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政府改革与治理案例_地方政府改革案例
第六章 政府改革与治理案例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地方政府改革案例”。
第六章
政府改革与治理案例
一、教学目标与用途
通过本章学习，重点掌握政府治理的理论背景、政府改革与治理创新的难点、中国政府改革的突破口、政府治理创新的方法和路径。在进行案例研读之后，能够深入体会到民主、灵活、高效和廉洁的政府，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环境，有效地履行其职能，政府自身也总是处于不断的改革与变化之中。
二、涉及知识点
（一）合作网络视角下的治理
1.全球治理 2.民族国家的治理 3.社区治理
（二）转型期我国的政府改革
1.我国政府改革存在的问题 2.政府改革的方向
（1）机构改革与其他配套改革的关系（2）实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3）中央政府改革与地方政府改革
三、案例教学课堂安排
（一）案例教学重点
通过案例分析，能够理解我国政府在社会转型中面临的挑战，能够正确分析政府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小组讨论后可以理性地提出政府为公众提供更满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路径。
（二）课堂安排
课时安排：3课时（120分钟）/案例
案例阅读：30分钟 小组讨论及发言：1小时 要点分析：20分钟 随机提问及回答：10分钟
案例1 “网格连心、服务为先”的“仙林模式”
【引言】大量的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实务中，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推动传统政府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我国现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社会组织作为沟通社会与政府的桥梁，是社会矛盾的“减震器”、政府治理的“减肥剂”、社会公平的“代名词”，对社会的平稳和谐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破解社会组织发展处于长期宏观鼓励与近期微观约束、现实空间广阔与制度空间狭小的尴尬局面，促进社会组织又好又快发展，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案例】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摸索出了“网格连心、服务为先、多元联动、协同发展”的路子。不久前，由南京大学、南京市有关部门和栖霞区委区政府联合举办的一次高层论坛上，仙林街道的“网格化”社会管理被誉为“仙林模式”，受到与会者的极大关注。所谓“网格连心”，就是指强调以群众为关注焦点，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管理网格化体系，使社会管理服务覆盖到街道每一个区域、覆盖到各类人群、覆盖到所有社会组织，同时在社会管理中减少中间环节，缩短管理过程，实施“贴心、安心、暖心、知心、凝心”等“五心计划”，架起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所谓“服务为先”，就是坚持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通过街道干部制度化、常态化地下沉到底、深入群众、前移关口，更加准确地把握群众意愿、需求，及时发现社会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强化风险应对、过程控制，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所谓“多元联动”，就是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优化街道内部干部岗责体系，打破机关干部与社区干部的条块分割，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可用资源，建立街道、社区、网格、驻街单位、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之间的联动机制，促进干部之间联动、干部与群众联动、政府与社会组织联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管理格局；所谓“协同发展”，就是牢牢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将经济发展、城市管理、平安法治、民生保障、科教人才、精神文明、区域党建等工作统筹兼顾、整体推进，促进街道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及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仙林模式”创建并实施以后，街道从过去传统、被动、分散的管理模式转变为现代、主动、系统的管理模式，街道社会管理能力、服务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大局日趋稳定，不仅实现了到省市区“零上访”，甚至到街道上访的都很少；街道综合治安治理工作由过去长期的全区排名靠后，到 2010 年底综合考核位居全区第二； 街道的城市管理工作自实施新模式以来，在全市月度考评中始终位居前三名，被列为 2010 年南京市城市管理十大创新项目；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协同发展，2011 年以来，在全区月度综合排名中始终位居前两名。
一、网格化：单位制与社区制的“无缝衔接”
毋庸置疑，相比较各类改革，我国的经济改革比较顺利和彻底。在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手让农民务工经商办企业，解散人民公社，确立村民自治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企业通过市场导向的改革，逐步变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剥离了过去承担的一系列社会职能；农村人和企业人都变成了“社会人”。另一方面，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相对滞后，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徘徊不前，种种迹象表明，近期内加快机关事业单位改革的可能性又不大，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仍然是“单位人”。于是，中国进入了“单位制”与“社区制”并存、“单位人”与“社区人”共处的时期。看来这个两类制度并存、两类人员共处的时期还将延续不短的时日。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的人口流动。“单位制”下的各机关事业单位都有严格的编制管理，“社区制”下各社区的管理又都以户籍为基础，这就导致单位中有大量的“非单位人”(包括合同人员、临时雇用人员等)，社区中有大量的“非本地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奉行“谁的人由谁管好”的原则。现在，“非单位人”算不算该单位的人？“非本地人”算不算该社区的人？各地社会管理的对象到底覆盖哪些人群？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特别是其中的基本服务要求实现均等化)的对象又到底包括哪些人群？这些都成了说不清、理不顺的大问题。
南京市仙林街道的“网格化”管理就是弥合并存的单位制与社区制，涵盖全体共处的单位人与社会人的好形式。它使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真正落到实处、公共服务职能真正普惠所有的辖区民众和驻街单位。单位制、社区制都是实行的“科层制”管理，它们有各自的等级级别，而且通常单位制的级别都明显地高于社区制。南京市仙林街道推出的“网格”彻底打破了等级制的束缚，按工作需要重新设置了 6 个一级网格、40 个二级网格、1144 个三级网格。其中作为三级的网格，大的有正厅级的大学或大型的广场、商场，小的则是一座楼栋甚至一个夫妻店。他们之所以能够打破等级束缚，将没有任何行政隶属关系、级别很高的驻街单位纳入其三级网格，依靠的就是“服务”、“互惠”。
二、网格化：管制型向服务型的“有效跨越”
诚然，实施“网格化”管理的并非南京市仙林街道一家，首次提出“网格化”管理的更不是南京市仙林街道。但据笔者所知，大多数地方基层政府构建的“网格”都是管制型的，主要由公安、维稳、城管等强力部门构建，执行社会治安、维护稳定、城市管理等相应的管制功能； 所不同的在于有的地方是不同的强力部门构建不同的管制功能网格，同一个地方(街道、区甚至全市)覆盖了好几张不同的网格，而有的地方不同的管制功能网格合一，实施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而南京市仙林街道的“网格”则与众不同，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几乎是所有的政府职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都进了“网格”，既有管理功能，更有服务功能，而且是“服务为先”。他们建立了“服务下沉、预先管理、协调共建、责任监督、综合考评”五大机制，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零距离、全方位地服务驻街单位和居民群众；他们开展“双枫十联”活动（“双枫”是栖霞区的标识，由两片枫叶合抱成“心”状，以示全区人民心连心，这一标识源于闻名于世的栖霞枫树；“十联”包括城市管理联抓、公共安全联防、平安法治联创、流动人口联管、群众工作联做、民生保障联帮、科教人才联享、发展平台联办、精神文明联建、区域党建联动），密切与社区群众、驻街单位的联系；他们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从源头上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促进社会协同发展。
要理解仙林街道“网格化”与其他各地“网格化”的不同，真正把握仙林街道“网格化”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真谛，就不能忽视他们“一张网络、四个中心”的整体格局。四个中心就是：网格服务中心、高校服务中心、物业服务中心、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这四个中心结成一张网络，承载着各项公共服务的职能。这就突出了建制下设、重心下移、人财物和责权利联动下沉，构筑起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体制和新机制。
政府职能的有效转换，离不开政府工作人员作风的切实转变。仙林街道所有的干部都下到“网格”，承包一块自己的“责任田”； 他们个人的手机号码全部对自己承包的“网格”中的民众公开，老百姓有事要解决、有问题需咨询，就直接打电话给街道干部;他们“人往格中去，事在网中办”，每天都要身穿黄马夹下“网格”工作，完全是一副服务人员或志愿者、“义工”的装束；他们准确把握群众意愿和需求，及时发现社会矛盾和问题，强化风险的应对和管理，努力做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纠纷第一时间化解、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处置”。他们正是依靠这种真心的服务，密切了干群关系，赢得了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的驻街单位的信任、尊重和支持。
仙林街道的这一创造，顺应了我国政府“管制型→建设型→服务型 ”转变的大趋势，因而是有生命力的。
三、网格化：公共治理与社会自组织的“平台”
公共治理与社会自组织是需要平台的，网格就是仙林街道提供的平台，包括制度化的网格联席会议，常规化的“为民服务网格行”载体，多样化的嵌入（政府资源嵌入驻街单位和社区）、吸纳（基层民主、诉求表达、志愿者服务等）、参与（驻街单位、辖区群众、社会组织等）机制，变“政府独奏”为“社会合唱”。
在网格平台上，真正实现了管理主体多元化。他们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展开开发园区、行业协会、商务楼宇等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街道中房地产开发公司、物业公司、商业网点、科研院所、驻街单位等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作用，街道商品房小区开发商和物业先后腾出约1200 平方米用房免费给街道作为社区服务中心；开辟“志愿者互助站”、“教育培训园地”等阵地，组织有一定特长、热心公益事业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医生等，为社会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服务；借助高校学生资源，组建了 40多支“文明”、“平安”等领域的志愿者队伍，成立“志愿者人才银行”，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发动、引导公众依法有序地参与社会管理，形成了街道、社区、网格、驻街单位、各类志愿者之间的协同，构建了“街道领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多元互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四、网格化：“云”概念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运用
“云”概念及其在管理中的运用是个相当新、相当时尚的事情，目前基本仍局限在 IT 行业。然而仙林街道的同志已经开始自觉将其运用到基层社会管理中，这是非常可喜的。在他们的网格化社会管理中，1144 个三级“网格”每个都是信息的“触手”和“处理器”，四个“中心”每个都是信息存储和共享的“平台”。他们建立了“每日点评、短信互通，每周小结、简报通报，每月考评、公开排名”的机制实现信息在“云”中的全方位、无障碍流通；通过四个中心对信息集中梳理，对资源综合协调、统一调度，对问题与需求及时解决、有效满足，实现“云管理”的循环往复与可持续发展。这样做，有利于管理环节精细化、管理流程高效化，也有利于防止在网格化管理中出现新的条块分割。
（案例资料来源：童星：《社会管理的组织创新——从“网格连心、服务为先”的“仙林模式”谈起》，《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思考题】
1.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因是什么？ 2.如何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有机衔接起来？ 3.“仙林模式”的成功对深化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有何启示？
案例2 深圳城管外包为何引来害群之马
【引言】近两年，一些地方启动了城管外包的试点，将城管的部分职能如劝导流动摊贩、治理乱摆乱放等外包给物业公司或其他社会力量来打理。令人遗憾的是，多地“城管外包”都在实践中出现粗暴执法的情况，受到市民质疑，最后以被当地叫停收场。
【案例】
政府部门服务外包也就是从社会上购买公共服务，这本不新鲜，但城管服务外包却还比较少见，而且目前它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挑战和现实难题。
深圳城管服务外包的最初动因就是执法人手不足，目前深圳全市正式在编的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共1531人，与全市1500多万的实际人口相比，人手依然严重不足。最先于深圳西乡街道发端的城管服务外包，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创新之举而被推荐向深圳全市推广，2007年起，深圳市政府便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在全市配备使用城市协管员，并逐渐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西乡创新”模式最初还得到各方好评，但推广过程中出现了所谓“异化”。
深圳警方日前在开展“三打两建”活动过程中，打掉的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其成员就涉嫌利用城管协管员合法外衣，越权“执法”，大肆收取保护费，肆意敲诈小贩。而在此前，深圳就由于城管外包引发多起恶性事件而使城市管理者形象受到损害。
2011年9月9日22时30分许，龚波等人驾驶标有“南山城管”字样的电动车，对被告人赵某强的烧烤摊档进行清理。工作中，龚波将被告人烧烤摊掀翻。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其间赵某强用刀刺死龚波。事发后，为此龚波家属向街道办提出包括赔偿费、帮其遗孀找工作、给予龚波“烈士”称号等一系列诉求。龚波一度被渲染为英雄。
2012年7月10日，赵某强刚刚被判无期徒刑，但数日后，南山警方却宣布，龚波为涉黑团伙成员。警方破获案件时发现，龚波竟作为犯罪团伙骨干成员赫然在列。他们披着城管协管外衣，对辖区商贩大肆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该新闻引发热议，众多网友表示震惊。
“实在想不到，在深圳那么先进的城市，政府部门的人竟然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日前，当得知以前一再欺负自己的辖区城管竟然因为涉嫌黑社会组织而被警方抓捕调查之后，56岁的小贩胡先强对此深感震惊。
公开的资料显示，黑社会团伙头目张强与汇运丰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利用该公司物业管理资格，采取“围标”等方式竞标到粤海街道的城管外包业务。2010年4月，粤海街道与该物业公司签约取得清理乱摆卖的权力后，该公司20多名“马仔”开始对粤海街道辖区的商贩收取保护费。
事实上，街道办显然对这支以张强为首的队伍失去了控制，更何况这是一支带着使命寄居进来的涉黑势力。在监督缺失的背景下，这些身穿迷彩服、脚蹬“城管”车的城管协管员，开始在当地为非作歹。每月2000来元的正规收入，不是涉黑团伙想要的“菜”，这支20多人的队伍，借城管之名，大肆驱赶小贩，霸占摊位，向摊贩收取“保护费”，攫取非法利益。而当地老百姓，也将这些身穿迷彩服的壮汉看成了城管执法队员，要么按月缴纳一笔保护费，得以在协管员的庇护下从事乱摆卖，要么就赶紧收摊走人。许多没有选择权的小生意者，只得忍气吞声地逐月缴纳数百至千元不等的保护费。
针对上述情况，近日深圳市城管局法制处处长冯增军对外作出回应，深圳市城管局将在两周内出台新政策取消城管服务外包。冯增军表示，今后深圳市将以街道的名义从正规的保安公司挑选一部分人员纳入执法队，对其培训后再上岗。同时，冯处长也表示，该类人员作为协管员执法时一定会有正式的执法队员在场，以保证执法公正、严明。
问题的要害在于，在当前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下，城管系统是否有能力搞好外包？从深圳城管服务外包出现的“异化”来看，还是招标及监督和约束出现了重大漏洞。深圳外包来的协管员本无执法权，只能通过告知、提醒、劝导“六字诀”协助实施城市管理。但“六字诀”异化为越权执法、欺行霸市，则明白无误地表明，对于所授出的权力的监督和规范出了大问题。而如何在机制上予以补救，则成为城管服务外包能否健康持续下去的关键。
就当前城管系统给人的普遍印象看，城管的服务外包必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而舆论其实来源于现实中城管的所作所为。哪怕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妖魔化城管，有关部门所能做的，也只能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为自己正名。
【思考题】
1.何为公共服务外包？有无国际或国内经验可以借鉴？
2.从行政职能角度分析，“城管外包”为何被叫停收场，对于公共服务市场化有何启示？
3.从政府职能转变来看，城管服务外包是否可行？应如何实行？
案例3 广场舞大妈与居民的持续摩擦如何降温？
【引言】十八大过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掀起了新高潮，各类文化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例如广场舞扰民问题。多地广场舞大妈与广场周围居民的摩擦持续升温，政府部门能否妙手回春，将广场舞引入社会主义文化规范建设的正轨？这个问题看似只是市井生活中的一个微小矛盾，却是对政府处理特殊事件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
【案例】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广场舞是当下市民闲暇时间增长，健身、交流等诉求增加的一种自发行为，是在群体舞蹈、体育锻炼等形式下形成的小众文化，对于社区和谐、中老年人健康均有益处。市区广场舞多是临时组织，其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广场、公园等距离居住、机关等区域较远的公共场所开展，由组织者落实音响设备，市民自愿交纳一定费用形成的流动性强、集聚性强的组织形式，由于距离较远，干扰较小；二是在居住区附属绿地、宅旁广场以及社区周边空地开展，由组织者自愿提供音响设备，社区内邻里间形成的流动性弱、集聚性弱，队伍多、人数少的组织形式，鲜见收费现象，由于分布于住宅等区域周边，干扰大，投诉现象多，极易造成广场舞冲突。
一、广场舞文化引热议：大众还是低俗？
近年来，在中国的城市农村、大街小巷，广场热舞现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跳的人自得其乐，不跳的则大多嗤之以鼻。跳的人认为，广场舞能让他们结交朋友、锻炼身体、排遣寂寞，是一种新颖的集体活动形式，一种新的大众文化；旁观者认为，广场舞播放的音乐多为网络神曲，缺乏美感，噪音极大，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并且广场舞大妈为了捍卫她们跳舞的权利做出的事也近乎疯狂，这种缺乏理性、不考虑他人感受的集体活动实在难以引起他们的认可和好感，也难怪他们将广场舞看作低俗文化。
港媒则称：“大妈广场舞是反体育的体育，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猥亵，我们该提倡的是乱哄哄的低俗表演，还是健康多元的力与美追求？相信中国体育文化、体育氛围、体育产业、体育信仰真正成熟建立的那一天，广场舞作为特殊时期的怪胎会永远尘封在历史的阴暗角落里。”部分网友则痛批港媒小题大做，认为体育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实在不必把广场舞和信仰缺失联系起来，也不必因为几个害群之马就把整个群体抹黑，许多跳广场舞的队伍还是很有秩序的。
一时间真理难辨，广场舞发展至今，受众之广、势头之猛却又不容小觑，并且它是以潜移默化的文化形式深入许多人内心，直接用强制手段遏制管理肯定是不行的，政府只能先搁置争议，从技术层面着手处理。例如，2014年第二届上交会上，复旦大学科学家表示已成功发明出广场舞噪音“逼停神器”——有源定向扬声器，它能把声波控制在特定区域内，在这个区域内的声波很强，而出了这个区域，声波就会很弱，甚至没有。
二、居民抗议广场舞噪音：从无奈到极端
广场舞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但也影响了广场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由于音乐声音过大，全国各地曾出现过各种抵制广场舞的行为。2013年3月，南京雨花南路邓府山村小区，广场舞活动场地被泼粪。2013年11月，郑州郑汴路与未来路交叉口一小区，跳广场舞大妈遭到居民泼水警告。
2014年3月29日傍晚时分，和往常一样，温州市中心去松台广场上歌舞升平，成群结队的大爷大妈们从四面集结而来，散成几个方阵，随着音乐跳起舞步。突然，在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后，松台广场上空不断地回荡着一段字正腔圆的男声：“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声音是从松台广场对面新国光商住广场C幢4楼平台发出的。平台上架了6个大喇叭，正对着松台广场。从当天下午2点开始，“警告声”一直播放到傍晚5点多。一些广场舞大妈实在受不了了，陆续打道回府。
其实这也是业主的无奈之举。“新国光大厦”小区建成十余年了，以前跳广场舞的人少，没想到近两年来愈演愈烈。小区业委会主任吴先生说，“从早上6点左右开始，到晚上10点多结束，多的时候几百人在跳，业主们苦不堪言。”
一位业主说，今年他的儿子要高考，但是家里太吵，去年底他就把孩子送到了姐姐家，让孩子安静地复习。
为了避免近距离的纠纷，业主们想到了“远程音响对抗”。2013年10月，在业委会的牵头下，新国光商住广场600余位住户一起出钱，凑了26万元，买了一套扩音设备“还击”广场舞音乐。这套设备叫做远程定向强声扩音系统，可以把声音集中到一个方向远距离传播，并保持足够的声压强度。这么专业的设备，一般是用来强声驱暴、灾害事件（地震、洪水等）指挥调度的，很少有私人会买。
事件的结果是居民成功逼退了广场舞大妈。2014年3月31日，鹿城区委宣传部门已召集相关部门举行“广场噪声”协调会，确立以公安牵头，环保、行政执法、市公园管理处、街道等部门为主体，成立联合执法行动小组，各部门派专人在广场内巡查。3月31日下午，新国光业主委员会拆除了这套“远程定向强声扩音系统”，宣告这次“反击战”取得初步胜利。
但众所周知，在全国各地，广场舞大妈与居民的战役都是持久战，更有业主采取极端行为对抗广场舞而触及刑法，这类摩擦何时是个头？
2014年4月中旬，北京一物业公司在广场上撒下大量的渣土碎石，以对抗每晚来这里跳广场舞的人群。时值5月末，高考在即，广场舞噪音让一些考生家长很心烦。由于接到不少业主关于“广场舞扰民”的多次投诉，武汉市汉阳区新长江香榭琴台小区物业公司要求舞群暂歇或者另外选址，却遭到对方的拒绝，无奈之下只好在广场上拉起了百余米长的铁丝网，以阻止跳广场舞。但仅过了两天，舞迷们剪断并挪走了铁丝网，再次“占领”广场。
据媒体报道，2014年5月，广西北海市发生一起相关案件。一名年轻男子与家人发生争吵后，觉得广场的跳舞音乐太吵，持刀砍伤3名正在跳舞的市民。此前，2013年8月，56岁的北京市民施某在与广场舞大妈发生争吵后，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发泄，还放出自己饲养的3只藏獒冲散跳舞的人群。施某后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获刑6个月。
三、政府执行力遭质疑：“公约”成摆设
2014年1月，“高音炮”对抗事件中的广场舞队伍就与鹿城区相关部门签订了《XX广场文明活动公约》，对于广场文化活动在场地、时长、时段、音量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公约签订后一周内，天天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来检查，拿着分贝仪测试，不过，一周后，工作人员却无影无踪了。待到三月底“高音炮”事件一出，他们才再次出动。政府执行任务挑日子，这种“选择性执法”的现象不禁令人怀疑其“为人民服务”的诚意，缺少诚意，执行力自然低下，公约便成了一纸空文。
区政府人员表示，公约执行过程中确有很多困难。一方面，公约本身不具法律效力，即使有人违反公约，惩处力度很弱；另一方面，执行过程中的“取证环节”也遇到了较大困难，往往执法人员一到，广场舞团体就把声音调小，执法人员一走，声音又调高了。
3月29日事发，4月1日区政府就召开了专题研究会，提出多项整治措施，如：使用场地登记制；在广场周围设置分贝仪和电子显示屏，方便广场舞团体自律，也方便周围居民监督；探索大型广场使用音响由政府掌控的办法等等。鹿城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松台广场的这次噪音治理为契机，专题研究广场文明管理长效机制，并逐步向其他广场、公园、住宅区等公共场所进行推广，从而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效能。
事发不到三天时间，政府就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应该肯定政府的高效率，但由于《公约》执行情况的前车之鉴，加之新对策无疑比之前更需要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对于新对策的执行效果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站在和广场舞斗争多年的受害者角度，业主们给政府部门提了个建议：最好将广场分成不同的区块，跳广场舞的、唱卡拉OK的都在各自区块活动，由公园管理部门按规定的分贝数统一播放音乐。市民可以提供播放的内容，但不能自带音响。
吴先生说，对抗不是目的，他们只想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寻找一条科学合理的解决途径。“如果解决不了，那以后他们放，我们也放。”
四、地方政府的关注：试点及专项整治
广场舞等社会生活噪声扰民现象，引起了部分地方政府部门的关注。据媒体报道，2014年4月，成都人民公园购买了100个无线调频耳机，让广场舞的团体戴上耳机跳舞。但还不到一月，试点就匆匆结束。有跳舞者表示，市民认为跳舞讲究的是气氛，不把音乐放出来，对着空气起舞，感觉“太奇怪”。
四川省社科院教授胡光伟表示，因为耳机数量、费用问题，以及人们追求广场舞的氛围等原因，“无声广场舞”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还是需要政府颁布一份地方性的法律法规，确定广场舞是否扰民的最高分贝，对各广场舞区域进行强力的监管。
广西南宁警方表示，于2014年5月22日至10月31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会生活噪声专项整治工作。警方将按照先教育后处罚的原则，对屡劝不止、民众反复投诉、社会反映强烈的社会生活噪声违法行为，拒不服从和不按要求整改的单位和个人，可依法暂扣涉案物品、传唤单位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到公安机关进行询问，并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南宁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从重处罚。
（案例资料来源：改编自《还击广场舞两天 温州高音炮被拆除》，《新京报》2014年4月3日A21版）
【思考题】
1.广场舞争端的根源是什么，反映了社区治理的哪些问题？ 2.本案例对政府提升执行力有何借鉴和启示？
3.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广场舞问题，达到双赢的效果？
第六章政府一、政府概述(一) 政府的含义古义：处理政务的办事机构现义：广义：与国家元首、国家立法、国家行政、司法机关所构成的国家机构中义：在单一制国家，中央到地方整个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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