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社会党走向欧洲的漫漫长路_保加利亚是世界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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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社会党：走向欧洲的漫漫长路
[荷]玛利亚·斯皮诺瓦著 冯瑾编译
自1989年以来，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继承党，保加利亚社会党对该国的政治和决策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与其他大多数东欧国家不同，保加利亚社会党赢得了1990年6月本国的第一次民主选举。继1991年以微弱的劣势失败后，该党在1994年再次获得了选举的胜利，直到1997年作为执政党完全失去声誉之后，保加利亚社会党才陷入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然而，在2005年的大选中，它又一次成为最受欢迎的政党。尽管保加利亚社会党仅在1990—1991年、1994—1997年以及2005年6月大选后得以执政，但它还是1993—1994年间贝罗夫政府的关键支持者，并参加了2001年萨克斯—科堡—戈塔政府。因此，在保加利亚的政党政治、政府决策和改革努力中都留下了保加利亚社会党的深刻印记。
20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保加利亚社会党之所以能够主导国家的政治进程，主要是因为如下几个因素：旧政权的性质、1989年之前缺少有影响力的反对力量和在民主转型时期反对力量较为弱小、在民主转型期间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改名后所选择保持的组织连贯性。而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导地位的持续也使它能够不改变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的立场。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保加利亚社会党继续对市场改革与加入欧盟和北约组织持保留态度。只有在1997年大选和随后的改革惨遭失败后，它才开始倡导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支持亲欧和亲北约的外交政策。这种意识形态转变得到了欧洲社会党的积极支持和鼓励。由于这种转变，到2008年，保加利亚社会党逐渐被认为是一个民主的中左翼政党。2003年和2005年，它分别成为社会党国际和欧洲社会党的正式成员。
保加利亚共产党/社会党与保加利亚的民主转型
在东欧国家中，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权对苏联最为忠诚。保加利亚的政治制度完全效仿苏联，从未尝试过建立“民族的”共产主义政权或是以任何方式挑战共产党的教条。保加利亚共产主义政权是“世袭的”，这意味着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他们通过镇压和庇护主义的收编来压制政治反对派。结果，在转型时期，反对执政党的力量依然微弱，共产党政权拥有广泛的支持。
在保加利亚，政治异议的确非常有限。1946到1947年间，保加利亚共产党开始运用公开审讯和其他非法律手段来镇压一切反对派。属于其他政党的政治反对派，包括那些早期同情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参加过反“法西斯主义”政权的“祖国阵线”的政治反对派，都被送往劳改营和其他的拘禁所中。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遭到审判和监禁。20世纪80年代，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地位仍旧非常牢固并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还是“布拉格之春”都未对政权的稳定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
除了对反对派的政治镇压外，保加利亚政权的稳定还可归因于其他几个因素。保加利亚与俄罗斯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878年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这使得保加利亚与苏联的亲密关系成为一种“自然的”和被认可的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保加利亚政权能够为人民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这缓解了社会紧张，进一步阻碍了反对派的发展。然而，这些福利计划花费昂贵，国家的经济发展难以承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中期，保加利亚与苏联的亲密关系在许多方面成为国家发展的不利因素。当时，整个国家遭受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状况越来越明显——食物与能源的短缺伴随着民族关系紧张的加剧，使政权的国内合法性陡然下降。然而，只要保持国家经济稳定，政权还可以继续获得支持。在当时的状况下，要实现这一点，只有依靠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然而，1985年以后，苏联拒绝向日夫科夫政权伸出援手，反而督促保加利亚进行政治改革。
在1987年7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日夫科夫开始尝试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事实 上，七月全会提出的改革比苏联“有限的政治和经济多元化”更加深入与广泛，不过这些改革被一些人视为日夫科夫维护权力的又一种尝试。然而，改革不仅使索非亚与莫斯科关系进一步紧张，而且到1989年年中由于国内日益增加的政治压力，改革已不能再维持原有的形式。
1989年，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内的少数民族土耳其族，而不是支持民主的群体。几十年来，保加利亚共产党一直对国内土耳其族实行同化政策。这一政策在1985年夏强迫土耳其族人改为保加利亚姓名时达到高潮。四年后，秘密的 “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土耳其族人举行了公开抗议。当一些运动被暴力镇压下去时，引起了国际的愤慨和国内的批评。甚至那些一直保持沉默的保加利亚族知识分子也开始要求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保加利亚政府的回应是允许土耳其族人离开本国前往土耳其。事实上，这是一种强迫移民，而不是一种真正的选择。到1989年年中，大约有50万土耳其族人离开保加利亚前往土耳其。这导致了保加利亚经济与政治的严重危机，加速了已在酝酿中的改革压力。
到1989年，新生的反对派组织对政权几乎不构成什么挑战。尽管1988年开始出现一些反对派，但它们的组织不够严密，也缺乏一致的纲领。其中最知名的是环境组织“生态公开性”独立联合会和“保加利亚支持公开性和改革俱乐部”。它们成立于1989年夏秋季，但它们所施加的改革压力却无足轻重。
改革的另外一些压力来自于保加利亚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力量也非常有限。1989年春，保加利亚作家、记者、演员等专业组织把年会当作表达对国家发展不满的机会。他们认为，这些发展缺乏苏联的“新思维”和公开性改革。
尽管这些抗议单个来看难有作为，但一旦它们结合起来，便开始向保加利亚共产党施加改革的压力。作为回应，1989年11月10日，保加利亚共产党内的改革派迫使日夫科夫辞职。彼得·姆拉德诺夫接替了他的位置。几个月之后，改革派占据了高层职位。党内的“改革派”要求为政治犯平反，把经济、财政和政治的危机归咎于日夫科夫。他们愿意以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与“新思维”方式开放体制，却不愿对民主化作出任何郑重的承诺。他们准备将现有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自由化，却不打算质疑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或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因此，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已在实施的激进改革在保加利亚似乎不太可能展开。
然而，民主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一些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被取缔的政党——例如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又重新成立，新的政治组织也陆续成立。1989年12月7日成立的“民主力量联盟”以联盟的形式联合了大多数反对派力量。1989年12月14日，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修订了保加利亚宪法，取消了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这样，至少从形式上有效地结束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
1990年1月至5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与反对派举行了圆桌会议，旨在建立向多党选举转型的基本准则。保加利亚共产党与民主力量联盟是主要的谈判伙伴。民主力量联盟因此获得了合法性，保加利亚共产党在民主转型中的地位也得到了保证。圆桌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推行保证人权的宪法修正案，解散生产单位中的共产党组织，实行军队、警察、法院和外交核心的非政治化。它们还为第一次民主选举作好了准备。在这些圆桌会议上，保加利亚共产党处于主导地位，从而确保了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决定，例如使用混合选举制度和尽快举行选举。尽管民主力量联盟抗议说这两项决定不利于新成立的反对派，但是选举仍然于1996年6月举行。
同时，保加利亚共产党自身正在经历着变革。与匈牙利社会党等东欧其他继承党不同，保加利亚共产党并未正式解散，而仅仅是改变了名称和党员的登记文件。1990年3月，保加利亚共产党要求党员参与关于改变党名的投票，以此表明他们与党的联系。在86%的投票者支持下，保加利亚共产党决定以“社会党”替代党名中的“共产党”。这场投票也为党员数量的迅速减少提供了证据。从1989年11月到1990年4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失去了超过1/4的党员。但由于仍拥有72·6万名(为1989年党员数的73%)党员，保加利亚社会党依然是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新的”保加利亚社会党于1990年4月注册。
由于决定保持与原保加利亚共产党之间的组织连续性，保加利亚社会党比其他新政党具有更 多的组织优势。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保加利亚社会党受益于它的全国组织结构。到2003年，像东欧地区的其他继承党一样，保加利亚社会党仍然是国内组织最为完善的政党。此外，保加利亚社会党还继承了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巨额财产，即使放弃其中一大部分，仍然为该党提供了最好的支持。
1997年前的保加利亚社会党：道貌岸然者
由于在国家政治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和党员的保守主义特点，保加利亚社会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并不是被迫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欧洲式的社会民主政党。在改名后，保加利亚社会党就开始自 称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但其政治纲领仍具有强烈的反对改革因素，并且对欧盟和北约采取了暧昧的外交政策立场。
1995年保加利亚社会党党纲开篇中的一段话明确地表明了它的精神：“保加利亚社会党致力于创建一个和平、自由、民主和公正的保加利亚社会，保证所有公民的权利、福利和更高的生活质量。这是我们社会党对于社会的理解，是我们国家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改革的结果。”
这一纲领还直接反映了保加利亚社会党在外交政策立场上的模棱两可性。保加利亚既需要融入欧洲，也需要维护和发展“与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优先关系”，同时是否加入北约组织应该 由全民公决来决定。然而，保加利亚社会党却在许多场合中公开反对保加利亚加入北约组织。
1991年保加利亚社会党选举政纲也表明了类似的趋势。它的主要内容是强烈的国家社会主义，包括国家通过物价控制干预经济；设定最低的失业水平；对劳动市场和住房市场的管制；温和的民族主义；公开拒绝将私有财产归还给1944年以前的所有者；维护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同时加强与欧洲的联系。
当时，这些思想也符合保加利亚社会党支持者的想法。对1994年保加利亚社会党支持基础的一项研究表明，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典型支持者 反对自由市场思想、坚持反西方的外交政策立场，这些人年龄较大、生活在首都之外。与普遍的看法相反，这项研究没有找到对以下看法的证明：社会党吸引的是那些由于转轨而遭到社会和经济伤害的人。事实上，保加利亚社会党拥有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连贯性的选民基础，他们相信保加利亚社会党所宣称的原则，甚至比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官方立场更加“后退”。
1995—1996年的维德诺夫政府的政策也反映了类似的思想。维德诺夫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混合”的经济体制：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同国家干预的结合。这种体制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维护旧政权的社会福利制度。私有化的进程非常缓慢。虽然1991年的《私有化法》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提供了法律框架，但许多大型和不盈利的企业并未私有化。由于担心增加失业，政府不愿关闭那些失去生产能力的国有企业。大多数企业缺乏偿还债务的资金，又加速了这一状况的恶化。1995—1996年，国有企业的坏账逐渐堆积，这一状况使1996年的银行系统面临崩溃的境地。随着2/3的银行破产，保加利亚的货币列弗大幅贬值。到1996年下半年，列弗已经贬值600%以上。尽管国际金融组织以关闭这些企业为条件为保加利亚提供了贷款，但政府依然动作缓慢。在1996年政府承诺关闭的64家国有企业中，事实上仅有5家被关闭。
1996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1996—1997年冬天的群众抗议和保加利亚社会党政府的垮台。内阁宣布解散，经过协商后组建了过渡政府并举行了提前选举。由于反对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97年6月大选成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的转折点。选举表明，20世纪90年代早期保加利亚社会党的支持基础急剧下降，社会党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
在从1990年到1997年的选举中，保加利亚社会党一直努力把自己塑造为一个代表保加利亚民主左翼的合法政党。方法之一就是与其他政党 建立选举联盟。事实上，保加利亚社会党仅在1990年独自参加了竞选。1991年，保加利亚社会党与九个小党结成了选举联盟。这九个政党都不是有力的竞争者——联盟中最受欢迎的劳动祖国党在之前的选举中仅得到0·6%的选票，没有一个政党呈现出长远的潜力。事后来看，这种联合策略是“匆忙作出的”选择。据时任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的利洛夫所言，正式的动机是联盟伙伴“目标的联合”，即“保护民主与公民和平”。当然，从直接的选举支持贡献角度来看，选举联盟没有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带来任何选举好处。但是，每当“民主力量联盟”和“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宣称保加利亚社会党是共产党的继承党因而不合法时，选举联盟就为社会党提供了一种合法保护。与其他“民主”政党的联合使保加利亚社会党作为民主进程的平等参与者而获得了合法性。然而，在接下来的选举中，1991年的联盟伙伴没有一个加入保加利亚社会党领导的新联盟中。
劳动祖国党是一个公开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它加入保加利亚社会党的联盟表明了当时保加利亚社会党立场的另一特征：民族主义论调。由于没有与过去明确决裂和20世纪80年代保加利亚共产党公开的民族主义政策，保加利亚社会党似乎自然会在党纲中保留一些民族主义因素。于是，与公开的民族主义政党结盟并不是保加利亚社会党对自身立场的背离。事实上，保加利亚社会党已经公开提及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问题。因此，这种合作之所以成为现实，恰恰是因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维护1989年前的认同，而不是缺乏这种认同。
此外，不应忽视的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保加利亚社会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仍然非常不确定。随后，“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进入政治和政府，使得这一时局变得模糊不清。事实上，与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相比，保加利亚经常被称作是民族稳定的孤岛。然而，在土耳其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地区，大量保加利亚人进行群众抗议，尽管保加利亚共产党在1989年底取消了强迫土耳其人改名的决定，但整个国家的“民族状况”依旧紧张，并且民族主义的后冲力严重威胁到了国家政治的稳定与和平的民主转型。虽然以和平的手段控制了局势，但是民族主义情绪继续升温，尤其在1990年“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通过选举进入议会后。由于渴望从这种大众情绪中获益，1991年保加利亚社会党同劳动祖国党结盟，但1992年保加利亚社会党的议员在宪法法庭上质疑了“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的”合宪性。
但是，社会党人的民族主义立场很快被政治私利所取代。1991—1994年期间，保加利亚议会中只有三个政党。1992年底，当民主力量联盟政府垮台时，“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和保加利亚社会党成为可能的联盟伙伴。“令许多观察家惊愕的是，保加利亚社会党—‘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形成了默契的立法联盟，使贝罗夫政府维持了两年之久。”随着“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巩固了在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地位，并且面对邻国南斯拉夫的大屠杀也大大降低了民族主义论调，两者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更为确定。这一合作结束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保加利亚社会党的民族主义倾向。尽管这十年里仍然有较弱的民族主义倾向，但却再也回不到1991—1992年间的论调或者1991年与劳动祖国党的联合了。
1994年，社会党又一次成为保加利亚最受欢迎的政党，当然也不再需要外部的帮助来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了。尽管这样，在不断追求自身在政治体系中的合法性时，保加利亚社会党与另外两个政党成立联盟：农业党派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和由民主力量联盟分裂出来的环保政党、被称为政治俱乐部的“生态公开性”独立联合会。在这些选举中，保加利亚社会党的行为表明了意识形态的某种一致性，并且“生态公开性”独立联合会与保加利亚农民联盟都是与保加利亚社会党拥有类似政策目标的左倾组织。此外，它们都比保加利亚社会党1991年的联盟伙伴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更强大的组织。从那时起，保加利亚社会党始终把左翼当作自己的政治盟友。
然而，尽管受到大众的欢迎，保加利亚社会党在1993—1994年间还是出现了正式的分裂。保加利亚社会党令人关注的特征之一是，它是保加利亚政党中唯一一个提供“意识形态政治纲领”或是发展内部成员派系的党。其中一个派系是由亚历山大·托莫夫领导的公民联盟。由于表明了与保加利亚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不相容性”，公民联盟于1993年脱离了保加利亚社会党。尽管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但是此举最终促成了1997年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的成立。虽然欧洲左翼党成功进入议会后仅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但仍是左翼政治领域中保加利亚社会党唯一的竞争者。
据欧洲左翼党领袖所言，在他们最初决定脱离保加利亚社会党时，后者在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许多问题上的立场是“怀念旧政府、期望价格控制、控制银行部门等”。相反，托莫夫周围的政治家具有改革和亲欧洲的倾向，对他们而言，保加利亚社会党的政策立场是站不住脚的。
1997年，新政党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宣称要联合保加利亚“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明确把自己与保加利亚社会党区分开。除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叛党者外，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的党员还包括更多的社会主义党的叛党者以及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中的一派。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以前是民主力量联盟的一部分，但直到那时才能对保加利亚社会党构成明显的威胁。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试图代表“第三条道路”——无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保加利亚政党体系中。在社会问题上，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的立场明显为左翼或中左翼，但其外交立场却支持欧洲一体化和加入北约组织。
直到1997年6月大选，保加利亚社会党一直处于极端的混乱之中。它的政府由于经济危机而声名狼藉，它本身由于一些年轻、受欢迎的领袖背叛而遭到削弱。这是1990年以来它第一次成为中左派选民的挑战对象。尽管保加利亚社会党寻求更多的联盟盟友，但却没有能力吸引住他们。在他们看来，与保加利亚社会党结盟就好像是一种选举劣势。因此，保加利亚社会党联合了1994年联盟的盟友，参与“预先决定的选举”。怀着对1996—1997年经济危机的“内疚”并受到各种保加利亚社会党领导层与联盟内部斗争的困扰，该联盟在1997年选举中获得了约22%的选票和24%的议会席位。这是保加利亚民主史上保加利亚社会党的第一次明确而彻底的失败。
1997年以来的保加利亚社会党：返老还童
在1997年选举失败后，保加利亚社会党明显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组织上，保加利亚社会党都不得不迈上新的发展阶段。在政治上，保加利亚社会党需要屏弃一些“传统的意识形态”，代之以“社会导向的意识形态实用主义”；在组织上，它需要超越传统的支持群体，把所有社会群体纳入到党员和选举基础之中。保加利亚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重大建议之一是接受“资本主义”是一种正常的经济发展形式，而不是一种“罪恶”，把它的基本原则——例如私有财产权利——当作不可挑战的原则。另外，同样激进的变化是接受加入北约组织是国家发展的正常道路。然而，保加利亚社会党及其领导层并没有轻易地接受这些观念。经过与那些看不到这些激进改革的必要性的宗派进行艰苦斗争，在1998年的议会中，以格奥尔基·珀尔瓦诺夫为核心形成的务实派成功地控制了社会党。这些变化持续到2000年的议会。从那时起，保加利亚社会党一直努力把自身改造为一个欧洲式的社会民主党。它的选举纲领、新政治纲领所宣称的优先性以及选举政策和选举行为表明，它已经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党。到2005年左右，保加利亚社会党可以算作是一个欧洲式的社会民主党了。
保加利亚社会党承认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现实，这从根本上背离了其1994年纲领。在选举纲领中，它不再否定性地提及“资本主义”。同时，它的主要目标不再是确保国家在经济中的持续地位，而是确保所有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机会平等。此外，保加利亚社会党的竞选活动公开寻求吸引“小企业主”：不仅承诺提供更好、更有效的法律框架，而且还承诺降低税费。
在对外政策方面，保加利亚社会党的立场同样不同于1994年。这并不奇怪，因为保加利亚于2004年加入了北约，并且计划于2007年加入欧盟。因此，以加入而不是原则上反对加入北约和欧盟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再一次成为保加利亚社会党的目标。“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话语同样降低了调门。相反，为了符合欧洲的标准和政策，保加利亚社会党承诺确保“民族与宗教宽容”。总之，保加利亚社会党认为，它的纲领提供了一个“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择”。
在选举方面，保加利亚社会党继续维持广泛选举联盟的传统。2000年，保加利亚社会党发现了重新上台的可能：民主力量联盟政府变得非常不受欢迎；作为1997年主要的选举竞争对手，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内部出现了分歧，不可能成功地挑战保加利亚社会党。然而，保加利亚社会党的支持率仅有13%。为了扩大选举的支持，保加利亚社会党寻求并组建了一个最大的选举联盟。2001年初，19个拥有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政党和机构组成了“为了保加利亚联盟”。该联盟把自身定义为一个广泛的中左翼选举联盟，拥有统一的纲领，并且行动一致。在2001年的选举中，该联盟获得了17%的选票，即45个议会席位，但保加利亚社会党仅分得了其中的22个席位。
毋庸置疑，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党员和组织承担了“为了保加利亚联盟”的大部分竞选费用和工作。同样毋庸置疑的是，组建联盟所获得的竞选利益也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对于加入“为了保加利亚联盟”，保加利亚社会党党内存在许多不满情绪，因为地方的支部和党员对为其他政党的选举利益工作感到不满。保加利亚社会党辩解说，它的目的在于从意识形态上统一左翼政党和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
然而，就像在1991年一样，保加利亚社会党正在寻求合法性。但是，这一次合法性来源于国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一直特意致力于联合保加利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宗派。当时的保加利亚社会党相对而言仍然没有进行改革，因而被排斥在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之外。实际上，1997年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的成立得到了欧洲社会党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是可以团结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潜在“民主”中心。
然而，到1999年，保加利亚社会党公开决定支持亲欧立场。它成为欧洲社会党联合进程的一部分，并开始与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争夺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地位。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选举支持率的下降，因而使保加利亚社会党成为唯一可能的“联盟者”。然而，在这种联合的两个阶段上，先是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拒绝承认保加利亚社会党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后是保加利亚社会党拒绝除了按照自身主张之外的任何联盟。
于是，2001年，保加利亚社会党的策略是不仅要获得更多的选举支持，而且要获得欧洲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的承认。到2005年，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在选举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保加利亚社会党则终于恢复了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活力。欧洲社会党将精力集中在保加利亚社会党身上，并且在2005年6月大选前批准它为正式的成员。更加强大的地位使保加利亚社会党能够组建成员更少的联盟——它不再需要以前广泛联盟所赋予的有效性。它与其他七个政党签订了协议，因而有效地减少了联盟的规模和非社会党候选人的数量。最终，其他联盟盟友仅占据了联盟所赢得的85个席位中的4个。
由于加入欧盟是这一时期保加利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同欧洲和欧洲组织的任何联系都会塑造一个有远见的进步政党形象。因此，在2005年选举中，保加利亚社会党大肆宣传它与欧洲社会党的关系。当保加利亚社会党成为执政联盟的领导者时，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在2007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保加利亚社会党成为保加利亚唯一一个在选举名单上使用其欧洲联盟首字母缩写的政党。
结论
在过去的20年中，保加利亚社会党已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发展成为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然而，这一转型比东欧大多数国家晚了许多。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即在保加利亚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保加利亚社会党仅仅是进行了“部分的改革”，坚持那些不会被认为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由于在国家民主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保加利亚社会党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缺乏改革的可能性。保加利亚社会党发动并主宰了共产主义政权早期的自由化和后期的民主化。它还决定保持同原保加利 亚共产党的组织连续性，从而使其在体制内获得了比其他政党更大的优势。它在中左翼选票上也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直到1997年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成立时，才出现了真正的威胁；在此之前，保加利亚社会党不仅是唯一的“继承党”，也是唯一拥有意义深远的纲领和实践的左翼政党。在保守选民的支持下，保加利亚社会党几乎没有变革的动力。
在1994—1996年间，保加利亚社会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没有成功地提供一种社会导向的市场改革，从而完全失去了合法性，进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行了改革。它改变了自己的政策 立场、领导层和组织优先性，也改变了与欧洲社会党的关系。在选举方面，保加利亚社会党在大量小左翼政党和政治运动中保持了领导地位。于是，在国内现实和国际因素的推动下，保加利亚社会党在21世纪初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信息部。
[责任编辑：吕楠]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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