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不容否定_在企军转干部
在企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不容否定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在企军转干部”。
法律不容践踏，承诺不容背弃，法定身份不容剥夺（上）
——请尹蔚民同志“照镜子、正衣冠”
沪军
2009年6月25日，香港《凤凰周刊》发表评论说，军转干部上访已经与反腐和拆迁并列成为国内三大热点。在企军转干部依法维权上访至今已近20年，相当于两个*时间仍未解决，原因何在？起初，有关部门违反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肆意剥夺在企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引发在企军转干部依法维权上访。后来，为平息在企军转干部上访，掩盖其违法行政、渎职失职错误，有关部门又背离既定法律、政策规定，另起炉灶、另搞一套所谓“解困政策”，企图使其违法行政合法化，激其在企军转干部更加强烈的反对。现在，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新形势下，有关部门不但不对自己的错误做出深刻反省，反而欲故伎重演、玩弄新花招，企图使其剥夺在企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永久化，以逃避对其违法行政行为的追究，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发[2007]5号》明确指出：“保持政策的严肃性、连续性、稳定性，注意相关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明确规定的，要依法按政策抓紧解决„„要以是否依法按政策处理到位作为衡量信访事项办理质量的主要标准，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在企军转干部的诉求，有有关法律和政策的明确规定，有邓小平同志为“*”期间被错误复员处理的41万军转干部恢复法定身份待遇的光辉案例在前，有关部门没有任何理由不为在企军转干部恢复法定身份待遇。法律决定政策，政策决定身份，身份决定待遇，任何回避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任何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都是不能接受的。
一、“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
根据《现役军官法》第五十一条关于“军官退出现役后的安置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授权，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军转干部的政策。如：
《中发[1998]7号》规定：“军队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师、团职转业干部未安排相应职务的，分别享受当地市（地）、县级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军队转业干部退休时, 所任职务等级低于转业时原军队职务等级的, 按照与其原军队职务等级相对应的地方干部职务等级办理退休手续, 享受相应待遇。”
《中办厅发[1983]26号》规定：“复转干部均为国家干部，应统一由人事部门管理，他们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应同当地干部一视同仁。符合离休、退休条件的，按国家干部的有关规定办理”。
《国发[1975]170号》：“军队转业干部分配到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仍属国家干部。”
《中发[2001]3号》和《中发[2007]8号》都一再重申：“军队转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
因此，为在企军转干部落实法定身份待遇，是《国防法》第六十一条关于“接收转业军人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生活福利待遇、教育、住房等方面给予优待”赋予有关部门的法定义务。
二、在企军转干部法定身份非法院判决不得剥夺
《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人格尊严，包括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以及隐私权等。
《民法通则》第102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荣誉权，禁止非法剥夺公民、法人的荣誉称号。” 根据《军官军衔条例》第六条“现役军官退役的，其军衔予以保留，在其军衔前冠以‘退役’”，第三条“军官军衔是区分军官等级、表明军官身份的称号、标志和国家给予军官的荣誉”。这说明：退役军官的“军衔予以保留”，而军衔“表明军官身份”，标志“国家给予军官的荣誉”。
《军官军衔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军官犯罪，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或者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由法院判决剥夺其军衔。退役军官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剥夺其军衔。”这说明，只有法院才有权依法剥夺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
根据《现役军官法》第三条关于“军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组成部分”的规定，保留军衔的退
1役军官是军官的一部分，也“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办发电（2001）31号》等在退役军官并未犯罪，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或者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法院判决剥夺其军衔的情况下，无端剥夺在企军转干部法定身份荣誉，是违法行政。
三、有无法律授权是真假军转政策的试金石
《宪法》第九十条规定：“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现役军官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军官退出现役后的安置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立法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超越权限的”，“应当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有关部门超越权限发布的所谓《劳办发[1993]78号》、《中办发电（2001）31号》和《人发〔2002〕82号》、《中办发〔2003〕29号》和《企转组（2004）1号》、《企转组（2005）2号》《企转组（2006）1号》等违反了《宪法》第九十条、《现役军官法》第五十一条和《立法法》第八十七条上述规定。
四、“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一律无效
《立法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应当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剥夺在企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的始作俑者——《劳办发[1993]78号》转发深圳市《关于企业取消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若干问题的意见》，与其上位文——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令第103号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关于“企业录用退出现役的军人、少数民族人员、妇女和残疾人，法律和国务院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相抵触，因此是无效的。
《中办发电（2001）31号》否定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既与之前发布的《中发[1998]7号》和《中发[2001]3号》等上位文件相抵触，也与之后发布的《中发[2007]8号》等上位文件相抵触，公然以部门文件或临时机构文件挑战国家顶级文件关于军转干部的政策规定，违反了《立法法》第八十七条规定。
五、“不溯及既往”是中外通行法律准则，不容践踏
“法不溯及既往”是一项基本的法治原则。通俗地讲，就是不能用今天的规定去约束昨天的行为。美国1787年宪法规定：追溯既往的法律不得通过。法国民法典规定：法律仅仅适用于将来，没有溯及力。在我国，“法无溯及力”同样适用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方面。
法律的溯及力，即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法律颁布后对它生效以前的行为和时间是否适用的问题。适用，该法律就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该法律就没有溯及力。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意为任何法律规则不得适用其生效之前的行为，它是得到世界各法系普遍承认的一项法律原则。它告诉人们，任何社会成员只要依据法律和政策行事，其便有权期待、信赖获得法律和政策规定的积极效果，这种信赖是正当的，不应因法律和政策的变更而失去保护，新的法律和政策不能剥夺社会成员基于原有法律和政策而产生的正当信赖。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应用举例如下：
1、《刑法》第1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之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
2、《民通意见》第196条。1987年1月1日以后受理的案件，如果民事行为发生在1987年以前，适用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政策„„
3、《票据法、担保法通知》第3条。对在两法施行前的票据、担保行为，应适用行为发生时的有关规定。
4、《合同法解释
（一）》第1条。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
5、《担保法解释》第133条。担保法施行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
6、公司法解释
（一）》第1条。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因此，把2001年以后发布的《中办发电（2001）31号》和《人发〔2002〕82号》、《中办发〔2003〕29号》和《企转组（2004）1号》、《企转组（2005）2号》《企转组（2006）1号》等强加于2000年以前转业的军转干部头上，违反了“不溯及既往”的法律原则。
法律不容践踏，承诺不容背弃，法定身份不容剥夺（中）
——请尹蔚民同志“照镜子、正衣冠”
沪军
六、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宪法》第五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国发〔2005〕23号》规定：“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及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政策规定相抵触的部门或行业文件，一律不得执行”
2013年2月23日，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
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强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改革的试验区“既要有灵活度，但同时也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改革当中既要先行先试，还要依法办事”。
2000年9月28日发布的《国办发[2000]64号》转发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基本规范（试行）》第1条第3款虽然规定：“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企业不再比照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也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行政级别确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待遇，实行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管理办法。”但是，其第4条第20款明确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确定劳动关系”。而《劳动法》第14条规定：“„„退出现役的军人的就业，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这说明，即使国企改革或人事改革也不能凌驾于《国防法》、《兵役法》、《军官法》和《劳动法》等以及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政策规定之上，“三个不再”不应成为剥夺在企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的依据。
七、国家与退役军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单方面废止或篡改
《现役军官法》第三条第2款规定：“军官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与其职责相应的地位和荣誉。”
《兵役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军官退出现役后，由国家妥善安置。”
《国防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国家妥善安置退出现役的军人┅┅接收转业军人的单位，应当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在生活待遇、教育、住房等方面给予优待。”
《中发[2001]3号》指出：“军队转业干部为国防事业、军队建设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
江泽民同志说：“军队转业干部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优待；军转安置办法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进行改革，但不管怎么改，对军队转业干部还是要‘包’下来”。
胡锦涛指出：“要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上保证军队转业干部，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荣誉，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三代领导集体对军队转业干部的政策没有变。”
习近平同志说：“我们党的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也是承前继往的事业；历史不能割断，过去不能忘记。„„对老同志尊重、关心、照顾的政策永远不能变。”
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指出：“军人退役安置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国家”；“无论是就业安置、给地屯田，还是货币补偿、政策优惠，都是国家采取的、由政府埋单的经济保障措施”。
国家与退役军官之间的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关系，依据上述法律、政策规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而确立，非因法律事件不能解除。退役军官依法履行的国防义务，是国家依法享有的权利；国家依法履行的安置保障义务，是退役军官依法享有的权利。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国家不能只行使权利而不履行安置保障义务；退役军官不能只履行国防义务而不享有权利。退役军官的法定身份待遇，不是国家的恩赐和照顾，而是他们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是他们忠实履行保卫共产党执政地位，保卫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宁的法定职责和义务而应得到的权利。国家对退役军官肩负的安置保障责任和义务是不能转嫁或转让的，不管怎样改革，对计划分配到企业的退役军官的安置保障责任和义务在国家而不在企业。国企改革界定的是国家和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关军转法律和政策规定界定的是国家和退役军官的权利义务关系，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关系，怎么可以借口国企改革，推卸国家对退役军官承担的法定责任和义务？！
国家和军官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关系，高于一般合同关系和社会信托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消亡的条件只有2个，一是国家灭亡了，二是退役军官死亡了。国企改革或者国家干部制度改革，都不能成为国家推卸对退役军官的法定义务的借口。只要国家还在，只要退役军官还在，这种法律关系就存在，国家对退役军官的法定义务就不能赖账。为了特别强调这一点，《现役军官法》
第三条第3款特别规定：“国家依法保障军官的合法权益。”
八、军地有别，血浓于汗，同身份同待遇
《现役军官法》第三条第2款规定：“军官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与其职责相应的地位和荣誉。”
《中发[2001]3号》指出：“军队转业干部为国防事业、军队建设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
毛泽东指出：“要本着军地有别、血浓于汗的精神，做好复转工作。”
邓小平指出：“军队流的是血，老百姓流的是汗，对转业干部地方要承担起来，把他们安置好。” 江泽民同志说：“军队转业干部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优待；军转安置办法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进行改革，但不管怎么改，对军队转业干部还是要‘包’下来”。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在第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草案）的说明》中强调指出：“军人承担着特殊的义务，军人职业具有危险性、牺牲和奉献性。为了祖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广大官兵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家庭幸福，许多军人不惜流血牺牲。”迟浩田同志上述讲话注释了为什么“军地有别、血浓于汗”，为什么“军队流的是血，老百姓流的是汗”，为什么军转干部 “应当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
这一切都说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的有关军转干部身份待遇的规定，是基于其“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而不是基于其是在1998到2000年间还是在1998年以前转业，更不是基于其转业后是到机关还是到企业工作。因此，有关部门无端剥夺在企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是非法的、毫无道理的。
法律不容践踏，承诺不容背弃，法定身份不容剥夺（下）
——请尹蔚民同志“照镜子、正衣冠”
沪军
九、对退役军官不能如此歧视、不公平
《现役军官法》第三条第2款规定：“军官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与其职责相应的地位和荣誉。”《中发[2001]3号》指出：“军队转业干部为国防事业、军队建设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军队转业干部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优待”。然而实际上，在企军转干部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优待，而且受到人格践踏和不公平对待，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如：
1、建国前军转干部“国家养起来”，2000年后军转干部“国家包起来”，介于两段时间之间到机关、事业单位的享受法定身份待遇，而到企业的军转干部却被剥夺法定身份待遇。
2、企业办的学校包括幼儿园老师，依据《教师法》都可享受公务员待遇，而军转干部依据《军官法》、《国防法》和《兵役法》却不能享受法定身份待遇。
3、企业“高工”可享受事业单位待遇，而企业军转干部、即使师团职军转干部也不能享受此待遇。
4、在部队办工厂工作的随军家属可享受事业单位待遇，而转业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的丈夫却不能。
5、已改制为国有控股集团公司的上海原政府部门人员，即使司机也能依照其在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时间，享受“分段计算”养老金的优惠政策，而分配到企业工作军转干部却不能。分配到企业工作的航空兵飞行师长的养老金，还不及政府机关司机的养老金高，可以说是天下奇闻。
6、《国办函（2011）97号》一方面承诺将制定退役军人权益保障法，另一方面又将分配到企业工作军转干部排除在外。如此公然歧视分配到企业的军转干部，天理不容！
7、在企军转干部只能拿几个月丧葬费，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却可拿40个月丧葬费。难道他们生前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还不够，还要其死后继续为国做贡献和牺牲？！
8、为什么事业单位人员在改革可以享受“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而军转干部却不能享受“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非要将其本该享受的法定身份待遇“一风吹”？
9、一个从军几十年、曾为国防建设呕心沥血，多次立功受奖的团职干部、空军中校，在国企改革中被内退、被买断、被失业，后又因依法维权上访而多次被敲掉饭碗，最后还从有关部门领了一张失业人员退休证，天理何在？
2009年11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签署美国新的军人权利法案时说：“如果没有几代美国军人愿意承担最艰巨最危险的重任为国效力，我们享有的自由和繁荣就不会存在。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军人在脱下军装时，他们为这个国家能做的贡献并没有结束。我们对所有服役军人都有所亏欠，当我们向这些最勇敢的人们还债时，我们也是在对我们的未来投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退役军人如此深情厚义，而人社部尹蔚民之流对在企退役军官却如此薄情寡义？！
十、邓小平同志树立了一个榜样，是一面“镜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中发[2007]5号》严正指出：“保持政策的严肃性、连续性、稳定性，注意相关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明确规定的，要依法按政策抓紧解决„„要以是否依法按政策处理到位作为衡量信访事项办理质量的主要标准，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有关部门背离有关法律和中央有关政策规定，另起炉灶，炮制所谓《劳办发[1993]78号》、《中办发电（2001）31号》和《人发〔2002〕82号》、《中办发〔2003〕29号》和《企转组（2004）1号》、《企转组（2005）2号》《企转组（2006）1号》等，剥夺在企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严重违背了《中发[2007]5号》关于“依法按政策处理到位”的政治原则。一不是依法而是违法，二不是按政策而是违反政策，三不是处理到位而是“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是赤裸裸的违法行政。
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
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在企军转干部依法维权上访，完全是《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有关部门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违法行政的勾当；打着“维稳”的旗号，干着侵犯依法维权上访军转干部合法权益的勾当。如果说有人反对“改革”，他们就是打着“改革”旗号企图把改革引入歧途；如果说有人破坏社会稳定，他们就是打着维稳旗号破坏社会稳定。正如吴邦国同志2011年4月22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20次会议闭幕会上所说，“并不是无法可依，也不能说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完全不知法，关键是实际工作中不按法律办事，另搞一套，使得本来可以预防和化解的矛盾酿成了大问题。”在企军转干部问题的结症或源头，正如吴邦国同志所说，就是人社部等“不按法律办事，另搞一套，使得本来可以预防和化解的矛盾酿成了大问题”。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换不回。军转干部身份待遇问题，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问题，而是我们党和国家要不要依法执政，党政部门是否权利发文推翻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军转干部一系列政策规定，军转干部法定身份待遇可不可以非法剥夺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中发[1980]3号》，为“*”期间被错误复员处理的41万军转干部恢复法定身份待遇，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范和“镜子”。如果说“照镜子”，邓小平同志为“*”期间被错误复员处理的41万军转干部恢复法定身份待遇，就是一面镜子。如果说“中国梦”，恢复被无端剥夺的法定身份待遇，就是在企军转干部的“中国梦”。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习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能够像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为“*”期间被错误复员处理的41万军转干部恢复法定身份待遇一样，为在企军转干部恢复法定身份待遇、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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