫病，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制定了相应
处理措施，并详尽规定了疫病控制与扑灭原则、控制政策与基本原理、感染场/危险接触场和可疑场的确立原则、疫区和非疫区划分标准、检疫和流动控制方法、疫苗使用原则与程序、流行病学监测和无疫证明程序等，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目前，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政府，把动物疫病控制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对突发疫情的应急反应和紧急控制扑灭。除在机构上进行了相应安排外，澳大利亚农渔林业部和各州兽医主管部门都制定了突发疫情的应急预案（AUSVETPLAN）。应急预案由管理指南、疫病对策、操作规程、企业手册、支持机构计划、诊断资源、培训资源等几部分构成，对政府、兽医机构、实验室、农场等在应急状态下的措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还印发了工作卡片、应急程序以及各种核查的表格，以指导应急工作开展。
为保证应急计划和预案的执行，由各州政府开展经常性的兽医培训，包括官方兽医和执业兽医培训、畜牧生产者培训和海外合作与培训。同时通过媒体开展宣传，提高国民的防病意识，使应急预案能很好的贯彻执行。在联邦政府统一组织协调下，各州根据产业特点进行不定期的小规模应急演习，以确保应急反应队伍的协调性和应急反应能力。2005年，澳大利亚农渔林业部针对可能发生的禽流感疫情，根据疫病发生发展规律，设计了由“赫耳莫斯神演习”、“医药神演习”、“九头蛇怪演习”组成的全国性应急演练，从州到联邦逐级启动应急机制，重点考察疫病控制策略的可行性、政府部门间及各州间的行动协调能力以及与公众沟通能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实验室建设管理情况
澳大利亚联邦级兽医实验室共有5个，分别位于昆士兰州、西澳州、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根据研究特长分别从事动物疫病诊断和检测、分子生物学和生化技术、家畜寄生虫病防控等不同方面的研究和技术工作。其中位于维多利亚州基隆市的国家动物卫生实验室，是目前全球最大、最先进的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是澳洲唯一法定的外来病参考实验室，实验室总资产达6.5亿澳元，实验区1万平方米。该实验室已成为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禽流感、新城疫和蓝舌病参考实验室。同生物安全合作研究中心同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SARS合作研究中心；各州基础产业部一般设多个职能分工明确的兽医实验室，负责为本州家禽、家畜和水产养殖发生的疾病提供诊断和开展疫情监测、基础性、应用性研究、生物制品研发以及药物残留检测，为政府控制扑灭疫病提供技术支持。
二、收获与启示
尽管我国的地理环境与疫病流行状况、兽医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以及畜牧业生产方式都和澳大利亚存在较大差别，但澳大利亚在兽医管理方面的一些做法，特别是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值得借鉴。
（一）要坚持因地制宜、保障资金原则。澳大利亚制定和出台一项动物防疫计划和实施措施是十分慎重而实际。如澳大利亚从20世纪70年代把家畜布鲁氏菌病和牛结核列入国家扑灭计划以后，在制定疫病防控技术措施时，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各项技术的成本效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措施和资金上给予了充分保障，历经22年，耗资7.5亿澳元，在1992年11月向世界宣布两病成功消灭。我国虽然每年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实施计划与资金匮乏的矛盾无时不显现在各项
防治措施的执行过程中，从中也验证了制定的计划与实际性和科学性差距。所以，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要因地制宜，科学地评估实施计划，认真落实防治经费，确保防治措施的有效和到位，真正建立我国可扑灭动物疫病的评价体系模型，以开展动物疫病扑灭计划。
（二）建立完善的动物疫情应急管理机构，经常组织开展演练考验和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澳大利亚针对国际间重大动物疫病传播的情况，成立了国家应急管理组织，不仅把突发演练提高到国家级负责，而且已经在短短三年中每年都组织相应内容的全国性大规模演练。澳大利亚这种把制度及时落实到行动上的做法值得学习。我国经过近年多次禽流感防控战役，特别是随着《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的实施，许多工作还只是停留在文字规定上，如何进行行动上的应急及完善应急机制方面可以说还是一个空缺，使应急变成了“简单对付”的被动局面。因此，将制度尽快落实于行动，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反应程序，提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完善我国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财政投入等保障机制。
（三）以提高管理效率和减少管理成本进行兽医工作管理。从澳大利亚的兽医工作管理经验看，一要建立统一管理模式，即国内动物防疫和外来疫病的防范是一项工作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要建立全程管理模式，即从饲养到屠宰直到市场动物产品的管理。三要建立垂直管理模式，即对动物疫病的防控，不可过于强调行政区划的概念，即使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在某一州疫情控制过程中，其他各州都要给予经费的支持，更大范围地调动各种资源控制和扑灭疫情。所以，在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基础上，对加强兽医工作的统一管理、全程管理和垂直管理问题进行前期调研。同时，注重发挥农业部在兽医管理工作中的领导和综合协调作用，充分调动质检、卫生、商务、林业等各有关部门和大学、科研机构及企业等社会兽医技术资源，形成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合力。
（四）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依托，建立完善的动物标识管理系统。据维多利亚州首席兽医官介绍，在全面实施动物标识系统管理前，即使畜牧业生产规模化程度已经很高，并且采取严格的州际检疫措施，但仍然无法对疫源进行快速有效的追踪。随着标识管理系统的引入，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动物移动、疫源调查、农场管理以及畜产品安全都纳入了有效的监管，跨州检疫已经逐步取消。我国动物饲养量大，规模小，全面实施信息化标识管理尚有一定困难，但作为一种方向性的管理措施，从基础设施建设、财政经费以及应用技术研究都应给予更大的支持。
（五）把各级兽医实验室的运行、维护和管理，置于与实验室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澳大利亚国家动物卫生实验室高级管理人员在谈到实验室建设和管理问题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验室的建设、设备的购置同实验室管理、实验室的有效运行相比，反而处于次要位置。该实验室每年预算为2800万澳元，其中1200万元用于设施运行维护，4名工程师和40名技术人员对实验室状态实行24小时监控，每年还要由多领域专家组成的外部独立机构定期进行检查。另外，在动物疫病监测工作中，澳大利亚政府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实验室的作用，提高了动物疫病监测的全面性和针对性。近年来，我国在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中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一批较高水平兽医实验室，但由于各级财政对实验室运行经费支持
力度有限，实验室的维护和运转存在不少困难，实验室设备利用率不高等问题较为突出，亟需通过加大投入力度加以解决。此外，还应加强实验室及疫病防控技术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逐步实现国际认证和认可。通过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可以及时掌握国际上先进的疫病防治管理理念和防疫技术，还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疫病防控技术和相关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发言权，减少畜产品贸易摩擦，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六）加快政府对兽医工作管理方式的转变，开展全民防疫。澳大利亚农渔林业部依据动物疫病对公众利益的危害程度，将动物疫病分为很高公共利益、高公共利益、一般公共利益和低公共利益四类。对于很高公共利益的疫病，以政府为主导开展防控工作，经费也完全由政府提供。而对于低公共利益的疫病，则以养殖者和行业协会为主导开展防控工作，政府给予很小比例的经费资助。在动物防疫工作中，根据不同动物种类分别组建的行业协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行业协会既积极参与疫病防控的技术咨询和决策，也通过组织行业内的养殖者共同抵御疫病带来的风险。对于执业兽医，一方面政府通过行业准入和法律规范，赋予其在动物防疫方面的义务，一方面通过培训和考试，雇用一部分人员为政府服务。如维多利亚州18个区的官方兽医工作小组中，共有271名雇用的执业兽医。以动物饲养量计算，我国的兽医数量与澳大利亚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通过深化兽医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加强。同时，在改革中，应该更加注重发挥养殖者、行业协会、执业兽医等各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